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卫星：校长要唤醒老师的梦想
对话缘起
从江苏到深圳，他作为“网红校长”被人熟知。但他自嘲是“陪嫁”来深的，带着他的教育梦想和新教育实验的资源。
他是典型的白羊座，直率、热情，还有点孩子气；他愿意表达，也喜欢交流，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身边的人。
他推崇用公益心做教育，自发建立的留守儿童公益群一直资助着陕西、安徽、贵州等地的留守儿童，并在暑假给孩子们送教。
他的校园无边界，无处不是课堂；他的圈子很大，朱永新、李镇西等教育专家，中科院院士、长江学者、儿童文学作家等纷纷受邀站上新安一实大讲坛。
袁卫星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校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曾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先锋教师、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等称号，兼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命教育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青春期教育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新教育研究院新生命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著有专著10余部。担任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后，提出“从现在开始，办一所百年老校”的愿景，并以文化立校、课程育人、特色发展和质量取胜为办学思路，追求文化品味高端、名优教师集聚、教学质量优异、学生发展适切的办学目标。
南方教育时报：作为宝安区引进的知名校长，对“深爱人才，圳等你来”的人才政策，您有什么切身体会？从普通教师到名师，有没有捷径可走？
袁卫星：在宝安，从外地引进的专家和宝安本土培养的老师享同等的待遇。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政策，体现了对人才的内外无别。这个政策可以很好地鼓励广大教师在新手教师、成熟型教师、骨干教师、名师、专家型教师的成长途径上不断攀登。
在一线教学中，我们发现教师团队中有99%的老师只停留在“第一次发展”阶段，只能算是成熟的教师。教师的成长不能仅仅停留在做一个“熟练工”，要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完成职业生涯的二次发展、三次发展……而这需要反思教学、学习理论、取经名家，得到专业的引领，否则，就会进入高原期，出现职业懈怠。
在教师发展过程中，写作是最重要的一环，写作可以把学习和实践串起来。我在30岁评上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荣誉和奖项。那几年我发表了很多文章，这源于我每天坚持写2000字的教育手记，一个月结成了一本《杏坛小札》。现在，我每天在朋友圈发“日有所记”，有的文章被教育部网站、中国教育报等媒体转发，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刚到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时，我了解到学校老师的平均年龄不到35岁，我认为这是优势。因为这些老师教龄在10年左右，正处在教学经验成熟阶段，他们一定很迷茫——是继续往上走，还是就这样教书直到退休？
校长的作用就是唤醒老师。2018年7月适逢学校建校10周年，我发动教龄10年的老师一起摘下他们当年创校时种下的芒果，然后开“芒果会”（教师发展座谈会），老师们谈的最多的就是专业发展。我认为，做校长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方向，把握学校发展的方向,包括把握教师发展的方向。我不要求老师都直线成长，只希望他们保持一种向上发展的趋势；二是状态，状态大于方法，方法大于苦干，对师生来说状态是第一要紧的。
南方教育时报：您说，教书就像炒鸡蛋，是技术活。“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对繁忙的深圳教师来讲很难。老师们该怎么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袁卫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是我的导师朱永新教授发起并倡导的新教育实验的核心理念——第一，教育就是生活；第二，教育同时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第三，教育生活应该是幸福的，而不是痛苦的；第四，教育生活在追求幸福时还应该强调完整。
这对繁忙的深圳教师来讲，确实很难。但另一方面，教育正在转型。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指引下，教育正在由应试模式转向育人模式。2014年3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了三大目标、五大任务、十大措施。当下深圳启动的中考改革以及广东启动的高考改革，就是这一系列措施的部分内容。
