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伟大的非虚构作品是如何引用信源的

作者／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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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八十年代长江漂流故事的《1986，生死漂流》一文，最近受到了“拼贴”、“摘抄”的质疑，作者也做出了回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677858/answer/122245702）。

根据目前双方展示的材料，我个人的看法是：作者确实花了时间和心血做了不少采访、翻了不少材料，去了不少地方，查证了不少细节。这些都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抄袭”的指控过于严厉。但是，原文在引用信源时确实存在问题，非常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所有材料都来自于一手采访。

“我第一次读就一直在琢磨哪些是资料哪些是采访。”业界一位著名的非虚构写作者这样对我说。我完全理解ta的想法：作为行内人，我们读一篇报道的职业习惯就是去看哪些材料是一手的，哪些是二三四五手的。这篇《1986，生死漂流》在具体操作手法上存在不够透明的问题，令业界行家也难以判断信息来源，遑论普通读者。

具体而言，其一，如质疑文所展示的，文中许多材料来自王茂军的长江漂流探险日记。这本日记是重要史料，如作者所言，它也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一手材料”。引用日记内容完全没有问题，何况作者还采访到了王茂军进行核实。但是，文章对这本日记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不是“写作行文需要”就可以回应的——以两位作者的写作功力，将“长江漂流探险日记——1986”这几个字塞到文章里面，完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其二，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刘敏文章《长江漂流30年》的引用，不符合规范。李大放的话是三联记者刘敏采访到的，那就请告诉读者，他的话来自三联记者刘敏。大家去翻一翻《纽约时报》，如果其中引用了一句别人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的话，它肯定会说这句话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在网站上一般还会加上链接指向《华盛顿邮报》的原文。在中国，媒体普遍心胸狭隘，不愿意在自己的版面里提其他媒体的名字，因此往往把“XXX在接受XX日报采访时曾经这样说”简写成“XXX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这样说”。这种做法当然不值得提倡，但起码不会让读者误以为这句话是一手的。而《1986，生死漂流》一文在引用李大放的话时，写的是“30年后，李大放对记者说。”——相信99%的读者和我一样，对这句话的理解是，30年之后的今天，李大放对陈楚汉、杜修琪这两位记者说。

其三，对简·沃伦邮件的描述很有误导性。《1986，生死漂流》开头就说，“今年五月，我们收到一封邮件，来自一名69岁的美国老太太，叫做简·沃伦。”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简·沃伦主动求助，两位记者突然收到一封邮件，获得线索。而实情并非如此。

对于一篇新闻报道（包括特稿、非虚构写作）来说，写清楚信源十分重要，为什么？一方面，这展现出作者的透明、坦诚，不试图将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另一方面，这可以让公众监督你的报道，可以hold you accountable，有助于建立起读者的信任。

当然，特稿和非虚构写作对文本的要求很高，大量插入信源确实影响行文节奏。但交代信源这件事，并不是无法做到的。杜修琪在“人间写作课”中提到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巴黎烧了吗》。在这本书的结尾，信源列了7页。下面是我刚在图书馆拍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部伟大的非虚构作品《八月炮火》。作者巴巴拉·塔奇曼说，如果把所有信源都列出来，会变成整整一本书，所以她只列了一手信源和极少数的二手信源，这一列就列了13页。

更令人赞叹的是，在13页的信源列表之后，是长达41页的尾注，对正文中所有引用的消息都交代了具体的来源。为了不影响阅读，不把作品变成学术著作，巴巴拉·塔奇曼用了一种特殊的尾注方式——不在正文中插入任何标注，而是在尾注中标明页码，对该页中的直接引语和重要信息注明来源。

我们来看两页具体的例子。下图中，左边是正文的第一页（全书第17页），右边是尾注第一页。

可以看到，尾注一开始就交代了此章内容的主要信源。在正文第一页中，有三处直接引语，后两处的具体出处都在尾注中注明了。第一处看似没有注明，实际上已经在正文中交代了：来自《泰晤士报》。

继续看正文的第二页（全书第18页），右边仍然是尾注第一页。

第二页里面有三处直接引语，全部在尾注中给出了具体出处。在该页底部，有一处虽然不是直接引语，但因为涉及到重要的细节，作者同样介绍了出处。

就这样，一页一页，事无巨细，真正做到了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而且告诉了读者出处在哪里。

现在，互联网技术让非虚构写作中标注信源变得更加简单了。如果巴巴拉·塔奇曼生活在今天，她只需要出版一本电子版，在需要附注的文字上面加上超链接就可以了。欧美主流媒体网站上的新闻，从短消息到长篇深度报道，无不是充满了指向信源的链接。如同我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http://fangkc.cn/2014/05/linking-internet/），这些超链接既佐证了信息的权威性，又让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轻易了解到更多相关信息，应该是一项基本的传播伦理。（遗憾的是，中国的媒体网站则像是一个个缺乏联系的孤岛，甚至将外链视为大敌，如果有编辑在文章中加了外链，可能会面临处罚。这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做法，不仅伤害了整个中文互联网上的信息流通，也并不真正利于这些网站自身的流量。）

在规范引用信源这件事上，陈楚汉、杜修琪两位作者做得不好，但他们肯定不是做得最差的。中国媒体的洗稿、抄袭已经是常态了。之前，一位研究者关于广场舞的论文被一家中央级大报抄袭（大段抄袭，而不是不规范引用），她多次尝试沟通，在遭到无数冷眼之后，才得到一句非常不到位的致歉声明。当她找我求助时，我无奈地告诉她：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得到致歉，已经是不错的结果了。

围绕《1986，生死漂流》一文的争议，对于中国媒体界的反思而言或许是好事。我也相信，这些讨论对两位年轻的作者而言也是好事。我非常佩服他们俩（其中一位还是我的直系师弟）的冲劲和能力，只要不那么心急，他们一定会走得更远。也许他们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让自己写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获得奥斯卡。但我真正期待的是他们做另一件更酷的事情：从下一部作品开始，为这个鱼龙混杂的行业竖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经得起考验的标准，带着年轻的冲劲，打破陈旧腐朽的“行业惯例”。

这种标准的确立，是孕育出我们自己的《八月炮火》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