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摘要分享 | 国博学术
2021年10月19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与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在国博举行。此次会议是国博继2020年成功举办“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后，第二次以青铜器研究为主线，配合正在国博展出的“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而举行的主题研讨，意义非凡。
此次研讨会共有十五位嘉宾在现场做重要发言，围绕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为了及时与大家分享与会学者的研究成果，会议主办方整理出此次论坛所提交的论文摘要，欢迎大家关注。
10月19日 上午
第一场发言议题：青铜鼎在中国古代礼制中的作用
主持人：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由亢鼎、任鼎谈到“買”
朱凤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国博近年来征集的西周青铜器亢鼎、任鼎出现了以往未见过的作为动词使用的“買”字，而且明确记载是用貝買物品，证实了貝在当时确已具有货币功能。结合其他使用与赏赐貝的铭文，对貝在西周时作为货币的价值及其与铜的计量单位“寽”的换算关系做了初步探讨。
说鼐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鼎在食器组合上居首位，地位最重要。商代、西周、东周、秦、汉，用鼎制度不同，有个从简到繁，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商代西周，组合相对简单，东周以来，从器形和铭文分类，往往是多套组合，不能简单以后推前。用鼎制度的分析要兼顾器形、鼎实、功能、自名等多方面。
1978—1979年，俞伟超、高明合作，发表《周代用鼎制度》一文。以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互证，讨论两周用鼎制度。他们把墓葬用鼎分为三大类：鑊鼎、升鼎、羞鼎。此说在考古界影响很大，被广泛应用于考古报告，其实很有讨论余地。今以景渔鼎等器为例，再次讨论这一问题，论证楚鼎中最大的鼎其实是叫鑐鼎。这个字可能与臑、腝、胹等字有关。上举之字从需，需从而。而是日母之部字，乃是喻母之部字，古音相近。疑即表示大鼎之义的鼐字。
青铜鼎在中国古代礼制中的作用
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用鼎来划分社会阶层并达到维系政权的目的，是夏商周三代礼制建设的意义。在此制度之下，鼎是礼制的体现，同时又往往成为政权的象征。问鼎之大小轻重等故事，都是将鼎视为国家、社稷的隐语。
以鼎为核心的礼器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地区出现了陶器、玉器等不同材质的礼器，表达财富、神权等不同内涵。相当于夏朝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批量生产包括鼎的青铜容器。这些容器因资源获取、生产技术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远超其他材质贵重程度的奢侈品，从此，青铜器成为最高级别礼器的稳定材质。
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生产技术大幅提升，青铜礼器的数量和类别大大增加，以兽面纹为核心的装饰也有很大发展，成为彰显礼器特质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觚爵斝等酒器开始成为最常见的礼器器类，并形成比较稳定的搭配、组合形式。不过鼎的地位在当时还是最为突出的，并出现高等级贵族专享的、体量较大的圆鼎和方鼎。青铜器的总数、觚爵斝的套数、鼎的体量体现贵族地位与等级的高度，青铜礼器开始成为衡量社会阶层的尺度。
殷墟文化晚期到西周早期是青铜器生产的鼎盛时期，青铜器器类、数量、装饰都到达新的高度。除了延续此前时期觚爵斝组合和兽面纹装饰，这一阶段礼器组合的复杂性、装饰的繁缛趋向都明显增加。与此同时，鼎在礼器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加。不仅是鼎与簋的组合越来越受到重视，在高等级贵族中，还多使用超级体量的大鼎。除司母戊方鼎之外，子龙鼎、大盂鼎等大鼎出现，高等级墓葬中往往会使用一件、甚至是两件大鼎。到西周早期，一些诸侯级别的墓葬中青铜礼器特别是青铜鼎达到很高的数量，暗示新建王朝社会财富的重构。也是西周早期，成对甚至是4件一组的方鼎、多件圆鼎频繁出现，开启了列器的器用方式。
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是青铜礼器器用制度走向成熟阶段。大小相次的鼎和大小相同的簋搭配，以不同数量与体量构成不同的器用主体，加之成对的簠、豆、壶，以及鬲、甗、盘、匜，形成以食器为主，辅以酒器、水器的系统。在礼制活动中，成套的礼器使观感和仪式性得到了大大的加强。鼎数将贵族地位以数列的方式定制，这样的分级方式不仅为其后朝代所采用，甚至也为当代社会所延续。
春秋中期是礼器制度革新的时代，青铜器大规模批量生产，不同地域文化集团高等级贵族对用鼎制度在形式上的微调——比如将列鼎处理成大小一致的形制，重要的变化是以盖鼎为核心组合的流行。盖鼎组合的新形式为中低层贵族群体所采用，列鼎和盖鼎组合这种传统叠加新兴礼器是高级别贵族的器用方式，体现出其时社会格局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
战国中期开始，除了在较高社会层次的贵族中仍然坚持使用之外，传统的青铜礼器蜕化并常常流于形式，礼器制度走向崩溃。不过，战国中晚期仿铜陶礼器流行，鼎仍然是其核心器类；西汉前期的普通贵族直至西汉中晚期的高级别贵族，仍然常常使用以鼎为核心的青铜礼器，体现了传统的力量以及青铜鼎的核心地位。
以列鼎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的器用制度，是三代礼制建设中最为核心和成熟的系统。三代的礼制及其物化形式，都对其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上博藏浑源三鼎及相关技术讨论
