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十万张照片，纪念正在消失的北京胡同
《云居胡同的婚礼》
拍摄时间：1984年
一个老北京、三十年、十万张照片、无数条消失的北京胡同
走进贾勇位于大栅栏的卤煮店，最显眼的不是那口翻腾着热汤的大铁锅，而是从门口一直延伸到二楼楼梯口的一溜照片。
“这是在取灯胡同拍的爷俩儿，后来老爷子后人还来找我，管我要这张照片留念，我做了一张送他。”贾勇说。照片上穿背心的大爷在三轮车旁乘凉，全身光溜溜的小孙子被搁在车上。顺着照片往前看，还能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大街上的商铺、胡同口的老太、小院脸盆边的孩子。
今年55岁的贾勇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在大栅栏煤市街长大，直到现在没挪过窝。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拍北京胡同，拍到现在已有将近十万张。三十多年的时间，贾勇一直忙着拍，很少整理，他原本打算趁着春节假期把这些年拍过的胡同和那些人系统整理一遍，却接到了店面被划为文物保护范围，商户需要尽快搬迁的通知。找店面、搬家具，他连着好些天从大早上忙到凌晨两三点。即便如此，贾勇还是挤出时间在前门转悠拍胡同，“也许这就是最后的留影了，我总要好好跟他们说‘再见’”。
《老会馆》
拍摄时间：2000年
要求商户搬走的期限近在眼前，贾勇好像又回到了十几年前那段“最疯狂的时候”。
2004年到2008年期间，北京加大了对老城区的改造，许多老胡同上午还在，下午就没了，“拍得没有拆得快”。那4年间，贾勇几乎每天都背着三个相机，带着五六十卷胶卷，“就像揣着个炸药包”。他骑着三轮车，相机就搁在脚边，看到什么有意思的画面就拍下来，很少停留耽搁，也很少打扰胡同里的人。
老北京人有句俗语：“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如牛毛。”但贾勇却基本只在大栅栏方圆3公里的胡同转悠，从前门外到天桥，从长椿街到磁器口。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也是他开始摄影的地方。
贾勇生活的大栅栏当时聚集了一帮“干照相的”，按他自己所说，他搞摄影也是因为耳濡目染。贾家对面最早是一家华侨开的店，解放后老板跑了，房子成了公房，后来就让大北照相馆租下做了职工宿舍。当时，大北照相馆称得上是北京照相馆的头牌。离大北照相馆不远就是首都照相馆的车间，专门负责洗照片。六七岁的贾勇经常跑去照相馆车间，扒着窗户看里面的工人干活。运气好的话，他还能向工人讨些没曝过光的边角料相纸，用黑纸包着拿回家自己洗着玩。
洗照片的方法是朋友教他的——皮鞋盒子拿掉盖子，充当简易暗室，从相框拆下玻璃盖在上面，挖个窟窿把灯泡塞进盒子里，在黑纸上放底片、相纸。为了混光，还要用白纸蒙在上面，拽灯绳，这就算曝光了。因为周围照相馆多，买显影液就跟“打酱油似的”，买回来倒在面碗里，相纸泡在里面，贴在窗上就洗好了。他甚至还自己学着给照片上色，能把黑白照调成棕色。
自己洗照片还不过瘾，当时的大栅栏多得是相机出租店。贾勇家日子还算滋润，那时候父母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近110块钱。作为家里的独子，他手头总是宽松的，每天一毛钱就能吃一顿糖饼豆浆，外加放学后的一根冰棍。小学一年级春游的时候，贾勇花了六七毛钱第一回租了个相机，自己琢磨对焦给同学拍照。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就租个相机，买几卷胶片练手。1981年左右，工作第一年的贾勇花了165块钱买了一台海鸥相机，那是当时的新鲜货，得托人才买得到。贾勇开心得把它“搁在被窝里搂着睡”。
后来贾勇被调往珐琅厂工作，也是从这时开始，他开始正式学摄影。贾勇记得刚开始学，老师就对他说：“别瞎拍，找一个主题拍，选你最熟悉的，你哪儿熟悉就拍哪儿。”贾勇选了他从小长大的胡同，一拍就是三十多年。
《锵菜刀》
拍摄时间：1992年
