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美国华人
第1752篇文章
正当人们为永远摆脱冷战时期两强争霸的危险而庆幸不已之际，大国之间的争斗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世人的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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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遐思客
正当人们为永远摆脱冷战时期两强争霸的危险而庆幸不已之际，大国之间的争斗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世人的头顶。如果说，美苏争霸可能释放的恶魔是核战争；那么，中美对抗可能造成的残局是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诚然，中美两国间的摩擦由来已久，早已不是新闻。但是，新冠病毒流行爆发后形成的中美对抗，正以其深度，广度，和心理冲击力度，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承受底线。面对如此可怕的局面，人们自然会问，中美关系走进困局的症结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学理上的分析梳理是关键所在。我们首先必须看到，中美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世界局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行进若干年后的今天，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考察，就必须从中美两国的外交战略和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开始。有了对全局的深刻认识，我们才能体察中美关系变局的实质。
从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到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美国政治精英阶层形成了一整套以宪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理念的外交战略。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美国几十年来历届总统的外交政策大体都没有越出这个战略框架。这个外交战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盟国辅助，外围国家跟从的国际体系，以维护世界和平，贸易公正，金融稳定，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并持续推动各国向宪政体制过渡。从手段上说，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几个不同层面的组织机制。军事层面，美国以本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威慑机制，以北约，美日同盟，美澳新同盟为国际军事组织力量，形成军事干预的国际合法性。政治层面，以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形成国际讲坛，为贯彻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意志提供最大程度的合法性。而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性政治组织则成为维护国际体系的堡垒。在经济层面，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机构，确定国际经济行为的准则和运行机制，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奥巴马时期美国主导建立的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和谈判中的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是美国精英阶层试图在新形势下升级国际体系的努力。至于这个外交战略的业绩，可以从欧洲到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成就中窥见一斑。（参见遐思客《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价值与意义——兼论美国主导地位的独特性》🔗）
在外交战略和国际体系的思考中，美国学术界和外交界一直有所谓理想主义（Idealism）和现实主义（Realism）的辩论。外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对威尔逊的国际大同理想主义多有批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考察外交现实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就不难发现，基辛格这样的外交现实主义者所挑战和批评的，是威尔逊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战术主张，而并非他们的战略观念。为二战后威尔逊-罗斯福国际体系做出等价贡献的罗斯福，就没有受到外交现实主义者的强烈非难，尽管罗斯福的外交战略理念师从威尔逊。就是说，到奥巴马为止的美国总统，无人背离美国二战后形成的当代外交战略。
中国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外交战略主旨，就是尽力创造并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设立便利条件，同时努力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扩大交往，以获得中国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体制改革知识。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中国的外交战略主旨，那就是尽快融入国际社会。
