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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锅煮土豆是他家最好的食物 | 活着

2017-11-02 北青深一度 活着


这是《活着》栏目第696次推送


贫穷,从来都是我们的敌人。

到2015年,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他们或留守在偏僻的山区,或封闭于落后的中西部,甚至在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西边境等地还连接成片,在地图上像一块块疤瘌。

在人类的反贫困史上,我们留下过辉煌的篇章。从1981至2012年,7.9亿中国人脱贫,这相当于世界贫困人口每减少百人,就有72人来自中国。

脱贫,意味着贫困人口将不愁吃,不愁穿,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从2015年开始,我国要用5年时间实现7000万人口脱贫,这意味着平均每分钟要有27人摆脱贫困。

这其中,贫困面大、程度深、现象复杂,跨川、滇、黔三省的乌蒙山片区被称为扶贫攻坚的硬骨头,同时也是新一轮扶贫攻坚的六大主战场之一。人们熟知的四川凉山、贵州毕节的很多辖区,即属乌蒙山区。

2017年夏、秋,摄影记者走访乌蒙山连片特困区其周边地区,从“人”、“食”、“房”、“路”、四个维度,用影像记录下当地的贫困境况以及在扶贫攻坚中正在发生的积极改变。



精准扶贫要彻底“挖根”,“扶人”是其工作的关键。而“扶人”的根本在于教育,给予向上的力量。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这是一双云南阿都乡在任21年村干部布满老茧的手。到2016年,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为3643元,而在2012年,这一数字只有1607元。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云南大关县大麻窝苗寨中的苗族儿童,他们既听不懂汉语,也不会说汉语。甚至他们的母亲,连他们的出生年份都不记得。乌蒙山片区共包括滇、黔、川三省毗邻地区的38个县、市、区。总人口超2000万,少数民族占20.86%,其中苗族人口逾百万。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阿都乡里的8岁女孩孔媛媛在家中杂乱的环境中看书,她还有一个10岁的姐姐。她们的父亲和爷爷相继在2015年病逝,母亲也于当年带着弟弟离家未归。两姐妹只好跟着年过六旬、智力低下的奶奶和患有重风湿的伯父生活,一家四口生计艰难。当地政府和学校多次看望他们并展开救助,并将她们全家纳入低保。姐妹俩在校的作业本费、保险费也都由老师承担。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银厂村的6岁男孩刘硕头部长满脓包。出生20天,这位男孩浑身的皮肤就开始反复长出脓包,遍及头、腹及四肢。虽然父母带其多方治疗,花费数万元却始终无法断根,目前仍靠中药治疗。其父刘远芳带着他在路边务农时,见记者进村采访,希望能为孩子拍张照片,以期获得外界的救助——“现在没多少钱治了。”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临近“六一”儿童节,阿都乡里发吉小学举行了一场学生演出,前来观看表演的家长都是年长者。因为经济窘困,很多人被迫外出打工,使得当地留守儿童数量居高不下。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阿都乡11岁的留守儿童刘淼淼在电话中听到母亲的声音后不禁落泪。刘淼淼的父母分别在江苏和昆明打工,父亲每年回家一次,母亲每年回家两次,剩下她与姐姐、弟弟跟着奶奶在家读书。这样的留守已持续了4年。

2016年10月,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

“童伴妈妈”邢世平在与四川叙永县的一名困境儿童交流。针对广大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公益研究院、共青团四川省委,于2015年10月共同发起“童伴计划”试点项目。在四川10县100村,每村选聘一位专职的“童伴妈妈”,守护以留守和困境儿童为主的全村儿童的福利、安全和健康。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普雄镇。

