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之美与文明冲突之痛——评福山和亨廷顿的国际观之争

美国华人

第1574篇文章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仅在知识界掀起论辩浪潮，甚至政府首脑和外交部官员也来发表评论。一位是在人类史的意识形态和认知体系中寻觅并描绘最终归宿的睿智哲人，一位是替各大文明划定边界线并告诫不详之兆的敏锐导师。孰是孰非？

正文共：914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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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遐思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甫一结束，美国政治学领域两位有师生关系的重量级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和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就掀起了一场有关国际关系路线的争论。虽然引发争论的两位主角都以学者身份享誉知识界，由于该争论事关二十一世纪世界的走向，他们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很快就超越了学术领域，引发世人的广泛关注。

2016年的两个重大政治变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胜选，更进一步把这场争论推向政治纷争的风口浪尖。值得注意的是，和大陆在美华人大批倒向特朗普同比，众多大陆在美华人，包括知识届人士，在这场争论中站到福山的对立面，嘲笑他的自由主义国际观幼稚可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华裔人士的嘲笑言论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认真读懂了福山自由主义国际观的开山之作， 即：1989年发表在双月刊《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的论文 ——《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遑论福山稍后的论著， 即：发表于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这就使得在华语世界里对福山和亨廷顿的争论焦点做一个梳理成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自由主义思想受到严重挑战的关口，华语世界的自由主义者有责任捍卫福山的自由主义国际观，说明自由主义国际观的价值所在和成功理由。

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1.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的厚重西方古典学术造诣和他的精湛哲学修养，给了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贯穿哲学概念的能力。他的自由主义国际理论是建立在由亚力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阐述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历史理论基础上的。因此，福山的国际观充满德国思辨哲学的神秘感和法国存在哲学的宿命感。但是，福山借用黑格尔和科耶夫概念所阐述的理念自身却既不神秘也不宿命。

福山赞同黑格尔的思辨观念，认为人是存在于历史过程中的，是由他们所身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塑造的产物，而历史过程是人类意识形态和认知（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的各种具体形态辩证冲突所构成的行程，从开端到中间，再到终点。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他的自然属性远远不如他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重要。福山又进一步吸取了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的思想，认为历史终点的＂普遍性同质国家＂（universal homogeneous state），将是一个以法律系统认可和保障个人普遍权利的自由国度，是一个以受治理者的首肯为前提的民主国度。这样一个国度之所以成为历史的终点，是因为其体系内不再存在无法自行调和的内在矛盾（Internal contradiction）。所以，事件仍然会在社会的发展行程中发生，但是以打破现存社会体系为目标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不会再发生了。就是说，1789年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监狱和1917年俄罗斯工人武装冲进冬宫这样的事变，不会重演了。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达到了它的终点。换言之，福山所定义的历史终点是指人们经历过的“大革命”到达了终点，而社会历史进程没有终结。

对于众多上过政治思想课程的大陆华人来说，福山所运用的这套黑格尔思想概念可能并不完全陌生。原因在于，卡尔·马克思深受黑格尔观念和逻辑的影响，他的哲学著作中随处可见黑格尔的思想痕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福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赞成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福山的论著中，他引用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作为一个例证，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福山对黑格尔的历史发展线索思想的运用，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和认知对于历史走向终点的重大意义，而不是经济形态变化有什么决定性影响。他对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 《大国的兴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一书的批评，就在这一点。他认为保罗·肯尼迪忽视了认知的作用。恰恰是人的认知内容（政治优先目标）决定了一个国家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这个比例的失调，按照保罗·肯尼迪的想法，最终导致大国的覆亡。

在福山对欧洲近代史发展脉络的考察思索中，黑格尔的历史洞察力无可争辩地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806年，加冕不久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率军在德国耶拿打败由国王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 of Prussia）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时年46岁的哲学家黑格尔立刻意识到，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来到了，历史迈入了走向终点的行程，因为拿破仑象征的法国大革命理念从此将所向披靡，一个崭新的拥有所有美好设想的世界将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黑格尔因此称呼拿破仑为骑在白马上的绝对精神（指代表历史终点的理念）。福山认为，透过黑格尔晦涩的德语思辨词汇，我们可以辨析出来，法国大革命高举的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三色理念和宪政观念代表着人类政治追求的最高境界，它们已经冲出思想的桎梏，由拿破仑传递到欧洲全境，历史因而走进了最后的阶段。

