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躺平到三胎：一个社会学的分析

作者：莫小北

躺平是最近的一个热门词汇。在作者看来，新自由主义带来了对效率的极端强调，躺平却成为对此的反噬，它反映了人们对阶层流动驱缓甚至不流动的焦虑。躺平好像弱者的武器，我们没有其它工具，只能这样懒散地（为自己）努力着。

躺平的背后，有没有后劳动时代的影子？后劳动时代的提出受到消费社会的启发，因为消费社会意味着劳动不再决定人们的获得感与归属感。劳动虽然重要，但是它之于个体认同的作用愈发式微，因此才有996的调侃而不是默会共识。

躺平的背后，有没有个体化时代的影子？个体化的口号就是“为自己而活”，而这是制度逼着我们如此为之的。当我们被迫承担起为自己而活的责任，却又面临一系列的保障缺失，便选择了躺平。

躺平的背后，有没有风险社会的影子？风险社会的心理机制是“我怕”，风险均平化地扩散到每一个人头上。作为因应社会风险的做法，躺平体现了费老所说的“过日子”：不是消极，而是被动。

躺平的背后，有没有锦标赛人生的影子？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总像是在打比赛：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一个计划叠着一个计划，发展到今天，更是出现了清单式、鸡娃式育儿。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互以他人为重”的伦理之衍生吧。

那么，躺平与三胎有什么关系呢？在作者看来，三胎可能的遇冷，正是躺平的效应之一。

“三胎”的新闻甫一发布，便引起热议。下面的分析不在于面面俱到，而是想就“三胎”现象中可能的社会学议题唠叨两句。

其一，再生产成本的家庭化这一条件不变，再多的鼓励也是枉然。劳作之余的休息和繁衍生息都是人口再生产，在今天，内卷耗竭了一代人的努力，焦虑建构着每个人的生活，而诚如吴小英老师所言，家庭或者作为风险来源，或者作为兜底机制，承担了太多的负担，对此，如何期待人口放开的吸引力？

对女性来说，社会生产和人口再生产这两项工作的分化是通过家庭来完成的。通过性别或年龄，家务劳动的无酬属性即“影子劳动”得到重申。不论是无名的烦恼，抑或家庭工资，家务劳动之于社会生产的意义始终没有得到重视。

次之，厌女“在运作时的一个主要动⼒，也就是男性透过不对称的道德⽀持⾓⾊利⽤⼥性。

他会认定，她应该将她特有的人类服务和能⼒贡献给他或他的哥兒们，但反過來卻遠⾮如此。”

可以说，在目前的性别生态中，放开三胎还是一个女性不友好的政策。因为女性被预期要承担太多的生育风险和负担，此时家庭啊人口啊家务啊都被抛出在男性中心和男性支配的视野之外。于是，三胎成了一个厌女的要求。

接着，初老群体的重要性或增加。人口老龄化之下，初级老龄群体成为上有老、中有伴、下有小的夹心层，他们不仅具有养老抚幼的心力，也或许拥有不敢老的无奈诉说：这一群体如果承担起大量的人口再生产劳动，那他们的诉求又如何去满足？

最后，网络上“抖机灵”或许成为关键的安全阀，我们虽然借此疏解了郁结，却被迫模糊了真正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