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秩金融 | 汪福长副教授：书生意气长
回忆起丈夫汪福长副教授的点点滴滴，李德凤记得最深的，便是“敲门游戏”。
下班后，她轻手轻脚地来到家门口，开始敲门，一边敲一边用俏皮的音调向门里大声问：“汪老师在家吗？有美女来拜访哟，快开门啊。哈哈哈哈。”接着，脸上透着几许无奈又几许宠爱神情的汪福长打开门，将她让进屋内，然后，转身走进书房，继续看书。
“为什么这么敲门呢？因为他成天看书写稿子，大脑有点太沉迷了，我得想办法把他拉出来一下，调节下他的思维，放松下他的心情。”李德凤说。
如今，汪家书房的灯依旧亮着，陈设一如往昔，只是书房的男主人已经离去多时。
兜兜转转回母校
1960年，从湖北当阳考入湖北大学财政金融系（金融学院前身）的李德凤，遇到了从汉川农村来校报到的同班同学汪福长。两个年轻的人就这样从素不相识，开始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老汪这个人，性格内向，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是我们班学习成绩的前几名。我呢，成绩中等，但我性格活泼，很多同学都喜欢跟我一块玩啊学习啥的。”李德凤说。
一个内向一个活泼的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李德凤笑着说：“先是班级分组，俩人分到一个小组，因为我们家庭出身都差不多的，我家是城市平民，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吃助学金，学习的时候，我们在图书馆里经常碰到。星期天我们都出去搞勤工俭学，一起做临时工。我们经常在一起，一起劳动一起学习，这样接触就多起来了。真正改变我对他看法的，是大二那年，我生了一场重病。我住院之后，饭菜都是老汪从食堂给我打来，然后帮我换洗衣服，尤其是不顾旁边人的目光，帮我打洗脚水泡脚。我这人大大咧咧的，但那一段时间，真正感受到了他的细致用心。他还怕我耽误课程，每次将课堂笔记写的工工整整供我复习，我有不懂的地方，他就耐心给我解答。”
两颗年轻的心，就这样慢慢接近并迸发出了爱的火花。毕业那年，两年确立了恋爱关系。
随后，两人一起被分配到河南会计学校当教员。在那里，他们结婚，生子，然后一起下放到河南郾城的农村插队，又一起招入河南舞阳钢铁厂。在舞钢，汪福长先做财务工作，后来他将这个岗位让给妻子，自己转去做资料员。
夫妻二人就这样随着时代的洪流奔涌，顽强地生活着。
1978年，汪福长接到了同学的来信，信中说，现在恢复教育了，学校要重新开学了，急缺各方面人才，尤其是教师，你们是不是能够回来？
夫妻二人一合计，能回老家就很好，能从事教育工作是好上加好。于是，他们就跟学校联系，写了申请。申请最终转到了系主任谭寿清的手中，作为他们俩人的老师，谭寿清教授很了解这两个学生的水平，系里经开会研究后，向夫妻二人开出了调令。
1979年春节后，阔别武汉十五年的汪福长夫妇回到母校。还没来得及洗去路途的辛劳，就迅速进入了教书育人的角色。
全心投入教学事
幸福的喜悦还未散去，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就开始凸显了。夫妻二人都是教师，汪福长一边授课一笔做科研，李德凤一边教学一边做辅导员，家中孩子嗷嗷待哺，工作任务重事情多，两头奔忙常常令夫妻俩身心疲惫。
李德凤主动提出，自己退出教学岗位，让汪福长能心无旁骛地教学做研究。
“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点私心吧。两个小孩都很小，家里需要有人经常过来照顾，我这个做母亲的于心不忍。作为妻子而言，我看着以前的同学刘晓丽、方正生，都已经评了中级职称了，我和老汪才起步。我们心里也急啊。我想，我们都要拼命的加油才行啊。我跟老汪说，我们家先保你一个，你要赶上同学们的步伐，他也有这个意思。最后我就跟系里申请，调到资料室工作去了，因为搞资料也是专业的一部分，不算离专业太远。”
系里面经过通盘考虑，最终答应了李德凤的请求，只是跟她提了一个条件，当两年的辅导员，李德凤做了1979级、1980级两年级的辅导员。
目睹了妻子为家庭的付出，感受着院系的通情达理，汪福长唯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刻苦的拼劲，去教学去科研，为教育事业尽其所能。
李德凤说：“他每天要自己写教学大纲每天都搞到深夜。”“他对同学非常的关心，他课讲完了以后，有时候见学生上自习，他都会跑出去看看，去专业教室那里去转悠，同学问的话就尽量的跟别人解答。”“学生的论文，他改得非常的认真，看完了以后哪一段哪个地方需要修改的，他都写得清清楚楚。”
汪福长爱护学生，学生们爱戴这位亲切的汪老师。有一次，系里面要评选优秀党员，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结果，很多同学选汪福长当优秀党员。其实，汪福长不是党员，但同学们就把它认定是个党员了，因为他平常都是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表现更像一个党员。那天投票结果出来后，汪福长兴奋地跑回家去，对李德凤激动地说，“我太高兴了，我在学生的心目中已经过关了。”
累累硕果辛劳成
汪福长不善言语，而喜欢将科研成果诉诸笔端。他在教学的同时，也开始了向科研高峰攀登的历程。
