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反对平权法案(AA)的背后
美国华人
第1087篇文章
原文标题：Asians are being used to make the case against affirmative action. Again.
原文地址：https://www.vox.com/2018/3/28/17031460/affirmative-action-asian-discrimination-admissions
作者：Alvin Chang
原文于2018年3月28日发表在www.vox.com（Vox Media, Inc.下属网站，又称Vox）
Vox官方授权 © 翻译发布 /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过时数据不反映当前实际
种族因素只是很次要的考量
在学人数比较不能反映录取率
保守派反AA是为了维护等级差异
等级观念确实可能获胜
我是在刚上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惩罚”，那时候我在上SAT备考课，第一次模拟考试还不到1000分，休息时间，课上另一个亚裔同学过来跟我说：“你知道咱们必须得比白人考得还要好，对吧？”
我从来没有听过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AA——对非裔和西裔的“奖励”、对白人和尤其是亚裔的“惩罚”。我当时还不理解这种表述方式是多么地有害，它不但掩饰了种族考量政策所要应对的那些背后成因，而且进一步奠定了辩论基础，把所有的种族考量都视作不公。但是这个描述在我脑海中先入为主，几年后我看到这样的图表时，更加强化了我的印象。
上面Thomas Espenshade的这个研究被保守派用来作为诟病AA平权法案的经典武器。但是这并不是平权法案的现实，就连Espenshade本人也一再表示，他的研究并不证明亚裔被歧视了。
这里的数据采自2009年普林斯顿社会学家Thomas Espenshade与Alexandra Radford合著的一本书《不再隔离，尚未平等（No Longer Separate, Not Yet Equal）》，书中量化了身为不同种族需要在SAT中考到多少分才能被以平等机会录取，暗示黑人考生的1000分相当于白人考生的1310分、亚裔考生的1450分。这组数据佐证了保守派长期以来对AA的指责，即AA奖励深色人种、惩罚白人和亚裔，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的进步派政策。
过去几个月来，川普内阁也捡起来这个议题。司法部最近翻出来一桩已有两年之久的关于哈佛大学对亚裔招生不公的控告，着手调查哈佛的录取政策，最终有可能把校方扯进诉讼，这让其他类似实践AA的学校不寒而栗。
微信群设计对话
这届政府的作为，不过是几十年来的白人反AA声音的老调重弹，这个调子里不光是白人和黑人的对比，还往往把亚裔拿出来说事儿，说亚裔是考虑种族因素政策的牺牲品。关于依照肤色奖惩的说辞，让亚裔心理非常纠结：一方面我们很多人都感觉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对于制衡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又被告知说同样的政策恰恰惩罚了我们。
这个纠结，一再被白人反AA分子视为机遇，以期建立联盟达到反对考虑种族因素政策的目的。如果说亚裔长期以来一直拒绝随着他们的议题起舞，“然而这一次有那么很小的一群亚裔非常心甘情愿地跟白人来唱这一出。他们富有，极端地高调、大声”，研究这一群体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OiYan Poon这样说。
他们的这套叙事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以奖惩角度来看待AA，完全遮掩了这一政策如何运作的复杂现实。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理解方式认为应当存在一个不考虑种族的客观录取标准，而且按这套标准一定是白人和亚裔占据主导，在他们心目中这当然也是顺理成章。
亚裔的道具化
把亚裔用作政治道具，不是新鲜事。
在八十年代中期，亚裔团体开始发现对于亚裔考生的录取歧视。最终，包括像斯坦福、布朗这样的大学都承认，招生考核中确实存在对于亚裔的偏见。里根政府在这些争议中看到了机会。1988年，时任司法部民权厅厅长、长期反对AA的William Bradford Reynolds发表了一通讲话，首次提出对于其他少数族裔的帮助使得亚裔受到了歧视，说“合格的亚裔考生被拒之门外，看来是因为AA政策更偏好其他少数族裔”。
虽然可以理解大学的官方拒绝承认他们对合格的亚裔有歧视，但颇具讽刺的是，这样的歧视却是源于大学里照顾其他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政策。
但是，亚裔领袖们极为担心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被保守派利用来破坏那些有利于其他少数族裔的政策，因此他们拒绝响应。
王灵智教授（来源：《中国日报》）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王灵智教授(L. Ling-Chi Wang)写信给Reynolds说，“亚裔社区从没有人认为我们的事应该赖到AA政策头上，这个合法的政策针对历史上受压迫、缺少机会的少数族裔”。夏威夷大学法学教授、活动家Mari Matsuda指出，亚裔不应该被利用来“剥夺那些条件差的人的教育机会、把成功仅留给条件优越的人”。芝加哥DePaul大学的教授Sumi Cho则提出了一个词汇来描述保守派的伎俩：“种族道具”。