晚于黑格尔近两百年的福山进一步推论，黑格尔揭示的历史最后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后期划上了句号。这个终结的标志性事件是苏联的瓦解（1991）和欧洲联盟的建立（1993）。虽然福山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时，苏联尚未解体，但瓦解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苏联的体制已经寿终正寝了。福山1992年发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时，欧盟尚未正式成立，但欧盟条约已经签署了，驶向理想彼岸的航船鸣响了启程的汽笛。在福山看来，欧盟的意识形态和认知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它的宪政体制的牢固性和文化感召力加上美国的对等因素，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与之匹敌的力量。历史在此终结 （强调：这个终结是笔者前面解释的意义上的终结），而社会将趋于完善。

2.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就在福山刚刚为历史的终结划上句号之时，他的导师亨廷顿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1996年，亨廷顿在该文章的基础上扩充内容，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亨廷顿文章和论著的观点恰好与福山针尖对麦芒，即刻在知识界掀起论辩浪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卷入了论辩，甚至政府首脑和外交部官员也来发表评论。

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

由于亨廷顿没有象福山那样运用思辨哲学的概念作为他的理论基础，理解他思想的脉络和主要观点相对容易一些。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没有减少冲突的危险，所改变的现象仅仅是，冲突的根源从不同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变成了不同文明（如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印度教对伊斯兰教）。1990年代的事例有南斯拉夫，车臣，和南亚半岛。2000年以后的事例有911恐怖袭击，欧盟发生的恐怖袭击，等等。亨廷顿强调，西方一直流行着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是幼稚的和错误的。这种看法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全世界各地通行。西方强力推行自己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做法，实际上恰恰加速了文明冲突的到来和加重了冲突的强度。作为自己理论的事实脚注，亨廷顿列出了两个西方文明面临的＂挑战者文明＂（challenger civilizations）：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Sinic and Islam）。按照亨廷顿的想法，这两个挑战者文明不仅不可能被西方文明同化，反而会在各自的地缘政治版图内寻求霸权，抵御西方文明的影响力。

在讨论文明基础的不可改造性时，亨廷顿的目光指向了宗教。在他看来，被工业化和信息化技术革命急速改变的各个文明，并没有失去保持文明特性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只有落实在宗教层面上才能有效抵御西方文明和技术革命的改造冲击。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对文明的认同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宗教信仰。比起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宗教的可塑性要低得多。正是这种低可塑性奠定了宗教作为文明底基的地位。以宗教为底基，亨廷顿把现代世界划分为九种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非洲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在意识形态冲突随着苏联的瓦解消失后，新的冲突将在这九种文明之间展开，尤其是在西方与中国，西方与伊斯兰之间。

3. 两种观念冲突的焦点

显然，福山和亨廷顿的理念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差别的程度不亚于亨廷顿所描绘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差异。那么，这种针锋相对程度的差别聚焦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就在两人对西方文明普适性的看法中。福山运用黑格尔单线式历史发展的观念，虽然不否认每个国家或民族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但强调的是历史发展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的共同性。从福山的观点来看，在抽象成概念的历史发展形态上，各国的相同性远远比差别性来得重要。尤其是到了近代，当历史走上了最终阶段时，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各国在意识形态和认知上的趋同性愈加明显，而这种趋同性证明了世界历史正在走上一条九九归一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文明在近代自耶拿战役到欧盟建立的历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并不代表任何民族或宗教特性，而只是先于其他民族或国家达到了人类意识形态和认知理应达到的境界。正如福山指出的那样，西方文明在现代所表现出的稳固性和感召力，是无以伦比的。今天，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政治制度，其政府也鲜有公开用法令声明反民主反人权的，他们多半是用曲解的方式把那些西方文明观念纳入他们可以接受的框架内，制造出伪民主伪人权的现象。正是这种恶意曲解西方文明观念的做法，证明了当今西方文明在意识形态和认知观念方面的制高点和感召力。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个国家，曾经有过如此这般的制高点和感召力。这样的制高点和感召力中就蕴含着西方文明的普适性。

反观亨廷顿的理念，不难看出，他的理论立足点就是通过强调宗教的不可改造性来证明西方文明没有普适性。按照亨廷顿的看法，世界上现有的各大宗教，作为各自文明的基本核心内容，都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千年以上了，很难在可以预想的将来消声匿迹。近代以来的经济现代化所导致的＂地球变小＂现象，不仅没有加速文明间的融合，反而强化了各个文明内部成员对自己文明核心的认同感（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这种文明认同感进一步强化了宗教在各个文明中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因为宗教不同于文化的其他因素，如饮食，服饰，甚至语言，它很难被其他文化因素改造或同化。宗教在各个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各个文明的政治形态和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以其他宗教为核心的非西方文明完全不可能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融合。更进一步说，不仅文明间的融合不可能，文明间的冲突无法避免，因为文明认同感的强化必将导致对异类文明的警怵和敌视。

