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城市开放空间的发展与更新
导 读
城市开放空间是为居民提供公共交往与户外游憩的重要场所，也是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活力的空间载体。
本文以伦敦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发展与更新为研究重点，分析其开放空间系统的发展思路、标志性开放空间的更新方式与城市设计导则管控方法，以及对我国城市开放空间建设的借鉴意义。
作者|沈佶，周艺怡（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论文来源|2018城市发展与规划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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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伦敦城市开放空间的发展历程
1.1 大伦敦地区概况
大伦敦地区位于英国东南部，行政功能区包含伦敦市与32 个伦敦自治市等33 个次级行政区，总用地规模达到1572 平方公里，现状总人口大约817 万人（2016 年数据）。其中，城市建成区的用地规模约720 平方公里，主要绿地（包括公园、森林、水系）的用地规模约为240 平方公里。
大伦敦地区是英国近现代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工业革命后世界范围内最早形成的大都市地区。从发展历程看，大伦敦地区是在没有任何城市规划指导的情况下，从中世纪古城发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特大都市区，许多城市规划的理论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先发展、后治理”模式。
应该说，作为近现代城市规划发源地的大伦敦地区，真正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城市问题的过程中，诞生出人类历史上一系列“最早”——包括最早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最早的城市规划法、最早的单中心圈层式结构、最早的开放空间系统规划等等。
1.2 开放空间的发展历程
伦敦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以区域公园、都市公园、区级公园、社区公园、小型开放空间、袖珍公园等为主体，以城市景观型道路、泰晤士河道、运河水系、慢行绿道、废弃铁路、自然保护地等线型开放空间连接，用地功能更加复合多元、通达性更强、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整体开放空间系统。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压力下，伦敦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 世纪初到20 世纪初的一百年，是伦敦城市开放空间系统逐步建立的初始建设阶段。这一阶段城市开放空间的主要形式包括一系列相互独立、功能单一的开放空间建设，如城市商业大道、城市广场、郊野公园等等。
1812 年，约翰·纳什开始规划与主持建造伦敦第一条真正意义的城市商业街道[1]——摄政街；
1850 年左右，由约翰·纳什规划的英式自然风景园林风格的摄政公园与圣詹姆斯公园群已经初具公园系统的雏形，并且深刻影响了伦敦西部城区的城市空间发展结构（图1、图2）；
同时，以伊尼戈·琼斯设计的考文特广场为原型，伦敦中心区内不断出现以独立的正方形、半圆形、长方形城市广场或花园为核心的大型城市地产，围绕一个公共开放空间居住的多层公寓街坊，由贵族倡导并逐渐成为伦敦中产阶层新的生活时尚[1]。
图1 摄政公园与圣詹姆斯公园群
资料来源：《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
图2 摄政公园与圣詹姆斯公园群在伦敦西区的空间关系
资料来源：《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
第二阶段始于1929 年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制定的开放空间规划[2]，规划中首次提出“开放空间”与“绿化隔离带”的概念，即规划了环绕伦敦的绿环状开放空间，以阻止伦敦进一步的无序扩张[3]。
1943年，阿伯克龙比爵士主持的“大伦敦规划”，进一步推进了“环形绿带”与“建设卫星城”的城市规划思想，提出大伦敦地区整体的公园系统规划方案，即“用绿色通道将内城的开放空间与大伦敦边缘的开放空间连接起来，创建完整的开放空间网络，其目标是增强城镇居民通过一系列的开放空间到乡村的通达度”（韩西丽，俞孔坚，2004）（图3）。
图3 1944 年大伦敦规划中的绿环与卫星城概念
资料来源：Mayor of London. Open Space
Strategies Best Practice Guidance [R] .2009
