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可创造性时代的艺术作品✦作者：王昕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导读】生成式人工智能标识着“技术可复制性时代”向“技术可创造性时代”的转变，这一变化将重新定义艺术与现实、创作者的关系，当现实世界与天才作者从创作的中心同时退场，艺术的基础和本质也发生了转变。【关键词】技术可创造性

▏活动时间：11月1日（周五）19:00-21:00▏活动地点：PAGEONE五道口店2F▏活动嘉宾：李敬泽

书写热烈、凌乱、自由、纯真的第三世界美学，重新想象与另一种生活方式贴身联结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文景”，感谢公众号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本期编辑｜梁汉珍推荐阅读

埃里克·拉森著邢玮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4年8月出版464页，69.00元✦•✦文︱卢

1989年上映的电影《顽主》出现一幕反讽式场景，一对普通市民男女在相亲现场，讨论起俄狄浦斯情结。这表明精神分析理论已经渗入一般城市青年的话语系统。[6]

为纪念乐黛云先生（1931-2024）并发扬光大先生所开创的比较文学事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最近特别创立

访历史的多质时空。用汉森的话说，她的所有理论阐发和电影史研究，都是为了“去理解当下的历史或者作为历史的当下、想象其潜力可能被埋藏在过去的别样未来”[35]。责任编辑：谢阳注释（向上滑动阅览）[1]

雅克·拉康文︱李新雨无意识只能通过语言的纽结来翻译。——雅克·拉康自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以来，精神分析思想的传播及其文献的翻译在历史上就是紧密交织的。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携其弟子荣格访美期间，或许是不满于布里尔（Abraham

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部编辑。📚本期节目提到的综艺作品：《康熙来了》《奇葩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欢乐喜剧人》《今晚80后脱口秀》🎭话题①

