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学者丛书 | 向史而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912-1949）

《向史而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912-1949）》李守义 编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一、编纂缘起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作为中国第一家国立博物馆，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作为集中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国家的文化客厅，今天的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中国博物馆行业的头雁、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的代表，研究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脉络走向，国家博物馆是绕不开的案例。

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有一些人对国家博物馆馆史进行过研究，史树青先生撰写的《鲁迅先生和北京历史博物馆》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对鲁迅与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立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论述了鲁迅积极参与博物馆创建的史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近代博物馆学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梁丹的《北京早期博物馆概述》(《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4期)、梁吉生的《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2期)及《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纪年》(《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2期)、陈志科的《蔡元培与中国博物馆事业》(《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4期)、蒋伟国的《中国早期博物馆述评》(《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3期)、王宏钧的《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创始和民国时期的初步发展》(《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或多或少涉及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建立与发展，然吉光片羽，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对国家博物馆历史进行个案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傅振伦《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史略》(傅振伦编著《七十年所见所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梁吉生《近代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4期)、王琳琳《国子监与国立历史博物馆》(《北京文博文丛》，2017年第1期)及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史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等。上述著述虽属个案研究，但毋庸讳言，大部分亦只是尝试结合大的时代背景对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基本轨迹和特点做概括性的描述，仍属于介绍性或通论性的著作，略具梗概，尚待深入。究其原因，1949年前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因隶属关系频繁变更，其间又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数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档案零乱分散，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制约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史研究向纵深展开。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随着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博物馆发展状况研究的深入，博物馆馆史研究已经从宏观概论转向微观研究，从通史研究转向专题研究，对基础性的史料整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全面系统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开展科学的研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从中寻绎出发展规律。系统整理有关国家博物馆的史料，特别是1949年前的史料迫在眉睫。这也正是本书编撰的初衷和意义。

二、资料来源

研究历史，各相关机构所藏原始档案无疑是第一手的资料。国家博物馆自成立起，先后隶属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其间曾短暂由京师图书馆代管)，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国立北京大学等，其筹建、开馆及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等相关档案，亦散见于国家博物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等多个单位，另外北京市档案馆、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也都或多或少存有与国家博物馆历史相关的文件档案。这些档案是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原始记录，是研究国家博物馆历史的最可靠的材料。本书辑录的此类档案材料，从来源上又可分两类。一类是在相关机构支持下，笔者在北京、南京、上海、台北等地档案馆、资料室调阅、采集、转录的原始材料。这类材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另一类是从当时或其后资料汇编类书刊，如《教育公报》《内政公报》《外交公报》《北平市市政公报》《审计院公报》《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傅斯年全集》《中国历史博物馆80年》《民国档案》中辑录出的与国家博物馆有关的资料。

除档案资料外，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回忆文章，当时的媒体报道等，无疑是更鲜活、细节也更丰富的宝贵资料。私人记忆，虽然可能由于叙述者的立场、视角不同，而使同一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样貌，甚至有当事人出于各种考虑，做出不实陈述的可能，但这也正可以给研究者还原历史提供更多的角度，只要善于披沙拣金、去伪存真，这些材料无疑也是很可宝贵的。至于媒体报道，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快速发展的时期，短短三十余年时间里出版的期刊有两万余种、报纸一万三千余种，出版的图书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刊登过与国家博物馆历史相关的资料的报刊书籍不下百种，如《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东方杂志》《燕京大学校刊》《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观海》《民众教育通讯》《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图画时报》《财政月刊》《北大日刊》《燕京学报》《奉天公报》《大公报》《申报》《晨报》《益世报》《华北日报》《北京风俗杂咏续编》等，内容涉及博物馆文物保管、藏品征集、人事变更、展览活动、社会教育、馆舍变迁等方方面面，这些材料都可作为档案材料的补充和佐证。