近十年来，这种曾经为国际社会赞赏的战略似乎开始模糊了。一方面，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成员担忧，中国的外交战略似乎有改变的意向 。这个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第二大受益国，好像不再满足于单纯接受已有的国际组织机构和规则，不再欣喜于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和利益，等等。另一方面，从学术界到政界，再到民间社交媒体，越来越多的国人成了热情有加的国际体系修正主义者，甚至是革命倡导者。他们认为，把中国束缚在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不能仅仅是现有体系的被动受益者，中国要参与规则制定和修改，要成为理念的贡献者。隐约之中，一个独立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新型国际体系呼之欲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学术界和政界的所谓温和派，也只是在战术层面质疑激进的修正主义者和革命者，主张中美可以和平共处，中国不必以激进甚或革命的方式推动国际变革，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几乎没有人从战略层面质疑一下，抛弃或根本改变美国主导国际体系这种想法，对世界会构成怎样的威胁；对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又会有怎样的危害。
本来，提出对二战后国际体系的质疑，本身无可厚非。美国主导的体系从来就不是完美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执国际体系领导权的美国，对坐二望一的国家产生疑虑，是正常的。中国学术界主流和政界似乎没有以理念，政策和行动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中国期望的国际体系的形式和内容是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希望知道，改革开放初期＂融入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否仍然是中国的既定外交国策。如果认为美国主导的军事安全体系应当废除，那么中国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军事安全体系；如果认为世贸组织不公正，那么中国主张建立什么样的国际贸易体系；如果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系的金融体系成效不彰，那么中国想建立什么样的国际金融体系；如果觉得联合国这个机构效力不够，那么中国试图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机构，等等。仅仅批判美国的政策，而没有一整套的对新的国际体系的构想和承诺，无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大国崛起的疑虑。事实上，中国的一些政策行为和对国际承诺的履行意志，已经并将继续构筑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正面或反面的估价。国际社会在焦虑中等待中国学界和政界对外交战略的定义。
福山为代表的理念把人类社会最终的归宿定义为＂普遍性同质国家＂（universal homogeneous state，参见遐思客《历史终结之美与文明冲突之痛——评福山和亨廷顿的国际观之争》🔗）。这个最终的社会形态将是一个以法律系统认可和保障个体普遍权利的自由国度，是一个以受治理者的首肯为前提的民主国度。这样一个国度之所以会成为历史的归宿，是因为其体系内不再存在无法自行调和的内在矛盾（Internal contradiction）。所以，事件仍然会在社会的发展行程中发生，但是以打破现存社会体系为目标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不会再发生了。换言之，福山所定义的历史归宿是指人们所经历过的“大革命”到达了终点，而社会历史进程没有终结。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这一历史理论的意义，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人类历史发展在最终的理念上，是单线索的。以宪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文明，终将史诗般地唱响在整个世界。欧盟的实践为各国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确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榜样。就是说，当某一地区的国家在体制上逐渐趋同，成为普遍性同质国家时，欧盟模式就可以实现。即使实行欧盟模式的条件在某一地区还不成熟，欧洲共同体和欧洲煤钢联营的模式仍然可以借鉴，以创造向欧盟模式过渡的条件。
以福山历史理论考察，美国当代外交战略目标与福山的理念是一致的。就实践而论，没有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美国一贯的支持维护，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都是无法想象和实现的。欧洲的一体化是美国当代外交战略的一个成功典范。以欧盟目前遇到的问题质疑其合理性的人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欧洲一体化，现在的欧洲会是什么景象？恐怕早就发生过几场威胁人类生存的战争了。所以说，在战略层面，欧盟代表国际社会融和的大方向；在战术层面，欧盟有许多方针政策需要改革和调整。
外交战略眼光，就在于以动态的长远透视力，看到历史发展的合理目标，并以此为基点，推动国际社会向这个目标行进。相对而言，那种以静态眼光看待国际关系现状，把现状基础上的理念当作固态的地缘政治观和文明冲突论，只能囿于战术层面的思考，缺乏战略前瞻性。以此观察，国际体系和历史最终归宿这种前瞻性极强的战略观念，由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威尔逊和福山提出，就不奇怪了。如果说，学者兼政治家的威尔逊提出的国际体系理念，引导了二十世纪百年来美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整和；那么，作为学者的福山提出的世界史理论，将启发二十一世纪百年中美外交战略的成型和国际秩序的重组。