丁忠明（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1923年，浑源彝器的发现轰动了国内外，其独特的风格特点，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有大量相关研究发表。但以往研究主要偏重于器型、纹饰、风格特点、铸造艺术等，对制作技术的深入研究甚少。上海博物馆收藏了11件浑源彝器，蟠虺纹鼎（也称“蟠蛇纹鼎”或“交龙纹鼎”）即是其中之一，属于晋式风格，年代在春秋晚期。
通过蟠虺纹鼎的表面形貌观察，及X-CT技术的检测分析，对其制作工艺作了细致分析。结果表明：1.分范技术，鼎盖表面是整体范，纹饰通过印模法成形，最终以一块面范和一块盖芯形成铸型。鼎身由三块腹外范、一块底范、一块腹芯组成；2.浑铸技术（复合范技术），环钮活块范与盖面范组成复合范，一次铸造成形（活块范下设一枚垫片）；3.分铸铸接技术，盖面圆雕虎与鼎身附耳以相同的铸接形式连接。附件铸接口收敛，形成倒钩形状，主体金属液充入铸接口内形成咬合结构；4.盲芯技术，鼎耳与鼎足均设置有泥盲芯。鼎耳内盲芯使用三个承持芯撑固定；鼎足内盲芯使用了五个定位芯撑及两个垫片固定（金属芯撑）。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结合其它相关器物的检测结果及侯马出土陶范信息，报告还讨论了蟠虺纹鼎的制作工艺，既反映了对商周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传承，也体现了春秋时期晋式青铜器制作技术的创新。
关于商周用鼎制度的几点思考
翟胜利（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青铜鼎是商周时期使用最核心、时间最长的青铜礼器类型。用鼎制度联系着商周古代社会的世俗生活与礼仪制度乃至信仰空间，承载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功能上来说，青铜鼎承继了新石器时代以来陶鼎在炊煮、盛食等方面的诸多用途；同时，因广泛用于祭祀、宴享、聘问、婚丧等礼仪活动，青铜鼎被赋予强烈的礼仪色彩，进而与当时的等级制度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此前学界关于用鼎制度的讨论多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鼎制度，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为人们了解青铜鼎在礼仪、等级社会中的角色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细节，但也造成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关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因文献阙如及出土材料规律特征不显著等原因，有待进一步讨论。梳理商周时期有关青铜鼎的典型材料，分析其中与鼎的形态、名称、功能、组合有关的内容，可以了解用鼎制度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而更好地理解商周时期青铜鼎的功能属性及其礼仪文化属性。
周原昔鸡墓与西周早期用鼎制度假说
雷兴山（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报告认为，商代青铜器的器用制度是“套数制”，西周中晚期青铜鼎的器用制度是“件数制”，并以长子口墓、曾侯谏墓、晋侯墓地出土青铜鼎数为例，提出了西周早期青铜鼎器用实行的是“套数与件数并行制”这一假说。
周原遗址昔鸡墓年代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出土青铜鼎7件。报告对鼎实进行了鉴定与分类，发现鼎实存在“一鼎多牲”和“一鼎一牲”等现象。以鼎实分类为主位标准，认为该墓铜鼎可分为两套，属于“三鼎两簋”，进一步说明西周早期青铜鼎“套数与件数并行制”有成立的可能性。
10月19日 下午
第二场发言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青铜器研究
主持人：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晚商作册般青铜鼋探究——青铜技术辨伪探源例
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册般青铜鼋是一件造型特别、铭文多歧见的晚商青铜器，曾引发对其真伪的怀疑和诸多名家的讨论。事实上，另有一件与之成对的鼋散落台湾，通过对两器的对比分析，特别是借助X光成像，明确了该器的铸造工艺，具有若干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工艺因素，应该出自南方迁殷墟铸工传人之手。其工艺渊源清晰，确非伪作，为技术断代一可观实例。此外，文章还对中原鼋以及青铜俏生器略作引申讨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鼎形铜镜年代及相关问题
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面双龙丹炉纹鼎形铜镜，并在“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中展出。以往将其年代笼统地定为宋代，今结合我国南方地区发掘的南宋纪年墓出土鼎形镜资料判断，国博藏双龙丹炉纹鼎形镜铸造年代约在南宋晚期。其镜背主体纹饰为两条回升龙之间，立着一座三足鼎式炼丹炉。据目前收集到的考古资料来看，铜镜上的此类纹饰，萌芽于北宋，流行于南宋中晚期，直至南宋末年，其性质应与道教有关。除了鼎形镜之外，国博藏南宋异形镜类型还包括钟形、盾形等，镜背纹饰中炼丹炉的鼎式造型引人注目，不仅可见宋代复古主义审美倾向在上述南宋铜镜纹饰中得到了完美体现，而且说明先秦以来的青铜鼎形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盂鼎早期流传史上的几个问题
冯峰（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盂鼎在归潘祖荫之前流传经历较为复杂，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宋金鉴应在周赓盛之后成为盂鼎藏家，而非在其前，宋两次获鼎之说不可信；袁保恒在宋金鉴死后得到盂鼎，后转手卖给潘祖荫，左宗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曾为盂鼎藏家之说不实；盂鼎被送达京城潘府的时间是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下旬，公元纪年已是1875年1月初。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鸱鸺形青铜酒器研究
