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兔在日本：勇敢打破禁忌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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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思园
2017年5月，曾在媒体担任实习生的伊藤诗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实名披露遭东京广播公司（TBS）著名记者山口敬之强奸的经历。这是“Me Too”运动在日本的首例事件。
2018年，水原希子对摄影师荒木经惟的告发让“Me Too”运动在日本获得了更广泛的认知，但这些丑闻的披露仍不足以改变日本社会对待性暴力问题的禁忌态度。
在东亚社会，“Me Too”运动遭到的阻力更大。中国人阅读伊藤诗织的故事，也能找到很多共鸣之处。
事件时间线
2015年，事件发生，原TBS驻华盛顿支局长山口敬之以“准强奸嫌疑”被书类送检——这是警方初步调查结束，准备刑事立案的信号。
2016年5月，山口敬之向TBS递交辞呈，6月8日，从华盛顿回到日本，警方在成田机场准备对山口实施逮捕，接到警视厅刑事部长的命令，逮捕行动中止。
2016年7月22日，历经1年零4个月的调查，东京地方检察院以嫌疑不充分为由放弃对山口的起诉。
2017年5月18日、5月25日，《周刊新潮》连续两周刊出报道，标题分别为《警视厅刑事部长将安倍贴身记者的准强奸逮捕令捏碎》，《接到准强奸逮捕令的安倍总理贴身记者，被昭惠夫人点赞的“女性之敌”》，报道中将伊藤诗织称为“被害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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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向检察审查会提出再调查申请，同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日本司法记者团，伊藤诗织本人首次露面，公布真实姓名。当日各大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播放了新闻发布会影像。
2017年9月21日，重新调查的申请被驳回，检察审查会再次做出不起诉的决定。9月28日，伊藤诗织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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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伊藤的《Black Box》一书出版。10月24日，伊藤面向驻日外国记者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用英文描述了事件概要。
2018年1月28日，伊藤诗织出现在众议院旁听席上。在野党议员发起质询，将山口敬之所著《总理》与《Black Box》的封面并列，安倍晋三否认对事件知情。
2018年6月28日，纪录片《日本之耻》在BBC播出。
BBC《日本之耻》，2018年6月29日播出，全长59分钟
从“被害女性”到“伊藤诗织”
梳理这个被称为“日本之耻”事件的时间线，不难发现，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实名召开新闻发布会，使整个事件的意义改变了。在此之前，它还不是一个“metoo事件”。
周刊杂志的报道，试图用种种细节证明山口敬之与高层权力勾结，影射警视厅撤销逮捕令背后的黑幕。除了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惠与山口敬之是Facebook上互相点赞的好友，还有山口敬之的一则乌龙——山口敬之接到《周刊新潮》的采访请求邮件，想转发给前警察官僚、现安倍内阁情报官北村滋，却将抬头写着“北村先生”的邮件误回给《周刊新潮》。报道揭开了山口敬之与安倍晋三的特殊关系，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又是一次焦点的转移：从性别议题，转向了高层权力勾结问题。
《周刊新潮》2018年5月18日的报道
在《世界》杂志2018年1月号《性暴力与日本社会》专题的访谈中，伊藤诗织讲到当时接受《周刊新潮》采访的原委：“报道虽然披露了一项重要事实，也就是警察厅长中村格承认亲自下令中止逮捕，但却将重点放在了政治的方面。我想强调的是让被害者含泪入眠的法律问题，警察、检察院调查的问题，以及全社会视其为理所当然的现实。事先约定好一定要写这些问题，我才答应接受采访。最后文章也稍微提到了一点，但并没有很好地传达给读者。”
伊藤诗织作为个体被害者，同时作为“metoo运动”的实名参与者，这两个身份的诉求是有差别的。作为受害者，在刑事起诉的路被堵死后，她继续通过民事诉讼向山口敬之提起赔偿。但作为“metoo运动”的实名参与者，伊藤诗织的诉求并不是对山口敬之个人的复仇，而是希望整个社会意识到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对“metoo运动”常有的质疑便是，为何不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选择通过媒体发起运动？
伊藤诗织的案例说明，法律手段对熟人强奸案时常是无效的。即便报警，在具备人证、物证、监控录像的情况下，案件仍不了了之；反而是当事人要在反复重述被害经过中承担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及社会舆论的荡妇指控。
