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
为《全球冷战》的中文版作序，对我来说是很高兴的事。自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中国留学，我与这个国家的联系已经延续了30多年；而观察这些年来中国的发展，也成为我职业生活中的一项要务。虽然本书主要是关于国际体系的问题，对中国直接着墨不多，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某些对中国的关切仍居于本书历史解说的中心位置。毕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在冷战中发育成长起来的，而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也是在那个年代构建起来的。中国与冷战的关联纷繁复杂，我希望中国青年学者担负起一个富有挑战的责任，即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解释中国和冷战的关系。
牛津古典学者加斯帕-格里芬（Jasper Griffin）说过：“我们带着两种动机去看待历史。一种是对过去的好奇心，关心的是发生了什么，谁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还有一种是理解当下的愿望，关心的是如何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未来期望予以定位和解释。”和古代史一样，最好的当代史著述也通常是同时由两种动机来驱动的：一种是视过去为过去，一种是把过去当成现在。本书的主旨符合格里芬教授的教导，它讲的是今天的世界，是20世纪后期最强大的两个大国，即美国和苏联如何接连不断地干涉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变迁进程，并通过这些干涉影响了许多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国家政权、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换句话说，选择这样的主题，就说明本书无所忌讳地采取了一种面向现实的立场，尽管这是一本由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著述。
这本书源于我对冷战中的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动机和决策的兴趣，而且我感到，既然当前我们可以从双方得到新的档案材料，那就有必要对它们的动机和决策加以重新考察。然而，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本书的主题却变得更加宽泛了，因为我发现，如果不同时探究美苏两国的冷战干涉政策的意识形态起源以及引发超级大国干涉的第三世界本身的政治变迁，要理解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决策是不可能的。这样，这本最初旨在考察干涉的书就逐渐变成一本关于第三世界变迁进程的书。它的视角转向了“南方”。
这样一种转变并非完全出自历史学家式的好奇心。毫无疑问，这一转变也映照了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非洲和亚洲所度过的那许多时光。那时我还很年轻，我兴奋地见证了那里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对那些力图创造一个更公正、平等的社会的人们，对那些在外国干涉面前捍卫自己的共同体的人们，我怀有深切的同情。这种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兴趣在我身上至今犹在，尽管我情愿自己已经丢弃了那种以简单的政治手段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念想。有了这种经历，我当然不可能写出一本只从超级大国的视角出发的关于第三世界的冷战史的书。
我的一个研究语言的朋友曾以朋友式的嘲讽（乃至于其他意味）向我指出，我对概念术语的选择，相对于该书的主题而言，是多么的合乎时代变迁：“冷战”和“第三世界”都是20世纪后期的新词儿，它们被套用于不同的意图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创造出那个时代某种最基本的霸权话语。我的那位语言学家朋友当然是对的。这两个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不存在，它们被使用的方式是一种信号，要你明白在20世纪最后一场大冲突中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冷战”是乔治R26;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5年首次使用的，用以对苏联和美国各自的世界观、信条和社会结构，对双方之间即将来临的未予宣战的战争状态发出悲叹。奥威尔发现：“原子弹（可能）剥夺受剥削阶级和受剥削人民发起反抗的全部力量，甚至可能会将这种炸弹的拥有者们置于平等的地位上。由于征服不了对方，所以他们很可能继续统治那个位于它们之间的世界。”尽管“冷战”最初是一个含有批评意味的词，但在20世纪50年代它变成了一个标示美国人对他们和苏联之间的战争状态的概念：没有宣战的进攻性的遏制。而在苏联人一方，他们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从来不正式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是“和平”的，只有“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与美国（以及西欧）领导人使用“冷战”指称苏联威胁庶几类似。
“第三世界”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起先是在法语中，然后又被引入英语。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亚非各国领导人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首次举行高峰会议，“第三世界”一词才广为人们所用。“第三世界”这个词暗合法语的“tiersétat”（第三等级，即那些人数最多但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群体中代表权最少的阶层）一词，意指世界规模的“人民”、全球性的多数，他们曾经遭受殖民主义的践踏和奴役，但现在正在获得最广大的影响力。这个概念还用来表示冷战格局中的一个特定地位：拒绝接受超级大国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寻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替代方案，为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提供的“第三条道路”（但愿这一表述不会与如今的布莱尔式伪善混为一谈）。