1968年，金曼·布鲁斯特发布男女同校声明，终结了耶鲁大学长达268年的男校历史，打响了驱散美国顶尖大学男女同校禁忌的第一枪。到1973年，绝大多数精英全男性校园走向了男女同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第一批进入“男校”的女学生的声音失落了，这段历史的锋利边缘被磨钝，留下的是一个立刻实现男女平等的美化版传说，好像把这些男人村庄变成女性也能得到平等对待的地方，只需轻轻按下招生开关。然而，那并不是实际情况。“问问耶鲁女性吧。她们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可讲。”安妮·加德纳·珀金斯，美国历史与高等教育领域学者、作家，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珀金斯在52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学位，为完成高等教育史的课程论文，她决定讲述1969年到达耶鲁的第一批女学生的故事。珀金斯在耶鲁档案馆翻阅了成百上千篇旧报道，面谈和采访了42位毕业于耶鲁的优秀女性，积累了成千上万页笔记，最终成就了这一部生动的口述史。《耶鲁需要女性》，不同于其他书写藤校男女同校历史的专著，比起关注让女人进入校园的决定如何做出，它更着意在美国妇女运动、黑人权力运动刚刚兴起的背景下，第一批进入耶鲁的女生在“全男性系统”中，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和压迫，她们又如何“以少战多”，进行一系列愚公移山式的反抗斗争。珀金斯用令人倍感亲切的口吻，将这段独特的历史娓娓道来。珀金斯从“男校”耶鲁的骚动讲起——男女同校周运动、藤校间的招生竞争、普林斯顿关于男女同校研究报告，各种因素都殷切呼唤着耶鲁第一批女学生的到来。然而这不意味着女性的才华和智慧为耶鲁所需要，相反，女性仅仅是作为吸引男性生源的筹码而被需要。第一批女学生入学耶鲁的欣喜很快被接踵而至的性别打击稀释殆尽。女孩们被耶鲁课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拒之门外：耶鲁不提供任何女子竞技运动，“女子健身”课程除外——即男子健身课程的注水版；啦啦队拒绝“女孩风格”，要求成员掌握富有男子气概的倒立、叠罗汉和前滚翻；威芬普夫斯合唱团的成员称“让女孩参与合唱会把声音变得低劣”；行进乐队的小伙子们告诉指挥，他们不想让任何女孩跟他们一起行进。耶鲁为这些“女性先锋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以供进入，但并未消除或试图消除这个由男性主导的机构中无处不在的性别隔膜。更糟糕的是，女孩在耶鲁连最基本的安全问题都远远无法得到保障。醉汉可以造访夜晚的学院，色狼能够入侵未上锁的女生浴室，教授利用职权性骚扰甚至强奸女学生，反堕胎禁令站在被强奸、轮奸而怀孕的女生的对立面。而受到伤害的女生无处求援，求援将会冒着极大的被视作撒谎者或败坏名声的风险。“好女孩不讲述她们身上发生的事。”类似的“滥信条”造成了被侵害女生的集体失语。而校方顺理成章的声称并未听到女生的呼救，也就无需对安保系统进行完善。无论是学生社团将女孩拒之门外，抑或是针对女生的安保措施漏洞百出，都显示出耶鲁在无奈作出男女同校决策后，并没有真正做好迎接女孩入学的准备，而这也决定了女孩在耶鲁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耶鲁虽自称已实行男女同校，但本科生中男生的占比高达87%，高度倾斜的比例又导致了女孩们在耶鲁的“中心化”。作为学校里的少数群体，她们被迫接受着耶鲁男性的凝视和评价，应付繁忙的、“非情愿”的约会和性交邀请。每个女生都会遭遇持续的引人注目，能够“消失”的权利被剥夺，时刻生活在男性令人极为不适的关注之中。“无一例外，每次我坐下来写论文或者阅读，电话就会响起。”回应这种关注挤压了女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致无暇顾及学业和私人生活。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干扰，关注里还含有一种令人不快的特质：除了一直被观察、评判之外，如果你不是特别美，可能还会被认为“有待改进”。耶鲁女孩被带有评判性质的视线所包围，久久不能脱身。“中心化”和“边缘化”的矛盾感受共同塑造了第一批女生在耶鲁的灾难性体验，为了争取与男性相同的平等待遇，捍卫自己作为女性应有的尊严和隐私，女孩们不得不集结力量奋起反抗。男女同校委员会成员亚历克这样比喻在耶鲁争取女性权益的困难程度：“对着一辆坦克，却只有一把BB枪。一切看起来都如此徒劳和无望。”然而在反越战行动、黑人种族运动、美国妇女运动等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女性主义者的力量确能令看似刀枪不入的“坦克”为之动摇。杰出的耶鲁女性在不断将改变现状的决心付诸行动——姬特用强硬的吹奏实力在与男性乐手的比拼中连胜三个月，打破了行进乐队单性化的惯例；贝蒂顶着被停学的风险，参加学生争取民主组织的静坐抗议；萨雷尔夫妇推动开设了人类性学课程，解决性解放氛围下年轻男女的性困扰；玛格丽特召集了促进耶鲁进步男女会，在重要校友午宴上举起“终止女性压迫”和“女性站起来”的抗议牌；贝蒂和姬特成立了耶鲁姐妹会，凝聚起耶鲁女生的集体力量；教职工汤姆森和约翰逊扛着被耶鲁停职的压力，上书申请增加女生招生名额；校长特别助理埃尔加·沃瑟曼，持续为保障耶鲁女生人身安全、开设女性课程和打破招生性别限额而奔走，直至被耶鲁停职。女性主义者们的BB枪子弹，于1972年，成功将象征着男权压迫的“坦克”击打出一处凹陷：耶鲁集团投票废除了影响耶鲁男女同校前四年状态的性别限额，采取能力者优先的招生方式，更多不输须眉的杰出女性得到进入这所顶尖学府的机会，耶鲁正式走向政策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耶鲁女生将严丝合缝的男性至上的“常春藤规则”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裂隙，她们五年间锲而不舍的战斗成果也极有力地说明了，BB枪的确可与坦克一战。自“二百六十八年的男校”开始，至取得初步胜利的“移山之日”，第一批耶鲁女性汗泪交加的抗争史暂时告一段落。（点击图片即可购买）《耶鲁需要女性》[美]安妮·加德纳·珀金斯

“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海通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二十世纪中华传统文明的新生过程中，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的“翻译”不仅指语言交际、文本、思想、艺术在不同媒介中的跨语际转换，还包括政治外交文书、人员的往还，诸种社会制度的借鉴与建设等等有关器物、信息、观念、行动的接触与流转。有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24年10月12-13日举办“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海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讨。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时间2024年10月12-13日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会议室议程安排参会学者（按姓名音序排列）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清风学社”。感谢授权海螺转载。本期编辑/戴静雯推荐阅读译文

