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性婚姻合法之路：坐牢、污名、自杀……是哪些人让痴人说梦终成真？
59岁的祁家威站在由115位艺人举牌力挺婚姻平权的“正视墙”前（@视觉中国）
5月24日傍晚，台北天降小雨，“立法院”前夜搭起的临时棚前，头发花白的祁家威站在台上，六个长尾夹将两面彩虹旗钳住，覆在他瘦削的身体上。
他是台湾第一个公开出柜的男“同志”（台湾对同性恋者的通称，或更广义地泛指性少数群体），一人两肩扛起的六色彩虹旗是他的标志。
雨水冲刷着台上台下人们的面颊，民众的热情并不受影响，祁家威用纤弱的手臂握住铝杆，手里巨大的彩虹旗在风雨中飘摇。
那天下午4点，“司法院”发布了祁家威和台北市政府申请的“释宪”结果——据第748号“释宪判决”，“民法”关于婚姻的规定排除了同性，这与“宪法”保障的婚姻自由及平等权相违背，责令有关机关于两年内，完成相关“法律”的修正或制定。
判决公布的瞬间，“司法院”外集结的人群爆发欢呼，“立法院”外的支持民众落下眼泪……祁家威一跃走上发言台，拉起律师团队的手，高高扬过头顶。
台湾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浪潮在多年暗涌、一朝澎湃后，终于移走了拦在前方的最后障碍。
12月10日，婚姻平权音乐会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活动结束前，代表婚姻平权的镭射光打在“总统府”上（婚姻平权大平台供图）
按照岛内的政治光谱，59岁的祁家威属于“深蓝”一脉，在上次台北市长选举时票投给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儿子连胜文。
他的名片上，名字的三个大字占了大半页，下面两排小字，分别是他的英文名和手机号码，“Dayway Chief”是他自己取的，“Day是一天，way是方法，过一天的方法就是生活，Dayway Chief就是生活的领袖。”
祁家威看起来并不“先锋”，甚至比同龄人犹显沧桑，满头白发，双腿细得撑不起长裤，胸前的衬衣口袋总塞着一本存折，别在胯上的黑色腰包里，折着一张跟了他三十多年的彩虹旗。
1986年3月7日，尚未解严的台北，28岁的祁家威第一次将彩虹旗挂起，在麦当劳点了二十杯饮料，召开了一场国际记者会公开出柜（即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媒体还不错，没有把我当怪兽。”那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仍将同性恋归为“疾病”，很多国家的法律中依然有“鸡奸罪”。
那时的祁家威比现在还瘦弱，“像个竹竿筷子一样”，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90斤，却自认要做“手握两把宝剑的男人”：他向媒体宣布，自己一方面要争取同性婚姻平权，另一方面要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治。
早在台北著名的建国中学念高二时，祁家威在英文课上学到了“homosexual”（同性恋）一词后，便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取向，他向相熟师生坦然相告。等到服完兵役，他想稳定下来找一份工作时，却是犯了难。
一开始，他做过补习班辅导老师，却因同性恋身份不被欢迎；后去做大楼管理员，再次因公开性取向而被开除。鉴于艾滋病在全球蔓延之势，祁家威是那个年代的台湾第一个因此被污名化的人。
此后，他的“夸张”一面更为突出，用各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发声。“以前同志议题不受关注，他必须要用惊世骇俗的手法。”祁家威的律师许秀雯称，“如果他是乖顺人格，可能很早就放弃、退出了。他必须特立独行，才可能坚持到现在。”
在台北各大夜市、花市，祁家威套上自制的广告牌纸箱，有时扮耶稣，有时扮埃及艳后,有时只穿肉色内裤，全身挂满安全套，不惮路人好奇的眼光，希望大家为艾滋病解囊。人们的窃窃私语也被他听进耳中，“这个人真不要脸，还敢出来筹钱。”一次，一个人捐了五十块之后问道：这是防治什么？他指了身上的标语，对方马上变脸：“艾滋病啊！退钱退钱。”
祁家威筹来的善款，都用于发放安全套或免费帮人做艾滋筛检。许多人不敢露脸，祁家威总是一个人骑着旧摩托车，来回奔波住家与检验所之间。由于常与感染者接触，他自己每4个月就验一次血。
祁家威当初的想法是——只要在艾滋这方面给社会留有一点贡献，高层也许不会把他立刻“做掉”。
