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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其言、观其行,特朗普乐了:“终于有了我的司法部长”

美华 美国华人 2020-08-17

美国华人


第1795篇文章


编者按

司法部长巴尔2019年2月上任时,由于他的资历和声望,大家对他期望很高,希望他能在特朗普的内阁里成为唯一的“成年人”,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个期望是否合理?从他两篇重要讲话可以看出端倪。


正文共:6052字

预计阅读时间:15分钟

撰文:临风


司法部长威廉·巴尔(Photo courtesy of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 Flickr)


司法部是美国联邦的一个行政部门,负责联邦的执法和司法工作,保障法律的施行。司法部长是内阁的成员,他是联邦政府的最高执法者和律师。


去年10月和11月,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分别在圣母大学法学院和联邦党人协会“2019年全国律师大会”上发表了两次重要演说,阐明他的理念。第一次的题目是“美国的宗教自由”,第二次是讲“美国总统的权力”。这两场演讲的文稿都属于司法部官方文件,刊登在司法部的官网上。


巴尔虽然是位天主教徒,不过他在圣母大学的演讲表达的是司法部长对“宗教与政治”的官方看法。联邦党人协会是个由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组成的协会,主张对宪法采取“文本主义”和“原创主义”的解释,巴尔在该协会的讲话代表司法部官方对美国总统制的法学观点。


巴尔在联邦党人协会

有关“美国总统权力”的演讲


巴尔在联邦党人协会演讲截屏。


美国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是权力制衡理念的一大发明。宪法规定,三种权力彼此牵制,彼此监督。分权虽然并不完美,效率也不高,但却是防止走入独裁统治的保险杠。巴尔抱怨,近几十年来在这个机制下,总统的权力不断在缩减,对特朗普不公平。


巴尔一开始就说:“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政府的其他部门不断侵蚀总统的权力。我认为,这类行径大大削弱了行政部门办事的能力,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他认为,数十年来宪法原来对总统权力的所谓“一元化行政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被大大削弱。


他甚至引用杰弗逊的话来为自己背书,杰弗逊认为,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法国没有像美国一样,建立一个唯一的权力中心(总统制)。(实际上,美国保守主义人士对法国革命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个看法。保守的巴尔居然会引用左派的杰弗逊,十分有趣。)


巴尔说,特朗普经常被批评“撕毁宪法规范”,说特朗普向“法治”宣战,但巴尔认为,奥巴马也多次动用行政指令,比起奥巴马,特朗普的行政权力大为减缩,连搞个“穆斯林旅行禁令”都受到法院杯葛。


巴尔抱怨,左派“正在从事有系统地撕碎规范和破坏法治的活动”。


这个演讲的时刻正值特朗普总统威胁乌克兰总统要调查政敌拜登的事件曝光,川普企图利用公权力替自己私人服务。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开始受到国会的质询。所以,巴尔的发言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巴尔说:“在任何时代,所谓进步人士都把政治当作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神圣使命是利用国家的强制力,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人和社会。……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左派)愿意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获取一时的利益。”


显然巴尔对左派居然敢对总统的权力说三道四,表达出极度的不满。不过,身为司法部长,竟然用党性十足的斗争语言来解释宪法问题,十分不合体统。


华盛顿一位律师的推特,批评巴尔扭曲历史。


对巴尔的总统权力放大观,佐治亚州立大学法学教授尼尔·金科普夫(Neil Kinkopf)曾经在国会作证说,巴尔的“总统权力观违背了作为我国宪法核心的权力制衡原则”。


“制衡机制”( Checks and Balances,C&B)是一个由保守主义的律师所组成的团体,成员与联邦党人协会有不少交集。他们对巴尔的讲话发表共同声明,认为巴尔这种对历史的解释“没有事实依据”。巴尔宣称:“建国者主张不受制约的总统权力,并且这种观点在几十年前开始受到法院和国会的攻击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C&B认为这不符合历史。


C&B并且表示,巴尔做出“特朗普在‘通俄门’调查中没有妨碍司法”的结论,我们“唯一可以想象到的根据”是巴尔自己的法律观点,也就是“宪法赋予总统对所有调查有完全的控制权。”换句话说,总统比其他人更平等!