综上所述，我们面对的，一位是在人类史的意识形态和认知体系中寻觅并描绘最终归宿的睿智哲人，一位是替各大文明划定边界线并告诫不详之兆的敏锐导师。孰是孰非？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切入这个题目，作出判断。一是从价值观评判的角度向我们自己提问，在我们追寻人类未来发展蓝图的视野中，有没有比西方文明（或曰欧美近代文明）更加吸引人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价值观呢？二是在近代史两百年的过程中考察一些个案，看看西方文明的诸种核心因素能否成功融入其他文明体。

4. 历史终结之美

先回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提问。对这个问题的简明答案，就在西方文明的感召力之中。两百年的世界近代史告诉我们，非西方国家在这个时期追求的主题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在本质上就是西方化。不错，亚非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多半从求得船坚炮利为开端，以期军事上能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但这种对船坚炮利的追求总是很快就向工业化，教育体制，乃至政治体制延伸。处于这个进程中的人们，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发现，西方的船坚炮利背后是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

中国近代史上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到洋务派改革学校制度，建立现代企业的努力，到维新派建立议会制的企图，到革命派推翻两千年帝制的壮举，再到新文化运动全面改造中国文化的雄心，就是一部受西方文明感召的历程。而且，任何国家只要开始了这个历程，这种感召力就不会灭绝，不管守旧势力如何努力地打压它。

我们在俄罗斯的近代史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苏联瓦解后，俄罗斯的开明势力曾经努力推动这个外在于西方文明的欧洲国家走上诗人普希金向往的道路。可是，满怀帝国雄心的普京以铁腕手段阻断了俄罗斯通向欧洲的道路。不过肯定令强人耿耿于怀的，是俄罗斯年青一代的向往。最近几年屡次发生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年青人的目光所在，他们的心跳与十二月党人是同步的，他们读得懂普希金激情澎湃，憧憬自由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他们和普希金一样眺望俄罗斯的西边。如果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有同样的感召力，这样的示威就会以眺望莫斯科为主题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了。

这是一首感召力的诗歌。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曾说，他在历史中可以读出美感。如果说历史中真有美感的话，这种美感就是福山所说的最高境界的理念在历史行程中逐步展现。人类历史上还有哪一种文明表现过同等的感召力？假如我们承认，凡人设计的制度和价值观是不可能完美的，那我们就可以大胆推断，西方文明所体现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价值观是我们所能拥有的顶级社会系统 （虽然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但这个社会的系统已经确立）。如果我们再近一步询问自己，更会以百倍的热情拥抱福山的理论。在这个为核武器所威胁，为气候变暖所危害的时代，人类不去遵循欧盟所启示的道路走向历史的终结，难道是想坐以待毙吗？可供我们选择的理想道路没有很多。

5. 文明冲突之痛

再让我们探讨一下，西方文明的诸种因素是如何渗透到其他文明体的，这些因素是否已经成功地把那些文明体改造到可以和西方文明共组世界大家庭了。若论西方文明改造其他文明体的成功例证，不少人脑中恐怕立刻会跳出亚太地区最东边的汉字使用国。其实，在美国海军马休·佩里准将（Matthew Perry）在1853年打开日本国门之前，日本的闭关锁国状况和科技落后的程度与当时的大清国可谓不相上下。此前的日本，虽然已经有了兰学（江户时代幕府将军准许的荷兰商人带来的欧洲文化），但因限制严格，内容狭隘，传播不广。当时与少量荷兰人来往的所谓兰学生，也是只知荷兰，不晓欧洲，更别提大部分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日本国民了。

可是，打开国门后的日本却一反以前视异种文明为洪水猛兽的态度，在明治天皇和维新领袖的倡导下，如饥似渴般吸取西方文明的养分。在饥不择食的状态中，连福泽渝吉这样的开明派也接受了帝国主义这种负面因素，遂使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了一段弯路。二战后，在美国的直接督导下，日本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都做了重大变革，把帝国主义因素从主流中逐出，在认知的层面上更加靠近西方文明的正面因素了。现在的日本无愧于G7成员国的身份，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的的组成部分了。福泽渝吉曾经主张的＂脱亚入欧＂论，在走出中世纪，迈入历史最后阶段的意义上实现了。虽然日本在亨廷顿的笔下属于摇摆文明，意谓文明归属的立场可以发生变化。但2016年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显示，日本精英阶层在主观认知上，是认同战后日本历史走向的，他们没有意图要偏离与西方文明共同行进的道路。