所以，我对这两个词汇的使用就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指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冷战”一词标示着可能出现的规模最宏大的西方精英的工程，而“第三世界”的所指则是殖民主义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边缘化过程（以及反抗这种过程的斗争）。已经有一些批评指出，由于我把其中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概念之中，所以我抹杀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我不自觉地使其中一种话语囊括了另一种话语。在重新阅读了直至冷战时代末期的第三世界冷战相关文献之后，可以说我有点儿赞同这种看法：在这些大多由美国人所撰写的著作中，又大多是力图否定第三世界内部的革命和激进运动的，其理由是这些革命和运动都是由苏联挑动或者受其支持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所谓冷战在概念上和分析上与“南方”无干的看法是错误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国和苏联的干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国际和国内框架。如果没有冷战，非洲、亚洲，也许还有拉丁美洲，都将完全不同与其今日之状况。第二，第三世界的精英中形成的政治方案，往往是他们对冷战两大对手——美国和苏联——所提供的发展模式的有意识的反应。在许多情况下，第三世界领导人对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经常意味着他们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紧密勾结，导致他们采行后来经常对他们的人民带来灾难的发展模式。对在第三世界发生的冷战的第二个方面的考察之所以极为缺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对前冷战斗士和他们的反对者来说都是最难以接受的。
从我们这本书的目的来说，我对关键术语的界定是直截了当的。“冷战”指的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球性冲突主宰国际事务的那一段时期，大体上是1945—1991年间。“第三世界”是指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曾经处于欧洲（或者说泛欧洲，包括美国和俄国）主宰之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全球”意指大体上同一时间内发生在几个不同大陆或者其影响波及几个大陆的进程。“干涉”意指一个国家内各种力量相互配合、由国家政权力量主导的试图决定其他国家的政治方向的努力。以上是一些简短的、操作性的定义，它们只在本书的特定语境中具备上述含义（但这些定义在任何更广泛的语境下都显然会面对挑战）。
由于本研究既要讨论第三世界革命的起源和过程，又要讨论伴随这些革命的超级大国干涉，所以不免要做出一些困难的取舍，以免篇幅膨胀到两三卷的程度。本书集中关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这段时期，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冲突达到顶峰，而第三世界的各种事态发展对更大范围的冷战格局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后文将要说明的，这并不是说在早期阶段第三世界对冷战冲突不重要，而只是要表明：到20世纪70年代时，第三世界的状况和两个超级大国的能力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使得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事在国际事务中居于中心地位。同样，在本书各章中，并非所有超级大国介入的第三世界冲突都被赋予同等的重要性。相反，我予以最多关注的是那些外来干涉为事态发展规定了框架和方向的冲突。比如，对于阿以战争或者印巴战争（这些冲突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冲突各方自身的地区性根源——而非冷战的大背景——所驱动），本书就未予深入讨论，而只是给出概述而已。这种限定使得本书有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做到全面细致，比如在前三章中，我既追溯超级大国干涉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又讨论了后殖民主义时期的第三世界政治状况。
本书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有限，从而能够使始终为篇幅感到担忧的编辑们稍感放心，但我也必须就此提醒读者：虽然冷战是20世纪后期国际史的中心论题，但绝不是国际史的全部。其他重要历史现象——比如东亚的经济崛起和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的高涨——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冷战相分离的，有它们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这些故事与超级大国冲突的故事并行（正如我曾在别处讨论过的，这些第三世界的地方性事态最终压倒超级大国冲突的因素而成为国际事务的支轴）。在内容更广泛丰富的20世纪后期的历史当中，冷战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是，正是冷战塑造了我们所知的以欧洲现代主义思想的两大敌对版本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形态。
中国有超过50年的历史是受冷战因素主导的；而且，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创党算起，中国受冷战影响的历史还要更长。与在第三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中国，冷战也不仅涉及对外政策上的结盟关系，而且关乎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国内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截至1949年的冲突，首先是有关中国是要采纳苏联倡导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还是要继续推行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展开的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整合的。这一斗争的结果决定了中国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对待国际事务的基本方针。和冷战中无数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也是国内因素压倒了国际因素，尽管国内因素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全球对抗的强烈影响。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解释过的，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内战的结局受到“二战”后冷战向全球扩散的进程的影响。就此参见Od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Sino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该书有中译本：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中国来说，由于美国支持国民党而苏联支持共产党，国内局势受国际因素影响之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两个联盟中，无论是中国人方面还是外国人方面都心怀猜忌。但这种联盟关系也设定了一种长期延续的有关于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政治和战略合作的格局。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受到了苏联早先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的强烈影响，而两国的联盟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