随后，从1950 年至1990 年的四十年，是伦敦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功能逐步完善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城市开放空间更加关注自身的游憩功能，增加城市开放空间的数量、规模和类型，并考虑各类开放空间在城市中的均衡布局，但由于忽略了连通性的构建，导致游憩功能不佳和均质化问题的出现[4]。
第三阶段从1990 年至今的近三十年，是伦敦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实现连接便捷、功能丰富、层级完善的整合阶段。
1991 年的大伦敦地区“绿色战略报告”首次提出通过整合利用区域资源[5]，营造不同类型的绿色通道，构建区域生态系统的高度连通性，也称“绿链模式”。
规划绿色通道作为公共开放空间中的新型技术手段，在世界范围内首先在大伦敦地区进行了实践。绿色通道的出现为公共开放空间带来了新的功能，如活动游憩、生物栖息、雨洪管理、地域文化展示、教育公众等等复合功能[6]。
这一阶段最有意义的改变则是从城市决策者到社会大众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高度关注与持续投入建设。
1999 年，著名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爵士领导的“城市工作组”向英国政府提交名为《走向城市复兴》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应将以公共空间为核心的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动态的发展战略贯彻到城市复兴的过程之中”（杨震，于丹阳，蒋笛，2017）。
同时，报告建议英国的城市中心区需要“更好的公共空间设计[7]”“减少交通量和提高公共交通及步行环境服务质量”以及“提高城市绿色空间质量”（约翰·彭特，2016）。
随着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公共空间更新的成功，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开始理解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重要性，支持在城市中心区建设更多高品质、步行友好的开放空间；理解城市街道不应仅仅服务于私家车辆，更应该是当地市民活动的公共场所，同时需要规划线路合理、运营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与之相配合。
在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努力下，一方面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发展完善出涵盖国家与区域（宏观层面）、次区域与地方（中观层面）、邻里与场地（微观层面）相衔接的开放空间规划策略系统[3]（图4）。
图4 伦敦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策略系统
资料来源：Mayor of London. Open Space
Strategies Best Practice Guidance [R] .2009
另一方面，伦敦前后两任市长均主推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建设。新千年伦敦第一任市长肯·利文斯通推行的“100个公共空间计划”，提出十年内将分三个阶段逐步改造和新建三十四处城市公共空间示范工程[2]（图5、图6）。
图5 伦敦100 个公共空间计划启动工程位置示意
资料来源：New London Architecture. Civilizing Spaces [R] . 2005
图6 伦敦100 个公共空间计划启动项目名称
资料来源：New London Architecture. Civilizing Spaces [R] . 2005
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政府缺乏强制实施权力、资金困难、土地业主反对等一系列问题，该计划进展缓慢，但是五年中仍有五处公共空间改造成功，包括阿克顿城广场、波特场公园、达尔斯顿吉列特广场 、温布利体育场空间和巴金市中心区[2]。
02
伦敦标志性城市开放空间的更新
作为英国城市复兴计划的核心，伦敦城市中心区内的一系列世界知名的标志性公共开放空间，自1990 年以来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开始实施历史街区内公共空间的保护与再利用计划。
这些计划在新的城市区域修复策略（城市微更新）的指导下，在回应城市历史与地域特色的同时亦满足当代城市多元复合的使用需求，城市开放空间的人性化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2.1 历史街区公共空间的微更新：考文特广场
考文特广场，又名科芬花园，位于联系威斯敏斯特城和伦敦金融城之间的核心地段，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经过专业设计的城市开放空间[8]。