苏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鸱鸺形青铜酒器，其一为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小屯M5（妇好墓）出土的两件鸱鸺尊之一，编号：M5:785。其时代属殷墟青铜器二期第Ⅱ阶段，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目前见于著录的商代同类型尊多为传世品，流散于美国等处，故这件尊可为此类器物的分期断代提供依据。其二为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双鸺卣，编号：M239:1。通过梳理商代同类型卣，其时代应属殷墟文化第二至三期。从流行地域看，这两类鸱鸺形酒器主要出土于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等地。从铭文看，所涉及族氏有“兽”、“正”、“亚㲋”、“亚屰”、“车”等10余个。此类酒器或来源于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的鸱鸺形陶器，其用途可能是用以盛放过滤后专供祭祀用的不同的酒。此类器物作站立的猫头鹰形，习称为鸱鸮形酒器，研究者多与《诗经·豳风·鸱鸮》相联系。据毛传和孔颖达疏，鸱鸮是形体较小的一种雀类，与此类器的造型不符。殷墟甲骨卜辞中有畋猎鸱鸺的记载。另据《广雅·释鸟》王念孙疏证，“鸱鸺，头似猫，而夜飞”，其形象与此类器造型相符，因此这类器物或应称为鸱鸺形酒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虢
韩雪（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周代铜器虢
第三场发言议题：青铜器与青铜文化研究
主持人：翟胜利（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策展人）
关于东周刻纹铜器的几个问题
陈小三（山西大学教授）
薄壁刻纹铜器是东周时期青铜器中十分特殊的一个门类，以往学界对刻纹铜器的生产工艺、纹饰风格及地域特征等问题，取得了很多共识。学界一般认为薄壁刻纹出现于春秋晚期阶段。近年来在山西、山东发现有年代更早的刻纹铜器，显示出这类器物出现的时间还可以提前。
薄壁刻纹铜器直接相关的工艺是锻造技术和刻划工艺，通过考察两项工艺，可知这类器物出现的时间，还存在进一步提前的可能。虽然刻纹铜器出现的时间还存在提前的可能，但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则是可以确定的事情。本文尝试回答了为何很早就存在这两种技术，却到春秋晚期阶段才大量出现刻纹铜器。
大宗刻纹铜器的纹饰，位于器物内壁，这种现象，除了审美、视觉等因素之外，也和刻纹铜器的加工、制作工艺相关。
周初铜器的几个“限定创新”现象
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商周鼎革，地缘管理模式的变更与统治阶层、人群的转换，造成了商周物质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很多方面带来了巨大差异。
在青铜器的使用与生产方面，有一些器类、纹饰和组合方式突然出现但流行时间很短，流行的范围也很有限。这些现象似乎是仅流行于部分特定阶层的人群、地区甚至族属的。报告将这一现象称为“限定创新”，并试用西周早期的考古发现资料为例略作讨论。
垣曲北白鹅墓地与西周华氏家族的东迁
韩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
2020年发掘的山西垣曲北白鹅春秋早期贵族墓地，出土了大批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不少青铜器上发现“太保匽仲”、“匽太子”、“匽姬”等铭文，发掘者将其与姬姓的燕（匽）国以及太保召公家族联系起来，认为墓地的主人是召公后裔受封于关中者，在春秋早期随平王东迁到成周附近。目前这一观点似乎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然而北白鹅墓地多数墓葬有腰坑殉狗，一座墓有殉人，其葬俗与殷遗民相似而与姬姓燕国截然不同。北白鹅出土的多件匽氏铜器，其铭文末尾缀有族徽性质的“华”字，这与西周晚期善夫克、善夫梁其父子所属的华氏家族相同，二者应属同族。有铭文证据表明，华氏家族为姞姓，这一点恰与文献记载的姞姓南燕国相符合。报告认为，北白鹅墓地与姬姓的召公家族和北燕国无关，而应是随平王东迁的华氏家族的后裔（或至少其后裔中的一个分支）。北白鹅出土铭文表明华氏与虢氏有通婚关系，这为我们认识西周灭亡后周王朝政治格局和家族网络的调整提供了新证据。
叔虞封地探索——从
田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以往学者提及叔虞所封唐地时，多将其等同于晋国始封地。但从近年面世的
此次“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亦即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遵循“小型高端、立足前沿”的八字方针，集中展示了我国古代青铜器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加深了国博学者与馆外专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不仅较为深入地发掘了国博馆藏铜器资源，推进古代青铜器研究，为国博展陈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而且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纪念系列活动献上了一份青铜厚礼。
辑录 | 韩雪
摄影 | 张军
图文编辑 | 吴比
来国博 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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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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