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1664年冬，某日伦敦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一些伦敦人民对此感到惶恐，认为它是个凶兆。
不久后，伦敦爆发瘟疫。在伦敦东部的圣吉尔斯郊区，起初死于瘟疫者不过两三人，在人传人的添油加醋中，谣言却遍布全城，市民也跟着惊恐起来……
其实欧洲对瘟疫一点也不陌生，伦敦也是如此。
自1348年发生“黑死病”之后，瘟疫就不间断地侵扰伦敦。到17世纪中期时，伦敦已发生近20次大大小小的瘟疫。而这次的大爆发，其破坏力大到让这个国家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这场伦敦大瘟疫也成为英国本土最后一次大型的疫情传播。
1665年伦敦大瘟疫的爆发源头往往被人们认为应该由荷兰背锅。阿姆斯特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贸易港”，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也吞吐着来自新旧世界人员与物资。
17世纪，远洋贸易正在蓬勃发展而欧亚大陆内的传统贸易也依旧繁荣无论是来自新大陆还是旧大陆的传染病都能比以往获得更快速得在欧洲各地传播开来▼1599年，阿姆斯特丹不幸爆发瘟疫，疫情持久，等到1663、1664年两年，因瘟疫死亡人数达到5万人。但国际贸易的小船并没有因瘟疫爆发而终止。海峡对面的荷兰是英国融入欧洲市场的主要中间商，双方贸易极其频繁，再加上当时阿姆斯特丹港很多患上染上瘟疫的人为了求生，偷偷挤在船舱中“空降”英国，致病源就这样悄悄播撒到了这个岛国上。
挺近，一天不到就到了（图片来自：wikipedia@NASA）▼
1665年7月，疫病进入伦敦内城区，随着感染人数增多，市面上绝大部分商业活动陷入瘫痪。而感染了的民众，就在这种恐怖的瘟中痛不欲生。有的人在身上出现或红或黑的凸点、斑点之后头痛呕吐，很快死去，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患病，在街上走着甚至突然倒地而亡，扒开衣服一看全身布满黑色的坏疽斑点，或是坏死的肉结成的一颗颗小瘤……也有的人因病而发狂，痛不欲生中跑出家门在街上手舞足蹈，直到死去……
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和地狱也差不了太多了（Rita Greer所绘大瘟疫时期伦敦街头）（图片来自：wikipedia@Rita Greer）▼
此时，富商们和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都已经纷纷撤离，比如英王查理二世带着家人和宫廷前往牛津郡避难。但伦敦市市长、市府参事等主要当局官员留了下来，和少数牧师、医生和无助的民众一起抗击传染病。
查理二世也是回国当国王没多久就遇上了这样可怕的事件（之前是克伦威尔掌权）不过这次并不是鼠疫第一次来英国（之前也有过）（图片来自：wikipedia@John Michael Wright）▼这场让人生不如死，重创了伦敦社会两年的瘟疫，就是曾多次光临欧洲的鼠疫。鼠疫主要有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等，此次伦敦鼠疫就是最为常见的腺鼠疫。其中的“腺”指的就是典型的腹股沟腺或肿大的淋巴腺。
显微镜下的鼠疫杆菌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抗生素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公共卫生的改善（图片来自：CDC/ Courtesy of Larry Stauffer, Oregon State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腺鼠疫这种烈性疾病，一般先通过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等小虫在老鼠中传播，跳蚤叮咬患病老鼠后自带病菌可达三周，再继续叮咬别的老鼠或人。
鼠疫虽然鼠疫但是传到人身上却主要经过跳蚤这个环节而鉴于当时的卫生水平和意识人类社会面对鼠疫几乎就是毫不设防（图片来自：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 Janice Carr）▼
在被感染的同时或感染后一天内，病人常在股、腋、颈等部位出现淋巴结肿大的现象，并出现发热、头痛、呕吐的症状，有的人会出现四肢坏疽、全身布满黑点等反应。在没有抗菌药物之前，腺鼠疫的死亡率在70%左右。
瘟疫中的法国马赛死亡不分贵族和平民（都没有多少卫生意识）（图片来自：wikipedia@Robert Valette）▼
鼠疫大规模爆发需要一定条件，而这些条件，当时的伦敦都满足了。16、17世纪，圈地运动、价格革命下的伦敦人口不断膨胀，流民也因此增加。很多人为了求生而涌向大城市，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伦敦，便是目的地之一。1563年，伦敦人数9.3万，1580年达到12.3万，到了1632年涨到了31.7万，1700年时破了70万大关，这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是非常恐怖的数字。
当时的伦敦比现在要小得多（现在伦敦核心地带）但冲刺百万的人口在当时已经是一线城市（Wenceslas Hollar所绘1665年伦敦地图）（图片来自：wikipedia@Wenceslaus Hollar）▼但是大量的进城人口都属于社会底层的贫民。他们生活在拥挤、潮湿且卫生状况恶劣的贫民区，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贵族阶层形成鲜明对比。1600年时，伦敦贫困堂区的人口数是富裕堂区的近5倍，1660年甚至可达8倍以上。1688年时，占英国家庭总数1.2%的贵族和士绅家庭的收入占国民家庭收入的14.4%，但“底层劳动阶层”人数（不包括熟练工）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收入却仅仅占20.7%。同时，这种家庭往往入不敷出，饮食主要靠“穷人的食物”（各种豆类、卷心菜、胡萝卜、野菜等等）。这些底层人民营养跟不上，自身免疫力底下，便是疾病快速扩散的基础人群。