1629 年至1635 年，贵族贝德福德伯爵邀请建筑师伊尼戈·琼斯主持设计考文特广场中的圣保罗教堂。
伊尼戈·琼斯从意大利和法国的方形广场中汲取原型，由带柱廊的建筑首层形成以古典柱式界定的规则空间，统一的多层公寓围合几何型的公共广场或花园，形成规整的居住街坊。
这一空间组合方式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认可而逐渐流行起来，最终成为伦敦西扩进程中居住街区的经典空间组织模式（图7、图8）。
图7 历史上的考文特广场 资料来源于网络
图8 历史上的考文特广场 资料来源于网络
自此，城市广场开始作为城市空间中的独立元素，通过完整的设计纳入到城市开放空间系统之中。英国建筑师老约翰·伍德以此为原型在巴斯市设计的皇后广场，几何形的中央广场、带柱廊的建筑立面和壁柱与拱廊柱头平齐的建筑设计语汇，都明显借鉴了考文特广场的空间组织逻辑和建筑设计理念。
17 世纪末到1970 年代初期，考文特广场衰退成为伦敦主要的蔬菜批发市场。1970 年代初地方政府开始执行大伦敦市议会计划，将批发市场迁到了一个货运交通更为便捷的地方，对于老市场政府则计划予以拆除后重新开发，修建快速路等市政道路和现代风格的购物中心。
“然而，当地居民发起激烈的抗议活动，再开发计划被迫中止”（彼得·穆雷，2017）。伦敦议会与地方政府联合重新制定了一个更新规划，并基于此规划编制详尽的社会经济可行性评估报告[1]。
在这个报告中既有经济方面的投资收益考虑，也有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风貌传承两方面的考虑。经过综合评估，地方政府最终决定将考文特广场从蔬菜批发市场逐步更新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区与购物步行街区。
目前，围绕考文特广场的建筑群体包括英国皇家歌剧院、伦敦交通博物馆、东柱廊市场、银禧市场与古董艺术品专卖店等等，商店、餐厅、酒吧、咖啡厅、创意公司和街头艺术家的表演为考文特广场带来了令人流连忘返、充满活力的艺术氛围。考文特广场地区还拥有自己的时尚刊物、旅游指南，不定期举办包括艺术节、食品节、服装节等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公共活动。
这是伦敦为迎接新千年的到来而推进的一项重要的城市开放空间微更新项目。
考文特广场微更新成功的原因，是在整体保护与修缮历史建筑（如圣保罗教堂）的基础上，新加建建筑的尺度、风格、材料均充分考虑到周边城市空间肌理延续和环境文脉传承，既尊重历史又体现出时代特征；围合广场空间的建筑首层临街部分，设计活跃的零售和餐饮店面，巧妙地提升考文特广场的公共空间品质。
不论是建筑设计还是街道家具与公共艺术品设计，设计师在强化该地区历史文化保护核心价值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了公共空间活力。（图9、图10）。
图9 考文特广场上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
图10 历史上的考文特广场
2.2 步行友好的城市开放空间：特拉法尔加广场
特拉法尔加广场是伦敦的“城市客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而设置的——广场位于白厅与河岸街的交叉口，与不远处泰晤士河的巨大弯道相互辉映；广场是中世纪时期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到圣保罗天主教堂之路上的转折点，也是河岸金融区与西边的圣詹姆斯皇家公园之间的交通节点；北面苏豪区的小型商业和工人阶级住区连同考文特广场一起沿白厅的方向向南遥望行政机关和议会。
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核心地理位置，使之成为伦敦市民举行庆典集会与游行示威的经典场所。
十四世纪初，这个区域还只是一座皇家马厩和小型动物园，后来平民住宅与知名酒吧逐渐在周围聚集起来[1]。1820 年，建筑师约翰·纳什确定了广场的位置选址与基本尺度，广场中心的科林斯纪念柱、青铜狮子、大型喷泉则是其后几十年间由不同艺术家主持完成的。
广场周围的建筑物都是不同时期城市再开发的经典之作，建筑高度和建筑风格各不相同（包括古典风格、折中主义、文艺复兴风格、新艺术风格等等），但几乎都以产自巴斯或者波特兰岛的石块作为立面材料，并经常在建筑外墙、檐口和栏杆的设计上重复古典元素。
与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广场空间相比，整个特拉法尔加广场缺乏意大利广场的空间围合感和建筑风格的统一性。广场上倾斜的地面、多样化的建筑高度和风格特征以及朝向八条以上主要道路开放的方式，都给广场带来支离破碎的感觉。
同时，特拉法尔加广场、皮卡迪利广场、莱斯特广场以及其他商业娱乐中心都聚集在伦敦西区的范围内，但在三个广场之间却缺少像在欧洲大陆城市内通常能找到的基本视线联系廊道和空间方位感。
皮卡迪利广场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规划师约翰·纳什试图构建它们之间的空间视觉联系，却因为土地私有化导致征用土地失败。从那时起，许多带有强烈的不同观点的规划师们面对这个区域改造时也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障碍[1]。