C&B会员,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弗里德(Charles Fried)认为,巴尔对法律的解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保守主义是对法治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而今天这批自称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竟然要求国民对这个无法无天、无知、满嘴脏话的总统效忠。”另一位C&B的会员说,“特朗普政府根本没有资格称为保守。”(注1)


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案”下台,巴尔认为这是总统权力没落的开始。他似乎忘记了,尼克松“吃亏”的是,他与特朗普不同,他还算尊重宪法,没有禁止属下到国会作证。


况且,在911发生以后,总统的权力逐渐加大。例如,宣战权本在国会,但伊拉克战争并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巴尔认为总统权力太小,这并不符合美国宪法的原意。


美国司法界大元老,前联邦调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联邦法官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终于看不下去了。巴尔演讲后不久他发表评论说:“我所热爱的国家的法治受到了可怕的威胁”。美国宪法上保护公民秩序的那个机制受到攻击,失去了公信力。他写道:“总统和我老友巴尔两人对(参与“通俄门”调查的)FBI员工的批评令人极度不安。”到目前为止,巴尔对FBI调查员的调查仍在进行,他的动机令人怀疑。


巴尔对总统权力的解读是他放出的政治烟幕弹,还是他误解历史的刻意之为?明眼人应当很清楚。


巴尔在圣母大学有关“宗教自由”的演讲


巴尔在圣母大学法学院演讲截屏。


巴尔借用这个机会申诉,美国的宗教自由日益受到世俗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威胁。我将他主要的论点归纳如下:


1)美国建国者那几代都是基督徒,建国者对人性的解读来自基督教。建国者下了一个赌注,给予人民高度自由,期望他们能够“自治”。不过,“自治”(自制)的能力不是来自哲学家的学说,而是来自宗教信仰,宗教给予人们正确的生活规则。


2)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道德体系符合人类的本性,就像是上帝为人类社会所编写的最佳实践手册。与它相反的体系就是“好战的世俗主义者”,或所谓“进步主义”。


3)世俗主义者及其 "进步人士 "的盟友集合大众传播、流行文化、娱乐业和学术界的所有力量对宗教和传统价值观进行不懈的攻击。世俗主义本身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以宗教的狂热实行“宗教裁判所”的功能迫害异己,并将异己驱逐出教。


4)法律被当作打手用来打破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把道德相对主义确立为新的正统观念。打击的内容包括:学校性教育、拒绝用税金资助基督教学校,等等。


代表美国司法制度的巴尔,竟然从单一宗教的角度审视宗教自由的法理,而不是从宪法原来的精神来审视,令人纳闷。


保守主义评论家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指出巴尔的说法与历史不符:与巴尔的叙述相反,在白人新教势力下降的同时,美国(整体的)宗教自由却在上升,一百多年来美国天主教被歧视的遭遇的好转就是个例子。弗兰奇还指出,被称为圣经带的美国南部所盛行的其实是文化基督教,也就是一种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生活方式。


糟糕的是,因为基督教有这样的文化力量,为了增加政治资本,政客们披上宗教的外衣,即使他们是贪婪的,无能的,或腐败的。美国新教文化最浓厚的地区也是奴隶制和吉米·克劳法的中心。巴尔所谓“犹太-基督教”的力量并没有为争取美国共同的福祉努力。(注2)


关于建国者对人性的理念是否来自基督教这点,2015年已经去世的圣母大学神学教授理查德·麦克布莱恩(Richard McBrien)神父在其著作《凯撒的硬币:美国的宗教与政治》中有段十分中肯的表述:“在《独立宣言》、《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中有理念与传统的融合。《独立宣言》将人权和政治权利建立在‘自然法则’和‘神圣法则’的基础上:即自然法则和自然的上帝(造物者),另一方面,美国社会没有脱离古典传统。这个理念对各种权威所抱持的态度是基本的不信任,其中包括宗教权威。每个人都必须是自由的,甚至可以自由地犯错。自由,比秩序更容易受到攻击,因此我们必须提高戒备。”(注3)