此外，作为一线教师，教书要有诀窍。有一次，我和徒弟谈工作时说，教书就像是炒鸡蛋，是个技术活，有时候盐多了，有时候火候过了……一不留神，说不定这一届就被你炒焦了。因此，得先学技术，技术无它，但手熟耳。
再者，你甘心用一种方法炒鸡蛋，并重复30年？创新无它，只不过求乐趣而已。梁启超早就说过：“纯粹的教书能享受到一种乐趣，纯粹的做学问能享受到一种乐趣，边教书边做学问，能享受到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乐趣。”这也正是第八次课改的时候，课程专家常说的“做一个研究的实践者、实践的研究者”。如何做到？朱永新教授总结说，一是专业阅读，二是专业写作，三是专业交往。
南方教育时报：深圳本土培养并引进了不少特级教师。特级教师和一般教师的课堂真的差别很大吗？
袁卫星：特级教师随着年龄、教龄的增长，越来越珍惜自己的课堂，更重视教和研的结合。教基于研才更科学，研源于教才有活力；善教者必是善研者，善研者也必是善教者。
我上语文课，备课前，一定会在中国知网上查询正式发表的课文相关内容（包括教材分析、教学设计、课堂实录等），然后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教学经验进行沉淀，在此基础上进行文本解读和教学设计。上课时，我常常用录音笔将教学过程录下来用于课后整理，有时还要调查学生感受，以便教学反思。时间长了，素材多了，也就有了所谓的“科研成果”。
尽管是校长，我还是觉得，生命的活力在课堂。课堂上，有我和学生生命的绽放、灵感的闪亮、情感的激荡、思维的碰撞，因此，我离不开课堂。
我现在教两个班的作文，给全年级学生上“电影课”。有老师请假，我就去代课。这个学期，我“跨界”上了一节历史课。课前，我告诉学生，我不是历史老师，希望大家用学到的历史知识教会我这节课的内容。于是，我把课件一张张翻出来，通过让学生解答一个个问题，完成了这节课。这给我很大启发——原来传统的课堂也可以尝试翻转课堂模式，老师可以向学生“示弱”，让学生在“教中学”。
南方教育时报：深圳教育改革在领跑吗？深圳和江苏的教育，比较明显的不同是什么？
袁卫星：深圳教育的规模大过苏州，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展，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因此，在我看来，这就像一场马拉松，深圳教育处在第一方阵中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是否领跑，在没有到达终点前，我觉得意义不大。盘子大了，深圳教育在质的提升上还需有更大动作。
来深后，我遇到两个困惑，第一个是“如何缓解紧张的教育资源”。深圳教育是否可以两条腿走路？在量的方面，可以继续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成熟的核心城区的学校，要差别化对待，鼓励学校追求质的提升。
第二个困惑是“如何提高深圳家长的认知”。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在《爸爸在这里》一书中记录了我在家庭中开设的“家庭课”和每年给女儿写的信等。其实，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学习上的督促、生活上的关心，固然是他们需要的，但是，灵魂上的陪伴、精神上的引领，也许更重要。所以，深圳教育必须要大力重视家庭教育。虽然目前已经有很多举措，但部分家长的认知水平还有待提高。比如，合适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初中之后的普职分流是必然的事，但有的家长不愿接受孩子读中职，我认为这是需要改变的。
南方教育时报：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后，生涯教育越来越受重视，您很早就说要“跳出学科看教育”，同时“透过教育‘育’生命”。这么多年的实践研究有没有成果可以推广？效果如何？
袁卫星：我是带着教育理想而来的，我想让“新教育实验”，尤其是我致力多年的“生命教育”在深圳校园落地。
生命教育，是有关生命的教育，是以人的生命为中心和原点，围绕人的自然生命（长度）、社会生命（宽度）和精神生命（高度）展开教育，旨在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发展生命，拓展生命的长、宽、高，让有限生命实现最大的价值，让每个生命成为最好的自己。同时，我们还把生涯教育纳入生命教育中。
近10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致力于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我们把生命教育课程化，编写了《课程指导纲要》，出版了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套22本教材，旨在通过这门课程，帮助学生实现个体目标：健康的身体、积极的生活、有意义的人生。这项成果被列为2018年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重大成果推广项目，我本人也由此获得了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先锋教师的称号。目前，全国有150所学校成为这一课程的基地校，更多学校的师生正在使用这套教材开展生命教育实践。
他的话
◎我不要求老师都直线成长，只希望他们保持一种向上发展的趋势。
◎教书就像是炒鸡蛋，是个技术活。
◎老师可以向学生“示弱”，让学生在“教中学”。
责任编辑 于思嫄
新媒体编辑 吴淼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