如果说，在国际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日本仍然有走回军国主义老路的可能性，因而可以被称为摇摆文明；那么，可以把一个法西斯色彩明显的煽动家选入白宫的美国，不也有背离西方文明核心内涵的倾向，岂不是也可以被归入摇摆国度了吗？所以，以坚守历史最后阶段核心意识形态和认知这一点论，日本成功地完成了文明改造，成了广义上的西方文明的成员。

其实，就是在现代文明改造最少成功的伊斯兰世界，我们也不难看到西方文明因素的多方渗透。在很少有国家可以完全拒绝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的情况下（汽车，手机，电视，飞机，等等），要全方位地杜绝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不少伊斯兰国家的精英阶层人士都做过全面现代化（西方化）的努力，虽然成效远远比不上东亚国家。如若把1853年前的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做个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那时日本与西方的文明距离不比伊斯兰与西方的文明距离小。那么，既然在文明的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格格不入的日本可以融入西方文明，我们就没有理由断言伊斯兰文明只能停滞在历史的中段，永远不能跨入历史的终端。也许，伊斯兰国家跨入历史最后阶段的关键一步，就在于实现政教分离，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一步一旦迈出，伊斯兰世界走向历史终端（西方文明）的进程就开始了。

6. 两种理论洞察力之别

如果以上两段论辩可以成立，那我们就能够得出主题结论，只要对世界史作长线考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其内含的自由主义国际观在学理上和历史事实上都是经得起严格检验的，值得为士子所究，为黎民所敬。另一方面，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不仅丧失了理想精神，而且丢却了对历史事实作长线分析的眼光。仅仅就一时一事一地的事实看待历史，是无法看清历史发展脉络的。这是亨廷顿的失误所在。911事件发生后，有华裔学人惊呼亨廷顿理论的准确性，其实是在亨廷顿的失误之处以误再误。911的轰动效应在现代传播媒体技术手段的放大功用下远远超过了耶拿战役，但耶拿战役的历史功效却远非911可以比拟。原因在于，911没有给世界历史的发展注入新因素，没有把历史提升到新阶段的杠杆作用。耶拿战役则恰好做到了这一切，把历史新阶段的大门为人类打开了。黑格尔，科耶夫，和福山在世界史的洞察力上远远胜过亨廷顿，更不用提某些大陆华裔学人了。

7. 福山理论之瑕

正如古话所说的那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福山对世界史的思考已经达到万虑的程度，当然也应该有其失误之处。＂历史的终结＂发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的目光更容易看清作者思考的漏失之处。在新法西斯主义猖獗于欧美世界之时，我们可以确定地指出，福山低估了白人种族主义在欧美中下层蓝领人群中的影响力。法国大革命开启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观念在政治精英和知识阶层扎下了牢固的根基，这一点福山没有看错。

欧美政治精英和知识阶层在2016年压倒性地支持主流政治人物，反对右翼煽动家的表现，是福山理论的最好脚注。但福山没有料到，法国大革命开启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观念在中下层蓝领人群中却未扎下稳固的根基，几部偏远地区的地方电台，一家集中了极右翼口无遮拦的脱口秀主持人的全国性电视台，就可以用赤裸裸的谎言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呼风唤雨，调动投票意向。

在耶拿战役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英国可以投票脱离她在意识形态和认知上无法背离的欧洲大陆，美国可以投票选出一位与美国战略利益的头号对手相互勾结的总统。历史的车轮碾碎了克罗齐赞颂的美感蓓蕾，把一朵毒气逼人的恶之花奉献给新千年的初始岁月。是的，福山没有料到，我们大家也没有料到，原来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所歼灭的仅仅是一种有形的制度，＂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所达到的不过是唤醒了深肤色人群的追求，而那一大群浅肤色的人们却依然对平等博爱怀有深切的敌意。正是这种敌意，使得历史终结阶段的意识形态和认知未能沁入半数浅肤色人群的肺腑，导致原本高速驶向最高阶段的历史列车逆向倒行。