中苏联盟对中国的影响极为深远，但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关于中苏同盟的概览，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在探讨》（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另参见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联书店，1999年。 1978年以后中国急速转向改革开放，似乎把这一段历史远远抛在了脑后，尽管20世纪50年代创设起来的一些制度和架构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对苏联而言，中苏联盟也对它以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对华援助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两个国家之间施行过的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而两国关系在1960年以后的破裂还影响了苏联此后在世界其他地区搞类似计划的所有努力。或许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中苏分裂，美国才得以成为在全世界占据优势地位的超级大国。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当中犯下的错误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孤立地位。它与苏联的敌对迫使它逐步寻求与美国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因为中国领导人担心中苏对抗会导致战争。中美之间的缓和使得两国在1973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结成一种类似同盟的关系，北京和华盛顿借此携手遏制苏联。这种紧密合作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89年。几乎可以肯定，中美协作对苏联国际地位的衰落起到了重要的催促作用。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对美政策是苏联输掉冷战的一个关键原因。毫无疑问，无论中美关系密切程度如何，也无论这种关系是否一种“交易婚姻”，它都在改革开放早期影响了中国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中美关系也极大地增进了中国最初在国际贸易中的机会，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进入外国市场，从而提升其经济实力，这样它才能更有效地对抗美国的主要敌人苏联。
1991年苏联的崩溃主要是由其国内原因造成的，尽管它已经为反对它的国际联盟所削弱。对中国而言，苏联始料未及的轰然倒塌，使得它处身于一个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其中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从战略上看，这个单极世界体系的突然出现也许是后期阶段的冷战对中国产生的最大影响。这使北京面临这样一种局面：美国将对作为幸存的共产党国家的中国施以更多的敌对性关注，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优势却在加强。虽然美国的政策依然是推动中国与世界市场的整合，并鼓励中国内部改革开放的推进，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却再也无法回到1989年之前的那种亲密状态了。而且，尽管“9-11”袭击事件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使之在近十年间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东，但毫无疑问北京和华盛顿如今都把对方视为全球性对手。
这样看来，中国的国际事务之所以是今日这般状况，不能不说与冷战大有干系。我们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展对这一历史阶段及其影响的研究，无论是在全球层面上、地区层面上，还是在中国国内层面上。新的中国档案材料的开放对冷战史的研究极为重要，而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尽快有所进展（特别是中共中央的档案）。最后，从中国对外事务的长期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和冷战的关系十分重要。我个人的看法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和冷战的关联，有必要将这一问题置于19世纪清帝国开始崩溃以?的长期历史趋势之中。为了进一步阐发这一观点，我撰写了一部书来讨论175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事务，题为《动荡不休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该书亦将有中文版问世）。
本书认为，深深植根于美国和苏联自身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催促着它们去干涉第三世界。华盛顿和莫斯科固守于它们各自关于欧洲现代性的观念（这两个国家都把自己看成是欧洲现代性的继承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普世适用性，它们竭力按照各自的主张去变革世界，而新独立国家的精英也因而成为了它们的竞逐对象。美苏认为，通过推动自由或者社会公正的空间扩展，它们也就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保障了自身的安全。它们都感到，为了自己也为了第三世界，它们必须承担起对于第三世界的特定使命，而这种使命只有它们自己的国家（state）才能担当得起来；而如果没有它们的介入，第三世界就会在当地人的手中陷于沉沦没落。
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把发生在“南方”的冷战看成是欧洲殖民干涉和欧洲控制第三世界人民的努力的继续。我坚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必然会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个时代，把这个时代看成是构筑全球控制的最后阶段。冷战中的干涉手段和直接动机与晚期殖民主义时代的“新帝国主义”惊人地相似，那时的欧洲统治者就开始着手将当地人从愚昧、污秽以及他们自身行为的不良后果中解救出来。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欧洲人的意识形态依据始终如此：通向未来的道路已经被他们自己发现了，他们有责任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走上这条道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一直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援助朋友或者反抗敌人的美苏两方的顾问们都展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冷战特有的精神气质（ethos）对于那些怀抱着它的人来说，足以引发兴致和豪情，其程度至少比得上它所取代的帝国主义精神气质之于当时的欧洲人及其共谋者。［在采访为人遗忘久已的第三世界中的各个人民共和国的前领导人时，我经常想起印度作家尼拉德-乔杜里（Nirad Chaudhury），他把自传题献给过去的英帝国：“我们当中所有美好的、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由英帝国创建、塑造和加速的。”］