在他给本刊记者列出的一份“同性婚姻平权卅年历程概况”中，一一列举的标记显示，“1986到2017年，历年来和‘政府’打交道争取婚姻平权的有26个回合，13个回合都是我发起的，占了一半。”
1986年，他一个人去“立法院”陈情，争取同性婚姻权，得到的是“司法院”的“少数之变态”之斥、“行政院”出具的“违背社会善良风俗”等公开回应，更很快被台湾警备总部关押——虽被控告为是艾滋病的传播者，却被抓进了政治犯的监牢。
当年祁家威牢房对门，就是时年37岁的陈水扁。
入狱162天后，祁家威被蒋经国赦免，但他并未偃旗息鼓。1992到1994年，他向“内政部”提同性婚姻行政诉讼，被回绝；1998到2000年他转攻“司法院”，5关“司法”关卡，一路打一路输，最终提起“大法官释宪”，未被受理。祁家威有些绝望，“我没招可出了。”
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还处于戒严和解严的社会动荡期，“人权”、“女权”、“同志权”不仅很难被“法律”保障、被社会理解，在群体内，也被认为遥不可及。
同性恋们隐秘的聚集之处，知名作家白先勇笔下的“禁忌之地”台北新公园（如今的“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里，三层凉亭边，有一池水，水边有栏杆，“当年，这里被栏杆围了一百零八格，每一格上都坐了一对男同志。”
祁家威回忆当年“胜景”，他号召众人一起争取同性婚姻平权，“发梦啦！不可能的。”众人哄笑而散。
2007年10月13日，第五届骄傲大游行开始前，马英九作为时任市长发表讲话（IC图）
“一路上，我看着祁家威的艰辛，被污名化，权利被剥夺……”
如今“立法院司法与法制委员会”的“立法委员”尤美女，是当年祁家威的第一位义务辩护律师，提到这位“同性恋运动老先觉”时一时控制不住情绪，流下眼泪。
有人称祁家威是扛旗的“先锋”，也有人认为尤美女是平权的“战神”。与人权有关的“修法”，尤美女几乎无役不与，她有法律科班的专业度，也有社运人士的极端坚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就在祁家威为同性婚姻平权单打独斗的那些年，尤美女作为人权律师，与妇女团体一起推动“立法院”通过“民法亲属编”修正案，修正了“妻要从夫居、从夫姓，子女从父姓，婚姻财产归夫，子女监护权归父”的条文，在“法律”上终结了“父权、夫权独大”。
1996年12月，妇女运动者彭婉如在夜间遇害，全身赤裸，颈部、胸部、脸部多处刀伤，为此，尤美女所在的妇女新知基金会推动了“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这一次的游行不仅推动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设立，也是第一次有近300名同志走上街头，喊出“妇女要夜行权，同志要日行权”的口号。
“此前的同志群体碍于时代因素，只能生活在小圈子里，即便如此，却连空间都被挤压。”尤美女谈及，那时同性恋活动几乎都是在晚上。“比如说去新公园、去GayBar（同性恋酒吧），没有白天的时间。”
如今人在北京的台北人赖正哲回忆，他曾在台北开了一家书店，名为“晶晶书库”，想给同性恋们一些白日之下的空间。没几年，因引进的同性主题书籍被认定涉嫌“妨碍风化罪”中的“散布、贩卖猥亵物品及制造持有罪”条款，晶晶书库的书遭全部扣押。
随着“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的出场，同志群体意识到，需要以自己的名义走上街头，而第一个提供这个机会的是马英九。
马英九任台北市市长时，于2003年11月1日首次引进了在美国已有30余年历史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
“那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游行。”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元豪称，那次游行也给了同性恋“解缚”的可能。
“我们从新公园出发，走到西门町红楼广场。”祁家威回忆，那次，他高举彩虹旗走上街头，站在一辆送货车上，要所有经过的人、车，都不得不抬头看向他，“这是一种心战，不能让同志被轻视。”从此以后，只要是游行，祁家威总要找到最高点。
台湾著名导演周美玲将自己的纪录片《私·角落》带到了新公园的广场上，公开放映，“我当时想告诉大家，同性也是很美的，是很艺术的。”