在珐琅厂的工作老坐着，贾勇闲不住，还起了火疖子，他专门找领导调去锅炉房。锅炉房的工作三班倒，他最爱上别人不愿上的夜班，这样一来，白天的时间就能全耗在胡同了，从胡同那头走到这头，贾勇带着他的相机找目标：“找胡同里的北京人，找‘有彩’的北京人。”
贾勇口中的“有彩”其实就是街坊四邻的生活状态——真正“接地气儿”的东西。他很少拍风景或建筑，觉得“照片有人才有故事”。
最开始拍胡同时，每次一大早出门，贾勇总能碰上胡同里拎着痰盂的老头老太。胡同里很少有单独卫生间，只有公厕。冬天夜里是不出门上厕所的，因为实在“冻屁股”，就在自家痰盂里解决。
夏天最热的时候出门，多半会遇上坐在门口马扎上摇着芭蕉扇乘凉的老人。门口是胡同四合院最凉快的地方，几乎每家每户的老人小孩都靠着那阵过堂风捱过没有空调的夏天。上世纪80年代的胡同，别说空调，就连用电炉子烧壶水都很难。电力供应短缺，这边插头刚插上，保险丝就熔断了。在贾勇的印象中，那时候走过胡同里的电闸盒，打开往里面一瞧，准能在角落里发现一卷备用保险丝。
有一回他跑上房顶拍照，下来时正巧碰上一对父女在院子里和面包饺子，头顶的晾衣绳上挂着两只袜子。他打趣说：“您这饺子得串味儿啊！”在他看来，就是胡同生活的滋味。
刚开始拍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场景时，贾勇总被人当神经病，有时还会惹来一句“这有什么可照的，你家胶卷没处使了？”拍了几十年，现在很少有人会特别留意到他，胡同里的街坊都习惯隔三差五会有这么个蹬着三轮车的人过来拍照，有时还会招呼他一起喝酒撸串。
因为拍胡同出名，贾勇的店里经常会有来“认亲”的街坊，他们指着某张照片里的人说“这是我爷爷”“这不是我爸”……有人管他要照片留念，贾勇从没二话。
这些年来，贾勇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么些年拍没了好多人。”有一次，他整理照片时，发现十多年前给北京小吃老字号“爆肚冯”的冯四爷拍了张照片，照片上他就站在门口和街坊侃大山。贾勇才猛然发现，“哎哟，和我聊天那哥们儿，没了”。
贾勇
胡同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胡同生活也一代又一代地变了。在贾勇眼中：“变得越来越不像老北京了，成了新北京了”。
胡同的变化，贾勇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他就发现门口的国营小百货店和常去的切糕店都不见了。那时他还年轻，以为变化不过是生活里少一些针头线脑，缺一块白糖豆沙堆起来的糕点。越拍他才越发现，难得遇上还有几分老样子的胡同，每到这时，“就总忍不住想起小时候怎么使坏”。
他经常会跑到四合院的屋顶拍照，小时候他经常和朋友在这上面追着打仗，各占山头，现在望一眼周围，就他自己。以前逢夏天打雷下雨，孩子们总会跑上房顶把排水管口堵起来，留一人在楼下放哨，看到有人来了，就一股脑把积水往下落。他现在已经很久没看过那种老式落水管了，“时代要往前走，但不能改吃了西餐就忘了面条什么样。人老了，东西没了，才开始真正怀念”。
据统计，1949年的北京旧城有3250条胡同，到了2003年只剩下1571条，2007年，仅9月一个月，就有330条胡同被拆除。为了留下胡同曾经的痕迹，贾勇一边拍照一边收集老物件。有一次一间四合院就在他镜头前被拆迁，新的门已经安上，破成几块的旧门被扔在一边。他舍不得看它被当垃圾收走，雇了几个小工，搬回了自己店里，花了4天组装起一扇两米多高、近4米宽的大门。在他家，至今还能找到从前的电影放映机、老式收音机，这些大多都是贾勇从旧货市场收来的。
从第一台海鸥相机到后来拥有一百多台相机，贾勇始终喜欢用胶片拍胡同，除了因为胶片能保存更久，还因为“它更能记录历史的痕迹感”。胡同似乎正在不可阻挡地被现代生活吞没，贾勇说：“我不能改变，但我可以记录。我在用镜头跟胡同文化说再见，也为了能让孙子辈和胡同‘再见’，让他们知道以前的日子是什么样儿。”
“打算拍到什么时候为止？”
“它不变了，我就不拍了。你明天改变，我今天必须得拍下来”，贾勇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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