早在2016年5月，警方初步调查基本完成时，山口敬之就在自己的Facebook上宣布已向TBS电视台递交辞呈，今后将为一家美国智库工作。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撰写的两部安倍晋三传记《总理》和《暗斗》先后在2016年6月、2017年1月出版，并登上畅销排行榜。山口敬之也有机会多次在媒体上发声，对事件进行否认。“metoo”并没有使被指控的山口遭到噤声。
对“metoo事件”的另一项质疑是，控诉者是否存在通过把事情闹大，从中获益的动机？
在对事件评论报道中，许多舆论将矛头指向伊藤诗织，攻击她“色诱失败转而报复”；并且，由于告发对象的社会地位显赫，阴谋论层出不穷，称整个事件是在野党、甚至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策划的一出戏。
事实上，这种转移问题焦点的肆意揣测，恰恰是当事人所不期望看到的。接受传统媒体的匿名爆料式采访后，事件被小报化、绯闻化。即便对揭露个案中的黑幕有所推动，对全社会对待性暴力事件时的结构性问题并无实质改善。
伊藤诗织的行动分为三个阶段：报警、求助于媒体、加入“metoo行动”。在客观上，她本人所获得的关注越来越多，但角色已经从个体事件的“被害女性”，转变到体制问题的揭露者“伊藤诗织”。以实名站出来独立发声，控诉的不再是山口敬之，而是叩问法律体制和社会舆论：为何在被害者的伤口上撒盐，为何没有给被害者任何申诉的渠道。
Metoo的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用个体叙事寻求社会声援，在原本没有路的荒原上趟出一条路来。
山口敬之的《总理》与伊藤诗织的《Black Box》在众议员质询中陈列。由于不能提到山口的名字，希望的党议员柚木道义在质询中只能称呼其为“那位先生”。
日本的特殊性
伊藤诗织受到广泛关注是在《Black Box》出版、以及驻日外国记者协会的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后。在海外受到关注，话题才反向输入回到日本。她先后接受了瑞典电视台、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采访，被视作“metoo运动”的日本第一案例。
伊藤诗织为什么要在2017年10月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并且使用英文、面向国际记者发言？因为2017年5月的第一次面向日本国内记者的新闻发布会把她推入了更艰难的处境。
日本新闻体制的特殊性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面向日本司法记者团召开。“记者团”是日本媒体界特有的制度，在各机关政府设有专门办公室，各大传统媒体有自己的办公桌。众议院有“众议院记者团”，参议院有“参议院记者团”，内阁府有”永田町记者团”，警视厅有“警视厅记者团”，而“司法记者团”是跑法院口的记者。长期驻扎机关的新闻记者，与官员熟识，仰仗于私人关系获得“内部消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新闻媒体的独立性。
在官方发声之前，日本媒体往往采取静候消息的态度，没有开展调查报道的意愿。
性暴力认识在日本的特殊性
包括BBC纪录片《日本之耻》在内，海外媒体的论点着重放在“性暴力问题在日本的特殊性”。
其中，日本刑法在1907年（明治四十年）颁布的有关性犯罪的条款令世界震惊。在日本，性暴力受害者报警的比例极低，半数以上的报案者是遭受陌生人袭击。110年前对强奸罪的定义、构成要件、性行为同意年龄的规定极为陈旧，让无法提供誓死抵抗证据的熟人强奸案件难以立案。
2017年7月，日本刑法对性犯罪规定做出修订，改订“强奸罪”定义、上调最低刑罚年限、增设“监护人强制性交罪”，但并未改订对“暴力、胁迫”作为罪行构成要件的要求，13岁仍是足以做出同意性行为判断的最低年龄。
应对机制在日本的缺失
救援应急中心的缺失、医院的对应方式在日本都存在明显问题。伊藤诗织在事件第二天早上前往妇产科，进行紧急避孕。当时她并不知道，只有医院的急诊部门才能提供“强奸取证工具”，才能保存DNA证据，做血检、尿检以判断是否被下药。第二天，伊藤诗织拨打性暴力受害者支援NPO的电话，被要求“请亲自前来进行面谈，否则无法提供咨询”。
日本警察、检察院的问题
日本警察中的女性比例仅为8%，负责伊藤案件的警官均为男性。
警察“用人偶模拟还原事件现场”，这个极易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调查手法，在纪录片《日本之耻》中成为一个批判重点。
此外，《Black Box》一书中，伊藤诗织还披露了警察问询中出现的难以置信的问题，根据规定，她必须对自己“是否是处女”作出回答。根据日本法律，在被害者入睡时进行强制性行为，属“准强奸罪”，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样情形如果是处女，存在“强奸致伤罪”的嫌疑，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当时警官并未向伊藤诗织做出以上说明。
2017年5月伊藤诗织向检察审查会提出再调查申请，四个月后被驳回。检察审查会类似于陪审团制度，由一般市民组成。不同的是陪审团做出有罪、无罪判定，而检察审查会做出起诉、不起诉的判断。审查会的判断，让山口免于刑事起诉，而关于审查会，唯一对外披露的信息是由7名男性、4名女性构成，平均年龄50.4岁。讨论过程、内容均不公开，也成为事件的“黑箱”之一。
正是因为日本社会的这些特点，伊藤诗织倡议：将“metoo运动”发展为“wetoo运动”——日本的现状是，性暴力被害者依旧难以发声，用“wetoo”表示相互支持，表达“感谢说出真相，我们愿意相信你”，给被害者站出来的勇气。伊藤说：“我希望就算有一天MeToo被忘记，性暴力话题也将不再是禁忌。社会变得可以普通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最理想的。”
“感谢说出真相，我们愿意相信你。”
李思园
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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