原编者按：北京时间10月10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瑞典学院宣布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韩国作家韩江。本文节选自《收获》杂志编辑吴越的作品《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吴越采访了韩江，请她分享了《玄鹿》《素食者》等作品的创作故事。《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书封（点击图书跳转购买链接）《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是《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关于文学写作领域近十年来的深度访谈、座谈以及非虚构叙事的结集。全书分为五辑，前四部分收录了对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坛泰斗、外国文学大师、非虚构作者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最后一部分则是作者自己的非虚构写作尝试。相较于韩国流行文化，韩国文学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无论从普遍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韩国文学都是一种‘升华痛苦’的文学。”通过阅读、访谈，吴越以新闻人的切实与严谨描述出韩国作家在时代进程和个人成长过程中发生的转变，在流动和行走中勾勒出变化的图景。通过记录不同的故事与人，本书也试图为时代留下个体角度的声音与线条。吴越残酷的花：韩国当代文学印象2013冬季，以首尔为半径的文学发现缘起2013年底，上海，在一个中韩女作家交流的场合，我与韩国文学翻译院的一位女主管交谈时，轻微感叹：韩国流行文化、娱乐明星和影视作品早已渗透到中国，可为什么在中国几乎看不到现当代韩国小说？她上了心，回去便发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韩国走一趟。我回邮件说：韩国作家中，我只知道诗人高银，如果能采访到他，我就来。高银之外，还想采访的人选有：七〇后、八〇后代表作家、影视编剧、能够为我梳理韩国文学史的学者。2013年12月10日，我踏上了韩国当代文学之旅，口袋里装着这样一份拜访名单：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银；2005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韩江；2009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金洐洙；第十届文学村小说奖得主、作家与电影编剧千明官；西江大学国文系教授禹灿济。玄鹿这是我第二次前往首尔。2008年5月，应“首尔文化节”（Hi!

Countries》等。同时，伊曼纽尔·奈斯也是一名著名的是劳工活动家，曾与印度、南部非洲、东亚和东南亚的主要劳工活动家合作。1990年，他创立了纽约失业者委员会。2001

苹果推荐阅读好书再版丨期待已久的《涉渡之舟》再版！戴锦华教授解读80年代女性文学胡亮宇

2024年10月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主办、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协办的“向东两万六千里：一起谈刀郎”活动以线上直播形式举行。作曲博士、音乐作家田艺苗，古典学学者、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林志猛，古代文学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成玮作为受邀嘉宾，对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黄锐杰、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罗萌主持。去年7月，刀郎携新专辑《山歌寥哉》重回大众视野，掀起现象级的反响。沉寂十年后归来，刀郎唱响了“山歌”，构建了流行音乐与民间传统文化的二度雕塑创作。今年8月30日，他在四川资中举办“山歌响起的地方”线上演唱会，吸引了五千四百万人于线上观看，获赞七点一亿。9月以来，他开始在成都、广州、南京、澳门举办同主题巡回演唱会。正值刀郎广州演唱会期间，六位与谈人围绕刀郎及其音乐，着眼“山歌”里的文学与哲学、艺术与宗教，分享了各自的观点。HELLO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京中间美术馆，作者李祉彦“2024年9月1日，在“夜校”展览的最后一天，中间美术馆邀请《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一书译者吉琛佳来到展览现场进行新书试读分享会，通过“文学的终结”、“历史的反复”与“另一种乌托邦主义”这三个主题，与听众分享这本近期出版的译作，探讨柄谷行人对于冷战结束之后“历史终结”时期的根本性思考。该书的11篇晓畅通达的讲演是对90年代后柄谷行人理论工作的介绍性文本，为读者了解柄谷的思想转向提供了索引和入门。左右滑动，查看更多01文学的终结吉琛佳老师从柄谷行人的思想转折入手，解释柄谷行人何以提出“文学终结”的论断。进入90年代后，柄谷行人表明自己“不再是文学性、批评性的了，而变得更为哲学化、理论化”①。要解释这一转折，首先要回到90年代之前柄谷的文学批评工作与当时的思想潮流。柄谷的文学批评宗旨在于揭示被当前观念框架所遮蔽的认识，重新发现那些受限于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柄谷参与了日本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借助法国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批判和解构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秩序，寻找“两极”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性。而来到冷战结束的90年代后，压迫性的话语结构消失，“宏大叙事终焉”，使得批评的工作失去了对象。文学文本不再承载道德任务，文学批评失却了整体性的社会意义。柄谷行人在《现代文学的终结》中分析了现代小说如何与形塑民族观念的需要脱钩而失去了中心地位。民族共同体不再建构于文学基础之上，同时文学也不再承载求知与道德的严肃任务，文学作品变得娱乐化、商业化。这便解释了柄谷为何离开文学领域、更深入地投身社会运动的原因。而在《秋幸或幸德秋水》中，柄谷行人梳理了文学家与实际参与社会斗争的实践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合作，追溯了日本现代文学的两种谱系：一种为北村透谷所代表，在与社会产生激烈冲突中转向文学想象力的内在性，用内在的观念世界来反转外在现实；而另一种谱系则朝向了不同的方向：以坪内逍遥、国木田独步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拒斥政治理想，消解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理念。这般消极的态度显然无法对现存的政治构成抵抗，甚至从旁支持了帝国主义，纵容了现实中的弱肉强食状态。坪内逍遥的论断并不是陈年往事，“有一阵子人们曾经齐声主张：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老套的想法，只是一种叙事罢了。所有的历史概念全都是一种幻觉。这便是后现代主义。”②后现代主义的那种对宏大叙事的反讽，再度将当前的时代导向停滞与虚无。02历史的反复吉老师由此引入了柄谷行人对“历史的反复”的阐释。柄谷行人将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重商主义（1750-1810）、自由主义（1810-1870）、帝国主义（1870-1930）、晚期资本主义（1930-1990）和新自由主义（1990~）。在一般认识中，这是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然而柄谷行人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推进，这一历史存在着制度性的反复。随着霸权国家的不断更替，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贯穿始终：自由主义式与帝国主义式。当某个霸权国家形成稳固地位，便会催生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而当有新的霸权国家出现、旧霸主受到挑战，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从这样周期性的视角出发，便能看到明治20年代（19世纪末）与当前的相似之处：“在1990年之后渐趋壮大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是自由主义性质的，而是一种帝国主义。因此，它更应该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才对。”③柄谷行人对冷战之后的世界形势的新认识，推动着他改变批判方式与思想风格：“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积极的立场，与资本和国家的运动展开积极的抗争。”④

