《蚂蚁社会》：全能国家与超个体
尼尔斯·韦贝尔
本文摘自《蚂蚁社会》
全文约26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
“国家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在这里得到了最终贯彻。白蚁国家……表现了一个具有最纯粹特征的全能国家，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过它。”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
“人像蚂蚁”这个古老的比喻，就像“比喻”本身一样古老。从作家到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们渴望从蚂蚁身上寻找人类社会的最佳组织形式；从单一的个体到整体的社会，从君主制到民主社会，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式全能国家到《美丽新世界》中的集权乌托邦，再到原子化、网络化的后现代社会，蚂蚁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能被象征性地解读，并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形态形成巧妙的一一对应。作者从社会学专著、小说文本，乃至电影文本出发，探索了这一类比的迷人历史。
在本书中，蚂蚁，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绝对隐喻。人不是“像”蚂蚁，人就是蚂蚁。
施米特确信，“蚂蚁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法治国家”。但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个国家吗？在“蚂蚁、白蚁和蜜蜂的国家”所找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的国家的生成”而不同。卡尔·施米特援引卡尔·埃舍里希，因为昆虫，这些真正的政治动物，似乎是用生物学的而非道德或法律的方法消除了本质上“阻碍建立国家”的“巨大的障碍”：“从机体上放弃个性”。
施米特宣称，具体的个体因其利己主义与私欲而对国家没有一丁点作用。社会性昆虫早就实现了这一点，因为它们创造了秩序，在其中“个体的意义”只能根据其为国家履行的“任务”或“作用”来衡量。这是一个政治上有趣的、极具爆发力的模型，因为道德本质自原罪以降，已被证明为极不可靠，而人们却可以很好地指望生物方案。
在调节方案上以反应代替道德，因此成为从恩斯特·云格尔到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极权主义乌托邦的美梦和反乌托邦的噩梦；正如我们即将读到的，这些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之梦也受到了昆虫学的启示。
这里讨论了这一社会基本问题的生物学解决方案。昆虫在它们的国家中演示如何实现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将看到，不只是纳粹昆虫学家对此深信不疑。
埃舍里希在他的《校长演说》中针对白蚁国民的例子，确实提到了这个物种形成国家的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每个独立个体在共同的意志之下，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以及切断任何个体主义与利己主义”的能力基础上。这种表达暴露出，“个体主义与利己主义”是被预设的，以便随后被切断。以其特殊的行为方式彻底进行清除的调节选项，在对切断与从属的规划中就已经被考虑进去了。“每个个体”自愿地“为了国家的思想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
这使那位昆虫学家深受鼓舞，但这并不是理所应当的，而是克服个体性、服从公共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这一双重过程的结果。这位校长在对慕尼黑大学生们的演说中特意补充说：“国家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在这里得到了最终贯彻。白蚁国家……表现了一个具有最纯粹特征的全能国家，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过它。”还没有——而这个全能国家如今应当完全经由德意志的“血脉”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来建立。但是，人类不是蚂蚁，人类或多或少有着理智，并且很可惜也充满了“个体性”，这一“崇高目标”又该如何实现呢？