威尔逊-罗斯福国际体系在二战结束后成型。如果把此后到奥巴马为止的外交政策变化，做成一张统计学意义的正态分布图，我们会看到变点基本聚集在外交政策均值的一个标准偏差线（Standard Deviation）周围，波动不大。原因不难找到。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美国总统们在外交政策上没有战略区别，只有战术变化。
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给了世人一个诧异。上面那张外交政策变化正态分布图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极端奇异点（Outlier），远远偏离图中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均值左右的三个标准偏差线以外。这个极端奇异点就是特朗普主义的出轨理念和政策。它的出轨之处在于，把美国当代外交战略中的核心理念，由国际主义（Globalism）转变成了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日，曾经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的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以圈内人身份，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发表文章，阐述特朗普外交战略的理念。文章的题目就叫＂特朗普主义＂。
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里，安东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外交政策》的传统读者群（学术界和外交界精英）的不屑，强调特朗普既非传统现实主义者，也非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安东很清楚，传统精英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威尔逊和罗斯福的国际观。特朗普主义的实质则恰好相反，其基调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对此最无歧义的说明，是特朗普本人２０１７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和同年在越南岘港市APEC年会CEO高峰会上外交政策发言。在这两个场合，特朗普强调了家园的感觉，欢呼伟大的民族国家重新觉醒。在安东眼里，这样的民族觉醒和国家主权重建，符合人类天性，必然打碎现有的国际体系，冲破其束缚，阻断全球化的进程。所以，特朗普有充分理由与法国的勒庞（Le Pen），意大利的萨尔維尼（Matteo Salvini），波兰的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匈牙利的奥班（Viktor Orbán），巴西的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英国的约翰逊（Boris Johnson）那种民粹式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起，并引为同道。这种民粹式民族主义在当今国际观上的意义，用以色列右翼思想家哈佐尼（Yoram Hazony）的话说，就是以民族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必然导致的帝国主义。就方向和结局来说，安东把民族主义浪潮的四处泛滥称作国际秩序的正常化。
如果特朗普外交驱动力主要来自民粹式民族主义的理念，那不管他的理念是多么脱轨的奇异点，他本人在政届的反常度还不算太过。问题是，特朗普外交另有一个驱动枢轴：他的个人利益。对于特朗普来说，民粹式民族主义理念起的是旗号的作用，把４０％左右的选民绑在疯狂疾驰的特朗普战车上。金钱和财富才是这位依赖法律灰色地带巧取毫夺的商界玩家之最爱。为了个人和家族财富的积累，他可以置美国国际体系的核心利益（欧盟，北约，美日同盟等）于不顾，和执意打破这个国际体系的北极熊密谋协议。那张外交政策正态分布图出现的奇异点之所以如此夸张地远离均值几个标准偏差线以外，正是因为特朗普的个人利益驱动枢轴与美国国际体系核心价值背道而驰。
正如普莱斯（Ned Price）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特朗普外交在表面上显得杂乱无章，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可预见；对于一个诚实的观察者来说，特朗普的言行恰恰暴露出危险的可预见性：他的个人利益无时不刻地在推动他的决策。比如，他自己发动贸易战，然后试图以贸易协议在选战中作为政绩。为了这个政绩，他可以置白宫顾问们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警告于不顾。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关系涉及的几个复杂的不同层面，绝非单纯的第一和第二的排行关系可以解释。中美两国的政界和学界人士首先需要阐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是否需要维护和改进。如果需要维护，那么美国的主导地位是否应该受到挑战。如果需要改进，那么TPP是否代表改进的方向？如果这个体系不再合乎现实，那么用什么样的体系来取代它？这是关系到国际社会前进方向的哲理性问题。人类是否应当携手共奔同一个方向？希望中美两国有关人士可以重温＂中美国＂ (Chimerica) 这个概念的意涵 （参见Niall Ferguson, ＂Niall Ferguson Says U.S.-China Cooperation Is Critical to Global Economic Health”,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2008）。
其次，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都需要思考，地缘政治观念以及与之相连的文明冲突论，在科技推动下的全球化浪潮中，还有多大的意义。如果地缘政治观念在新形势下失去了以往在哲理层面的份量，那就要减轻乃至消除它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再次，哲理概念和战略观念确立后，中美两国政界和学界都要界定战术层面言行的限度，不能让战术层面的操作扰乱战略的方向。