你好哇！我们是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王小波主题书店，经过了李银河老师的授权。1997年春天，书店的发起人在北京京郊昌平的一家小书店，偶遇了花城出版社刚出版的王小波作品《黄金时代》，自此，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这本《黄金时代》随着一次次搬家随身辗转，常读常新，影响至今。这也是这家书店的源起：向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王小波致敬。所以和一般独立书店不同，王小波书店不止是理想的化身、文化的容器、经营的场所，还是王小波的纪念馆。成立之初，我们曾在豆瓣超过15万人的王小波书迷聚集地发帖征集店名，综合大家的意见，书店主名确立为《我的精神家园》，副名《王小波书店》。从潮起潮落的钱塘江南岸，到西接西湖、闹中取静杭州市区，我们缓慢地搭建、充实一家书店。9年时间，这里好像终于能称得上是一个小小的精神家园了。也是时候正式地介绍一次，我们是一家怎样的书店？一家王小波的纪念馆在王小波书店，有三十多年来、各个版本的王小波作品，有关于他的报刊、杂志和纪念收藏，有王小波各个时期的生活照片。我们搜罗了他欣赏的作家——罗素、卡尔维诺、杜拉斯......欢迎你来，在书店寻找小波的痕迹，从一面墙，一本书，到一句话，乃至一张小票。“祝你今天愉快，明天的愉快留给我明天祝福。”一间有所坚持的纯书店以王小波为坐标，我们扩充了更多人文社科、哲学历史以及艺术类书籍等。“真诚、智慧、有趣、自由”的精神，是我们的选书坚持。一场从王小波开始，又不止于王小波的精神漫游由此开始。一个真诚的树洞书店准备了一个不被打扰的角落，一张小书桌，一沓信纸，一支笔。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留下一封手写信，像对一个老朋友倾诉那样，和心里的王小波聊聊天，共享经历、故事和时间。

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前两年，平均每年因新冠直接或间接死亡人数在665万至830万之间，这一估计的上限接近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3年所估计的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900万人次。尽管在2003年后的十年内，全球饥饿人口有所减少（部分由于直接死亡），但在2014年后这一数字又重回上升趋势，在后新冠时代重回了超过800万的水平。饥饿一直是地球上的头号健康问题，但却很少能构成重大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如今世界粮食产量几乎可以养活两倍的世界人口，饥饿问题并非无法解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留下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评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尽管森在书中将饥饿问题表述为复杂的权利关系（entitlement

向东两万六千里：一起谈刀郎简介22年前的第一场雪柔情万种，还依稀在记忆的风中飘曳。逝去的年华充满了跌宕起伏，登上高峰又旋即跌落低谷。命运就像不受自己控制的风筝，却又坚韧地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即便流浪在戈壁，看尽大漠孤烟、人间冷暖，却也甘受风吹雨打，静候三千年的成长，待到彼岸花开。沉寂10年后归来，刀郎唱响了“山歌”。无论山歌描绘的是仙境还是鬼域，刀郎真正想展现的是人间百态：男女、善恶、强弱、正义与不义、理想与现实、悲剧与喜剧。这就是“人类的根本问题”，是纤夫般命运的哀歌与颂歌的交响。尽管生命的旅程中难免要穿恶浪、踏险滩，面对命运的各种不公和磨难，但在如如不动中不生嗔恨，便能飞越万重山，领略无限的风光。刀郎多重复调的“山歌”里有文学和哲学，有宗教和艺术，中西合璧，古今融通。在生命的艰辛和隐忍中，始终关切着世人的悲苦，却又不忘拥抱那最亮的光和爱，锻造最高贵的灵魂……时间2024年10月6日（周日）19:30-21:00主办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协办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嘉宾田艺苗作曲博士音乐作家林志猛古典学者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成

