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作一个女人而非一个人，是她们悲剧的开端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们的公共记忆里留下了许多与“女性”相关的话题。从影视剧《三十而已》所引发的“婚恋约束男女有别”讨论；到全网关于女性是否要做“全职太太”的争辩；再到重回公众视野的“月经贫困”；以及令人愤怒的拉姆“家暴”惨剧……它们很少是令人振奋的，它们也很少是新鲜的，它们甚至不过是现实的冰山一角。
作为当代最具话题性的哲学家之一，玛莎·努斯鲍姆认为，当今世界许多地区的女性在过上完全意义的人类生活方面缺少必要的支持。这种支持的缺乏通常根源于她们的女性身份。在其新著《女性与人类发展》中，努斯鲍姆深入分析了女性在现实生存中的艰难处境，捍卫和发展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进路。
《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
（守望者）
[美]玛莎·C.努斯鲍姆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本文作者 | 曹琳婉（湘潭大学哲学系）
始发于 | 澎湃新闻
当你第一次读到《女性与人类发展》这本书的书名时，你会联想到些什么？如果说罗尔斯的《正义论》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正义制度的使命，就是矫正人类社会中不平等的事实，那么努斯鲍姆让我们看到的则是，当这种不平等呈现在一个女性身上，她由此遭受的苦难将是加倍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生为一个女性，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她们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有多少是男女之间的真实差异，又有多少是被文化塑造的？就这些问题，努斯鲍姆首次在她的著作中为女性发声。
玛莎·努斯鲍姆，当代最具话题性的哲学家之一，她所出版的著作涵盖了古典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学，博雅教育以及女性主义等众多领域。2012年，努斯鲍姆获得了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被称为“当代哲学界最具创新力和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2014年，她受邀任牛津大学约翰·洛克讲座主讲，成为哲学界第二位受邀发表这项著名演讲的女性学者，这在哲学界是极高的荣誉。2016年，她荣获素有“日本诺贝尔奖”的京都赏艺术与哲学类奖项，尤其肯定“她发展了一套提倡可行性能力进路的新的正义理论”。
01
公共制度的建设需要悲剧意识的融入
首先，让我们从两位印度妇女的故事说起。瓦桑蒂和贾亚玛都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瓦桑蒂的丈夫是一个酒鬼兼赌徒，家里大部分的积蓄都被他挥霍，为了获得政府提供的鼓励人们绝育的现金奖励，他去接受了输精管切除手术，这样一来，瓦桑蒂丧失了她成为一名母亲的权利。在丈夫变得越发暴虐的情况下，她不得不逃离了那个家。贾亚玛的丈夫体弱多病，家里一部分的收入都被他用来吃吃喝喝，她除了要一力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责之外，还要牺牲大量时间去照顾她的丈夫。贾亚玛在一家砖窑厂从事扛砖块的搬运工作，在这里，她的工作量巨大，工资微薄，且毫无升迁晋职的可能。而男性工友通常只会在一段时间内干这种体力活，之后便将从事技术类工作，所享受的待遇也普遍优于女性。不同于瓦桑蒂，贾亚玛生育了自己的孩子，即便如此，她的生活也无法得到任何改善，她的孩子从来不曾支持过她。和大多数印度妇女一样，她们承受着生活所带来的各种苦难，除了贫穷，她们还必须忍受性别的歧视，在追求一种好生活的过程里，她们注定是脆弱无助的。
当我们读到这些女性的故事时，我们是否能想象那样一种深刻又生动的真实性？那种日复一日的，充斥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角落中的隐忍与伤痛。努斯鲍姆关注女性问题，这种关切使得她深入到瓦桑蒂和贾亚玛的具体生活情境当中，去观察她们的生活，倾听她们的故事，她认为只有去了解女性实际的遭遇，才能揭示出女性问题的严峻。绝大程度上，她们的经历与她们所处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她们有着争取独立自足的强烈愿望，但她们却需要跨越重重的障碍。
《善的脆弱性》
在《善的脆弱性》当中，努斯鲍姆曾提出“脆弱的葡萄藤”的隐喻，一株葡萄藤在生长的过程需要阳光的滋养和雨露的灌溉，同时，它还必须躲避暴风骤雨的侵袭，凭借着自身汲取的能量努力向上，但前提是它必须身处一个温润的环境中。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何尝不是呢？追求好的生活与生命的无常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努斯鲍姆在《善的脆弱性》当中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矛盾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选择过一种好的生活，就意味着承受风险。但她同时也强调，无法改变的事情只能交付于命运，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可以避免的悲剧才是需要我们去要争取的。瓦桑蒂和贾亚玛的悲剧性不仅在于她们无法控制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于她们所处的环境未能给她们提供足够的爱与关怀。