投影里的电影人物在互相“交缠”，投影本身也迎着微风晃动……活动组织方之一、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苹说，“我们刚开始有点忐忑，但是在那样的场景和气氛下，并没有人觉得尴尬。”
可是，据台北市官方统计，首次骄傲大游行仅仅来了几百人，大家戴着口罩、墨镜、扮装，甚至是面具，并不愿完全曝光于众。
2015年10月，台北市政府主办的123对情侣的联合婚礼上，吕欣洁和陈
凌是其中十对同性伴侣之一（udndata图）
2004年，“性别平等教育法”在尤美女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合力推动下通过，媒体里、教材中开始正视性别议题。
那一年，在台湾大学念社工一年级的吕欣洁加入了同志咨询热线协会，她遇到了自己的初恋女友，在偶然的机会下向家人出了柜。
吕欣洁有个自小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妹妹，三次脑部手术、三次心脏手术，全家一直活在紧绷之中，生怕错失了哪一眼便是永别。刚恋爱那年，妹妹再度突发高烧入院，她带着学姐来到医院，告诉妈妈，“这是我的女朋友。”
“我当时至少有十几分钟说不出话来。”吕妈妈说。但是妹妹高烧不退，她无暇处理这些复杂的情绪，也不想去触碰这个敏感的话题，心想等吕欣洁度过一段“模糊期”后，也许又可以恢复“正常”，喜欢男生。
家人选择避讳、不谈、等待“改变”，妹妹却是第一个支持吕欣洁的人。“知道我是同志以后，她坦率地跟我说，觉得我跟电视上的同志一样好奇怪，我反问她，‘我很奇怪，你是不是就不爱我了？’”
“不会啊，你很奇怪，但是我还是爱你。”
吕欣洁忍住哽咽。现在，爱她的妹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
随着“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推行，台湾已经将性倾向及性别特质纳入“法律保障”。像吕欣洁所在的同志咨询热线等社会团体则一方面为同性恋答疑解惑、提供援助，一方面游走于各级学校，让同志义工分享生命经验故事，“同志毕竟还是这个社会的少数群体，如果说有20%一定支持的，20%死活不支持的，我们就要去重点争取那些60%的人。”吕欣洁说。
而选择走进学校，引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弹。“他们是要改变教育，改变‘法律’，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最先受到影响的便是孩子。”反对同性婚姻的下一代幸福联盟（下简称“幸福盟”）发言人曾献莹称。
以幸福盟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对同性恋及相关议题进校园的社会团体，其政见出发点是认为人类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会受到教育和周围人的同化影响。曾献莹称，“小朋友就像一张白纸，你给他什么，他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不过对幸福盟的这一担心，世界精神医学会曾公开宣示，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能证明性倾向可以被改变，“司法院”此次的“释宪判决”也采纳了这种意见，认为“性倾向属难以改变之个人特征”，亦即性倾向、性别认同与性别平等教育并无必然联系。
此后，2011年，性别平等教育纳入课纲。台湾现行的各个中小学教材版本中都加入了有关性别认同的内容，其中涉及同性恋的相关解释，从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皆有涉猎，“让孩子从小就认知，生理上同性别的人，性倾向、性别特质都可能与自己不一样，极为重要。”尤美女说。
这些年来种种禁止性倾向歧视的“法律”，成为为同性婚姻“合法化”铺路的重要助力。廖元豪教授称，“这些法律首先宣示了有同性性倾向的人，是应有法律保护的，也同时将鄙视同志的偏好（preference）去正当化。”
逐渐地，同性恋者的婚姻也被认为是其生而为人所需要的制度保障，同性婚姻“合法化”议题终于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摊牌，进入短兵交锋阶段。
2014年的农历“七夕”，祁家威站在“司法院”门前，突然给代理律师许秀雯跪了下来。