年轻人因为绝望，所以认同巴勒斯坦人译文丨斯拉沃热·齐泽克：《安·兰德的现实性》（2002）译文︱齐泽克：数字神

特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忆杰姆逊：他把“见鬼”挂在嘴边，爱吃海陆双拼[英]特里·伊格尔顿/文丁雄飞/译我第一次见到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是在1976年。当时，他邀请我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给他的研究生上课。在此之前，我只因他五年前出版的惊艳之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纪念杰姆逊：拉康式乌托邦大师伊希克·巴恩斯·费达纳｜制作李新雨｜翻译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中文名詹明信），文化理论的巍峨巨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给我们留下的并不仅仅是他的大量著作，而且还有他的整个概念大厦。由此，我们便可以来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那些不可能张力。正如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在这里插入齐泽克式的插科打诨那样，他的死亡也讽刺性地重新唤起了“乌托邦”视域的“历史时间”的问题本身，这个问题终其一生都在困扰他的思想。当然，杰姆逊最为著名的格言，便是“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容易”，这项声明在其本质上便携带着一个拉康式的内核。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事情，不是一种经验性的限制，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限制。资本主义即是现代世界的“实在”，它是对欲望进行组织的东西，但在其自身的淫秽享乐中，它也是不允许出现任何一致性选替方案的东西。詹姆逊的“乌托邦”，不是在试图逃离此种实在，而是在试图穿越其幻想，从而超越对我们的社会现实进行结构的那些“意识形态坐标”来思考。在其2006年的《美国乌托邦：二元权力与世界军队》一书中，杰姆逊提出了他自己的挑衅性见解，一种围绕着两种主要体制来进行组织的社会：其一是“世界军队”（UA），其二是“精神分析安置所”（PPB）。在这里，杰姆逊重新引入了马克思在“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他将前者指派给世界军队，而将后者指派给精神分析安置所。但这一提议的真正激进性，正如伊希克·巴恩斯·费达纳所出色地指出的那样，却在于它如何暗中上演了拉康式四大话语中的“主人话语”与“分析家话语”。我们必须把杰姆逊的“世界军队”理解为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工具，但也是一种主人话语的体现。拉康提醒我们说，这种主人话语从根本上就是关乎于结构欲望的话语：“主人”给主体提供了其在“象征秩序”中的方向，正是主人在定义社会关系中的各个函项，但他也必须压制其自身的真理，以便来维持控制。杰姆逊的军队就是这种结构性力量的体制化，它塑造并重新引导了劳动、时间与资源，以便来稳定社会。然而，这里也存在着一个转折。这支军队的真相，根据杰姆逊的说法，也是一场规模庞大的群体治疗，是国家衰落成了治疗性的集体反应。这难道不正是主人话语的癔症性时刻吗？在这个时刻上，主人被迫要面对其自身未能完成其“象征性授权”的失败乃至国家的衰退。这种假设自我牺牲的终极行动，不仅暴露出了主人在“总体化能力”上的局限，也还揭示出了居于其核心的“分裂性主体”。因而，我们便遭遇了詹姆逊式乌托邦的悖论：主人仍然掌握着权力，但却只有通过执行其“自取灭亡”的仪式才能继续掌权。然后，是“精神分析安置所”（PPB），这个名称应该立刻敲响拉康派的警钟。PPB是杰姆逊的象征性分析家，它负责管理“上层建筑”、“文化空间”、“意识形态”与“主体享乐”。但如果分析家在那里是为了向主体提供真理呢？杰姆逊更进一步地说：精神分析安置所（PPB）联合于庞大而复杂的计算机系统，不仅是在分析主体的各个主题，而且也给主体安置并指派了他们各自的角色、职责与命运。它是拉康式“圣状”的一种体制化版本，是将主体与其自身的独特性症状绑定起来的一个精确“缝合点”。然而，这种结构，就像主人话语一样，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奠定PPB的知识，根据杰姆逊的说法，便在于处理就业和治疗的计算复杂性与大数据算法的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分析家被其自身对机器知识的依赖所摧毁，也是在这一点上，人类主体性与计算机逻辑之间的缺口本身便揭示出了当分析家变成一套算法时所发生的事情：此时，主体面对的是“大他者知识”的淫秽核心，一种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的人工智能。因而，我们便在杰姆逊的乌托邦之梦的核心再次遭遇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张力。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毕生工作都是在试图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但他却并非在天真的意义上仅仅幻想着一套不同的经济学体系。他的乌托邦是一个沉浸在拉康式“实在”中的乌托邦。他明白，资本主义的任何真正的终结，都首先要求着对于欲望本身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姆逊便不是在“启蒙理性”传统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中的一位乌托邦思想家。他是在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一名乌托邦主义者。他明白，资本主义的终结只能经由主体的终结而出现，正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那样。因此，在哀悼杰姆逊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他给我们留下的是继续这项“不可能工作”的任务，亦即：“穿越幻想”。资本主义的末日不会是朝向更大理性或自由的一种平滑的进展；它将是迫使我们面对我们自身欲望之限度的一种创伤性断裂。而在终极的齐泽克式扭曲中，或许杰姆逊的死亡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性关头的信号。当大师丢下我们而离去的时候，我们就像他的世界军队中的士兵一样，卷入了对我们的集体性“政治无意识”的永无休止的治疗。再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这项工作又要再度开始了！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浮出历史地表》姐妹篇戴锦华老师解读80年代女性文学-END-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阅读培文”，感谢公众号“阅读培文”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本期编辑