对于许多人来说，关于竞争激烈的私校录取的斗争似乎没那么重要。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Natasha Warikoo在最近的书《多样性的讨价还价（The Diversity Bargain）》当中所说的，“这些精英学校在资质与种族方面的做法具有象征意义，对于我们理解精英体制极为重要，因为许多人都把进入名校看作资质的最终证明”。简言之，这些争论将决定我们怎么看待价值——谁是值得的，谁不够值得，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三十年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议题，再次跟反AA的人进行同样的辩论，那些人再次把亚裔当作道具来用。而且，大批的亚裔群体再次拒绝在这场辩论中担任角色。
但是如今，另一个亚裔群体的存在把这个讨论变得更迷惑人了。
贡献社会者为何被惩罚？
对于AA的最新攻击始自于Edward Blum提交的诉讼，他之前也攻击过AA。那次他代表一个白人女学生Abigail Fisher，指控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拒绝她的申请时涉及种族因素。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不少人期望能给AA致命一击，但是没有。
这一次，Blum换了一个策略，把亚裔作为受害人，状告哈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提告不久，超过60个亚裔组织以“亚裔美国教育联盟（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AACE）”的名义联名向司法部控诉，内容跟Blum高度一致。领导这个行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佛罗里达华裔商人、AACE的主席赵宇空。
《华尔街日报》2015年6月5日的一篇投稿文章，介绍赵宇空先生对哈佛大学的法律诉讼，标题为“哈佛的排华法案”（来源：《华尔街日报》截屏）
赵宇空及其追随者们，是白人反AA保守派最理想的同盟：他们不仅声称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不公平，而且言之凿凿地说自己是受害者。赵的特殊之处是他在中文社交媒体微信平台上有名气。微信平台，社会活动家Steven Chen称之为“虚拟中国城”，参与该平台的几乎是清一色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移民。
Steven Chen先生的文章：“瓷器店里的一头大象”
网址：https://medium.com/@crwstrategy/an-elephant-in-a-china-shop-d69c6fccf944
这是一个主要由第一代中国大陆华人移民组成的较为孤立的圈子，其他背景的人想要融入的难度很大，同时它也成为那些关于歧视亚裔的说法的回音壁。
在这里，赵先生是最响亮的声音之一。“将来”，他跟我说，“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我们也有一个梦想，期望每个孩子是按照他们的天资、品性得到相应的评价，而不是因为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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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种意愿的看起来人数众多，也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微信世界更是成为主流。但是，教育专家Poon教授发现，他们实际没有感觉上的那么多人，成员背景也极为雷同。通过对36个亚裔美国人的采访，她发现，那些反对AA的几乎都是从中国大陆来了没多久的新移民，也是花大把时间在微信上的那群人，他们往往经济宽裕、受过高等教育，但是跟其他族裔打交道很少。他们的工作场合多数是白人为主，而社交场合主要是华人圈子。
Poon说，他们口中都有过种族歧视的经历，结合赵宇空的关于AA惩罚他们、优惠非裔和西裔的说辞，不难理解他们确信美国是“反亚裔”的。
赵认为，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方式应该是从相关政策里彻底消除种族因素，这一点跟那些AA反对者的立场一致。如不然，亚裔必然成为受害者，就像他自己的儿子受到两所藤校的种族歧视而被拒，尽管孩子的申请资质绰绰有余。
“我们努力工作，从未向政府讨要任何政策倾斜”，赵表示，“但却被人指责说亚裔在藤校过分集中。我们勤奋为社会做贡献，为什么偏偏得到惩罚？”本文开头关于不同族裔录取分数的数据，是最常被引用、也最难辩驳的证据。在任何讨论中， 一旦引入亚裔美国人受到惩罚这个证据， 就很难反驳了。
奖惩的理解角度失当
关于奖惩的神话一直挥之不去，特别是在相对孤立的亚裔美国人社区。他们对于亚裔遭到歧视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某录取官员就曾被揭露炮轰亚裔学生的脸谱化（他同时也炮轰非裔和西裔学生）。
但是这种简化叙事，完全忽略了AA走到今天这一步所走的曲折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又打了多少折扣。
美国最高法院于1978年裁定AA诉讼时的原则是，AA在照顾非裔、西裔学生时，不可以损失其他族裔学生的利益为代价。然而，如果AA在实践上能做到为某种攸关的目的而量身定做，那么就可以据此考虑种族因素。法庭也裁定，按照种族（人口）结构来修正的道路，算不上足够“量身定做”，不能视为AA的目标，因此AA就剩下一条路可走：增加校园的多样性。