在金融学院的金融学科简史中，这样记录汪福长的科研成绩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汪福长的研究集中在储蓄、通货、利率和货币流通等方面，对当时的储蓄现状和特点，判断货币流通是否正常的标志，如何理解通货、利率单位以及利率调整方案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较早就开始了对股份制的研究，表达了他对股息、股份公司等问题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汪福长的利息、利率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同时，他对于股票和证券市场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思考。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汪福长开始将研究重心置于国债问题。他的科研，一直不离开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具有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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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德凤的描述中，汪福长科研工作的场景渐渐清晰起来：低矮的平房，四处漏雨，在小套间的汪福长不顾雨水漏在锅碗瓢盆中叮当作响的声音，全身心地看着桌上一摞摞厚厚的资料，手边的笔记本已经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这时，桌子突然发出啪地一声响，哦，原来四个桌腿因为地面的潮湿，早已沤烂了一层，表面那层正在脱落呢。
汪福长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论文，李德凤都精心收藏着，虽历经多年岁月洗礼，依旧如新，尤其是一本《财政研究》杂志，收藏的颇为细心，“1997年第6期《财政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论国债的利率设计》，是老汪的最后一篇论文。杂志是在六月出刊的，但老汪已经在五月份去世了。”
“老汪最后得病了，我觉得主要是营养跟不上，因为他太劳累了，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退休，才58岁，如果不是这个疾病的话，我感觉它之后还可以做出更大的理论贡献和研究的学术成果。这应该是可惜的事。”李德凤说。
至今难忘动人情
提及汪福长生病住院的事，李德凤说：“我至今难忘老汪生病期间，学院和学生们对老汪的那份感情，这让我感佩至今。”
“系里的领导、老师经常去医院看望老汪。岳正坤老师从开始到最后，有空就陪在老汪那里，颜嘉川老师也一直陪着，他们两个去的最多，其他老师基本上都去看过他。
“老汪带的那些研究生，我真是非常感谢他们。他们搞了个轮流值班制，每天一下课，第一时间来我家里，都是跑着来的，要把我弄好的饭给老汪送去。他们自己出钱坐麻木三轮车去省人民医院，因为等公交来不及了。送完饭菜后，他们自己再回来吃饭。
“有个硕士研究生郑建明，老汪生病的时候，他就负责接送过。他后来博士毕业到北京外贸学院当了老师。2007年他回母校来开理论研讨会期间，专门到我家里来，拜祭他的汪老师，在遗像那里鞠躬，非常虔诚。临走的时候，他还给我留了1000块钱，我当时都感动的流泪，当时老汪去世十年了啊。
“老汪到现在已经过去多年了，但是学院在荣休教师的光荣榜上面，一直是把汪福长的名字放在上面，每逢大的庆祝节点和典礼，老汪的名字也一直在这个上面。这种念念不忘的人情味，让我倍感珍惜，也感激不尽。”
一爱痴绝到永恒
汪福长和李德凤一直相爱甚笃，但他们之间也发生过争吵，因为职称评选。
汪福长是个典型的书生，有着读书人的清高和骄傲。在他评选教授的关键时刻，李德凤建议他去评委面前多刷下脸熟，最不济也可以将资料分发给评委们看看，增加了解吧。
但汪福长反对这一点：你这是走后门，我不会找的。我凭我的能力，我能上就上。不能上，我继续努力就是了。
李德凤说：我现在以同学的身份跟你说话，这个不是开后门，只是让你能更好地与人相处。难道有错吗？你不去做，我帮你去做吧。
汪福长说，你不要管我的事。那天，他发了很大的脾气，李德凤选择了沉默。孩子站出来安慰妈妈，李德凤说：“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人，对他多理解就好。”
1997年5月，汪福长自知时日无多，对妻子、孩子进行了后事交待。
他对孩子说：你们做事，不能搞投机取巧的事情。对长辈要尊敬，同志之间要互相的帮助，我们家都是从农村上来的，对人不要太过于苛刻，对别人该帮助的就要帮助，要多多团结周围的人，你帮我我帮你，不能光顾着搞自己的东西。我不在了以后，你们多照顾妈妈，老二最好跟妈妈住在一起，老二爱做学术，住在武昌的可能性大，住得近方便照顾，老大你在汉口上班，有点远，就先顾着你的小家庭吧。但是，你们要互相照顾。
他对妻子说：一定要帮老二成家，你跟老二住在一起可以互相照顾，你百年以后，房子可以留给老二，但你要帮老大在汉口买房子，做父母的得一碗水端平。还有，你跟我性格不一样，你是开放型的、爱热闹的人，我走以后，你把孩子们都照顾好，等孙子大了，你可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再找一个老伴好好的陪着你玩。
李德凤哭诉：照顾孩子的事，我一定答应你。但找别的男人的事，你不要想了，我们同学夫妻30多年，今生就认你这一个，不会再跟别人的。
如今，两个儿子也算各有所成，足以告慰父亲。而李德凤则以激烈的方式，宣誓着她对汪福长的爱恋，在很多次婉拒了同事亲友给她介绍老伴的好意后，她在公开场合对着所有人发了脾气，终于止住好心人的热心肠。
退休后的李德凤，唱唱歌跳跳舞，日子过的惬意，尤其是做资料管理员的职业习惯，她将汪福长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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