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张唐宋文学编年地图，重新认识诗人的悲喜人生

六年前，王兆鹏用大数据给唐诗宋词排了个名次，“一半人都在骂我”。六年后，他用大数据将唐宋诗人呈现在一张地图上，“留言里几乎没看到有骂的”

想知道苏轼一生的故事，在百度百科输入“苏轼”，资料数万字。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里翻检半天，能七七八八地拼凑出——“出生眉州”，“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修建苏堤”，“放逐海南”，“死于常州”。

2017年3月，由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兆鹏主持制作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试行上线。在这张地图中，输入“苏轼”，一秒钟后，在中国地图的腹地上，苏轼的人生直观地画成一个“中”字。上面分布90个密密麻麻的红点，用紫线相连，显示他走过的路。他去过90座城市，是行走城市最多的诗人，“可以说一生都在路上”。

点击每个红点，会跳出一张张年表，记录苏轼在该城的经历和所写的诗。点红点“开封”，1079年8月18日遭遇乌台诗案入狱，被贬黄州。几段短促的紫色直线把开封和黄州相连。这段路苏轼似乎走得很急，只在五个小城稍作停留，心情不好，一路写了不到20首诗。点击途径地“麻城”，跳出他在此写下的诗：“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这张地图第一次打通了历史的时空隔阂，开通当天，点击量超过110万；第二天，数字翻了一倍。而在这之前，文学、诗人研究几乎没有利用过大数据，诗人年谱大多是时间对应作品的文字表格，常常忽视写诗地点。因此，诗人们似乎活动在一个人的“格子间”，既不知道按什么地理顺序走了大好河山，也不知道和同代诗人有过什么交集。

“诗人曾经被当作割裂的个体，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单个诗人的独幕剧。”地图的主持者王兆鹏说。而他想用这张地图撤走幕布，让诗人们在一个台上对话，唱和，谩骂，彼此仰慕或者互相看不上眼。

“唐诗排行榜”

这并不是王兆鹏第一次将大数据和文学连接在一起。上世纪90年代，他第一次用数据研究文学，给唐诗宋词排名次，2011年把研究成果出版成书时，“一半人都在骂我”。

那时，王兆鹏读到一篇文章，讲如何按照某些硬指标给论文评级。他想，论文可以评出好坏，唐诗能不能排出个名次？他判断，一首诗的影响力由历代选本数量、名家评论和研究论文等多个因素决定，而今人阅读古诗的趣味常常受前人评价的影响。

于是，他带学生跑遍了全国藏有古书的图书馆，作出一系列统计学计算，结果显示，崔颢的《黄鹤楼》排名第一。

王兆鹏被吓了一跳，“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原以为必然高居榜首的李白，在第六名才开始出现，幼儿园都会背的“床前明月光”只排第39位；“春眠不觉晓”才55名，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甚至没进100位。

这个结果也让网友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用“娱乐炒作”、“给黄鹤楼打广告”等评论表达不以为然，王兆鹏有点哭笑不得，“黄鹤楼哪用得着我打广告”。学界则争论起“主观的文学是否能用简单粗暴的数据进行排名”，著名文学家王先霈评价：“学者必须要有个底线，文学是无法用某个标准进行排行的。”

而王兆鹏却认为，尽管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可以主观，但做研究仍需要像科学一样，用数据作支撑。“五万唐诗，两万宋词，哪些是经典，需要有‘共识’。”

尽管“一半都是骂的”，王兆鹏还是选择相信数据，他觉得这些数据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李白杜甫虽然没有排上第一，但入选作品最多，分散了“票数”；崔颢只有《黄鹤楼》一诗传世，被古代大家推为“七律第一”，品评集中在一首诗，连李白都写“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致意。而没有排进100位的《登幽州台歌》在古代确实默默无闻，唐宋明代22本选本没有一本提到它。

他觉得用数据研究文学没有错，他还打算用数据做更多事。

2011年，王兆鹏在深圳见到在电视台做策划的博士研究生同学，同学提议“能不能做个宋代词人地图？”统计一下哪个城市出生的词人最多，哪个城市留下最多词作。王兆鹏搞唐宋文学研究，常常需要反复核对历史地图，“翻来翻去很不方便”。词人地图的提议“一下子就燃起了我埋藏在心中的一个想法”，他说好。

两人把诗人地图计划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想做“中国文学地图”。在北京答辩时，考虑到五年内项目要结项，明清小说难以编年，而唐宋正好是王兆鹏研究三十多年的课题，“宋代以前的文学整理基本上都到位了，纸质文本已经见底”，最后地图被定位为“唐宋文学编年地图”。