施米特将这种“个体主义”视为“反社会的”和“有危害性的”，它必须“消失”。可以看到：在霍布斯所许可的在个体的良心或“心灵”中针对国家所作的“个体主义保留”的地方，就已经埋下了它崩溃的种子。也确实这样发生了：“利维坦……破碎于对国家和个人自由的区分。”这似乎是施米特自己的“刀刺在背传说”，即德意志第二帝国毁于针对其政府的个人保留。而根据埃舍里希的观点，白蚁的国家所克服的就是这一致命的区分。因此，社会性昆虫对施米特来说是那么有趣。施米特所假定的人民、国家与元首的统一，由白蚁活出了表率。
▌个体——蚂蚁与人的逆转
白蚁很好地走出了困境，还有希望——即使是对我们来说：国家的建立将人类从个体性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施米特认为，霍布斯把个体克服有危害性的、反社会的利己主义看作是社会契约的结果，并最终是人类理性的结果。
即使是在施米特写作的那个时间，即1938年，人们也普遍认为，这一点“通过理智或头脑的帮助”是可能实现的。如果更仔细地研究那个脚注中所引用的埃舍里希的文章，就能体会到理智与头脑之间略显有些咬文嚼字的区别点。
演说中只略微提到、却没有展开论述的昆虫学研究，当然确切地知道头脑和理智之间的差别。前者被认为是生理组成部分，而后者却是精神存在。头脑由神经组成，而理智则由形象、思想和感情组成。个别的白蚁，以及个别的蚂蚁或蜜蜂，被认为只有一个很小的、不是特别复杂的大脑。它们确实有大脑，但它们有理智吗？人们不认为社会性昆虫的个体具有理智，虽然承认它们有理解力、记忆力和学习能力。
杰出的德国昆虫学家保罗·埃里希·瓦斯曼（Paul Erich Wasmann）认为，蚂蚁的（社会性）行为可以归结为本能，美国昆虫学家威廉·莫顿·惠勒则认为这是错误的。社会性昆虫怎样解释社会的形成呢？这种学术观点会导致循环论证。他也不认为蚂蚁有智慧，虽然他也像他的同事们一样惊叹蚂蚁了不起的集体成就。没有理智的话，它们能够实现这些成就吗？绝不可能，无论如何，理智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只不过它不存在于单个昆虫的头脑中，而是属于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us），属于昆虫作为社群表现出来的利维坦——也许是作为霍布斯的“巨人”（Makranthropos）的一种对应物。
引用过埃舍里希的话之后，施米特立刻开始谈论这些“巨人”。要理解他讲授的昆虫学，就要探寻一种“转化”（bertragung）。“巨人”所栖身的、由无数多的个体构成的组织也有某种“智慧”。今天人们或许会说起“分布式智能”。即使是没有多少头脑的“简单的”行动者也可以通过某种“自组织”的方式建立一种合作，在此之上审慎、有效地行事，因此可以说它们具有“集体智慧”。
这种目前颇为盛行的集体智慧研究的假说，对埃舍里希来说并非全然陌生，他认为生物“集合体”具有“自治”（Selbstregulierung）的能力。1935年，他以一种在今天仍不过时的语言风格说，“单个生物体”构成“关系的网络”，这一网络随后仿佛“超有机体”一般发挥作用，即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社会性昆虫促成了这一分布式行动力的构想：昆虫学家确认，作为其“功能”的统一体，“如今的生物学家认为”，白蚁国家表现为一个“‘超个体’，一个‘超有机体’”。这一“超有机体”获得了组成昆虫国家的理智。施米特强调，它是一个“超个人的……机构”。它是超个体，利维坦，或者如同我们时代仍旧以惠勒为榜样的“当今的生物学”所说，是一个超生物体。无智能的代理人在特定条件下组成了智慧的集体。
在政治神学家看来，昆虫学又阐明了什么呢？若我们随着卡尔·施米特将这一构想从白蚁的世界“逆转”到人的王国，那么关于利维坦的超个体中被组织起来的“小人物”就可以说，在他所属组织的推动下，他正走在一条最好的道路上，从“个体的”变成“机械化的”，也因此变成了简单的行动者。国家的组成元素不必有什么“个性”，而是要“可替换”。
埃舍里希在“白蚁国家”中明确指出了这种机械化：“成员必须社会性地行动，它们不能做别的。”其组织作为“超个体”的程度取决于这些控制程序，而并非取决于个体的智慧或理性。但同时，所有成员都通过将自己集体化为一个“超个体”而受益于“单个个体价值的叠加”。将“这一设想转化到‘巨人’即‘国家’之上”，我们可以这样引用和补充施米特的话：也会导致将之“逆转”到“小人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