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峰会的尴尬非一日之寒——伊战后的外交退让与特朗普现象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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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基本在意料之中，也就是特朗普维持了两年来从不批评普京一句的一贯态度。但这次稍有不同的是，联邦调查局在几天前刚刚正式指控12个俄国高级官员参与盗窃民主党资料和选民信息。指控（indictment）和判决有罪当然还稍有不同，因为还没有经过法院这一道关。但是对这种高规格的案件，FBI除非证据确凿，否则绝没有可能提出指控。如果有一天真的对簿公堂，也基本上不可能败诉（当然，俄国是永远不可能引渡这些罪犯到美国受审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普京面前死不承认FBI的调查结果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视觉效果。再加上特朗普在欧洲访问的前几站刚刚对各国领袖各种谴责和讽刺挖苦，甚至直接干涉英国的退欧谈判，挑剔梅首相的谈判技巧。那么在普京面前所表现出的毕恭毕敬的姿态自然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图片来源：俄罗斯总统办公室网站）

特普会后共和党议员会怎么做？

过去因为不敢得罪总统而不说话的共和党议员，也只好纷纷站出来与特朗普的观点划清界限。因为他们的措辞没有新意，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不管多么不情愿，面对本国总统相信克格勃而不相信FBI这个荒诞现实，他们在媒体面前也很难蒙混过关。当然，谁要是以为这些议员会从此改变他们与特朗普的合作程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很多议员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指责FBI和司法部的主要负责人。其技巧和当年指责克林顿的“邮件门”如出一辙，主要是抓住FBI一个雇员发送的反川普的手机短信反复挖掘，从”her email”（“邮件门”）变成了”his message”（Peter Strzok的短信），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大统领的丑闻打掩护。

选民怎么看特普会？

但是有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的绥靖政策并不完全是特朗普一个人的责任。特朗普因为某种我们不了解的个人原因（也许是金钱关系，也许是普京掌握的黑材料），确实把对普京的吹捧做到了极致。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选民对这件事的关注度非常有限？

按照我的观察，特朗普和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早在两年前就已经非常明了。我当时的社交媒体发言中已经多次断言了这种关系的存在。但一直以来，很多人（包括自由派人士）都喜欢强调证据不足。但是“证据”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司法程序中给一个人定罪所需的证据，这种证据当然是很难获得的，因为你必须有所谓的smoking gun（铁证），也就是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极强证据。但还有一个意思是指认知上的证据，也就是说在非司法语境下足以让你相信一件事的理由。后者远没有前者的要求那么高，因为一般人并没有权力把人关进监狱，而仅仅是为了形成自己的观点。如果只有掌握了smoking gun才敢形成观点，那么世界上大部分学术刊物和出版社都可以关门大吉，因为从数据到结论往往需要很多有精确度并非100%的统计方法。所以，如果你不是美国的司法人员，没有对被告人的生杀大权，你完全可以依靠两年前的证据（更不用说后来新发现的），作出特朗普与普京有利益关系这一认知意义上的结论。

前特朗普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的在监狱中的近照。（图片来自Alexandria弗吉尼亚拘留所）

仅仅是他从美国的大量竞选人才中挑选了马纳福特这个臭名昭著的俄国代理人作为竞选经理，就已经是除了通俄之外难以解释的小概率事件了。再加上他竞选之路上对普京的毫无保留的正面评价，以及川普集团获取俄罗斯贷款的各种报导，我很难相信一个持续关注新闻报导的人会得出其他结论。

但问题在于，这些惊人的报导并没有对选民产生影响。喜欢特朗普的人并不认为和俄国有利益关系是件大不了的事，而讨厌特朗普的人也往往不喜欢使用通俄嫌疑作为他们的论据。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选民并不在意美国有什么样的对俄政策，因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太微不足道。

以我去年教书的经历，我教过的学生大多数是主修或辅修政治学的本科生，但是当我问及乌克兰内战、克里米亚领土争议、或者马航MH17被击落事件，他们大都表示从没有听说过。这当然也不奇怪，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确实难以引发年轻人的兴趣。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事对美国的利益没有影响。乌克兰的欧盟之路和叙利亚的民主进程被俄罗斯破坏，当然会间接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俄罗斯在伊朗和朝鲜核扩散中起到的作用也直接威胁美国和盟国的安全。但是这里面的因果链条太长，一般人很难去花时间消化。那么，当专业评论人士滔滔不绝地讨论特朗普对俄政策的时候，选民的反应是非常平淡的。即使是此次特朗普在芬兰的超级拙劣的表演，对其选民支持率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如何评估奥巴马的对俄政策？

当然，选民重视哪个议题，又和明星政客的言论有很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总统是难辞其咎的。首先，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奥巴马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针对公众的警惕俄罗斯威胁的演说。他对俄罗斯所做的谴责大多是在公务环境下的简短发言，并非以选民为听众，其讲话的长度和措辞都相当地令人失望。奥巴马政府的乌克兰政策也可以说是相当保守，基本上除了不得不做的人道援助和对俄经济制裁，并没有对俄罗斯的入侵构成实质性的制约。他的政策逻辑当然是很清晰的，那就是美国以外的暴力冲突，能少干涉就少干涉；伊拉克之类的错误，能少犯就少犯。这种外交政策上的价值观，其实细想起来，和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有些异曲同工之处。特朗普的这一口号，很大程度上也是摸清了美国选民对于海外军事干涉的厌烦情绪而量身打造的。

2015年11月15日，土耳其G20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和普京的一对一会晤，国家安全顾问Susan Rice和俄方翻译在场，左方站立者是俄方保镖。 (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by Pete Souza)

在当时看来，奥巴马的鸽派政策最多是缺少魄力，但未必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到底美国需要花多少资源在维护世界和平上面，本身是一个无法科学论证的价值判断。但是，如果把目光移到2016年以后，当年的错误就很明显了。美国对俄国的软弱，不仅导致叙利亚和乌克兰的大规模人道灾难，同时也使得美国自己的选民放松了对侵略性大国的警惕性，以至于在通俄嫌疑明显的情况下，仍然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而一个俄国代理人一旦上台，所造成的政策灾难将不仅仅限于外交方面，其腐败和专制主义风格向国内政策扩散只是时间问题，用非常规手段干扰下次选举也不会有任何道德压力。

美国人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下，尤其是后冷战时期的一国独大，难免产生一种美国可以独善其身的幻觉。民主党的鸽派政策和美国中间选民在伊战后的厌倦情绪形成了一种鸡和蛋的关系。很难说是选民的孤立主义诉求决定了奥巴马外交上的软弱，还是奥巴马的沉默导致了选民对国际问题的迟钝。但是二者都对特朗普和普京今天的肆无忌惮负有一定责任。

我其实很希望奥巴马能够对当时的政策做出一些公开的反思，承认自己对俄国威胁的认识不足，或者是对公众的解释不够，这样，至少可以对选民的认知缺陷起到一定补救作用。但现在看来，他这个年纪恐怕也很难再改变自己的观点。对伊拉克战争的评价，我也希望有一场新一轮的辩论。如果萨达姆仍在台上，结果真的会比现在更好？他会不会在风头过了以后重新发展化学武器？会不会在中东地区发动其他的战争？美国政界和民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过于草率。

外交政策如果被简化成“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小聪明哲学，怎么可能有效应对克格勃黑客网络构成的强大威胁？

作者：Huey Li

本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Chinese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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