四川普雄镇的火把广场,是当地的中心地带,时值夏日傍晚,却是一片萧条之景。但每到年底,打工归来的青年人们便聚集于此相亲,热闹非凡。

← 向左滑,看孩子们用废纸自制足球

在云南乌蒙山区里,孩子们的用于体育、玩乐的装备来源于“自制”。阿都乡一名小学生脚下的“足球”,由废纸裹成球状,再用塑料袋包起来,当地孩子们既当它做足球也当篮球玩。而这种自制的球,不仅弹性极差,踢三、四天就会破。在海坝苗寨,一台废弃摩托车的前轮和两根木棍组成的推车,对这位苗族男孩来说,这已是难得的玩具。寨子里的,篮球架是用树干和木条订成,篮筐则是一根掰成圆形的树枝。男孩们没法穿球鞋,因为村内每逢雨天便异常泥泞湿滑,当地人平时总是穿雨鞋。唯一像样的篮球,是大关县“背篼送书服务工作队”下村扶贫时赠送的。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阿都乡路边一处泥坑里,被人写上了鹿晗、TFBOYS和吴磊等当红“小鲜肉”明星的名字。即便是身处偏远的贫困山村,也并不妨碍人们对外界纷繁精彩的美好充满向往。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10岁的三年级学生刘芹婵正在割猪草。她的母亲在其出生后便去世,父亲也于三年前病逝。目前,她跟着大伯生活。或因营养匮乏,她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单薄不少。据了解,云南省扶贫基金会每年向其资助1340元。江西一位高校老师,也与之帮扶结对,为其捐助衣物等物资。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在阿都乡银厂村,12岁的孙颖和15岁的姐姐孙娅蓉从山里背柴往家走。2012年姐弟俩的父亲因肺癌去世,患有哑巴的母亲也随后离家出走。姐弟俩从此便跟随奶奶生活。只要一有时间,姐弟俩就会帮着奶奶做家务。据了解,当地政府和学校累计为他们提供了超过1万元的捐助。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阿都乡。

见有车辆驶过银厂村,站在路边玩耍的一年级学生刘梦婷向车辆敬礼。近年来,当地学校对孩子们开展感恩教育,见车行礼,即是其中一项内容。此前,因为贫穷,当地不少孩子存在仇富心理,经常故意给马路上堆放大石阻碍车辆通行,现在这一现象已不再发生。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火车站站月台上,两名乘客不顾列车员的劝阻,执意要将孩子从车窗递入车厢。这种不文明乘车行为,让列车员很是无奈。贫困地区脱贫,不仅仅是经济上摆脱贫困,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走出贫瘠,改掉不文明陋习。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新寨村村支书田胜琪在下村途中临时办公。因为当地偏远山区山高路远,一个行政村的辖区甚至需要步行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村干部出门通常要随身携带办公资料。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在大关县境内部分偏远贫困山村,村民起初以“草不够”等理由拒绝接受政府免费提供的扶贫羊羔。随着当地政府“背篼送书工作队”下村,让他们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并且送去了与养殖相关的书籍,很多村民转变了观念,试图通过养殖创造收入。这位正在山中牧羊的村民,一共养了三十多只山羊。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十九大党代表、大关县上高桥乡致富带头人丁琪在其创办的牛肉加工企业车间视察。6年前,他创办了琦鑫黄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农民入会并养殖黄牛,待牛犊长大后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在2016年,入社的634户贫困户中,就有198户脱贫。据贫困户介绍,平均每头牛,在合作社可以多卖数百至一千元。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甘洛县泥觉村是一个彝族村落,因为地域偏远,经济窘困,没有老师愿意到村里教书。上世纪90年代,当代课老师郭普全辞职后,泥觉村老支书阿什克布与当时的村长俩人,走了一天的山路,赶到郭普全在四川雅安汉源县的老家,请郭无论如何要回来,教会村里的彝族孩子学会基本的汉语和算数,让他们将来有望走出大山。郭普全返回后,当时已年过五旬的他,又经常走两公里山路给郭普全背水,目的就是留住这位代课老师。他的坚持终于得到回报,泥觉村现至少已走出7位大学生。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四名来自凉山喜德县的女学生乘火车去西昌市读初中。尽管喜德县也有中学,但他们还是选择去教学水平更高的西昌。陈英(左二)坦言,她很高兴父母能让自己读书。随着教育意识的普及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凉山彝族群众意识到教育的意义,他们不仅改变了曾经不让女孩读书的观念,还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不愁吃”,是脱贫攻坚的总目标之一。在乌蒙山连片特困区,土豆是最重要的食物。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大麻窝村是大关县唯一一个全村人均享有低保的村子,一位苗族男孩正在吃烤土豆。考虑到该村地理位置偏远,当地政府提出对该村进行易地搬迁助其脱贫,但村民却舍不得离开。目前当地政府仍在积极动员群众。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当地苗族村民在使用石磨将荞麦磨成面。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如今已很少简单,却依旧存在于广大偏远贫困山区。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这是泥觉村中最富有的人家,拥有上百只羊,13匹马和十多头牛。这一天,炖肉和米饭是他们的晚餐。在他们的头顶,悬着成块的腊肉。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阿都乡里的孙颖一家端出一锅煮土豆招待客人。这已是家中最好的食物,也是乌蒙山连片特困区村民家普遍招待客人的食物。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孙颖一家的晚饭,是一个用土豆丝和辣椒做的菜汤,用来下饭。好在上学在校期间,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国家营养午餐和贫困地区寄宿生生活补助的共同帮助下,孙颖和姐姐在校可免费享受三餐。对阿都乡大多数学生而言,在校期间的一日三餐均有保障。很多学生坦言,他们在假期总盼着开学,只因在校的伙食比家中好太多。