关于基督教根源的这个说法,圣母大学兼任法学教授帕特里夏·哈克特(Patricia Hackett)也提出批评:巴尔关于美国建国的法理基础的说法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巴尔完全忽略了这个国家的法理基础是建立在(苏格兰有神论的)启蒙运动上的这个历史事实。哈克特质疑道:司法部长这种历史遗漏是否是故意的?是否由他对罗马天主教的一种特殊解释所导致的?巴尔这类解释极端强调教皇和父系的教会体制,而不是出自个人良心的权威,和个人在信仰和法律上的权威性,这与美国的宪法精神有很大的出入。(注3)


关于巴尔所说:“建国的几代人都是基督徒。他们认为,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体系符合人的本性”这点,天主教记者迈克尔·肖恩·温特斯(Michael Sean Winters)批评说:“建国者呼吸的空气中确实有基督徒和基督教的道德感,但国家的前三任总统并非正统基督徒,而是自然神论者(或唯一神论者),这也是事实。美国根本就没有所谓‘犹太-基督教的传统’。这个概念是20世纪为达到政治目而虚构的。”温特斯认为,建国者受到洛克和霍布斯的人观的启发大于“古典基督教”传统(洛克和霍布斯当然也呼吸了基督教的空气)。(注4)


温特斯进一步指出:巴尔等这些保守的天主教公共人物把社会病态的增加归咎为“世俗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是片面之词。他们似乎对铺天盖地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商业文化与社会病态毫无感觉。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最有宗教情操的国家,但是这种“传统道德”从来就没有消灭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美国人似乎从来就无法控制枪支暴力,而在丹麦和挪威这些世俗国家反而没有这个问题。巴尔那种优越感是毫无根据的。


更深层来看,要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社会现象并不容易。巴尔武断地把罪恶都归于“好战的世俗主义”,这明显是他为政治需求而树立起来的稻草人,更可能是不诚实。(注4)


关于宗教自由,巴尔举出的例子只提到各州如何利用“不可设立宗教的条款”来限制基督教机构。他讲话的内容显示,他关心的只是己群的权利,却只字未提捍卫、推进和保护宗教少数派,以及无宗教信仰者的权利受到挤压的问题。哈克特认为,这说明巴尔完全曲解了基督教对“(普遍)恩惠”的看法。巴尔的“犹太-基督教”中心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对基督教恩惠观的蔑视。


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看来,公共政策和法律在本质上应当是关系性的(非仅个人),谋求的是共同福祉,而非权力掌控,更非某个族群的利益。在基督教的正义观里,“正义”和“怜爱”是不可分的,它所关心的不仅是己群,而更是穷人、移民、难民和弱势群体。这些对巴尔来说似乎非常陌生,至少不在他的语境里。他一上台就决定不对勒死黑人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的纽约警察提出民事诉讼。警察暴力在巴尔的任上更加受到司法的保护。


巴尔与特朗普高度一致


特朗普告诉手下说,他“终于”有了“我的司法部长”。(Business Insider截屏)


巴尔上任以来,帮助特朗普总统排难解纷“厥功至伟”,在此略举几项:


1. 2020年3月,联邦地区法官雷吉·沃尔顿(Reggie Walton)在审核一个上诉案件时批评巴尔对《穆勒报告》所做的总结“扭曲”了报告的结论,“误导”了国民的视听。沃尔顿担心,巴尔“故意建立与报告结论相反的语境”来制造一个“有利于特朗普总统的公共话语”。在公布《穆勒报告》后,巴尔更是不断附和特朗普的论调,指称调查者对特朗普竞选活动从事“间谍活动”,并对调查者展开调查。司法部并多次藐视国会的传票。最近,7月28日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巴尔还在极力宣称,“通俄门”的丑闻是编造的(难道斯通没有犯罪?)。


2. 2019年春天,面对特朗普付费风暴姐的封口案的判决,刚上台的巴尔对特朗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是否在“竞选资金法”上犯罪屡次提出质疑,他要求法律顾问办公室起草一份备忘录,企图为科恩开脱。其实,科恩只是经手人,指使者是特朗普。明显地,巴尔试图保护的是特朗普。(注5)


3. 2020年2月,因为巴尔的破格介入,缩短了特朗普好友罗杰·斯通的刑期。因为有违常规,所有办案的检察官集体辞职抗议。最近特朗普发布特赦,让斯通免刑。(注6)