摘要：在日常语境中,怀着无私的爱含辛茹苦地将儿女抚养长大的母亲通常被视为一种传统的形象,然而此种传统母亲形象实际上成形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现代母亲的复杂互动之中。儒家宗法制家族伦理推崇的“父权母亲”以“寡”和“教”为主要特征。晚清以来在科学话语和情感型家庭伦理的主导之下,对儿童抚养和教育以及家务劳动的事必躬亲进入母职范畴,“主妇母亲”成为理想典范。然而,“主妇母亲”与“新女性”“新家庭”在事实和叙事层面均构成矛盾,影片《神女》将“新”“旧”置于“神女”一身,小说《寒夜》则设置了“新”“旧”两位母亲互为映衬。最终怀揣着“爱”又付出“苦”的理想母亲在新旧交织的家庭叙事之中成为“传统”的想象。一、引言在日常语境中,“贤妻良母”通常被指认为一种传统的女性形象,其中的“良母”具有两种突出的特征:一为“爱”,一为“苦”,即母亲对儿女怀着无私无我的深沉爱意,含辛茹苦地将儿女抚养成人。这样的想象,恰好对应女性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母职”和“母爱”。至高的无私性,是母爱区别于其他情感的核心特征;苦,则指向履行母职所付出的精力和体力。“母职”至迟在20世纪初期已经被讨论,但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时方成为一个正式术语进入系统性研究。从历史演变来看,对母职的研究整体上经历了由“母职”(motherhood)到“母职实践”(mothering)的演变过程。其中“母职”指向“制度性母职”,即习俗、传统、信仰、态度、道德、法律、观念等强有力的符号要件所组成的关于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社会制度;“母职实践”指向不同种族、阶层、情境的女性个体化和多样化的做母亲的体验。从字面上看,国内的母职研究肇始于2010年前后,主要在社会学领域展开;然而从内涵上看,2000年以后围绕“贤妻良母”展开的研究,实际上正是对上述“强有力的符号要件”在历史维度上进行的梳理和辨析。与日常想象相反,研究者已经证明“贤妻良母”恰恰不是“传统”,而是一种现代发明。它源自日本明治维新,于20世纪初作为新词进入中国。现有研究一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概念溯源,另一方面深入讨论了“贤妻良母”作为一种话语,与20世纪上半叶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复杂纠缠的关系。然而,此种关于思潮、话语和概念的研究仍然难以解答“爱”与“苦”何以在日常语境中被想象成传统母亲的特质。与此同时,具体的母亲形象既是特定话语的载体,也会对特定话语的传播和接受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系列母亲形象,现有研究多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作为父权代理人的母亲、作为受害者的母亲、个性解放的母亲、革命/英雄母亲以及“恶母”。然而,此种类型划分除了围绕“恶母”的论述针对的是母性神话之外,其余关注的主要是母亲形象与作为文化整体的启蒙或革命的内在关联,因此文本如何通过文学叙事参与到母职和母爱的话语建构之中,又如何构成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区分,实际上尚未得到足够充分的论述。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话语分析和形象分析两种路径,考察“爱”与“苦”如何进入“母亲”的话语谱系,讨论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母职与母爱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如何重塑母亲形象。

概念从疫情期间开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热词。“内卷”(involution)的概念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1905）。在他们的精神建构中，不同的主体因而便会以不同的方式而受到象征法则所接纳和受到感官世界所捕获……在一个就其本身而言便如此谴责那些象征性约束的社会里，他们便会或多或少地被“推向回绝”。

参见“@加推”对知乎问题“微信的朋友圈里发什么合适？又应注意避免哪些东西？”的回答。引用时修正了原文的排版、标点错误和错别字。20

norm）所受到的一些批评。她主张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有机会获得基本能力，并且用其物种的典型特征来界定这些能力。这个物种标准似乎与个体主义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唐纳森（Sue

