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性恋平权又进一步，我们的路还有多长？

昨天，台湾成为了传统、保守的亚洲第一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在这条为性少数人群争取平等婚姻权的路上，台湾走过了有血有泪、有抗争有奋斗的几十年。而在海峡这一岸的我们，离那个人人都能自由平等地、有尊严地去爱的终点，已经走了多远、又还要走多远呢？

1、曾经的严冬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陆同性恋者就像生活在作家白先勇笔下的那个“黑暗王国”：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孽子》）

同性恋，和一夫多妻、卖淫嫖娼等其他不正常的性行为一起，成为了需要被打击、被剔除的“封建残余”。70年代以前大陆出生的人对同性恋的了解，大都是通过公开对鸡奸罪、流氓罪犯人的宣判——于是同性恋这件事在舆论和观念中，显然是坏的、是错的。

到了80年代，同性恋依然属于流氓罪中的“其他流氓罪”，可以以“勾引男性青少年多人，或者勾引外国人，与之搞两性关系，在社会上影响很坏或造成严重后果”定罪。1983年开始的“严打”中，流氓罪的刑罚往往可以判处死刑。

但是比起法律的制裁和警方的拘捕，公开的同性恋行为更容易受到的处罚反而是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这一点是中国特有的。

1989年，福建一对男同性恋者举行民俗婚礼，其中一位是农民，另一位是一贯表现良好的公职人员，后者因此事被开除。

1991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崔子恩不讳言自己的性取向，被校方撤消了讲师资格和降薪一级，还无辜背负了性骚扰的罪名，被逼调离教学岗位、迁离在校园内的宿舍，此后10年不得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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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子恩被视为大陆在媒体公开出柜的第一人

在一个不被认可的、更不被保护的环境中，那个年代的同性恋者大多只能把自己真实的取向埋在不可见人的第二生活里。

曾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一位北京七旬老人宁国风的前半生，就是这寒冬的真实写照。

他的取向不仅不被家庭和社会认可，甚至自己的母亲临死前都歇斯底里地“嫌他脏”；在母亲的逼迫下和女人结了婚，婚姻却在半年后宣告结束，对方的最后一句话是祝他“断子绝孙”；明面的身份是个优秀的教师，但他风情“小巴黎”的一面只能在地下圈子里上演。

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份在1977年被另一位被抓的同性恋者揭发，苦心经营的体面形象宣告崩塌，他以“鸡奸嫌疑”的理由被送去劳教三年。

就连在劳改所里，同性恋者都是地位最低、最受歧视、过得最苦的。

后来，宁国风在1982年的严打运动中又因流氓罪获刑两年，出狱后，他被学校停薪留职，以看自行车维生。不到半年，他再次因“流氓行为”被公安捕获，送到东北劳教两年。

还有无数像宁国风一样的人，在那些年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因为自己无法改变的东西面临着人身安全威胁。他们生在了因无知而对同性恋最残忍的时代。

2、同性恋不是罪，也不是病

1991年，官方对同性恋的态度释放出了历史性的转变信号。

那一年，安徽省发生一起女性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政府难以对此定性，便逐层上报至国家公安部。公安部给出的是一个“同性恋非刑事化”的态度：

“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这个对同性恋的首例司法解释，后来成为警方处理这类问题时的参考依据。

另一个重大标志，则是1997年新《刑法》对流氓罪的废除。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再属于法律干预的范畴。

而同性恋的非病理化，则在2001年才姗姗来迟。在这之前，同性恋被列在官方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而这一年发布的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这个名单中去除了。

这个修正也为同性恋群体日后的维权提供了依据，尽管它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整整11年。

但是官方认可了同性恋的去病化，不见得它能够由上而下地渗透到每个人的心里。这些年社会上围绕同性恋权利发生的争议性事件，无一不反应着这个群体还在遭受根深蒂固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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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武汉某高校学生拉出横幅反对同性恋，称同性恋违背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西方腐朽思想

中国同性恋教育权第一案

2015年，中山大学女生秋白发现，许多教科书存在对同性恋错误的表述。40%的教科书仍然将同性恋视为病和变态，超50%以上的书认定同性恋需要进行“扭转治疗”变成异性恋。

于是秋白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东省教育厅递交举报信，举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四本教材，存在对于同性恋群体的错误、污名描述。

但法院认为“该出版行为与秋白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益关系”，并未立案。秋白转而对教育部提起诉讼，一提就是三次。

事件的后续中，据知情人士称，秋白却遭到了一些来自学校的阻挠。辅导员不仅向秋白父母通电话并代其出柜，还可能以无法正常毕业为代价。

一审败诉后，今年1月二审开庭，但教育部始终认为教材监管事项的处理没有直接侵害秋白的权利。秋白称如果败诉，自己不会放弃上诉，更会选择游说出版社修改教材。

中国反“同性恋矫正”第一案

2014年2月，同性恋者小振因为家庭的压力前往重庆某机构进行“同性恋矫正治疗”，心理咨询师对其进行了催眠和电击。然而，治疗并未让小振变成异性恋，反而让他承受了更大的痛苦。小振于是以虚假宣传为由将该机构告上了法庭。

12月，法院判小振胜诉，并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该机构承诺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