4.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Michael Flynn)将军的诉讼一直让特朗普芒刺在背,弗林曾两次向FBI撒谎,已经认罪。2020年5月,巴尔下令华盛顿的检察官放弃诉讼,导致司法界哗然。当受到质疑的时候,巴尔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难道这也是“犹太-基督教”的道德原则?)7月30日,华盛顿联邦上诉法庭法官们拒绝了巴尔的请求,重新听审。


5. 2020年6月中,巴尔解除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的联邦律师杰弗里·伯曼(Geoffrey Berman)的职位,再度干预了司法独立。伯曼的办公室成功起诉过特朗普私人律师科恩。他最近正在调查特朗普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和特朗普的就职委员会,并对特朗普的公司及其合伙人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巴尔在此时解除伯曼职位,且并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是否护主心切?


6. 2020年6月1日,巴尔下令联邦军警用胡椒弹和化学烟幕弹驱逐在白宫前拉法叶广场合法和平示威的群众,为的是让特朗普在圣约翰教堂前手举圣经摆拍。司法界人士认为巴尔的措施再度违宪。(注7)


7. 在巴尔积极支持下,2020年7月,联邦人员穿着迷彩服,没有番号,且在地方官员的坚决反对下,以保护联邦建筑的名义进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这批神秘的入侵者用武力驱散示威群众,以犹如秘密警察的做法将示威者强行拖进(租来的,没有标记的)车里。这个行动反而激化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示威群众。舆论怀疑该行动的目的并非在稳定秩序,而是在为特朗普“法律与秩序”的政治舞台,制造一个示威失控,暴力在毁灭美国的假象,借以煽动选民。7月底当联邦人员撤离后,秩序立刻改善!


巴尔这些明显是权力腐败的举动严重损害了司法部长的职位,巴尔是个政坛老手,他做事一向深思熟虑,不会轻举妄动,这些举动背后肯定是有他独特的理念的。而更可怕的是支撑他行动的理念。上面两个演讲让我们清楚看见巴尔对宪法、对宗教自由的理念。这些理念给他底气,使得他更能平心静气、理直气壮地放胆而为。


不但如此,他的理念恰恰又代表了许多特朗普幕僚们共同的思路,包括那批“白宫查经班”的成员,所以更值得我们关注,并提出批评。


结 语


巴尔严厉批评进步人士“把政治当作他们的宗教”,认为左派“愿意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获取一时的利益”。讽刺的是,他对左派的批评套在他自己身上正合适。作为司法部长,他的盲点或许更有杀伤力。


司法部长就职的誓词是:“我将支持、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抵御国内外一切敌人。”这个职位所效忠的对象不是总统个人,也不是某个政党或宗教,而是宪法,这是非常清楚的。


司法部长巴尔2019年2月刚上任时,由于他的资历和声望,大家对他期望很高,希望他能在特朗普的内阁里成为唯一的“成年人”,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美国人失望了,他不惜践踏司法,违反权力制衡的常规,成了为特朗普总统“保驾护航”的主力!巴尔所代表(绑架)的美国保守派将会遭受到历史的严酷批判。


注:

1. Katie Benner, “Barrʼs Legal Views Come Under Fire From Conservative-Leaning Lawyers,” New York Times, 2019-11-22.
2. David French, “The Case for Religious Liberty Is More Compelling than the Case for Christian Power,” French Press blog, 2020-7-12.
3. Patricia Hackett, “Contempt of Grace: Theological & Legal Error in William Barr’s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us Freedom,” talk at Notre Dame, Youtube, 2019-11-13.
4. Michael Sean Winters, “Notre Dame had a right to host Barr — but his talk was ridiculously stupid,” 2019-10-18.
5. Benjamin Weiser, Ben Protess, Katie Benner and William K. Rashbaum, “Inside Barr’s Effort to Undermine  Prosecutors in N.Y.,” New York Times, 2020-6-25.
6.  临风:《罗杰·斯通被特朗普免刑之日,美国实质上已变成了“动物庄园”》,美国华人微信公共号,2020-7-17。
7.  临风:《为什么会出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诉求?“法律与秩序”的真相》,美国华人微信公共号,2020-6-18。




撰文:临风

编辑:Jing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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