从那以后，每次相关的裁定，也都让这条路越来越窄。2003年的Grutter讼Bollinger案件中，法官判决，AA对于种族因素的考虑，要结合其他的所有有助于多样化的因素。
这意味着学校要对学生申请进行更加“全方位”的考核，把种族因素弱化为一个外围指标，跟其他的因素并列，比如是否“玩体育”。
2013年Fisher讼德州的案子，法庭进一步细化了考虑种族因素时必须遵从的规范，首先必须证明多样化有必要、其次必须证明除了种族因素无法达到多样化的目的。
近则在2016年的再次宣判中，法官Anthony Kennedy写道，种族“只能是一个因素的因素的因素”。
假设学校在寻求很强的领导力品质，而一个申请学生所列举的资历跟自己的种族身份有很强的关系，那么学校在权衡了其他因素之后，才可以考虑种族。最终，学校在入学考虑方面对于种族因素的考量其实是大受限制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再来仔细看Espenshade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那个关于种族奖励和惩罚的图表描绘了一幅误导平权法案的图画。首先，Espenshade和Radford所有数据仅仅来自于屈指可数的少数几所学校，而且是1997年的数据，是在几个改变了学校如何考虑族裔的主要判决之前的数据。
更重要的是，Espenshade的分析描绘出的图像是一个类似漫画形式的“另类现实”，就是走上来那个按照种族（人口）结构来修正的道路。在那个世界，弱势群体得到种族奖励，而种族惩罚被作为杠杆来对付亚裔和白人。
这其实根本不是平权法案的现实。就连Espenshade自己也一再表示，他的研究并不证明亚裔被歧视了。但这不能阻止他的研究被反对平权法案的人利用，并得出相反的结论以支持他们的论点。
其他形式的亚裔受害说
2012年，曾为杂志《美国保守派（American Conservative）》发行人的Ron Unz指称常春藤学校有亚裔名额，证据是这些学校亚裔学生人数长期持平，跟过去这些年来亚裔总人口的增长不一致。作为对比的反例，在不实行AA的加州理工，亚裔学生人数则在持续上升。
这个分析有几个缺陷。Poon指出，它假定了随着亚裔人口增加，申请者群体的资质依然照旧。同时，它只看到学生在学人数，而不是有多少人获得了录取。专栏作者Jenn Fang援引了2014年哈佛的例子，与2000年相比，2014年的亚裔申请人多了1162个，其中每13个申请人中有1人入学，其他12人或者被拒绝、或者被录取而没有来。结果当年的在学人数比2000年多了84人，跟上述比例的计算结果一致。
另一个常见的论据是加州反AA的209号提案之后，像伯克利等竞争激烈的加州大学的亚裔入学比例提高了。同样，这也是在学人数，而不是录取率。于是Poon查找了大学的亚裔录取率数据，发现在AA禁止之后，这些学校对亚裔的录取其实是降低了。
所有这些都不证明在录取过程中不存在对亚裔的歧视。
但我们关注此事这个事实 — 在川普政府治下将再次关注此事 — 显示了保守派在平权法案的辩论中是多么成功。他们成功地把AA平权法案的辩论转换成了亚裔 — 也包括白人 — 是一个零和游戏受害者的话题。
主导正确的叙事权
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是否支持惠及少数族裔的AA，多数人会说支持。但是观点容易改变。当顾忌到种族因素会影响自己的成功时，支持率则显著下降。这是因为申请精英学校常常被理解为打分游戏，入学申请上的每个项目都被当作奖、惩的积分看待，种族因素一旦被理解成这种积分的一项、因而种族可能会成为“负分”，那AA的支持率就大幅降低。
反AA的人正是这样宣传的，而且他们极其成功。这个版本的叙事导致多达57%的白人认为存在针对白人的反向歧视，其背后则有一种“正向歧视”心理，即白人自然地应该处于优越地位。Jerome Karabel的书《被选择者（The Chosen）》指出，“资质这个词是可变的，通常反映的是权力在握者的价值和兴趣，以推行其自身的文化理念”。
换言之，具有经济及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即白人占决定性主体的群体，决定了我们看待哪些资质、又怎样去衡量那些资质。这些“资质”成为美国教育体系的固有基础，进一步固化了财富和权力的分配。
这就是为什么如何正确地讲述AA至关重要，我们的自身定位和角色担当尤其重要。一个版本的叙事，关注种族差异是如何存在的、又怎样通过教育体系而延续下去（因此需要改变）；另一个版本的叙事，则暗示种族等级序列是自然的状态，任何基于种族因素的作为都是一种慈善，甚至是一种不公。
在后者看来亚裔就成了受害者、亚裔在争取社会地位提高过程中所受到的歧视是AA带来的伤害。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它却容易被人接受，而且最终它确实可能胜出。
作者：Alvin Chang
翻译：周宇
原文标题：Asians are being used to make the case against affirmative action.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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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文译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Chinese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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