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单打独斗，称自己“退休”三十年，是“onemanteam”（一个人的团队）。
2013年，祁家威再次尝试登记与同性结婚被拒。一路打官司一路输，到了“最高行政法院”，强制规定要请律师，他只好找到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下简称“伴侣盟”）的许秀雯。
此时，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已颇受关注，除了社会团体从外围的推动之外，“立法”进程也已启动。
2006年，民进党“立委”萧美琴曾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但当时在“程序委员会”就被挡下，无法排入议程。
2012年，出生于富裕家庭、长期致力于同志平权运动的陈敬学与其同性伴侣阿纬，就办理结婚登记遭驳回提起行政诉讼。当时为声援陈敬学，伴侣盟提出“多元成家草案”，包括“婚姻平权草案”、“伴侣制度草案”及“家属制度草案”。其中，“婚姻平权草案”由民进党“立委”郑丽君代为提案，在尤美女任“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期间在“立法院”“一读”通过，第一次将同志婚姻议题纳入正式文书。
“立法院”外，台北市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从2003年只有几百人戴着面具参与，发展到2012年已有多达65000人出现在队伍中，主办者还开展了一个月的游行环岛活动，邀请参与者达20个社会团体与民众自发组织，从高雄美丽岛捷运站出发，携台湾同志游行10周年纪念彩虹旗，一棒接一棒，环台一周。
2013年10月26日，同性恋骄傲大游行有67000人参加，再创纪录。一个月之后，反同婚群体护家盟也发起反对“多元成家草案”和反同婚的游行，展开反制。紧接着，著名歌手张惠妹召开免费演唱会，“凭爱入场”，声援婚姻平权。
再过一年的游行则不仅有明星现身，更有蔡英文、苏贞昌等政界大佬在“脸书”上遥相呼应。著名歌手蔡依林随后发布《不一样又怎样》MV，表达自己的支持。此时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已不再是同性恋者的自娱，更转化为一个多方参与的大型派对。
然而，“院”外的“席卷之势”没能得到“立委”内部的认可。因在“立法院”内公开听证会讯答阶段“立委”全体退席，尤美女甚至一时成为“光杆”“召委”，“法案”最终流会，此后又被“归零”取消。
与今日备受同志支持的盛况不同，尤美女在当时不但是反同婚团体的“箭靶”，更因同婚“法案”遇阻，成为同志团体抗议的对象，办公室电话被打爆：“同志人权不是你们的主张吗？为什么没过？”
在各县市地方层面，曙光则已渐次初现。
2015年5月20日，高雄开始受理同性伴侣在户政信息系统加注“伴侣关系”的标注。紧接着，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新北市、嘉义市、桃园市、彰化县、新竹县、宜兰县都宣布可在户籍处登记伴侣关系。
这种标注并无“法律效力”，不能拥有遗产继承等婚姻带来的权利，也不会显示在身份证、户口簿上，“标记之后，我的配偶栏依旧还是空的。”同样是同志的律师陈怡茹说。
在台北市，吕欣洁和陈凌是伴侣关系登记的首例。2015年10月，市政府主办的123对情侣的联合婚礼上，吕陈二人也是其中十对同性伴侣之一。
11月1日，台北市信义区博爱国民小学门口，白裙，头纱，吕欣洁终于携起伴侣的手，大方地摆开流水席，请街坊邻居“共襄盛举”。
当时吕欣洁已代表社会民主党参选该选区“立委”，来的宾客不仅有社运同侪，还有一些非亲非故的政治人物，“我也不认识他，他自己就出红包给我，而且不是小钱。”其中就包括派人送来喜联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这是我太太。”吕欣洁大方地对来客介绍。她说，“当时选择公开摆桌，就是想告诉周遭朋友，同志已经不是在阴暗的角落，同志成家与一般人成家没有太大差异。”
但是，“酒宴散去，两个人依旧是‘法律’上的陌生人。”陈凌说。
台北市倒是多走了一步，就吕陈和其他三对同性伴侣向台北市中正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结果遭到驳回一事，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释宪”申请。
