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于话题
#Vista看热点
178个内容
在全网都在为《失孤》原型郭刚堂找到孩子而欣慰欢呼时，一条相关新闻却突然让人心里一咯噔。
昨天，有位50多岁的父亲骑电动车奔波300公里，来到了郭刚堂的小区门口。面对镜头说，“我跑了这么远，就是为了蹭蹭郭新振的热度。”08年，他14岁的女儿在上学的路上走失，至今仍然杳无音信。
就像是兜头泼来的一盆凉水，把人们从欣喜中浇醒。
一桩寻子故事迎来大结局，但依然有无数父母奔波在这条痛苦的路上。就像郭刚堂说的：“我没有理由停下，我也不可能停下。只有在路上，我才是一位父亲。”终其一生也不会有结果的寻找——这或许才是更多失孤父母不为人知的心酸。在《失孤》之前，更加广为人知的“儿童拐卖”题材作品，是陈可辛的《亲爱的》。
黄渤演的那个父亲，无论是寻找孩子的急迫还是偶尔的情绪崩溃，表现得都比较外露。
或许是因为失去孩子的时间还不算久，他呈现出的是更加尖锐、汹涌的痛苦。但《失孤》中雷泽宽，是一位看起来有点“麻木”的父亲。
因为长期在外奔波，他的脸被吹得发黑发红。破破烂烂的摩托车，后座位置摞放着几大袋子行李。最醒目的是袋子的两侧，分别插着一面印着照片、写着孩子体貌特征的“寻子旗”。有路人看到了他“寻子旗”上的内容，对他说“这么多年过去，找不到了”。本该处在风暴中心的雷泽宽，不仅却完全没有劝一劝的意思，还事不关己似的望了望四周；发现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非常自然从袋子里掏出寻人启事，开始一张一张地分发。
在电影的前半部分，他脸上最常出现的就是这种呆滞而又茫然的表情。抄近路上高速被警车叫停，连刹车的都比一般人慢上半拍。现实中的郭刚堂偶尔也会给人一种“钝感”，尤其是在谈到旅途危险的时候，比如说一台摩托车通常开个4、5万公里就该报废，但他每次都要多跑一倍还多。再比如说在路上看到100多起事故，很多重伤者都是像自己一样的摩托车骑手。结果“晚上睡觉时也感觉手抓着摩托车的把手，脸上的肌肉随着车子的震动上下弹跳。”
郭刚堂却笑呵呵地说习惯了，还开玩笑说自己早就已经“人车合一”。电影中的雷泽宽，日复一日地骑着破烂的摩托车行驶在路上。大概过于漫长的寻找，就是会让原本尖锐的痛苦转变为习惯的本能。一开始还会痛恨拐走儿子的人贩子，后来这种恨意也渐渐变得模糊。把寻找的时间拉长后，很多失孤父母都会陷入一种“平静的痛苦“中。
就像开头那位“蹭热度”的父亲，根本也没有哭天抢地。讲述女儿失踪过程时冷静而又很有条理，到最后才用纸巾抹了抹眼睛。《亲爱的》里张译的原型孙海洋，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多年来不敢搬家也不敢换手机号。有时候收到线索，即使明知道是诈骗，他也觉得挺高兴。即使最后没有结果，至少给自己一潭死水般的寻子之路带来一丝涟漪。
找回被拐儿童的黄金时间是40分钟。一旦错过，这场“战斗”就可能变成十几年。
旁观者很容易把他们的心态分为“坚持”和“放弃”两个阶段，就好像这种寻找总有一天会迎来某个结束的契机。《亲爱的》里最大的泪点之一，就是张译决定“不找了”。在田鹏的生日会上，他对众多失孤父母说自己的妻子怀孕了。
意味着寻子路走到了一个“终点”——放弃事业放弃生活的日子结束了，他要带着家庭重新开始。
但像郭刚堂这样的父亲，又给出了另一种选择。
在这24年里，夫妻俩又生了两个孩子，并把他们好好教育长大。
后来村里开始搞房地产，他们又承包了土方调运的工程。
妻子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看着工人干活，郭刚堂路上打零工，渐渐还清了欠邻居们的债。
可同时，他又一次次骑上摩托车继续找。不仅自己找，也帮别人找。
骑行路上看到电线杆、墙上贴的寻人启事，他会顺手撕下一张放在册子里。后来受到的关注多了，获得的信息也多了，又创建了寻亲网和寻亲协会。刘德华曾经在上节目时说，“他已经没有眼泪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别人找（这件事上），这对我来说是很痛的。”但这对郭刚堂来说也是寻找的一部分，“我帮了别人，别人也会帮助我。”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都是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旅途。
