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社会学家用实验揭露好社会的8条原则

1864年，“英弗科尔德号”和“格拉夫顿号”两艘船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岛两侧分别失事。两艘失事船只的幸存船员几乎同时到达岛上，同时在同一个岛上挣扎着为生存争斗，但是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同一岛屿同一时间的两个沉船事件，你认为两组幸存者的结局会怎样？

真实的结局是：

在事故发生一年后，“英弗科尔德号”的19位幸存者分裂成几个小团体，以优胜劣汰作为生存准则，甚至发展到人吃人，最终只有3位船员荒岛逃生。

相反，“格拉夫顿”号所有5人都上了岸，两年之后，这5人都活着离开了奥克兰岛。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教授（Nicholas A.Christakis）是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掌门人，同时也是社会学家，社会网络研究领域权威专家，他的畅销书《大连接》讲述了社会网络的形成，以及对人类情绪、亲密关系、健康、经济的运行和政治的影响等，颇有启发性。

在湛庐文化7月重磅推出的新书《蓝图》中，克里斯塔基斯教授以沉船事件带来的自然实验为引，融合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经济学、流行病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考察了人类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

人们在不得不依赖自己时会建成一个怎样的社会？

这种社会秩序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会这样变化而不是那样变化？

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有利于和平与生存？

《蓝图》

作者：（希腊）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译者：贾拥民

《蓝图》电子书和有声书已在微信读书App首发

在科学研究中，一个社会实验要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信息，至少必须有19名幸存者，而且他们建立的营地也要至少维持2个月。克里斯塔基斯教授在从1500年到1900年的这400年间，只找出了20起这样的案例。

但是这20起案例的结局大不一样——

在有的事故中绝大部分人都得以幸存，直到援救者抵达；

而在有的案例中，最终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克里斯塔基斯教授又结合研究了“有意为之的社群”（比如南极上的科考站）后发现，成功社会的规则都是相似的，失败社会各有各的规则。

成功的社群都展现出了一系列他称为“社会套件（social suite）”的特质：

■ 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

■ 爱伴侣和子孙后代

■ 友谊

■ 社会网络

■ 合作

■ 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内群体偏好）

■ 温和的等级制（相对平等主义）

■ 社会学习和教育

比如开头说的两起沉船事件，“英弗科尔德号”的船长是一位自私自利之人，在失事之初，他们丢下了一个虚弱的男性让他在悬崖下面等死。后来，他们有时分成几个小组，有时又会集合到一起。在整个过程中，太过虚弱的人或受伤无法行走的成员都被遗弃了。

然而，“格拉夫顿号”上的船员的表现更为团结一致。在沉船事件发生时，船长雷纳尔正在生重病，其他人并没有放弃他，而是设法将他以及其他有价值的物资转移到了岸上。

后续他们整个群体拥有强大的凝聚力，一直协同工作，从维修船只到资源分配都群策群力，甚至组织起成人课堂来交流各自的技能，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利他主义行为。

“格拉夫顿号”幸存者群体内部的领导力和共同体精神也要比“英弗科尔德号”的幸存者群体优越得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格拉夫顿号”的船员之间并不缺乏等级性，他们有个“领头人”，或者说“家长”的角色，他的职责包括“以温和的、坚定的态度，维持秩序与和谐”。

正如克里斯塔基斯所言，这种“社会合作”行为帮助他们生存下来。社群表现出的社会性套装非常有助于团结和激励所有幸存者，并发出他们有意合作并愿意在互惠关系上“进行投资”的明确信号。

为什么成功幸存的社群非得是这样的？我们能重新换一套社会规则吗？

克里斯塔基斯教授的回答是：不行，人类社会大体上只能如此。

他的研究表明，这8个社会套件是由人类的硬件决定的，是人类在进化中经过自然选择的结果，已经深深地写进了我们的基因里。成功的幸存者们受这种基因的影响，不约而同做出了相似的选择。

比如最经典的“趋同进化”。趋同进化是说，生物进化中能遇到的好东西并不是无限多的，如果要使一个动物能飞，翅膀的“设计”就只有那么几种。

蝙蝠和鸟类在进化历史上是距离非常远的物种，它们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飞行的能力，但是它们的翅膀却是一样的。它们并不需要互相抄袭，而是各自不断试错，最后发现能飞起来的，就是这种翅膀。

趋同进化告诉我们，好东西会被大家都用上。为什么各家出品的照相机镜头多数都是圆的、手机都是长方形的？因为这样的设计最合适，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存活下来。

社会进化也是这样。人类社会也好，大象、猩猩的社会也好，只要是足够复杂、能够长久存在的好社会，就具备那8个套件，大家殊途同归。

这样有趣的研究，克里斯塔基斯教授在书中还介绍了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蓝图》也打破了二分法及性状简单对应的神话——人类表现出的善与恶、合作与竞争，都有基因的基础，也有文化的贡献，不能简单地说自然的、基因的就只对应于二分法中的一个侧面。

反过来说，善良和美德的原因，既可以从遗传因素中寻找，也可以从文化培养中寻找，“好社会”的诸多特征不都是文化贡献的，我们的自然人性中就包含着善。

虽然基于各种原因，当下“我们”与“他们”之间泾渭分明，多元分化正在世界各地上演，但暴力远非人类的全部。

作者克里斯塔基斯在写这本书时也充满自信说道：“即便曾被死亡与毁灭几度蹂躏，看看你的周围，文明依旧，辉煌更甚。”

今天，湛庐君郑重推荐这本写给每一个人的《蓝图》，对于“魔幻”的2020来说，它恰逢其时又严肃和审慎。因为爱、友谊、内群体偏好、合作和学习等等，这些可以创造出美好社会蓝图的特性，原来早已深深嵌入在我们人类天性中。

相信你在读完这本书后，也能和比尔·盖茨产生共情：

“

我本没想到自己在读完一本关于行为的书之后能感到更加充满希望，但克里斯塔基斯让我感到惊喜。每天阅读关于我们正变得多么两极分化的新闻标题很容易让人感到沮丧。

《蓝图》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提醒——人们说的“我们都在一起”，这不仅仅是陈词滥调，这还是进化的结果。

”

《蓝图》

作者：（希腊）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译者：贾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