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包总”杨烁：《欢乐颂》不是我的代表作
刚刚还鸦雀无声的人群逐渐骚动起来，关于“小包总”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杨烁来了。
这个名字让人觉得有些生疏，在粉丝看来，他一个普通的微笑，或是标志性的皱眉，都是属于《欢乐颂》里的小包总的。
自从2016年在热播剧《欢乐颂》中成功出演“包奕凡”一角后，杨烁红了。除了各种工作邀约纷沓而至外，在5月份出品的“艺人新媒体指数排行榜”上，排名上升到了第29位。
5月26日杨烁在苏州市姑苏区的一家摄影棚内拍摄一组时尚大片，偌大的场地被整齐地划为两个空间，一边是黑压压的人群，另一边是整齐摆好的沙发，两台摄像机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它们区隔开。倘若有人想要到对面去，都会自觉地贴着墙边，绕着走。
摄影师、记者、主持人、工作人员……除了这些人之外，不知道周围什么时候出现了几个陌生的面孔。她们大都是女生，年龄不一。站在本刊记者身旁的是粉丝阿文，她今年三十出头。在摄影棚工作的朋友私下里曾向阿文透露，今晚杨烁会来录影，所以她一给孩子做完饭，就赶紧驱车来到这里，只为求张合影。
这大抵就是一个明星的光鲜时刻。即便很多人还是只能叫出他戏里的名字“小包总”。杨烁对此倒也乐见其成，他已经习惯用角色的外衣将自己包裹严实。他觉得，“杨烁本人只属于他的亲人和朋友，对观众并不重要。”
“这不是油腻，而是真实”
拍摄这组时尚大片时，杨烁不厌其烦地在镜头前，展现出小包总的招牌式笑容。
他太累了，有时候还会因为低血糖，断了思绪。但摆在面前的工作进度和摄影师富有激情的指挥，都在提醒他：不能休息。唯一能缓解疲劳的，大概就是和工作人员斗两句嘴，然后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上一句：“是不是可以走了？”
拍摄结束已经接近夜里12点了，而他的工作尚未结束。作为正当红的明星，工作人员争先恐后地来上一轮合影是免不了的。他还要录上几个宣传视频，以及接受其他几家媒体的采访。在这一切结束之前，他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确定第二天早上的行程了。
杨烁或者说他扮演的小包总的“红”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阿文觉得，“小包总身上有一种中国男人少有的坏与幽默”，这让她无法抵抗。
这个说法在原著里也有迹可循——打开“包奕凡”的介绍页面，上面赫然写道：花哨而不肤浅，世故而不油滑。但随着《欢乐颂》第二季的开播，小包总带给人的感受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比起前一季的好评如潮，《欢乐颂2》却遭遇了口碑上的滑铁卢，网站“豆瓣”的评分也从第一季的7.3分（满分10分）下降到了5.1分——和《小时代》同档，属于不及格的分数。随手翻翻评论，你会发现，“人设崩塌”是引起网友们密集吐槽的一个重点。而这一季戏份大幅增加的小包总，则成了网友们攻击的重点目标。他甚至成了“油腻”的代名词。
对于这种质疑，杨烁给出了这样的回应：“这不是油腻，而是真实。如果你真的爱这个人，你一定会倾其所有给她，你在她面前就像一个大孩子，所有滑稽的一面、出糗的一面，全都会展现给这个人。”在他的眼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太怕受伤害，所以才会把真实的本性包裹起来。”
“好像土匪进城”
5月16日凌晨4点10分，杨烁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原来只是只癞蛤蟆，虽然被嫌弃，活得也算自在！后来听说，敲折条腿叼个铜钱就能变成金蟾，却是万人供奉，但也拴住了嘴钉上了手脚……不如做回蝌蚪，管它贫富贵贱，都（需要语气助词）一个德性！”
这条微博被很多人解读成“反击”，一位网友在下面指责他“出名就应该承受压力”。“这么多年，我没有攻击过谁，（或是）在公开场合去诋毁谁。那一次，完全是我对影片，或者对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谈起这条微博的时候，记者已经和他坐在回酒店的车上了，我们的身后，是经纪人和宣传人员，他的回答很小心。
那要是有人抨击自己塑造的角色、演技呢？面对记者的追问，杨烁反问起来：“你修的这个胡子你喜欢吗？”“喜欢”。“对，一定是你喜欢的，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但我接受所有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因为我需要成长，不可能一下子到达某种高度。”
相比镜头前力求展示完美的小包总，台下的他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不完美。末了，他特别补上一句：“很多时候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我如果那么演该多好，对不起，等我走了之后才发现，是这样的。”聊到此处，他有点激动，这不单是情绪所致，还与他为角色的付出有关。