最后，美国学界人士和中国政学届人士，需要厘清美国正常外交战略走向和反常外交突击之间的区别。重点在于，不要把特朗普外交等同于美国外交。
下面，就这几个涉及到中美关系走向的问题做具体分析。
福山所述历史最终归宿论中世界单线索进步的观点，在欧盟的实践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欧洲战后大体上的和平，繁荣，进步，和公正，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战乱和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大陆国家坚持欧盟路线，说明了这条路线在欧洲之深入人心。另一个例证是亚太地区。美日，美韩，美澳新等条约维护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为这个地区的国家参与并融入战后国际体系创造了条件。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崛起，为福山的历史观画面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而后，中国大陆在经济层面参与国际大循环，成为国际体系的成员。中国的经济腾飞，为世界向历史终点发展写下了极为重要而又成功的篇章，也为福山理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如果中国全方位融入国际体系，那么历史最终归宿的交响乐就将奏响最后的乐章了。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寄予重大期待，一是因为这个体系代表着人类大同的唯一方向，二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巨大权重。没有中国的全面加入，历史归宿的最后篇章无法起笔。
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最大优点是，它的内部凝聚力来自理念的一致和利益的趋同，而不是领导国的霸权。罗斯福在二战后期就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式的霸权已经过时。美国领导地位依赖的是利益均沾原则和软实力效应。若论利用美国退出国际体系领导地位的机会谋求独立发展，德国和日本最有理由这样做。它们都在二战时遭受过美国的沉重军事打击，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接受领导的成员国。但是它们根本就没有脱离这个国际体系的心思。它们以国际体系临时召集人的身份，虚位以待美国的王者回归。德日两国２０１７年以来对这个国际体系的勉力维护，是对美国正常领导力的最佳肯定。
安东和哈佐尼所说全球化融合必然导致专制帝国主义的论点，无法解释欧盟的事实。欧盟是全球化的重大步骤，它是民主的，又是反帝国主义的。
无庸讳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缺点，需要改良。奥巴马提出并实施的TPP正是改进这个国际体系的努力。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当选，会考虑重新加入TPP。TTIP的谈判肯定会重启。TPP和TTIP的运行，会以亚太和欧盟的集体力量强化美国对升级版国际体系的主导权。
中国政界和学界需要未雨绸缪，做好预案，谋定自己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中国不同层次的人士曾在各种场合表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最近，中国的高层领导人表达了对TPP的正面态度和兴趣。如果这是一项既定国策，中国政界和学界就应该进一步规划，哪些未竟改革之业需要推进，以取信于整个国际社会。毕竟，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需求程度，比之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之时并未降低。
地缘政治观曾经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显学，在政界和学界都有大批拥趸。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冷战后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地缘政治观的改编版。文明冲突论把地缘政治观中的基本政治单位，国家，改变成了文明。在许多具体例证中，文明和国家是可以互用的，如中国和日本的例证。
福山历史归宿理论的提出和欧盟实践的成功，使得地缘政治观失去了外交思考中的战略性地位。因为人类的出路在于欧盟启示的大同方向，地缘政治观不再具有战略指导意义，不能再向有关人士提供长远眼光的政策启示。在新冠病毒肆虐世间后的今天，地缘政治观的局限性愈加明显。在全球交通前所未有地方便的今日世界，任何一地的传染病爆发，都具有全球大流行的潜在可能，都需要全球动员应对。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这句话，现在不可否认地具有全球意味了。地缘政治观的价值，充其量也就是在战术层面对局部的国际局势有短期的考量意义。
作为国际体系的领袖国，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应该首先全盘放弃外交战略思维中的地缘政治观，以世界一体化为国际战略的根本方针，朝世界的欧盟化方向努力。
中国政界和学界人士，也应当抛弃地缘政治观。如果在国际体系中与美国的合作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生存的长远利益，有什么理由需要去挑战在创新和领导能力方面鹤立鸡群的领袖国度呢？
在国际战略的哲理概念（走向历史最终归宿）和外交战略观念（推进欧盟模式的一体化）确定后，中美两国在战术层面的考量就必须设定限度。战术层面的交锋和谈判，必须在哲理旗帜和战略高度引导下展开，不能越出根本理念和伤害最高战略。只要对理念的最终实现和战略的最后落实有利，战术上的妥协和让步实质上是双赢。
美国方面不要追求一步到位。如若能向战略目标靠近一尺，不够完美的协议是可以接受的。推动两国朝着共同认可的方向行进，原本就不可能没有挫折。此外，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壮大，盟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美国需要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国认同美国倡导的方向，共同承担战术层面各项措施的实施。