没有“坚持”或“放弃”之分，只是在一次次失望中爬起，然后慢慢习惯。
刘德华拍得最辛苦的一场戏，就是雷泽宽为某个线索奔波几天，最终发现找错了人。明明地点、年龄都差不多能对上。甚至看到男孩的第一眼，那张脸已经与儿子两岁的样子重叠。于是他试图唤醒对方的记忆：“你小时候踩到过钉子，脚上是不是有个疤？”结果刚抬脚就发现不对——男孩的伤疤在右脚上，跟儿子的对不上。雷泽宽愣了愣神，低头帮男孩提上靴子，最后扯开嘴角笑了一下。他找到孩子的养母，要求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因为“那个伤疤可能是我记错了，也可能是在右脚。”后来被男孩的养母疯狂厮打，口中却不停念叨着：“我找了15年，你就让我带他去好不好，你就给我带他去……”
郭刚堂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找了这么多的孩子，找一个不是，找一个不是。”
但又总觉得已经坚持这么久了，好像“在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去年郭刚堂安慰妻子的时候还说，“说不定下一个（找到的孩子）就是咱们的，咱们也给他娶媳妇，房子都准备好了。”在认亲会之前，郭刚堂去市场上买红包，想给儿子包个见面礼。孩子被拐的父母所遭遇的悲痛，几乎是大众朴素情感的最大公约数。在郭刚堂最近发的每一条动态下方，都有无数人排队留下“恭喜”。有关以后有什么打算，郭刚堂说要“把对方家庭当作一门亲戚去走动”；昨天又录视频表示，“想要回归正常生活，更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小郭振的正常生活”。从他的角度而言，这段持续了24年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开头那位父亲的遭遇，让更多人把目光投向失孤父母这个群体。另一方面，大众对于拐卖儿童的愤怒也重新被摆在台面上。即使是对于那些“团聚”的家庭来说，双方的情感缺失也是无法弥补的。《亲爱的》当年之所以能引发广泛的情绪，就是因为聚焦了一个难题：
“在亲生父母和所谓养父母的情感拉扯之间，几方当事人应该如何自处？”这是几乎无解的难题。即使是身为旁观者的网友们，也很难随随便便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几乎体现于每一起拐卖儿童的犯罪案例之中。
更不要说那些没找到孩子的家庭，陷入的是更漫长的绝望。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大概只能是加大对儿童拐卖的打击力度，掐灭源头。比如继续完善“打拐DNA系统”，帮助更多曾被认为“没有希望”的家庭找到孩子。
从2015年开始，刑法中也修改了“收买被拐儿童可免追刑责情形”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买卖同罪。
或许依然会有很多类似的寻亲故事让人们感到无力，但至少可以避免更多悲剧在未来发生。
不过对于郭刚堂来说，现在大概已经是他所能想象的最好结果了。
自己还不算太老，还有机会给妻子和家人更好的生活。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一年前在采访中说过的话。
鲁豫问，没有答案是不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
他说，“我不是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吗”。
感谢你读到这里，记得把Vista看天下“设为星标”，多多点赞、在看、转发，明天还有更精彩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