2017年6月,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

一名在叙永县村小就读的孩男孩在吃营养午餐。2012年,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由国家进行补助,在上学期间向每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免费营养午餐。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甘洛县的代课老师郭普全在给学生运送营养餐途中,采摘野果充饥。每半个月,郭普全就要牵着从村民那借来的驴或马,往返走7小时的山路,给孩子们领回包括牛奶、面包在内的食品。因为路途太过遥远,他时常顾不上吃午饭。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俄洛村的几名学生在吃当天的学生营养餐——牛奶和两块沙琪玛。这些营养餐正是他们唯一的老师郭普全牵着驴驮回来的。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阿都乡发吉小学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就地在操场吃营养午餐。由于没有餐厅,在教室进食又担心饭菜污染学习环境,所以该校的午餐都在室外进行。该校营养午餐均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的“爱心厨房”设备烹制。学校便据此开展感恩教育,在午餐前,学生们会进行感恩朗诵。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因整个阿都乡的学生营养午餐和晚餐所需粮油、蔬菜都要开84公里山路进宣威市采购,十分不便。2011年,阿都中心学校在乡内开辟出一处占地55亩的营养餐补给基地。除向全乡中小学提供自种蔬菜外,还自养生猪和自加工豆制品、肉油。确保在国家同等金额补助下,学生能吃到更高品质的午、晚餐。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一名“爱加餐”项目受益的孩子,在给扶贫基金会的感谢信中写道,在该项目投放鸡蛋牛奶之前,自己“从来没喝过牛奶,吃过卤鸡蛋,不知道牛奶是什么味道。”




在乌蒙山区,一方水土,却养不了一方人。居者有其所的背后,不仅只是一间房的问题。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海坝村共有24户村民,共93人,均为苗族。村中村民住房及其简陋,除几户村民住在土坯房外,村中绝大多数村民都住在用竹子为墙体的房子里,并且屋顶长满了草。远远望去,屋顶与草地一个颜色,让人一眼难辨。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海坝村村民李光秀坐在家里,室内摆设简陋而凌乱。在海坝村,几乎家家室内都是如此。个别人家甚至还没有床,他们夜里会在火塘(一种在室内烧柴做饭、取暖的小坑)边铺上草,夜里便睡在草上。等白天起床后,再将草收起。