早在《欢乐颂》第一季时，就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杨烁五次进组，五次都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在组里的每一天，他都对着镜子练习台词，力求表现完美。
出于某种惯性，人们总是从勤奋、努力的角度去理解这段故事，而忽略了当事人的内心状态：“我害怕，真的是害怕错了。”他其实没怎么演过现代戏。这种恐惧的感觉就像他曾形容过的——“好像土匪进城”。更何况，《欢乐颂》剧组里还有孔笙、侯鸿亮两位曾经提携过他的大家长，他就更不敢拖慢进度，给许久不见的师友们交上一份糟糕的成绩单了。
但好在，他凭借“小包总”一炮而红，即便如此，他也始终强调，“《欢乐颂》不是自己的代表作。什么是代表作？就是除了你以外，别人不能演的，我觉得没到这种程度，我也没有把它诠释得那么独一无二。”
“挤眉弄眼赚点钱就是为吃麦当劳”
有人将演技高低的判定，分为两个等级：一是“是什么演什么”，二是“演什么像什么”。换句话说，倘若你本身就和角色十分相似，又具备“演什么像什么”的功力，那在诠释角色时，自然得心应手。
然而仅仅是在第一级上，杨烁就与包奕凡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根据角色设定，包奕凡是个刚满30岁的集团副总，富二代。但在杨烁的记忆中，贫穷才是他童年时代的最大印记。杨烁出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是家中的长子。很长一段时间里，吃顿麦当劳都是他的奢望。2010年，生活有了好转，他曾在博客中写过这样的字句：挤眉弄眼赚点钱就是为吃麦当劳。
《欢乐颂》中的小包总和安迪在广式餐厅边吃饭边谈着上百亿的生意，更是他当时无法想象的场景。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能和舍友们一起吃点饼干，他就觉得很幸福了。
像许多遭遇过穷困洗礼的人一样，那个时候的他，也有一个特别渴望的礼物——两侧拉链全开的篮球裤。他觉得那会让他在篮球场上“特别帅”。他的母亲知道后，便给他买了条这样的裤子，亲手交到他的手里。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变化，母亲说：“我很久没有见过我儿子笑了。”说完这句，她哭了。
“我是离开伊春之后，才知道我妈妈下岗了。家里都穷成那样了，她借钱都要满足我的愿望。”杨烁记得，母亲哭的时候，还一直躲着他，生怕他看到自己哭泣的样子。
他自述出生于传统的严父慈母家庭。由于幼年个性顽劣，加之父亲的不理解，他没少遭到父亲的毒打，父子关系也一度降至冰点。最后一次被打时，即使椅子都被打碎了，他都没有说什么，直接摔门而去，来到北京独自生活。那年他才14岁。像电视剧里小包总和父亲联手打造公司的画面，是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真实生活中的。
虽然现在的杨烁可以正视父亲当初的“棍棒教育”，但年少时期的他，剩下的只是碎落一地的自尊心。以至于每一次挨完打后，谁要是敢说三道四，他一定会往死里教训人家。有小伙伴甚至形容，他打架时的眼睛，都是冒着红光的。
这份自尊心,还让他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兄长：“到现在为止，他（弟弟）的记忆点可能都是我对他造成的伤害，我把我爸爸所有用在我身上的东西，全部用到了他身上。”讲起这个，他这个做哥哥的充满愧疚：“借这次机会，希望能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心怀愧疚的，还有他的父亲。就在他负气离开家乡一年后、再度回到家里时，父亲把能召集到的亲戚全叫来，当面给他赔礼道歉。这一点连杨烁自己都没想到，毕竟在他心里，父亲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然而命运的齿轮不会因为情感的变化，改变它固有的运行逻辑。做学徒、当服务员、卖羊肉串……就这样跌跌撞撞，杨烁最终硬生生地闯进了北京的怀抱。
其实，小包总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光。当初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1000美金的生活费，其余的都要靠自己挣——但这仍比杨烁幸运得多。要知道，2000年左右，他父亲的工资只有700元，除了养家，还要拿400块寄给他。而他也不愿意向本就困难的家里伸手要钱。勒紧裤腰带，减少饭量，是他这个“北漂青年”当时常干的。
满身是刺
对于刚到北京的那段经历，杨烁每一次提起，总是会轻描淡写地处理。但无论怎么淡化，你仍然可以从他皱紧的眉头里，读出对那段日子的惶恐，以及自尊心被碾压过的痕迹——这也导致他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产生了一种近乎偏执的状态，让他时常将全身的“刺”竖起来。
在《欢乐颂》的故事中，包奕凡是江苏南通的富豪；而杨烁则出身小城伊春。每一次，他报出这个城市的名字时，周围人都会露出鄙夷的神色，那样子好像在说：“伊春是哪儿？没有听说过。”不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小城市的青年，是多么地受挫。
一个人的情绪，经过长久的积累会影响外貌。因而歌手戴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孩子“气质独特”：“大波浪卷在后面，整个人瘦瘦高高的，他有一张在月光下都挡不住的、比月亮还忧郁的脸。”她如此形容。