（点击上图即可购买）《镜与世俗神话：经典电影十八讲》作者：戴锦华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出品：胡杨文化出版日期：2024-6定价：118元ISBN：9787569538427近日，绝版数年的《镜与世俗神话：经典电影十八讲》由胡杨文化重新推出。此书首次出版于2004年，是中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电影学者戴锦华才情激昂的少作。前些年虽有修订本推出，但每次很快就没有了，一度溢价三倍。此版新收录了戴老师为2024再版而作的序《犹记来时路》，与一篇回忆文章《我的八十年代，在电影中与世界相遇》，回顾了1982年拥抱电影的诸多时代细节，让读者可以在一种近乎怀旧的氛围中开启对人类影史上这十八部经典电影的欣赏之旅。内容简介

影片结束，片刻宁息，掌声雷动，戴锦华老师走上舞台，影片重生，重新连接起戴老师与观众，重新连接起过往与此刻，重新通向对历史、未来，尤其是对当下的生命、哲学和政治的探索。从疫情期间的2022年3月9日晚到疫情之后的今天，我们耳边常回响起“每周三在大讲堂听戴老师导赏，是我们与戴老师的专属时间……”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简称北大百讲）一直有艺术影院的传统，只是戴老师的艺术影片导赏系列活动被放在了能容纳两千人的大讲堂。对此活动，戴老师说：“接触电影一辈子，在北大讲堂和师生做映后谈，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奇特的经验，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感谢北大讲堂给我这个荣耀，我将以我一生努力保持的真诚，以及和大家分享问题的愿望，跟大家分享这个艺术电影系列。”故而，这个导赏系列的每部影片都是戴老师根据北大百讲提供的片单精心挑选的，转眼间，我们跟着戴老师已经阅读了三十七部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而这场阅读活动还远未结束，它还将不断地持续下去……

文学史的焦虑和犹豫不决黄子平文学史的焦虑文学史建基于进化论的时间意识形态，“滚滚向前”、“遥遥领先”或“明天会更好”，人们借此划分所谓“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后现代”或“新时代”（其中的起讫边界模糊不清永远争论不休），建立起不言自明的等级秩序。因而进化论直线时间观的心理内容就是——“焦虑”。洪子诚老师谈论过“文学的焦虑症”：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存在着普遍的“焦虑症”。“五四”以来的不同时期，我们经常对文学现状严重不满，并焦躁地期盼、等待出现大师，出现伟大作家，出现文学的划时代的辉煌。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鲁迅还活着，有“我们为什么没有托尔斯泰”的发问。那时候，鲁迅（更不要说茅盾、沈从文、巴金）还没有被承认为大师……“文革”中，江青、姚文元等“激进派”虽然宣告正在“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纪要》），但又有些心虚地将这个“光辉灿烂”推到难以预测、难以真实感知的远方。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焦虑症”有增无减。［1］只要我们还生存于进化论的时间意识形态之中，焦虑就永远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突然兴起了撰写“当代文学史”的热潮（到了21世纪初年，成文的“当代文学史”已经有270部之多［2］）。遥想当年（1985年），《文汇报》发表了唐弢先生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他认为：“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洗，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清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3］施蛰存先生撰文声援唐弢，引用俄罗斯文学史写法与《史记》等材料来论证“当代事，不成史”［4］。老先生们都敏感到史家们心中的焦虑，苦口婆心劝大家稍安勿躁，“何必急急忙忙为当代文学写史呢”。然而他们更深层的疑虑，是对时间意识形态的疑虑，而且话说得很重：“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唐弢）“我以为现今我们把文学史时期划分为‘近代’、‘