2017年9月,云南省省昭通市大关县。

被晾晒在灌木上的衣物,当地村民几乎不使用衣架晾衣服。山中常年云雾缭绕,湿气颇重,晒在灌木上的衣服他们在夜间也不收回,直到被彻底晒干。这是海坝村特有的景象。

2017年6月,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

一位贫困户坐在自己平时所睡的阁楼上。夏季太热,他只好卸掉了几块屋顶的瓦片通风。因为贫穷加之缺乏良好的生活习惯,阁楼上堆满杂物和灰尘。为改善其生活,政府给他们一家三口都办理了低保,当地的扶贫干部也试图引导他通过自身劳动增加收入,并改变邋遢和懒惰的生活习惯。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一位村民走出自家已经作为库房的茅屋。在几年前搬入隔壁的水泥砖房之前,他就生活在茅屋内。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在海坝苗寨全体村民在搬迁协议签字前,村干部为大家做最后的政策宣讲。海坝苗寨不通公路,生活太过艰苦,当地政府按照扶贫政策,动员全村村民易地搬迁。起初部分老人担心搬迁后失去土地,始终不愿离开大山。后经当地“背篼扶贫工作队”宣讲扶贫政策,全村终于同意集体搬迁。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汤家坪村,一块将被用于易地搬迁的空地。按照当地政府的理想规划,他们欲将全县所有需要易地搬迁的偏远、贫困的苗族村民集中安置于此,并修建相关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让他们在此安居。只要搬出大山,即可接受更好的教育,依靠外出务工等方式,脱贫就有希望。

← 向左滑,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新旧村民住房

甘洛县俄洛村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扶贫政策,按人均25平米,免费为俄洛村每户村民修建的新房。按照每户人口不同,房屋分为不同大小和房型。简单来说,土地增减挂钩,即指通过对分散的农房进行拆旧建新、重新整合等方式,将节约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以指标的方式按规划调整给城镇使用。其中产生的收益,全部返还给国家扶贫和农民,为农民建设基础设施。该政策是国土部支持扶贫开发的政策,并且在向贫困地区倾斜。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大关县堡山自然村位于悦乐镇山巅云雾缭绕处,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艰苦。是当地有名的“光棍村”。曾有男青年带对象回村,女孩在山下瞅了一眼村子的位置,俩人便分了手。按扶贫政策,当地政府对堡山进行易地搬迁——由政府给于一定补助,村民在指定地点按一定标准建新房。在异地迁出大山后,至少有三名之前一直单身的青年找到了对象成亲。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阿都乡当地很多村子缺水严重,乡里利用扶贫资金,在垂直落差600米的山梁上,修起了两级水窖和长达数公里的钢管,用水泵将山下的水源输至本不通水的各村小学和绝大多数家庭。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银厂村的孙娅蓉从家中的水窖往外倒积蓄的雨水,准备做饭。他们家共有3个水窖,目前还在使用的有两个,甚至将房顶积蓄的雨水作为生活用水。尽管家里接通了自来水,但由于水价较贵加之水管损坏,他们只能继续使用雨水生活。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泥觉村教学点一处废弃教室,是由一座羊圈改建的。如今墙上还可依稀见到当年村长写下的“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和“富不读书,富不长久”残留字迹。上世纪90年代,郭普全曾在这里给十几名彝族孩子教汉语和算数。因窗户没有玻璃,冬季冷风直往屋内灌,老师便用石头将窗户堵住,依靠屋顶的亮瓦采光,条件十分艰苦。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代课老师郭普全在给村里的孩子上课。这间教室设在了俄洛村村委的图书室内。虽谈不上宽敞,但对只有6名学生的班级来说,已足够使用和安全。郭普全也同是附近泥觉村的代课老师。相较他上世纪90年代在泥觉村羊圈改造的教室中上课,教学环境的改善显而易见。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灯火通明的增坪小学,与只有点点灯光的阿都乡山村形成鲜明对比。曾经阿都乡的小学普遍没有操场和大门,甚至连厕所都设于危房之中。经过近些年政府和民间的支持,阿都的学校不仅有了大门、操场和旗杆,部分学校还有了实验室。硬件的好转,也提升了当地教育水平。曾经全乡仅有五、六人能考上高中的阿都,如今每年升入高中的就有两、三百。在当地,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