当时的伦敦虽然是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大城市但出了市中心，向外也是和农村区别不大“城乡结合部”占了相当的比例（图片向右滑动）（17世纪初的伦敦城）（图片来自：wikipedia@Claes Janszoon Visscher II ）▼
另外，16到17世纪这段时期，伦敦也是一个“脏乱差”的时期，这为鼠疫大爆发埋下了更重的隐患。穷人们住的狭小公寓逼仄潮湿，没有卫生设施，也就难以保持环境整洁。出了门，这样的景象也很常见：蜿蜒的街道的中流淌着一道道黑色的污水，旁边稀稀拉拉分布着被随意扔出窗户的垃圾和动物粪便，嗡嗡的苍蝇绕着圈飞舞。这段时期内，伦敦正在完成从使用木材做燃料变为煤炭做燃料的过渡时期，煤炭渐渐被民众以及工厂用作生活燃料和工业燃料。工厂生产和生活效率提升了，但燃煤同样给伦敦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伦敦人开始习惯闻到炼油厂、工业煤烟的味道，以及泰晤士河边上的屠宰场、垃圾站以及垃圾污散发出的混合气味。
在大规模瘟疫之后（可能）伦敦还发生了著名的大火灾(1666)非常的祸不单行（但也为城市改造创造了空间）（图片来自：wikipedia@Rita Greer )▼
水污染同样也很严重。泰晤士河是伦敦的生命线，绝大多数大多数伦敦人的生活用水来源于此，然而此时这条河也已经被严重污染。不仅沿岸工厂将污水排放进去，民居、来往船只产生的废物也灌了进去，让泰晤士河又脏又臭。当然，泰晤士河的这种形象与伦敦的大都市地位不符合，政府便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治理，但效果并不明显。人们还是只能在被污染了的河水里取水喝。这种情况下，富人吃水吃坏了肚子可以花钱看病就医，底层贫民们这种本身的脆弱群体可就无力负荷医治自己这种“额外支出”了。
泰晤士河里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总之是喝不得（19世纪漫画，当时工业化进程中的泰晤士河更糟糕了...）（图片来自：wikipedia@William Heath）▼在这种不卫生的生活环境中，在城市环境承载力超负荷的情况下，在底层民众自保途径并不多的现实里，鼠疫爆发了……其实在荷兰爆发瘟疫的时候，伦敦就已开始行动了，比如进行船舶检疫，分配了两艘海军舰艇拦截进入泰晤士河口的船只。来自受细菌感染港口的船只必须停泊在坎维岛(Canvey Island)停留30天待检验，才可以前往上游。从没有瘟疫的港口出发的船舶，以及经检疫后获得了健康证明的船可以继续航行。另外，英局还在蒂尔伯里(Tilbury)和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的泰晤士河对岸的堡垒之间建立了第二条检查线，仅允许带有证书的船舶通过。
虽然官方有所准备，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相当粗糙而且也可以有其他来源，走私也难以控制（图片来自：google map）▼
随着鼠疫的恶化，隔离期延长至40天，检疫地区也继续扩大。然而，细菌仍然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于是瘟疫高峰中，伦敦市政府开始聘用公立医生为大众服务，并有组织处理尸体以防情况进一步恶化。
虽然损失惨重，但社会还保持着基本的组织能力否则就彻底没救了（图片来自：wikipedia）▼
但民众的恐慌情绪并不会轻易消散。市民害怕直接接触病原体受感染，将病死的尸体草率丢在马路旁，吸引老鼠光顾。啃食了尸体的老鼠和它们身上的跳蚤又带来下一轮传播。另外，伦敦还在尚未确定源头之时就严格下令扑杀所有猫、狗，然而这个决定被证明很愚蠢：真正的罪魁祸首——老鼠，数量反而因为天敌猫、狗不在而变得更加不受控。
这时候猫还是比较管用的（某些种类的狗也捕鼠）以及鼠疫对老鼠也不友好在路上碰到老鼠尸体要格外小心（图片来自：shutterstock@Croato）▼
另一个处理方式是，当局发出指示要在城区内不停地放火，想利用高温来清洗城市空气使之变得洁净；在市民层面，政府则强烈敦促民众吸烟后吐出烟雾，希望凭这些物质抵御细菌在市内的散播。到1665年初冬，伦敦的死亡人数开始减缓；1666年2月，国王和他的随从回到了家，其余躲开的人也陆续回归。1666年9月2日，伦敦发生火灾，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有些人认为，是大火将鼠疫终止了。不过也有种说法是鼠疫在大火发生之前已基本消退。
伦敦大火中被焚毁的旧圣保罗大教堂（图片@Thomas Wyck）▼
瘟疫的爆发直接造成人口死亡近10万，约为当时伦敦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但因鼠疫而亡的人的分布也呈现了显著特征——脆弱的底层穷人是最大受害群体。伦敦贫富居住区域划分较为明显，多在西郊和城市中心的富人区疫情较轻；然而在伦敦的东、北郊和泰晤士河沿岸的贫民区，疫情则相当严重。如1665年，维特福瑞斯区（穷人区）与圣·邓斯坦区（富人区）因鼠疫而死的人数之比为3：1，俨然 “穷人的瘟疫”。除人口损失外，瘟疫也严重扰乱了伦敦社会，无数人流离失所，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遭到破坏，整个社会一片狼藉……但灾难平息后，人们的意识也发生巨大变化：除心有余悸外，很多普通民众也开始在政府宣传下有意识地审视“人与自然”、“我与大众”的关系，有了更高的社区、环保和公民意识。汪新娟. 1665-1666年伦敦大瘟疫的历史考察[D].曲阜师范大学,2011.许志强.笛福的瘟疫伦敦[J].书城,2012(04):90-98.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Plague_of_London#Preventive_measures封面图片来自：Nataliia Zhekova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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