之所以选择申请“释宪”，是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接受市议员质询时的一个“承诺”——2015年6月4日，市议员黄向群质询，市长是否应针对同性婚姻的问题向大法官声请“释宪”？柯回应：好，相关细节会请民政局研议。
在此之前，自2013年提出申请与同性结婚的诉求，经诉愿、行政诉讼、行政上诉，一路输阵后，祁家威也再次向“司法院”提出“释宪”。
2016年12月3日，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会团体聚集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发动抗议（@视觉中国）
同婚“立法”进程的重大转机出现在去年10月，缘自一场惨痛的悲剧。
2016年10月16日，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法籍教授毕安生突然在家中坠楼身亡。
毕安生是台大著名教授，画家，热爱电影，曾为推广台湾电影帮侯孝贤、蔡明亮、杨德昌等知名导演的作品担任法文翻译，还在侯孝贤的电影《刺客聂隐娘》中客串西域法师“空空儿”一角。
毕安生的同性伴侣曾敬超是巩俐的前经纪人，二人相互扶持35年，许诺相伴终生。
意外袭来更疾。2015年，曾敬超癌症复发住院，病情每况愈下，陷入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医生为他戴上了高压呼吸器。
据毕安生的学生说，老师此时只能隔门相望，看到昔日的爱人奄奄一息，氧气透过高压输入曾敬超的肺，他紧皱眉头，用力挣扎，护理人员只好用束带将他的手绑住。
毕安生明白，爱人是希望一切尽早结束的，但经争论，医生认为做决定的只能是曾的哥哥姐姐，“虽然他们两个共同生活了35年，但在‘法律’上依然只是陌生人。”尤美女说。
最终，曾敬超去世，遗产全部由其兄继承——即便曾敬超曾立下遗嘱，将房产和存款留给毕安生，但却因没有“法律”上的亲属关系，处理上无比复杂。痛失亲密爱人，又没有依靠，毕安生不愿进食，只不断喝酒、昏睡、醒来、哭泣，终日抑郁，最终坠楼自杀。
他死前，只有一个愿望，便是“骨灰要与男友的混在一起，撒到海里”。
悲剧引发不少台大师生与同志群体的愤怒。“那周六恰巧是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同性团体当然非常愤怒，就问民进党已经‘执政’，到底还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多少次？”尤美女称，原本停滞不前的“修法”进度，至此开始加速。
就在2016年10月底，民进党“立委”尤美女、国民党“立委”许毓仁及时代力量党团纷纷提出修改“民法亲属篇”的“婚姻平权草案”，并在11月初，“一读”通过，送入“司法与法制委员会”审查。
据当年11月台湾民意基金会发表的民意调查数据，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争议结果显示，46.3％赞成，45.4％反对，旗鼓相当。
该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称，“同性婚姻合法化”共识为零，若通过，将引起“10级大地震”。
实际上，“法案”尚未通过，便发生了一嘲地震”——11月17日一早，“立法院”前聚集了上万名白衣民众，他们手举标语牌，面色凝重。坚持“为下一代幸福而战”、反对同性婚姻的幸福盟、护家盟还一度冲进“立法院”，试图阻挠“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议事。
这一举动，也迫使身为“召集委员”的尤美女宣布暂停推进，召开两场公开听证会。
学界挺同婚的声音被带到会上，高雄医学大学医学系精神科教授颜正芳称，就算台湾只有十个同性恋，婚姻权也不能被剥夺。基督教会虽然多属保守一方，但也有不少牧师公开支持同婚。牧师陈思豪称，基督徒若认为上帝不喜欢同志相爱，就应如“吃素”等宗教戒律一样，让它留在教会内，不要逼迫大众接受。佛教界的玄奘大学教授释昭慧则称，“很多人说同志一天到晚换伴侣，拜托！异性恋还不是经常换伴侣！而且同性恋就是不想一直换伴侣所以想要结婚嘛！难道异性恋一直换伴侣你有阻止她结婚吗？”
反同一方的统一教是台湾的一个保守宗教，其家庭教育中心主任许惠珍称，自己只是性器官的管理者，不是主人，主权是在于异性对方，引发哗然。护家盟是反对同婚的最大社团，其秘书长张守一称，“法案”中要结婚的“双方”，定义有没有非常明确？澳洲有一个人要跟摩天轮结婚，可不可以？而新党前“立委”谢启大则称同婚实行会有骨牌效应，后面有非常多隐性的状况没有分析，不过她打了个引发争议的比方，“如果我看到了一只蟑螂，不表示只有那一只蟑螂，它后面有几百只蟑螂。”