“像破案一样”

做地图先要有唐宋诗人的年谱数据，整理年谱是个枯燥的工作，难度也不小。

已有的诗人年谱大多是时间和作品的一一对应，每首诗写作地归类粗糙。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因主张抗金，当宰相七十五天后遭到罢免，从开封贬去海南，一路途径安徽、湖北、广东。年谱却将一路写的作品全堆在一个省份。“哪首诗是途经哪个省写的，都没说，这些就需要我们重新去考证。”

考证诗人生平信息“像破案一样”，王兆鹏的“破案”经验已有30多年。

1982年，王兆鹏从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三年后考上本校研究生，专攻唐宋诗词。研究宋代爱国诗人张元干时，他发现诗人生卒年和籍贯的基本信息，多本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说法不一。张元干生活在两宋之间，经历过金兵南下，北宋亡国，最后被迫南渡，流亡江南，这类人常被称为“南渡词人”，常被文学研究忽视，生平整理完善的不多。

王兆鹏翻阅了与张元干同代数十家诗人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他写了15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考据出张元干从福建过杭州，沿着大运河北上来到汴京开封；靖康元年投在抗金名将麾下，保下开封。后来激怒秦桧，抄家入狱。北宋亡后，被迫南渡，在苏州临安一带漂泊，七十岁客死江南。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将时空结合，从一张年谱挖掘出一个生平故事。这篇论文获得著名词学专家唐圭璋先生赞许：“元干二十岁以后各年行踪基本考实，实道前人之未道。”

对张元干的生平整理，让王兆鹏第一次有了“诗人群体”概念：“要研究一个人，必须了解一群人甚至一代和几代人。”而以往的研究常常将诗人关在在“格子间”，不和其他诗人联系：“写书这一章全是李白，下一章全是杜甫。”他们见过面说过话，互相赠送过诗作吗？

参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的工作人员近300人。王兆鹏2000年到2016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被拉来项目帮忙的多是他在武大的朋友和硕士毕业的学生，既没有经费补贴，也不像论文可以当作科研成果，全是“看在老师的面子上，顺便学一点新的研究方法”。

“破案”需要线索。像《芙蓉楼送辛渐》《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样直接将写诗地点嵌进诗文的不多，只能从其他信息推测：当年诗人在哪里做官，和同期诗人的书信中是否提过自己近况，史书上有过什么记载。

多数男诗人可以从官职履历中推算出写诗地点。公元1175年，辛弃疾在江西任提点刑狱，“相当于江西公安厅厅长”。当时江西首府在南昌，提行司却在赣州，因此那段时间他应在赣州生活。辛弃疾登上了贺兰山顶的郁孤台，想到四十七年前，金兵南侵江西，隆裕太后在此弃船逃亡，而中原始终收复无望，于是他在山壁上题下著名的“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女诗人比较麻烦，比如李清照。古代女性没有社会身份，既不做官，也不出门游历，生平只能靠父亲和丈夫的资料推断。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金石专家，业余爱好研究古代铜器石碑上的铭文，在各地赴任收集文物，编了三十多卷《金石录》。

在《金石录》后，王兆鹏发现有一篇李清照作的《金石录后序》，记录了婚后34年里，和丈夫赵明诚的故事，“这是词人唯一一条一手资料。”在后序里，李清照记录了早年在汴京，夫妇如何节衣缩食从大相国寺购买文物，收集了十几屋书册卷轴、古董祭器。

金兵南下，丈夫病死，她追随宋高宗的逃跑路线，一路往南逃难。在逃难中，文物或是来不及转移，落入金兵手中；或是在运输途中掉入长江丢失。逃到浙江后，十几屋文物只剩下五六筐书画砚墨，舍不得放在别处，藏在床下，却被小偷挖洞背走。“李清照是著名词人，大家对她的生平很关注，今天破一点案明天破一点案，生平轨迹就逐渐勾画出来了。”

也常遇到无法破解的“无头案”。李白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定位在地图最西点，唐代叫碎叶城，是当时的西域重镇。没有做过官，官职履历不明；到处游荡，行踪只能从《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中推测。

“他一生究竟去过几次长安，100多年来没有搞清楚。”死法也众说纷纭，《旧唐书》说他“饮酒过度，醉死宣城”，又有专家考证其病死于当涂，而民间流传他在当涂醉酒，跳进江里捉月，溺水而亡。他的一生只有一段能够编年，其他无法考证的“只能空着”。

诗人生平案子一一“破”了，难题还有技术。300名文科科研人员，没人想象得出“地图”将是个什么样子，摆在大家眼前的只有破不完的“案”，翻不完的史书，录不完的数据库。