从1996 年到2003 年，由福斯特合伙人事务所联合阿特金斯交通与城市设计部门，共同完成了特拉法尔加广场改造的详细城市设计工作。项目组借鉴了伦敦大学学院空间句法小组提供的关于行人流动的研究成果和步行人流模型[8]，对广场的改造工作包括封闭广场与英国国家美术馆之间的市政道路，使游客不受机动车交通的干扰能够从美术馆大厅直接步行进入广场的中央空间。
同时，项目组通过调整街道设施、更换铺地石材材料、增加休息座椅数量、加装电梯与公共厕所等公共服务设施，有效改善了广场的可达性与步行环境。
广场的细部设计同样考虑到历史元素的运用：原来属于北平台上保留墙体的花岗石被循环利用在了墙体和栏杆上，棕色青铜框架中的玻璃盒子用于整合残疾人坡道和电梯设施，新设计的座椅在细部上运用的青铜材料与1860 年两只狮子所用的青铜来自于同一家铸造厂。
此外，伦敦市长的文化项目拓展了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文化职能，使流行文化元素融入广场之内，如第四基座上的现代艺术品和狂欢节表演。
在更大范围的城区层面，改造后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与考文特广场、萨莫塞特宫串联成完整的步行系统，使整个泰晤士河北岸核心地区的公共活动强度得到显著增强[8]。改造后的特拉法尔加广场非常成功，广场内的人流量提高了十多倍，优秀的空间品质与步行友好的空间环境则促进了更多的城市公共活动（图11、图12）。
图11 特拉法尔加广场改造后的空间关系
图12 特拉法尔加广场上2010 年第四基
座主题雕塑“纳尔逊的漂流瓶”
03
结 语
城市开放空间系统与公共服务设施系统、对外交通运输系统、内部公共交通系统、市政能源基础设施系统，共同决定着一座现代城市的空间生长骨架，同时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通过对“世界城市”伦敦开放空间系统发展与更新的深入研究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创造和管理高质量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系统是实现伦敦城市复兴的关键[9]。同时，伦敦开放空间的人性化设计理念与设计方法，也是提升城市开放空间品质的关键所在。
通过促进高质量开放空间的城市设计，创造可持续开放空间的示范工程，提升城市美观度、繁荣度与连接性、安全性，设计营造优秀开放空间的文化氛围与场所精神。
因此，中国城市管理者需要高度关注 “伦敦经验”中对城市开放空间的人性化设计思路。公共开放空间始终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如何从满足人性化需求的角度出发，将城市中大量的消极空间逐步更新成为传承城市记忆、具有可识别性与心理归属感的人性场所，创造步行友好、充满历史氛围与文化魅力的人文胜地，是新时期所有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进程中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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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Auther Kunther. Looking At London: Illustrated Walks Through A Changing City[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Ltd, 1978.
[2] The Building Centre of New London Architecture.Civilizing Spaces [R] . 2005.
[3] Mayor of London. Open Space Strategies: Best Practice Guidance [R] .2009.
[4] 韩西丽 俞孔坚著. 伦敦城市开放空间规划中的绿色通道网络思想 [J]．新建筑，2004（5）．
[5] 田莉 姚凯等编著. 世界著名大都市规划建设与发展比较研究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6] 特里·法雷尔著 杨至德 魏彤春等译. 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7] 约翰·彭特编著 孙璐 李晨光等译. 城市设计与英国城市复兴[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8] 朱晓明 编著. 当代英国建筑遗产保护[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9] 杨震 于丹阳 蒋笛著. 精细化城市设计与公共空间更新：伦敦案例及其镜鉴 [J]．规划师，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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