显而易见，公听会不仅没有达成共识，反而让双方的对立愈加紧绷。
尤美女决定在12月26日继续推进程序，希望将“民法修正案”送出委员会，进入“二读”、“三读”前的程序。此时，赞成和反对阵营再次对自己的支持者下达动员：支持方申请了“立法院”南侧的济南路集会；反对方以“幸福盟”为主，动员群众包围“立法院”北面正门口，各自搭起舞台。
而在“院”内，有人希望修改“民法”，一劳永逸，也有“立委”认为应为同婚设立“专法”，对社会的伤害较协…双方争议不下，党团缺乏共识、“立委”各自为政，最终，除了尤美女等人的原有版本，民进党“立委”蔡易余的新“法案”被同时送出“委员会”，要求不直接修改“民法”，而是在“民法”中新设“同性婚姻”专章，交付朝野协商。
2017 年5月24 日，“大法官”宣布“民法”相关条款“违宪”之后，挺同人士喜极而泣（@视觉中国）
“在爱之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我是蔡英文，我支持婚姻平权，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去爱，追求幸福。”2015年10月底，当时还没成为“总统”的蔡英文在社交网络“脸书”的竞选广告中一字一句缓缓地说。片尾亮起由彩虹组成的光圈，像枚戒指，承诺多元婚姻样态。
那时，许多同性恋者看到蔡英文这则“脸书”贴文感动不已，他们真心相信，只要民进党胜选，很快就能达成婚姻平权。
但蔡当局的态度直至近日仍然不甚明朗。
此次“宪法法庭”言词辩论席上，“法务部长”邱太三称，“过年时我们家族祭祖时，突然有个长辈问我，将来如果是同性婚姻，祖先牌位，是要写两个都考考还是妣妣？”
此话一出，邱太三便收到不少骂声——民俗专家为他“特供”了解释，社会团体称其“荒腔走板”，岛内媒体称其恐将以“妣考邱”赢得奇异的历史定位。
“我只是转述周遭亲友问到的生活现状，并未以此为由，反对同性追求幸福。”邱太三有些委屈，他还提到，有地区民寻立委”告诉他，相关立法速度不要太快，同婚争议在保守的中南部冲击很大。
作为提出“释宪”申请的台北市政府代理人的廖元豪也为邱太三“抱屈”：“坦白讲，邱‘部长’说的是社会一般民众和老一辈的疑虑，那些批评邱太三的年轻人，他的阿公搞不好就是这样想的。”
邱太三的“例证”固然极端，但也不可避免，谈及同性婚姻时，中南部地区的民众，尤其老一辈的人确实有此担忧。据《中国时报》今年3月24日所做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民调，从地域来看，中南东部反对比例比北部要高很多；若以年龄观之，40岁以下受访者是赞成大于不赞成，40岁以上则相反。
想要在同婚平权运动中得到中南部地区普通民众的支持并不容易，“立法”的讨论更不能只限于台北、新北、高雄几处大都会。
个人捐款190万元（新台币，下同）、“法律白话文”捐赠51万元、“全民挺同婚”募资专案1074万余元等——这是去年11、12月“婚姻平权法案”推进的最关键两个月里，婚姻平权大平台得到的捐款数。去年成立的婚姻平权大平台由台湾五个支持同志婚姻的社会团体组成，包括吕欣洁所在的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尤美女曾任董事长的妇女新知基金会和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同志人权法案游说联盟和用于同志的酷摩莎奖等。成立至今，大平台发布了327条“脸书”帖子，主页得到了4万次赞，拍摄了5支宣传片、1个广播、6个平面广告，组织了音乐会等各类型的活动。
“中南部地区有很重的本地生活方式和信仰。”现任婚姻平权大平台总召集人的吕欣洁称，他们选择用传统的地方宗教仪轨为中南部民众释疑。
妈祖绕境是每年全台最热闹的宗教活动，绕境时，信众都追随妈祖，祈求所愿。妈祖轿停下，接受祭拜时，与轿厢接触的金纸名为压轿金，民众相信得到它可以带来好运。
3月26日凌晨六点，挺同婚团体成员在彰化员林摆好香案，将一箱箱压轿金叠成轿椅，张起巨型彩虹旗，迎接妈祖经过。此前，吕欣洁选择“掷筊”，来请示妈祖，可否停轿，接受祈拜。结果，二只筊杯一正一反，代表所求之事得到了应允。
吕欣洁率群众持香，祈求妈祖护佑：“求妈祖护佑遭受霸凌与歧视而绝望的同志青少年，让他们有长大的机会；求您护佑同志跟他的孩子们，给他们一个没有歧视的成长环境；求您守护这群遭受苦难的同志们。”