中国方面应当避免战术考量战略化。中国政界和学界必须明了，像５G，贸易协议，南海这样的议题，对于中国来说，属于外交战术层面的考量，不能把它们上升到国家追求的最高战略层面议题。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是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成为国际体系的完整成员。如果战术层面的议题被国际社会质疑为有损国际体系的总目标，那就应当被视为与中国的外交战略相违背，需用加以调整。把战术层面的议题当作国家外交战略目标来追求，中国自身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国际体系也会跟着受害。
如前所述，以＂特朗普主义＂为标签的外交战略，大大越出了二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几个标准偏差线，成了一个孤立在外的奇异点。不过，这个外交战略观念，还不算是他个人的特征。像布坎南（Patrick Joseph Buchanan）和班农（Stephen Kevin Bannon）这样的极端保守派人物都在鼓动民粹式的民族主义。就是说，特朗普在这里的奇异点还算是理念上的，而且并不算孤单。特朗普具有绝对个人特征的奇异点，是他的个人利益枢轴在外交领域的作用。这种个人利益枢轴使得他的外交行为充满离奇古怪的不可预测性，霍格华茲魔法与巫术学院（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般危险而恐怖。
相当多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的人士认为，特朗普为个人利益枢轴驱动的特性，使得他在外交上容易应对，只需向他个人及其家族输出利益就可以得到中国需要的一切。这是十分错误且具有危害性的想法。首先，美国总统以个人利益枢轴驱动外交行为，不仅损害美国的利益，也损害国际体系的利益。作为国际体系的半成员，中国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都和国际体系一起受到损害。其次，国家的战略利益是稳定的，而个人的利益是随时变动的，因而是极不牢靠的。此时此刻，特朗普需要贸易协定为选举服务，可以掩盖中美在疫情问题上的分歧；彼时彼刻，他可以为了转移国内视线，夸大和扭曲中美在疫情问题上的分歧。今日此国给予他家族商标特权，被视作上好利益，赢得他的外交政策倾斜；明日他国给予他的公司经营特权，被视作更好的利益，就可以赢得他的外交政策转向。这种利用个人利益在外交领域展开竞争的短促突击行为，导致国际体系内寻求长远利益的国家永远是失败者。体制内的人岂能以破坏体制来获取利益？
与特朗普相反，民主党强调美国价值观的外交战略具有清晰的可预见性。虽然美国价值观可能在外交交涉中引发碰撞，可是这种价值观的诉求一以贯之，经久不变，可能造成外交摩擦的领域，性质和程度，都可以由外交对手预先谋划对策。撇开外交战略的价值意味，单单就可预见性而言，民主党代表的正常美国外交战略对国际体系的负面作用，比之特朗普的反常外交战略，应该说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
所以，中美两国的政界和学界人士，都必须认清一个重大事实，美国当前的外交战略处于反常状态。在思考和应对两国间外交事物时，两国的专业人士需要认真甄别所面临的事情，区别美国正常外交战略衍生的战术性议题，和特朗普反常外交滋生的事情。有时，这种议题和事情会混淆在一起，增加外交交涉的难度。
美国学界人士需要谴责特朗普的个人利益枢轴，揭示特朗普外交的恶劣性。美国外交界专业人士，应当尽个人所能，把特朗普外交的破坏性减低到最少限度，苦撑待变。
中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在认清国际体系的意义和世界历史大趋势的前提下，应该以欧盟国家和日本为榜样，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情，避免授居心叵测者以柄。谋定而后，尽力避免和蓄意挑事者发生正面冲突，在外交交涉中虚与周旋，耐心等待美国外交战略回归正常轨道，再从长计议两个大国的关系。
从＂中美国＂的概念出发，特此改编王勃所作《滕王阁序》中的名句以远眺世界未来：星宿与海雕齐飞，平水共北天一色。苍龙七宿与白头海雕相伴齐舞之时，就是太平洋和北半球共享繁荣之日。
作为现行国际体系领袖的美国，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都充分享受了这个国际体系给世人带来的无尽益处，也都对这个国际体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国政界和学界的大部分人士都意识到，中美两国和平与合作则互利，纷争与对峙则共伤。但是，并非所有的人士都领悟到，中美之和与合，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两国人士必须就国际体系和世界发展大势有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关系到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世界的走向。在没有了共同对手的情况下，这个共识的意义是构筑两国的共同利益。有了这个共识，＂中美国＂的美好愿望是可以企及的。这个共识的基本出发点是，以融入国际社会为主旨的中国外交战略，和美国二战后的外交战略是可以高度重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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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得到志同道合的亲友们的审阅，特此由衷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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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思客，曾专攻历史学，获历史学学士，思想史硕士（中国），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美国）。现在从事IT工作，业余时间喜好阅读文史哲书籍和思考历史问题。
撰文：遐思客
编辑：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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