宣判后，小振告诉媒体，自己打算把结果告诉所有同性恋的家长，让他们不再带孩子去治疗，同时也希望中国所有心理咨询机构都不再进行同性恋扭转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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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同性恋矫正治疗机构为“患者”驱魂，认为同性恋是“中了邪”

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

2015年6月23日，湖南长沙的一名同性恋者孙文林（化名）和男朋友办理结婚登记被拒，于是他把民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

这显然是一次无望的尝试。明知结果会是怎样的，但孙文林依然在李银河向两会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多次无果后，选择打响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炮。

在得到很多舆论支持的同时，孙文林也被一些官媒批评为“明知故犯地挑战法律”、“浪费法律资源”。

秋白、小振、孙文林只是同性恋群体中的普通人，偶然的机会却让他们扛起了同性恋平权的大旗。也许他们所解决的问题只是微小的、个别的，但每一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都是帮我们直面这个现代社会终究不可能绕过的问题。

3、拿什么面对你，我的父母/亲人/朋友？

同性恋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平权之路，要战胜的也不仅仅是庞大的法律和制度，更是社会对传统婚姻形态的过分迷恋，和对同性恋的不理解、不包容。

被告上法庭的同性恋扭转治疗，其实拥有广大的市场。北京同志中心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600多名调查对象中，有1/10考虑过寻求扭转治疗。他们寻求治疗的首要原因是“为了父母或家人”，占到19.87%，另有19.21%的人则是为了“顺应社会，过正常生活”。

彩虹律师团2015年发布的《中国同志在国内婚育情况调查报告》则在另一个层面印证了来自观念上的压力：

同性恋者不仅很少敢向家长出柜，更有接近一半的比例会为了缓解家长、亲戚的逼婚压力而选择形婚，另有19.2%的同性恋者会为了隐瞒自己的取向而形婚。

被调查者中，只有7.1%的人会因为“家长接受同志身份，不逼婚”而不会选择形婚。

传统观念不由分说的挤压，只能造成更多人的悲剧和恶性循环。

确实，令人接受一种和传统相悖的情感模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怕是自我认同，都可能需要很大的勇气。

2015年，中山大学女生在毕业典礼上面对校长罗俊宣布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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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我们的社会对同性恋已经有了更多了解和包容，依然有很多人只能做到不去干涉别人的生活，却万万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是个同性恋。

（出自纪录片《彩虹伴我心》）

所以第一个站在公众面前支持自己的同性恋儿子的妈妈，吴幼坚，是值得敬佩的。2005年11月，吴幼坚以同性恋者母亲的身份接受南方电视台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

起初她也会惊讶于儿子的同性恋身份，但她的观点是：不是坏事，不是丑事，不是错事，那就没什么不可以接受的了。

后来，她一直积极参加各种公益宣传活动，积极地为同性恋群体发声，哪怕有很多恶毒的舆论讽刺她一把年纪了还想靠儿子出名。

同性恋人群能真正被接纳，一定离不开最亲密之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能从一些纪录片、访谈中看出，确实有家长的观点在变得更开放、更潇洒。

（出自纪录片《彩虹伴我心》，下同）

也能去理解，作为传统长辈中的一员，这些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会有多少遗憾、疼惜等等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而他们选择和自己背后的传统伦常对抗，又该下定多大的决心。

但这个社会，也许对同性恋者和支持他们的人，都还不够宽容。就在几天前，我们刚刚看到了同性恋者的妈妈们在上海相亲角为孩子寻伴侣、却被执法人员驱逐的新闻。

观念和观念之间的斗争在悄悄改变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况，但这个过程会走向何方、会几时结束，我们还不知道。

4、更多人为更多人

今天我们愿意为同性恋者发声，决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而已——值得追求的不仅仅是这个特定群体的平等权利，更是为每一个有可能成为少数派的人，争取一个“人应当有尊严地活着”的共识。

所以这条坎坷的路上每一次能吸引来更多目光，总是值得庆幸的。

有时候，这需要国家管控的放松。例如影视作品中的同性题材开放度，就经历过大胆开放——避而不谈——逐渐放宽的过程。

直到2000年的《大明宫词》中对李弘和娈童的同性爱情的刻画，国产剧才第一次正面、客观地描写了同性恋，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黄金时段播放有关同性恋内容的节目。

曾经公开的同性恋文化活动登陆大陆并不顺利，2005年崔子恩组织的大陆第一届同性恋文化节被叫停。

到了2009年，大陆成功地举办第一个同志自豪活动：上海骄傲周，尽管仍有两个环节被要求取消。

形成规模的讨论，也是同性恋平权的必经之路。

当年张国荣、导演关锦鹏的公开出柜，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实际行动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后来我们听过孙海英、吕丽萍等人对同性恋的污名和谩骂，也听到李银河、潘绥铭等学者的据理力争。

当性教育专家精心编写的课本被吐槽、被封杀，社会上开始有越来越大的声音呼吁性教育是多么重要、树立尊重不同性取向的观念是多么必要。

我们的社会也许不会有那激情澎湃、一呼百应的大规模游行，我们可能只有一次次被淹没、被挫败的微小的努力，但所有为了平权而奋斗的同性恋者也好、非同性恋者也罢，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呼喊都值得被铭记、被尊重。

异见始终会存在也应当存在，社会不可能对什么事情达成绝对一致的看法，但我们以平等为名所追求的，只是一片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土壤。

希望，也相信，每个人自由地、平等地去爱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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