当时戴娆正要成立自己的演艺公司，看到杨烁的外形条件不错，便想将他招募到旗下做艺人。据他回忆，那个时候，戴娆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和另外四个男生、五个女生一起到韩国参加培训，回来再谋求发展；二是每月给他一千元的保底工资，做演员。最终，他选择了后者。“你知道一千块钱在那个年月对我有多重要吗？救命稻草。”他说。
某种程度上，是出众的外形让杨烁赢得了戴娆的青睐，从而拿到了走进演艺圈的入场券。殊不知，这也是他不可冒犯的地方。
与如今小包总满是荷尔蒙气息的身材相比，那时的杨烁面庞清秀，身形瘦削，特别是那一头波浪长发，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女生。甚至有的北京的哥还会调戏他，管他叫“小妞”，每逢此时，他总会用猛烈的粗口回击过去。
戴娆的出现，并没有很快改变这个年轻人的命运，因为他在犹豫，自己该不该走进演艺行业。他曾经带着这个问题，向自己仰仗的一位长辈咨询，对方只告诉他八个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来好笑，当时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他，一度还以为这是“好词”，直到查过字典，他才明白，这位长辈在讽刺他。
跌入谷底之后
“既然你觉得我不行，那我就一定要做这个行业１ 随后，杨烁下定决心，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就读后，杨烁也不是很顺利，他好像又走了一遍从伊春到北京的漫漫长路：当时他的形体是同学里最差的；如今被众人称道的包氏“低音炮”，则是那个年代的“破锣嗓子”；好不容易毕业了，却没戏可拍。
2005年，杨烁终于通过了某剧组的试戏，受邀出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因为时值弟弟中考，急需1万块钱的“重点高中择校费”，所以他非常希望能通过自己赚的钱，为家里分担一些困难。
也许是对这次演出机会太重视了，在正式拍摄的半个月前，他就提前进组进行训练，骑马、打斗，一个不落。结果到开拍的时候，仅仅两个镜头，导演就把他换下了。在看到接替他的演员轻松地诠释角色时，他才明白，是自己太紧张，设计太多了。
一下子，一个有志青年又被打回谷底，他说他那段时间，“基本上不敢与任何人有眼神上的接触，自卑到极点。”而他一直依赖的自尊心，也没能把他支撑起来，摔倒谷底的疼痛反而让他愈发沉沦。
原来因酒精过敏，滴酒不沾的他，也开始喝了起来，不为别的，只为能找一种方式让自己入眠。“那个时候，你困得都不行了，但只要一躺下，马上就有精神了，然后满脑子都是事。”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
这段故事日后被很多媒体夸大了，令杨烁和他的团队很是苦恼。采访结束后，他们特地针对这件事情做出了说明，“没那么严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则透露，“杨烁就是个戏痴，私底下也在和角色较劲，这可能会让人有所误解。”
“30岁之后你再狂，你连人都不是”
就在采访的前两天，他的大学同学来探班，还对他说了这样一句：“我每次见你的时候，你可能都在那个阴郁的状态里面，你是不是就喜欢这样？”
这也让他对自己提出了疑问：“是不是我本人自愿地把自己放到那个状态里面？”半晌，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小包总的身上感受到了某种“忧郁”，那一定是杨烁带来的，但可能这样的机会不会太多。
就算是小包总遭遇低谷，也会用幽默进行化解。反观杨烁，那段时间，是他逼着自己去看正能量的书，把自己淹没在各种励志标签中，重新振作起来。
在这个自我疗愈的过程中，杨烁也慢慢地转变了自己的个性，用他的话说，“就是把身上的‘刺’都收起来了，以全新的姿态再出发。”不过有些时候，一不留神它们还是会再冒出来的。
2008年，由制片人侯鸿亮、导演孔笙执导的动作战争剧《生死线》在江西瑶里开拍。一进组，杨烁抱着的想法就是“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所以在和“影帝”廖凡试戏之前，他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轮到他时，他直接就问了廖凡这样一句：“一会儿能动手吗？”看对方没有拒绝，一喊“拍”的时候，他狠狠地就把廖凡拽了过来。事后廖凡评价道：“没想到一个小我一轮的孩子，敢对我这样！”
正是因为这一拽，杨烁的演员生涯开始走向黄金期。2013年到2014年，他同时有7部电视剧和观众们见面，在十几家卫视的黄金档播出。即便是现在聊起来，他仍然不掩饰那个时候的狂妄，他当时甚至会跟同行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们拍了一辈子戏，赶上过这种时候吗？”
杨烁自有一套理论去为这些冒出来的“刺”下注解：“30岁之前你不狂，你不是人；30岁之后你再狂，你连人都不是。”
6月10日，《欢乐颂2》以破2的收视率，200亿的网络播放量收官。有消息称，第三季正处于创作状态。包奕凡的故事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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