此刻，当我们重温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似乎领悟了它的真缔。在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表层之下，还有着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一切，而这没有发生的一切都会在环境适合的当口幽灵般地跳跃在你我的身边。更进一步思考，我们会思绪飞舞，脑门洞开。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实质上是百年沉渣的回光返照。美国内战后，由于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的保守政策，美国白人，尤其是南方白人中的种族主义精神基本没有被触动。现在，这个躲藏在暗处的幽灵在法西斯领袖的呼唤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政治殿堂。然而，这种以仇恨为基础的种族主义观念体系不会具备超越特定人群界线的感召力，它随着特定人群的焦躁而复活，也会随着特定人群的消逝而飘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白人种族主义回潮，没有冲击历史终端意识形态和认知的理性力量。主导理性力量的知识界比任何时候都坚定地维护着西方文明大厦。这栋世纪大厦正是福山历史终结理论的具体表现。

8. 亨廷顿理论的实践者

有意思的是，福山可能没有想到过，历史终结理论的缺点，可以进一步印证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错失。在福山忽视的地方，亨廷顿理念恰恰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已经有不少学者试图探究亨廷顿理念的起源是否有种族主义缘由。由于亨廷顿本人从未明确表明立场和态度，我们可以暂时撇开诛心之论。不过，一个无法否认的现象是，文明冲突论天然地成了种族主义煽动家的理论源泉。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前白宫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 。作为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的首要功臣，班农的国际观正是以文明冲突为基础的。更有甚者，在班农的眼中，文明冲突的基本界线正是宗教。

在2014年夏季于梵蒂冈对极右翼人士的一次演讲中，班农指出，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西方正处在巨大的危机中，信奉犹太－基督教的人们正在经历一场极其残酷和血腥的冲突的开始阶段。这场冲突的意义在于保卫犹太－基督教西方免遭全球化消灭。班农使用了诸如＂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类概念来批判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以期这类概念中的合理因素给他的粗糙理论披上一件知识外衣。但是，拥戴特朗普这样一个胸无点墨之人这个事实，毫无遮拦地暴露了班农国际观的实质。谁能相信，班农指望特朗普这个权贵游戏的玩弄者会打破权贵资本主义，替下层蓝领谋利益？班农理论的真相隐藏在他对犹太－基督教的大力鼓噪中。班农从来没有深入犹太－基督教的任何概念细节中去探讨教义，而是把犹太－基督教作为文明标志招摇过市。班农在意的，根本不是犹太－基督教义的实现程度，而是犹太－基督教代表的西方所涵盖的特定人群的未来，也就是欧美依然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的统治地位。

在民权运动几十年后的今天，唯有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才能毫无顾忌地对着下层蓝领鼓吹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这才是班农带着他简陋包装的种族主义国际观投靠特朗普的原因。班农敏感地意识到，有TPP这样的国际组织推动，经济全球化很快就会打破欧美世界的种族比例。他这样的死硬种族主义者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必须加快行动，阻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保障白人在欧美世界的人口优势。在这样的理念中，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福山疏漏之处，正是亨廷顿落实之地。

9. 史诗终将唱响

不用追溯久远，只需回眸遥望百年，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两场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残烈战争的厮杀景象，千百万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在弥漫的硝烟中毁灭。福山以他的历史终结理论，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唯一值得追求，也完全可以走通的发展道路。他的例证就是他所钟爱的欧洲联盟。法德和解，在欧元的五彩缤纷中拥抱整个欧洲，这是集所有欧洲诗歌之美于一身的壮丽史诗。这首史诗是属于全人类的，她超越任何一种肤色，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语言。她给世人无尽的启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一时一事一地的现象当作永恒，给世间的恶意破坏者们准备了论证谬论所需的观念和依据。与汨罗江上屈子魂魄心心相印的当今士子，为瓦釜雷鸣而心神俱伤，为苍生之危而心扉深痛。在长河中缓慢漂行的历史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以十年百年为单位审视历史，我们会看见理性的胜利。以仇恨为基础的煽动终究会造恶，最终戕害参与造恶的人，因而没有可持续性。福山为我们描述的历史之美一定会在欧盟的欢声笑语中征服世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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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3-18.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Kojève, Alexandr.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lated by James H. Nichols, J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Hegel, Georg E.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 2003.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22-49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Croce, Benedetto.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Translated by Sylvia Sprigg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0

✎作者简介

作者遐思客，曾专攻历史学，获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和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美国）。现在美国从事IT工作，业余时间喜好阅读文史哲书籍和思考历史问题。

撰文：遐思客

编辑：Jing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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