然而，一个关键的区分还是必须要指出。在我看来，与其把美国或者苏联宰制外部世界的形态当作“帝国”来谈论，还不如从具体的时间维度上来描述它们。与现代早期开始的欧洲扩张有所不同的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目标不是剥削和征服，而是控制和进步。虽然这种区分有点空泛，但对理解冷战话语本身却是至关重要的：帝国主义基本上是在事后才获得其社会性自觉的，而在冷战中，这种自觉意识却是从一开始就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美国和苏联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帝国主义实践的批判是真诚的，是从其意识形态观点中生发出来的。事实上，冷战干涉中一些惊人的暴行——比如在越南和阿富汗所发生的——只能由苏联或者美国之于它们力图保卫的他国人民的责任感来解释。冷战干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意识形态内战的延伸，其残忍惨烈也只有内战才能制造出来。
本书力求参照以往的殖民历史去理解冷战，这一点影响了本书的结构。前三章论述的是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冷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起源问题，具体途径是历史地考察美国人、苏联人和后殖民时代的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动机。第一章讨论美国人对非欧洲各国人民的认识和思考的演变，以及这种思考与美国认同（identity）、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的演变。这一章指出，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伊始就已然存在的关于自由、进步和公民权的话语为持续至今的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奠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第二章考察苏联的第三世界相关话语的起源问题，所涉时段自苏联帝国诞生迄至后斯大林时代。这一章揭示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如何继承过去的许多问题，又是如何通过对现代性的正确形式的强调而改造了这些问题，并力图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对外政策将这种现代性的正确形式传播到世界其他部分。第三章集中考察第三世界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抵抗以及反殖民主义革命运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发展演变，就此完成对各种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起源的概述。该章阐释了反殖民主义运动与早期冷战冲突之间的关联，也说明了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是如何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做出选择，而另一些领导人又是如何把自己置于同时反对两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上的。
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反殖民主义抵抗不断取得的成功与美国的冷战干涉主义的产生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章指出：1945—1960年间，美国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政策有助于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在国际政治中有意义的、象征着之于西方宰制的抵抗的概念的出现。第五章考察古巴和越南反对美国控制的对外政策，并考察了这两个国家何以成为激励其他地方的革命的焦点地带——尽管大体上是以创造性误读（creative misunderstandings）的方式，而非直接的传授。
第六至第八章考察了冷战末期美国和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若干关键?例。第六章概要地考察了南非反种族隔离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国际性方面，同时也集中考察了安哥拉内战和与之相伴随的冷战干涉。第七章讨论埃塞俄比亚革命及其与美国，特别是与苏联的关联，并考察了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战争如何促成了社会主义在非洲之角的瓦解，又是如何对超级大国之间的短暂缓和造成了不利影响。第八章显示，伊斯兰教在伊朗和阿富汗的扩张是如何摧毁了当地政权的现代化事业，而苏联又是如何决定施加干涉，以在喀布尔再造一个现代化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权。
最后两章和结语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冷战及其之于当代世界的影响。第九章概略地论述了里根对左翼革命政权的进攻以及在阿富汗、安哥拉和中美洲开展的反苏攻势。这一章还讨论了使里根的攻势得以获胜的全球性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第十章讲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何在经历了短暂的对第三世界介入之后即决定从第三世界的冲突中抽身，他又是如何试图本着各国自决的原则构筑国际秩序但未获成功的。结语评估了冷战之于第三世界的影响，以及冷战如何助长了后来持续不断的对外来干涉的抵抗。结论还讨论了干涉主义如何削弱了苏联和美国，又是如何在当今继续困扰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超级大国干涉和第三世界革命这两方面的相关文献卷帙浩繁，众多学者的高见使我获益匪浅，在此处的致谢乃至于后文的注释中，我都难以将他们的贡献一一列出。非常奇怪且对研究者们尤其有害的是，迄今为止这两方面的研究在学术思想的意义上仍然是大体相互分离的。它们似乎是在各说各话，而不是跨越知识的边界去讨论对各自都有意义的问题。这种缺陷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领域里最重要的研究都为学科界限所分割：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是干涉的各个方面，而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则一直在研究第三世界革命及其后果。我的目标则是，从所有这些带着自己的研究目标的学科中汲取洞见（尽管我自己的学科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会一次次地表现出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能够写出这本书的关键原因在于在（前）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档案开放程度有了非同寻常的提高。直到10年前，冷战史学者在美国和西欧之外还极少看到档案材料，但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利用苏联和东欧的资料，甚至能够越多地获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档案文献。原始材料的扩展给这个研究领域带来了发生深刻变革的机遇，而我希望这种变革不仅发生在其总体研究路径和阐释方面，而且也能够使这个研究领域对更多人产生影响和助益。本书也正是为了推进这两个方面的进程而做出的一项努力。
在此我要感谢牛可教授及其团队翻译本书中文版，他们所完成的是一项精良的工作。
文安立
2012年1月于剑桥、伦敦
（中文版《全球冷战》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