婚姻平权大平台的工作人员此时也沿途发送内含“彩虹压轿金”的信封，其中装有关于同性婚姻平权的宣传资料。吕欣洁说，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希望同志明白自己并非异族，也同样受到神佛所爱，更希望贴近保守地区的民众，得到支持。
而生于台湾中部的纪录片导演黄惠侦反倒对中南部地区的民众充满乐观。
“中南部的人一方面接受的资讯比较少，但另外一方面，从阶级来看，他们可能并不富有，知道大家都是辛苦活过来的，反而能够有包容的空间。”黄惠侦认为，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信息和资讯，中南部普通民众是可以慢慢理解和接受的。
在为一些电影做宣传时，黄惠侦南下偏乡，有当地民众问到，同性恋是不是不能有小孩，这样一来以后人类会不会灭绝？同性恋的小孩以后只有爸爸或者只有妈妈，那不是乱了吗？黄惠侦都耐心地一一解释。
实际上，她就是同性恋的孩子，她的妈妈有过数位女朋友，母女关系也曾破裂。
“从小我便知道，我的妈妈和别人不一样。”黄惠侦说，上学的时候书本里的妈妈都是穿着围裙做家事，带孩子，但她的母亲不是，从不做女性化的打扮，也不擅家务。
有一次，她听到长辈聊天，“聊到说我妈妈喜欢女生，喜欢同性，这样是不正常的，是变态的，他们讲的是‘变态’。”
年幼的她在那时似乎也认为母亲是“不对的”，这让她觉得难过、困惑，甚至羞耻。时至今日，她与母亲已经和解，但反观童年，她发现，“作为一个同志的小孩，这个社会曾让我以为必须仇恨母亲才是正常的人，是这些人让我觉得人生好悲惨。”黄惠侦称，周遭对母亲的歧视才是她的人生痛苦挣扎的原因，而非妈妈是同性恋。
许毓仁与王金平牵手挺同志
去年年底，尤美女四走台湾北中南东时的一次同志座谈中，“突然看到一群小朋友向我跑来，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绕着我蹦蹦跳跳。”
尤美女有点惊讶，她问小孩是哪里来的。与会的女同志告诉她，她们到代孕合法的国家去做人工生殖，或者在台湾借精生下的，甚至她们会取两个人的卵子，跟同样的精子结合，生下“异卵双胞胎”。
“那些孩子，那些蹦蹦跳跳的孩子，你能说他们不是人吗？他们是人，那他们的人权要不要保障呢？”话头及此，尤美女的肩膀突然下塌，紧握的双手松开，扶了扶自己的眼镜，默默抹了一下眼中的泪水。
她认为，这群孩子的命运犹如坐在火山口，万一生母去世，孩子不是被母亲的血亲带走便是由社会接手，另一个孩子也喊“妈妈”的人，则再次成为了“法律”上的陌生人。
“‘法律’不修不行了。”此时的尤美女已经不再孤单，“许毓仁帮我承担国民党的反对力量。”
许毓仁是本届突然“空降”的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曾是科技界新星。他不仅提出了自己的“同婚平权法案”，还曾与前“立法院长”、“立委”王金平“牵手挺同志”、和尤美女“牵手挺同婚”。
“这个问题不分‘蓝绿’，是世代问题。”许毓仁称。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支持相爱之人拥有权利。
“我听到舞台上传出许毓仁委员的声音，那是第一个我所属党籍的‘立委’愿意大声高喊婚姻平权；以前在国民党工作时的主管，带着三岁的女儿在会场拿着婚姻平权的标语……”前国民党青年团团长、现马英九发言人徐巧芯在去年的数次活动中，跟着挺同婚群体走上街头；另一位前青年团总团长萧敬严则在“释宪”当天来到“立法院”前，静静地和所有同性恋、异性恋一起等待“大法官”给出结论；国民党“立委”、蒋家第五代蒋万安也曾在去年12月婚姻平权大平台组织的音乐会发布的一支影片中公开宣示，“支持婚姻平权”，“这条路走得辛苦，但你们并不孤单”。
不过，宣称上万人的反同婚集结数次围装立法院”、“总统府”，幸福盟的多位成员还曾直接从“立法院”头朝下跳入，同性群体则再针锋相对发动应援，逼得法案审查日期不断后延，而“立法院”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公开表示倾向另立“专法”，即另立一个“同性伴侣法”，让同性伴侣享有近似婚姻的保障及权利。
这在不少同性恋运动者认为是“降格立法”、“人群隔离”，吕欣洁认为“等于‘政府’认同了歧视”；“修‘专法’要改几千条，干吗要那样呢？”尤美女称。
“我是吴宗宪， 我支持婚姻平权修‘民法’！”“我是林忆莲，我支持婚姻平权修‘民法’！”“大法官释宪”结果出炉前前，应吕欣洁邀请，115位艺人站出来力挺婚姻平权，举牌参与《WE ARE ONE》MV，并将照片打造成一面巨型“正视墙”。
可在很多曾经“保守”的人眼中，“专法”是能接受的最优选项。
