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看中国大都市的未来 ——“中国大都市治理论坛：国际化街区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摘  要：发展国际化街区是经济增长的新手段，是跨域利益冲突的社会吸纳新政策工具，是多元文化交融新思路，也是国家宣传新阵地。许多地方出台发布了对外籍人士的管理和服务的政策，越来越多的城市把打造国际化街区纳入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之中。如何应对国际化街区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增加外国人对社区的满意度和归属感，是大都市治理理论和实践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议题。为了响应党的“十九大”所提到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号召，积极落实和贯彻“十九大”精神，促进我国的国际街区建设和相关理论研究，来自全国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国际化街区治理这个主题，开展理论对话和经验探索。

深圳大学副校长黎军教授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黄卫平教授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陈文副教授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副教授

“中国大都市治理论坛：国际化街区治理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0月29日在深圳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联合主办，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联合承办。来自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日报社、深圳特区报、长江教育研究院、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现代物业》杂志社、中山大学、郑州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浙江工商学院、深圳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围绕国际化街区治理这个主题，对深圳本地以及国内外其他城市国际化街区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充分研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

研讨会现场

一、深圳本地国际化街区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化街区是21世纪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增强不同国家、种族、民族背景的社区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和归属感，国际化社区应当提供专业化的社区服务，满足社区成员多元文化需求。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国际化要素流动水平较高。201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复《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首次在国家层面把深圳定位为“国际化城市”，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获得此类定位的内地城市。基于此，深圳市出台了国际化城市建设的一系列政策规划和方案，国际化社区建设被设定为国际化城市建设的基本要素。2014年深圳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各区在全市建设8个“国际化典型社区”，其中有些社区如蛇口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国际化街区。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得益于独特的地缘优势，也较早地参与了深圳市国际化街区的相关研究工作。在本次研讨会上，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陈文副院长、程浩教授、唐娟副教授、劳婕博士、雷雨若博士分别作了相关的发言。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陈文对国际化社区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进行分析，对国际化社区的主要内涵和标准体系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国际化街区主要有社区主体来源的国际性、配套设施的高端超前性、社区文化的开放共融性、社区服务的精细人性化、社区功能的高度集聚性、社区时空的自由开放性六大特征。同时，以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国际化社区建设为实例，对国内主要城市国际化社区管理服务经验、香港及国外部分国家服务外国居民的经验作大致介绍，为沿山社区国际化社区的建设提出了六大对策建议：完善国际化社区的基础设施；加强外国人服务工作的平台建设；建设多元融合的中外特色社区文化；打造高素质的外管工作队伍；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国际社区建设格局；创建和谐安全的国际社区环境。

唐娟副教授从双元创新理论视角分析蛇口国际化社区的形成过程，在发言中提出蛇口国际化社区的形成是市场调节运行机制和政府指导运行机制双元叠加并不断优化的结果。企业主导下的蛇口国际化社区建设虽然已经相对成熟，但蛇口品牌的影响力仍然面临四大挑战：配套服务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有待提升，与国际化发展相匹配的软环境有待改善，国际人口比例及专家数量有待提高，涉外服务于社区治理模式亟待改革和优化。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企业和政府双元机制协同不足所引发的。

深圳市社科院国际化城市研究所所长何国勇在会上强调了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创新驱动更具主导性，创新产业配套好，并具有完整的产业链，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就越容易创新。国际化城市应当是一个先进产业创新中心，生态城市、治理很好的规范城市，建设一个好的城市需要奋发有为的政府。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劳婕老师作了“国际自贸区的腐败风险与廉洁评估，以前海自贸区为例”的发言，她强调国际自贸区的腐败风险与廉洁评估要坚持机构客观评价和公众主观感知相结合，廉洁政府指数和廉洁感知指数相结合。

福建师范大学大学副教授张翔作了“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发言，以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发展历程为例，在城市基层制度变迁方面提出两个值得讨论的新问题：第一，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并非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复制，而是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第二，城市基层制度变迁主要是两对基本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社会结构分化与城市政府的管理机制之间的矛盾、机制形成的有效性与体制确认的合法性之间的矛盾。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程浩教授在“建构深圳农民房市场治理的政策框架”方面提出破解深圳农民房处置的政策障碍有四大点：第一、城市规划的先导地位和权威性未能充分彰显；第二、村（居）自留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并未严格落实；第三、村（居）自留土地开发利用的利益分享机制并未清晰建立；第四、政策执行遭遇了阻滞或存在执法施政的空挡。必须建构深圳农民房分类处置的政策框架，既秉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和精神，继续深化政策改革，增加政策供给，在尽可能尊重既定规则、尊重历史、尊重农民房所有权人合理意愿及利益诉求的前提下，根据城市规划的实际情况、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农民房市场的既成事实，区分农民房的建成时间、违规程度、性质、宜居性等，厘清农民房的产权关系，确认绝大多数农民房的“有限使用权”，从而建构农民房分类规制、绝大多数可“有限合法化”（即合法使用但限制商品化流转）的政策框架，并完善政策执行机制。