精准扶贫打通“最后一公里”,让贫困山区的村民能够走出去,他们才能踏上致富的路。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阿都是云南20个最边远的民族特困乡之一,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交通,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画面右上方一条白色的横线,即是通往当地马鞍山村的一条公路,因为过高难行,这段悬崖小道被当地称为“天路”。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一辆越野车行驶到“天路”的一段上坡碎石路时,车轮不住地打滑。一连试了四次,才开上小坡。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一位村民背着一个硕大的背篓走在山路上。在整个乌蒙山连片特困区,背篼一直是重要的运输工具。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在连接贵州威宁与云南宣威阿都乡的龙家渡口,一位村民经破败不堪的铁索木板桥,从贵州走往云南。这座铁索桥由当地村民所建,云贵两省村民便借此桥来往通行,曾经甚至推着摩托牵着牲口通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铁索桥上的木板已残缺断裂,往来行走变得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从高约5米的桥上坠入河中。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溜索,曾一度是当地人跨越木冬河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一百年前,曾有人在此摆渡为生,相传数代。上世纪七十年代,又弃船而修建了溜索。因为大山的阻隔,当地人曾一度“交通靠走,通讯靠吼”。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一位村民在阿都乡陡峭的坡地上劳作。受限于大山,当地人常用“山高坡陡谷深,人多地少难耕”来总结当地经济穷困的根源。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甘洛县的代课老师郭普全牵着借来的毛驴,拉着学生的营养餐走在山路上。“人背马驮”是贫困山区常见的运输方式。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两名周末放学回家的孩子走在大关县的山路上。因为不通公路,他们至少要在山雾笼罩的小路上步行两个小时。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山雾中的大关县山区,一名下乡的村官试图在山顶寻找手机信号。由于大山的阻隔,部分偏远山区尚未被手机信号覆盖。

2017年6月,四川泸州市叙永县。

在叙永县落卜镇一处通往县城的山路上,两辆两卡几乎是擦着边实现了会车。对很多贫困山区而言,交通始终是阻碍当地发展的瓶颈。

2017年9月,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

2015年年末,麻昭高速公路通车。昭通历来是云南北大门的咽喉,是云南乃至两广、东南亚货物出入华中、华北的要道,此前却一只只能靠二级路完成每天数千辆次货车的运行。一旦冬天路面结冰,就会造成大量车辆滞留。麻昭高速通车后,标志着昆明与四川相连的高速全线通车,将极大地改善大关乃至昭通的交通格局。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在5634次火车上,彝族村民李苦古尔带着32只羊,从凉山喜德县泥波镇去凉山越西县普雄镇卖。在凉山地区,很多村民出行不便,他们外出经商、求学都靠乘坐5633/4次火车。该趟火车往返于攀枝花和普雄镇之间,在途径地处乌蒙山连片特困区的喜德、越西县时,几乎每隔10分钟就停靠一站,极大地便利了当地群众出行。

2017年10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两名泥觉村女孩坐在村民家待售的土豆堆上。在2010年村里通了通往附近镇上的砂石公路之前,村民们总是用马驮着土豆,往返用一天时间换会数量不多的大米。自从公路修通之后,收购农产品的商贩就驾车进了村,在自家门口,村民种的土豆、荞麦、莲花白等农产品就能直接换成钱。

2017年5月,云南省宣威市阿都乡。

龙家渡口的铁索桥下,一座公路桥的桥墩已然立起。像福都大桥一样,这里又将建起一座跨省的公路桥。届时,两省居民即可沿公路桥往来,而不必涉险走木板残缺的铁索桥。

2017年6月,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新修的柏油马路蜿蜒在群山之间,仿佛一条白色的丝带连接起贵州省威宁县境内的村落。

2017年6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泥觉村里的一位村民骑马走在今年6月刚刚修通的硬化路上。目前泥觉村境内的硬化路已经修好,有关部门正在对下一步修建入户路进行前期的规划,同时通往附近田坝镇的硬化路也正在修建当中。

旧的出行方式和新的道路在这一刻交汇,脱贫攻坚战,剩下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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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报道

蒲晓旭,记者

北京青年报“深一度”栏目

微信公众号:intodeepthoughts

× 编辑 | 杨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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