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仅在于我们自身，同时也取决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努斯鲍姆将这样一种悲剧意识带入到公共制度的建设中来，在《女性与人类发展》当中，她首次提出了“十项核心能力清单”，这其中就包含了爱的能力，感觉、想象和思考的能力，对外在环境的控制的能力等等。她强调一种体面的政治制度必须保障全体公民的十项核心能力至少维持在最低限度，低于这个限度之下的生活，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人类的生活。在面对女性所遭遇的一些特殊问题时，例如女性更容易受到歧视，更容易被家暴、性侵甚至遭到更极端的对待等，要注意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杂，解决女性问题就是直面人类的问题，直面那些植根于社会当中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女性首先应当被视作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而非一个“女人”，在此之上，我们的制度、机构才能更少地让那些悲剧性冲突发生在人们的身上。
02
不正义的环境是滋生畸形欲望的土壤
在以色列作家哈诺奇·列文创作的剧本《安魂曲》中，一位刚失去自己孩子的母亲抱着已经死去的孩子四处游走，她全部的生活信念已经被击垮，她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否还有活下去的价值，因为在这之前她全部的生活就是为家庭服务。剧中，一位老人问她这一生都做过些什么，她回答到：就这些，洗衣服，扫地......老人继续追问她是否做过一些更大的事情，她回答没有。老人很诧异，他很想知道，作为一个有头脑，有着自己的愿望的人，是否曾为自己做过不一样的选择，但这位母亲仅仅回答：生活带着我走，我就走。
话剧《安魂曲》剧照
如果不是孩子的意外去世，这位母亲或许永远都不会去思考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她的人生是否还能具有其他的价值，她并非是遗忘了这些，而是早已与自己的生活环境融为一体，意识不到任何其他可能性。同样，在瓦桑蒂与贾亚玛的生活中，她们也遭受着类似的问题。被酗酒的丈夫施暴在瓦桑蒂看来是她必须忍受的生活，即使她认为这种婚姻生活是糟糕的，最终也选择逃离那个家，但她却认识不到自己有权不被虐待，有权去争取同等的工作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贾亚玛的丈夫铺张浪费，无所事事，贾亚玛一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处境，也不认为砖窑厂的制度对她来说有什么不公。
在努斯鲍姆看来，这些女性的生活是如此贫乏，她们所处的环境使她们各方面能力都受到严重限制，在一个如此不公正的环境中，人是不可能活得有尊严的。同时，在被剥夺了太多权利和机会的情况下，她们也无法做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将选择权交付到她们手中，她们真的能不活成这样吗？
从这些女性日复一日的生活来看，她们并不是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而活着，她们被视作机器，被视作发泄的对象，她们不被尊重，也得不到任何的理解。身处这样的环境，她们的欲望、偏好也由之被塑造成畸形的，不健全的，甚至是有害的。瓦桑蒂因受到丈夫的施暴长期处于恐吓之中，对于离开丈夫以后的生存前景感到畏惧；贾亚玛认为存在于家庭以及工作中的不平等的对待就是女性的命运；而对那位失去孩子的母亲而言，她的生活是不具备其他价值可言的，她只能任由她所处的环境对她进行支配。如果我们将一系列权利（例如受教育的权利、享受闲暇的权利等）交付到她们手中，她们并非就能因此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因为这些在她们看来就如同天上的一块饼，是她们实际生活中不会去欲想的东西。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努斯鲍姆相信，在追求好生活的过程中，欲望是具有引导作用的，欲望本身就包含了对善的认识。但我们所要遵循的是知情欲望，而非那些由不正义的环境所产生的畸形欲望。知情欲望指的是在比较理想的环境下所形成的欲望，它基于一种全面的认识，是主体在获得有关自身处境的各方面完整知识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询问她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时，我们应该确保这些女性处于一种受到平等的尊重，摆脱了无知、恐惧的状态中，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她们所持有的观念才更值得信赖。努斯鲍姆认为能力清单与合情理的知情欲望的塑造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趋同性，能力理论聚焦于人们进行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在她看来，人类生活品质中的元素是多样的，因此，清单中的每一项核心能力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不可进行替换或通约。在这十项核心能力中，娱乐的能力，爱的能力，以及对外在环境控制的能力尤其体现出了对欲望的尊重。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瓦桑蒂、贾亚玛以及那位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生活。恐惧、压迫以及自我价值的虚无在她们看来似乎是必然要接受的命运，但事实上，她们不应该让自己的欲望去适应这个世界实际运转的方式，而是要努力向这个世界争取一种好的生活，一种她们真正欲求的好生活。