今年5月底在国民党主席选举中胜出的吴敦义过去曾对媒体表示，同性婚姻让他听了“毛骨悚然”，但5月25日的“爱是平等”记者会上，他改支持另立“专法”。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廖国栋、资深“立委”赖士葆却在一天之前召开的记者会表达反同婚意见，再次造成党团与党中央不同调的状况。吴敦义回应，现在还在各自表述阶段、没有党团主张。
护家盟秘书长张守一则称虽不接受任何“立法”，可如今时移势转，“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坚持“专法”。
对修“民法”和立“专法”，5月24日“司法院”的“释宪”结果，虽明确指出“民法”违宪，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向，仅将“修法”空间留给“立法院”。
“这是很有智慧的做法。”廖元豪称，“大法官”在揭示基本价值之后，细部的规范还是应该留待民意机关、政治部门，还有社会来拉锯、形成。
因为都在观望“大法官释宪”的结果，同婚“立法”进程一度在长达数月的时段内被按了暂停键，直到5月24日“释宪”结果发布。可此时“立法院”这一会期即将结束，6月开始的临时会议程中，同婚“立法”似乎仍要等待。
作为岛内知名的法律学者，廖元豪2003年自美国博士毕业回到台湾便开始为同志权益奔走，多次出任代理人和鉴定人。
此次，“大法官”采纳了他的意见书，认定“民法违宪”，甚至比他的主张更进一步，“如果‘立法院’两年内没有完成‘相关法’的话，那就可以直接用现在的‘民法’去办理结婚。”此外，对于同性婚姻影响生育，是否会“人类灭绝”，“释宪文”认为，“宪法婚姻章”并未规定异性二人结婚须以具有生育能力为要件，亦未规定结婚后不能生育或未生育为婚姻无效、得撤销或裁判离婚之事由，因此繁衍后代显然不是婚姻不可或缺的要素。
经过多年转变，终于有大法官从“宪法”的角度做出解释，将婚姻与生育松绑。
“本来台北市想做一钞已经尽力了’的戏，提出‘释宪’，‘大法官’退件也不能怪我们。但是‘大法官’收了，还要展开辩论，他们有些慌的。”廖元豪称，此前台北市政府并无表态，甚至希望立场上能够中立，不要太尖锐，跟蔡英文一样，“大家都想混一混，可是到‘宪法法庭’很难混。”
“释宪结果”一出，吕欣洁作为婚姻平权之路大平台的总召集人，呼吁“不要两年，要两周”，“‘立法院’不要再怠惰”；而另一边，护家盟的张守一则给接下来的工作做了安排——他们将举证，希望“监察院”对“释宪”做出调查，监督“专法”的推行，他还提到，或“将在某个时机重新启动同类型的‘释宪’，让人民的力量予以展现”。
这也等同于回到自去年11月起，各自为政的修“民法”和立“专法”的路线之争。
但对于“专法”，无论是尤美女、祁家威还是吕欣洁都认为“60分相当于0分”，不接受。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并没有实际的“专法”细节可供讨论，“我也想讨论啊，但就是没人提案。”许毓仁颇为无奈。
“异性恋好像在骑摩托车，可以轻轻松松骑很远，油加够了就可以从台北骑到垦丁；但是为同性恋设立‘专法’，就好像是在骑两座脚踏车，短程还好，长程会很累，这是不公平的对待。”3月24日，在“司法院”的公开言辞辩论上，祁家威打了一个比方。
1988年在新公园，祁家威遇到了小他九岁的“爱人同志”，“我家那口子是金融业，我们少年夫妻老来伴，他养我快30年。当时第一眼就知道，他是我的型啊！”
男友和他在一起的第一周就上了电视节目接受采访，谁知当下了节目回到家，正在和男友爸爸打麻将的友人问道，“你儿子怎么是同性恋啊，还跟那个同性恋的名人一起上节目。”
男友的父亲被这么一问，当场傻眼，威胁儿子要自杀，自此，“爱人同志”就变成了祁家威的幕后支持者。“他还是个独子，结不结婚都要住在家里，陪他的老父老母。”两人靠每天通电话、经常约见面维系感情，祁每一次走上街头也只是一人。
交往多年，男友的父亲依然容不下他，“30年前，别人家的孩子是同性恋不好，不应该；30年后是别人家的孩子可以了，自己家的孩子还是不行。”祁家威颇为无奈。
对他而言，婚姻平权的最后一里路不在同性婚姻“合法”的那一天，接受自家人出柜、结婚，更不是一纸“释宪文”就能决定。
他当年在新公园对伙伴立下追求婚姻平权的不可能之梦，或许到了最接近开花结果之时，连警察也从19世纪80年代在新公园驱赶同性恋，变成了去年骑警车为同性恋游行开道。
祁家威还是坚持在每一个与同性恋有关的游行中找到最高处。他不喊话，不发言，只是摇动手里的彩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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