王兆鹏认识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周文业。周文业是计算机专家，又对文学有兴趣，一直想做一个“作家地图”。他写了一个程序，只要使用者将作家生平信息填充进表格，程序就能自动生成一张路线地图，“我大概清楚该怎么完善了。”王兆鹏说。

换种角度看历史

五年后，王兆鹏和古诗词网站“搜韵”合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上线。

苏轼一生辗转城市最多，加上为人亲和，在黄州打水漂遇到讲鬼故事的老农之类轶事都能载入史书，“他的作品90%以上都可以编年”。

点击红点“开封”，1056年，20岁的苏轼第一次离开家乡四川，经甘肃和陕西南部，抵达汴京开封。当年，他参加了礼部考试，写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官欧阳修颇为赞赏，还以为是爱徒曾巩的文章，为了避嫌，只给他评了第二。

点击“1079年”，紫色路线在红点间来回穿梭，缠成一团，那年苏轼似乎过得十分颠沛。先是因为不赞成王安石新法，被贬谪到湖州。紫色路线沿大运河南下，在江南绕了一圈后，突然又直转北上回到京城。

原来苏轼在谢主隆恩的官文里，忍不住发牢骚：“我知道自己生不逢时，陪不了你们新党玩政治；大概你们觉得我年纪大作不了乱，还能管管小老百姓。”新党于是抓住把柄，翻文字旧账，认定苏轼“讥嘲国家”。于是，他又被从湖州紧急召回开封，在宿州路上，他坐的船被朝廷拦下，团团围住搜查文书。八月抵达开封，直接“赴台狱”，坐牢103天，差点被砍头，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定罪后，除夕夜苏轼被判贬谪黄州，勒令大年初一离开汴京，这是苏轼第二次去黄州。29岁时，他和弟弟苏辙送父亲灵柩回四川安葬，需要守孝三年才能回来做官。经过黄州，紫色路线从大运河到长江画了一个圆润的弧形。那时他们应该是坐船，旅途缓慢舒适，偶尔还上岸游览题诗。乌台被贬，匆忙行路，紫色路线笔直往下，走陆路一个月抵达，还匆忙写了一篇《到黄州谢表》谢罪。

点击年份，还能发现在苏轼经历“乌台诗案”的同时，他的朋友分散在各地，黄庭坚在邯郸写了111首诗，而另一位词人秦观则开始了在江南的游历。

这张地图把隐藏在史书字里行间的故事，用一种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王兆鹏甚至找到一些之前没注意到的小发现——

比如，杜甫和王维都是唐代著名诗人，他们似乎不是陌生人。晚年，杜甫在四川写了一首诗《解闷》，第一句就是“不见高人王右丞”，“说明他们曾经见过，”王兆鹏说，“但是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从来不知道杜甫和王维什么时候见过面。”

王维

把地图上两人的轨迹一一对照，就能发现公元746年到755年十年间，两人都在长安。那时，王维是大官，精通书画音乐，是诗坛领袖和社交红人。而此时的杜甫没有考进进士，在长安四处求官，“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过得像个乞丐。王兆鹏推断他们正是这十年里见的面，“具体年份虽然没法确定，但肯定有交集”。

“原来只能看到一个人活动，现在突然能看到几百人一起活动，这个场面多壮观。”王兆鹏这样形容。他觉得这张地图甚至能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法，之前的古文研究，几乎都只着重诗人个体，没有全局观念；而计算机只用于检索，现在应该被拿来作为“文学研究的分析工具”。

他觉得在将来的文史研究中，“数据”会成为一个检验标准。作品的好坏评价虽然主观，但是影响力有多大、作家创作的“高峰期”，不能仅靠固有印象和口耳相传的评价，“必须要有数据作支撑。”

他对大数据下的文学研究很有信心，地图推出一个多月，比起唐诗排行榜，“这一次留言里几乎没看到有骂的”。地图还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关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数据库》项目组也发来邮件，希望合作共享数据。

在用数据给唐诗宋词排行、制作出“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后，近六旬的王兆鹏又在捣鼓一个新项目，比前两个更加激进。他想用计算机数据给诗打分，检测诗的完美程度。甚至希望有一天，计算机能够写诗。

他正在做一个实验，把声音录入电脑，电脑用人声念诗，分析诗歌用词搭配的完美程度，对仗、平仄、韵律的和谐程度。“这个难度更大。地图是客观的，而这个主观的诗歌评价系统能做成什么样，我还不敢说。但是正朝这个方向走。”王兆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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