03
女人不是生成的，家庭也非私人领域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了“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核心观点，并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观以及文学创作等多个角度论述了女性是如何被塑造成“女人”的，同时阐释了为什么女人会沦为“绝对他者”。《第二性》这部著作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激发了女性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但时至今日，《第二性》中所描述的一些女性生存境况仍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我们的社会仍然维持着一些对女性的刻板偏见，其中就包含将女性视为“爱与关怀的给予者”“家务劳动的承担者”，等等。
《第二性》
在《女性与人类发展》中，努斯鲍姆否认了将女性角色视作是自然的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女性生来就是爱与关怀的给予者，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是源于自然的，它们都否认习俗、文化、制度在塑造女性的情感和行为模式中所起的作用。努斯鲍姆认为诉诸“自然”这本身就是一种狡猾的论证方式，从事情总是以某种方式呈现为这个样子，便由此推向它的生物学基础，这二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联系，生物学的事实无法提供价值主张，并且，我们时常抵制自身的生物学倾向，例如，我们会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攻击、伤害他人。在努斯鲍姆看来，女性的性格特征、行为模式绝不是自然生成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受到了习俗、文化以及制度的影响。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用来形容女性的话语，例如：女人天生善变，女人敏感多疑，女人是感性的动物等等，总之，女性总是不自觉地与情感关联在一起。而在谈论这些情感时，一些人会认为情感是一种盲目的动物性力量，女性则易受到这种力量的支配。在这些人看来，相较于男性，女性不仅更情绪化，而且在爱与关怀领域的付出更是理所应当的。努斯鲍姆将女性作为关怀给予者的角色视作人为制造的，并认为爱与关怀的情感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模式仅仅被理解为冲动是不充分的。情感本身就包含了认知性内容，它与我们自身所持有的信念相关，爱一个人，就意味着我们对其做出了深刻的承诺，给予关怀就意味着承认这个人或物对自我的价值。总而言之，它们都与我们自身如何看待这些事物息息相关，与我们自身所持有的信念关联在一起。因此，这些情感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受到了习俗、文化以及制度的塑造。
上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图源/time.com
让我们再次设想一下那三位女性的处境。瓦桑蒂整日遭受酗酒丈夫的施虐，在她看来，这是不得不忍受的命运；贾亚玛作为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同时还必须承担所有的家务劳动，她认为身为妻子就必须去承受这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认为除了洗衣服、扫地以外，她的人生不需要再干更大点儿的事情。可以想象，在这些女性的婚姻生活中，爱情并不是她们所渴望的。在努斯鲍姆看来，她们所持有的这些关于自我、婚姻和爱的信念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后天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习俗所塑造。
同样，家庭这一领域也不是自然的构造。努斯鲍姆指出家庭是国家行为的产物，结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公开的、受国家管制的仪式。国家通过法律建立了家庭的结构，不仅规定了家庭的形式，并控制着人们成为它的一员的方式，只有在国家承认的前提下，两个相爱的人的结合才是有效的。因此，家庭是非常明显的国家行为的产物，而非是自然的存在，它同样受到不同的习俗、文化以及制度的影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任何独特的家庭模式都不是必然的，女性也并不必要在这之中扮演爱与关怀的角色。
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万缕千丝，但不管怎样的理论，都代表了女性对实现平等、摆脱限制的渴望。显然，在努斯鲍姆看来，解决女性问题必须以每个人得到平等的尊严为出发点，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期望一个正义社会的到来。不论到达那样的一天有多遥远，我们都不应当停下脚下的步伐。
延伸阅读
"哲学女王"玛莎·努斯鲍姆的日(ba)常(gua) | 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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