三、整理编辑方法

(一)材料编排

本书将国家博物馆1912年至1949年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段，即1912年7月筹备处成立至1926年10月正式开馆前的草创阶段，1926年10月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初步发展阶段，以及1931年10月至1949年9月的动荡阶段;每一时段列为一章，每章先是编者就所见史料对博物馆发展历史、工作概况及重大事件所做的简要论述，辑得史料则按所属时段列于相应章节之下。

每章下材料的编排，则先将材料按事类分为沿革、收藏、展览、社会教育、综述等若干小类(各章根据材料的实际情况，分类或有不同)，以见此阶段博物馆工作的大致框架。每一类下的材料则复采取纲目结合的方式进行编排：所谓的纲，谓材料整体以时间为序编排，以见各类工作的发展脉络;所谓的目，因为同一事务，往往牵涉多条史料，而从事务缘起至最后完结，甚或绵延数年时间，如果单纯按时间顺序排列，则牵涉一事之材料杂然错陈，会给使用者检索带来不便，故在编辑时，将反映同一事务的史料系于一小目之下，而以小目下第一条材料的时间为准编入时序，以期使用者既可清楚感知某事务发生的历史阶段和背景，又方便其在一条目下即可见事务发展之首尾。

(二)材料整理

1.每条材料由序号、条目名称、正文、出处、编者注等组成。

序号，以材料产生时间顺序编次。条目名称，或为编者拟定，或采用原标题(媒体报道类均采用原标题)，以体现材料核心信息为准。条目名称后以公元纪年标明材料日期(多条材料则标明时间范围)，条目下有分条目者，分条目日期依原材料或以民国纪年，或以公元纪年;日期无法判定，或为编者综合各种信息所加者，加“?”标明。

正文，以反映材料原貌为准则：(1)材料中所有有效信息，包括文件所附签条、信函函套、文件上批语等一律照录;(2)条目涉及人物职位、机关名称、评价等(包括伪政府机关)，一律按原始材料面貌照录;(3)材料采用通用规范汉字录入，基本遵照原文字句，但古今字、通假字不作改动;人名、地名适当保留异体字。原材料漫漶不清难以辨认的文字，用“□”代替，缺失文字较多或不清楚缺少字数的，则以“……”代替。原材料疑有误字，则在疑误文字后加“[]”标明正字;疑有衍字或脱字，则在“〔〕”内将脱字补入，或将衍字标出。部分材料涉及省略，原材料即省略者，“下文略”等字样以“()”标注;编者省略部分重合内容的，则加“[]”标注。(4)部分资料辑自当代汇编类著作，整理者或将原始材料中汉字数字改录为阿拉伯数字，本书编辑时则一律改回，不再出注;一些显见的编校错误亦径改，不另加标注。

出处，内容包括档案收藏地或者著作人及著作方式、著作名称、著作发表情况(图书的出版者、出版年份，报刊的刊名、出版日期及卷、期、版号)等。同一条材料(或主体内容、主要有效信息相同者)有多个来源的，则择其信息最为完备者照录全文，其他来源则仅在条目后标明出处，为使用者进一步研究提供索引。

编者注，鉴于部分材料提及人物时，仅以缺字号、英文符号、字、职务等表示，另有部分人物不甚显著，整理时于正文后加以简单注释，以方便使用。

2.关于标点。原材料无标点，或仅有句读者，根据《标点符号用法》(GB/T15834-2011)加以标点;原材料有标点者，分为两类：原始档案即有标点者，仍其旧;材料系转引自当代汇编类出版物的，为求标点方式和用法的统一，重新加以标点。

附：书籍简要目录

• 引言

• 第一章 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1912.7—1926.9)

• 第二章 国立历史博物馆事业初步发展(1926.10 —1931.9)

• 第三章 动荡时期的国立历史博物馆(1931.10—1949.9)

• 后记

（本文即摘自《向史而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912-1949）》一书引言部分）

编辑 | 李秀娜

审校 | 李守义

张　应

终审 | 陈　煜

刘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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