二、全国各地国际化街区的理论与实践

重庆市南岸区区委副书记王茂春介绍了南岸国际化社区的发展经验，即共同协商，大事、小事、私事“三事分流”；共同参与，微益坊、社工站、基金会“三社联动”；共建共享，综合信息平台、平台语音系统、平台网上系统“三级服务”。

对于国际化街区面临的多元文化和利益冲突问题，贵州大学靳永翥教授提出要进行包容式治理策略。具体包括认知价值的包容：摈弃“唯我独尊，四方来朝”的霸主意识，保持“相生相克，和而不同”的开放学习心态；有限空间的包容：实现国际化街区的社会融合，以促进不同肤色的人群在城市和谐生活，提高生活品质；社区组织的包容：借助街区公益或文化活动凝聚人心，借助大数据对“陌生的地球人社会”进行动态管理，降低犯罪率；多元文化的包容：五彩缤纷的历史传承与相互接纳，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打造多彩国际化街区四个方面。

西南石油大学副教授周斌认为基层协同治理面临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社会转型的不适应这三大挑战。推进基层协同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社区去行政化，整合社会资源，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对外经贸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原珂提出影响城市社区冲突产生有7个方面的因素，分别是社区经济、社区治安、社区救助、社区服务、对社区熟悉程度、社区管理体制或治理结构、户籍所在地。亟需从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经济，改进社区治安、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优化社区管理体制、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加强社区参与，提升社区资本等方面做出努力。

郑州大学霍海燕教授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郑州城市城市发展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城市规划滞后于城市发展：摊大饼与组团式规划并存，先城市建设，后城市规划；城市框架拉大与保护耕地的矛盾。第二，移民管理，关于外来人口的管理严重滞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第三，综合治理面临挑战，“网格化”管理销声匿迹。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汪仲启强调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体系建设，作了“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专业化人才队伍体系建设的‘上海经验’”的发言。他从三个方面来说明当前的趋势和变化，从国际视角来说，走向“城市时代”，缺乏治理城市的经验与人才，从上海脉络来看，结构急剧变化，从国际经验来说，开放多元、复杂化、专业化。但上海社区工作人员仍存在杂牌军、素质落后、缺乏吸引力等问题，对此他提出了五点建设性的意见。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白利友老师从民族视角出发，作了“城市民族工作与城市的民族问题治理”的发言，从政治、经济、人口等各方面说明当前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民族工作在城市工作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应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加强城市的民族问题治理，切实履行城市政府的治理责任，着力点在社区，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切实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所长许玉明作了“‘互联网+产业总部经济’发展与大都市经济现代治理”的发言，中国经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并得到全面发展。城市由此获得发展机遇并承担城乡一体化发展责任——创新国民经济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在互联网+产业总部经济中完成大都市经济现代治理。构建“互联网+”产业供应链管理和运行系统，发展“互联网+产业总部经济”，建立现代的产业生态系统，大都市经济现代治理在城市产业信息化、智慧化总部经济运行体系中启动运行。

三、国外国际化街区的理论与实践

对于危机驱动型的政策变迁，中山大学学者丁辉通过研究德国难民政策变迁，提出两点启示。第一，经济大国往往成为当然的或潜在的难民目的国，其难民政策都面临从国家的国际义务层面落实到国家内部政策层面的压力：明确基本政策底线，并在制度上实现被动的危机驱动型政策到主动的危机预防型政策的转变；第二，外国人政策的多个侧面具有强烈的交互影响，在“难民—移民—劳工—安全”等任何一个环节上的政策空白、漏洞和冲突都可能造成外国人政策的总体失灵。

浙江工商大学张国芳副教授在美国社区建设的背景下总结了芝加哥国际化社区建设的三大经验。第一，注重社会资本的培育；公共空间与公民参与；第二，以社区情感价值为导向建设社区文化；第三，以本土化为基础的国际化社区建设。并提出中国国际化街区建设应该注重移民或外国居民的本土化基础，在社区融合和文化建设上面多下功夫；弄清国际化社区建设的主体与主导的界限：谁的社区？谁来建设？怎样建设？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的雷雨若老师作了“澳大利亚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的行为研究”的发言，从政府成立专门的养老服务管理机构、制定养老服务法案、对养老服务进行全国收费统一定价、采取直接资助老年人和补贴服务机构的购买方式、实行严格的监督方式等方面对澳大利亚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行为进行了分析。

长江教育研究院方皛作了美国教育法治发展与地区教育前沿问题研究的报告，提出美国的教育法治已经逐步转变视角，从管理便宜到服务民众。这种转变对地区立法参与者提出了比创新更高的要求——洞见，必须强调共识、关注差异，必须脚踏实地、高屋建瓴，必须立足当下、研判未来，必须终身学习、传递智识。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与《现代物业》杂志现场报道，请关注本刊后续将有详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