9月22日，话剧九人2024年度原创新作《翻山海》在北京二七剧场的首演圆满落幕。四场演出里，成百上千的观众亲眼见证了三山女篮突破自我、冲破藩篱、共赴山海的热血故事。历史裂隙中透出的一缕微光，折射成千万束光芒，穿越百年时空照亮了一方天地。舞台上的光影流转、陈词激越，舞台下掌声雷动、欢呼阵阵。让人为之振奋的，是“女子敢云比天高”的勇气，也是“娇花亦可练功，归来还斗晚风”的决心。故事中的女性，纵然被忽略、被轻视、被打压、被中伤，但当她们彼此支撑、共抗命运，亦能迸发出穿云破浪、移山填海之力。作为新戏首演的特别活动，北京站末场演出结束后，话剧九人特别邀请到戴锦华、陈鲁豫、麻赢心、康堤，四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深耕已久的女性，与《翻山海》的编剧、导演朱虹璇，共同就过去与当下的“女性之力”，展开了一场创作对谈。“比山更高”的女性之力源来哪处，又将走向何方？两小时的畅谈中，女士们给出了她们的回答。01表达之力：穿越时空的共鸣康堤：各位嘉宾第一次看九人的戏的渊源是什么，这一次看完《翻山海》有什么感受？麻赢心：我第一次是通过《当想要赢一次，女性如何做事》的报道，知道了朱导，知道了九人整个创立的过程，还有你和你的小伙伴们的关系。我觉得很动人，有点像看武侠小说的感觉。我还记得那篇文章讲的是《春逝》，里面说在九人的现场常常会有“细小而排山倒海的泪意”。刚好到今年，我跟朱导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制片人陈洁老师，她跟我说《春逝》要在北京演了，你要不要看？我说我要，所以我就第一次看了（《春逝》），也知道了“排山倒海的泪意”是怎么回事。这次《翻山海》和《春逝》很不一样。首先它是一个很开心的戏，非常开心，你在现场没有办法去抗拒那种开心的感觉。还有它运用了好多其他媒介，比如说漫画，大银幕的应用，还有打篮球时现场虚和实的结合。我一直很喜欢在大银幕上看到人的脸，我觉得人的脸本身就是一种表达。让现场这么多观众一直长时间地看这么一张脸，也是一种表达。有一点我第一次看《芭比》的感觉，有很欢乐的一面。《芭比》的导演之前的作品也有一些像《弗兰西丝·哈》或者《美国情人》那样规模比较小的、非常简洁的叙事。到了《芭比》之后，她开始更加引入一些类型元素，也有娱乐性，可能是一种让自己的表达可以到达更多人的方式。我要特别说一下，我觉得九人的观众特别好，我很羡慕九人的演员。所有的梗，哪怕非常细小，大家都有回应，现场的气氛特别好。戴锦华：记得疫情期间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以前的学生跟我讲九人的戏，当时讲得特别多的是《四张机》，坦率地说没有立刻唤起我的好奇心和兴趣。直到《春逝》在北大演，因为近水楼台我就去看了，始料未及地被击中了，我在现场所感觉到的冲击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之后又看了“九人宇宙”和《原则》的彩排，我其实喜欢那部剧，它和多重现实之间的共振或者说对照对我有冲击，在我心里唤起的情感也比较复杂。然后就来到了今天（《翻山海》）这个现场。我很高兴，感觉又是我熟悉的九人了。我知道虹璇的剧作，她的风格和剧作特质，有一种快乐、开心、诙谐和幽默感，但是其实携带着某些特别沉重的议题和特别充满张力的时刻。麻导说她看得好开心，我再一次感受到强烈的冲击，是要咽下去、忍回去的那种泪意。陈鲁豫：我是因为先认识虹璇，我们俩在一年多以前做了一次播客的节目，我先是被虹璇的个人魅力倾倒，因为她是我见过的讲话语速最快，思维最清晰、最缜密的人。她在跟你讲话的时候，眼神当中能够放射出炙热的、对生活充满了热望的那种光。我们俩当时在一个很小的录音棚里面录那个节目，我一般是一个比较淡定的人，但是她在那一刻真的深深的感染了我，我因为认识了虹璇，就很有幸看了九人迄今为止应该所有的剧目。在我看九人戏之前，当时我在跟虹璇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俩就同时说到了艾伦·索金，因为我一直非常喜欢，无论是影视剧，还是戏剧，一个作品当中，它会有高密度的，含着巨大、巨丰富的信息量输出的一些信息、台词、情节——我甘之如饴，即便你有很高的门槛。其实我看的第一部《春逝》，对我这个文科生来说，台词会有一些门槛，但是它依然无比的打动我。其实这是九人戏里面一直贯穿的，女性之间惺惺相惜，当时有一句台词，是顾静薇问的，她说即便没有老师、没有战友也没有战壕，你依然要做这件事吗？瞿健雄回答说我依然要做这件事。所以我特别明白，刚才几位老师都讲那一瞬间，你能够感受到现场大家内心的那种感慨。但是这次我特别遗憾，因为这次《翻山海》在北京就演四场，我正好时间怎么都没对上，但是九人昨天有一个官摄的视频给到我，我在家里面看了。我刚才在后台的时候，又把整个戏听了一遍，所以今天的听和昨天的看合在一起，我觉得还是九人的风格，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九人宇宙的完整。康堤：我知道《翻山海》的创作灵感是2022年写作《庭前》的时候，朱导在翻阅史料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短讯，而启动这个项目的底气其实来自于我们九人团队里的女士们。接下来可以让虹璇来分享这次的创作的幕后故事？朱虹璇：一开始其实想做这件事情，最初的动机特别的简单，因为我们整个民国知识分子系列排到《庭前》的时候，就像戴老师刚才说的，其实文本后面有非常多沉重的议题在里面。尤其是在去年9月份刚首演那一阵子，我能感受到我也好，一部分演员也好，团队也好，大家有的时候会被剧作当中不断提及的议题一次又一次击中，有种无力感，感觉身上背着很重的责任，也有一部分是观众的期待，大家每天都有一点沉重。就是那段时间，正好《庭前》里面有一个案子，叫“两江女校案”，是尤胜男接的。这是一个真实案例，说两江女校的一个学生家长控诉学校的体育老师，说她在学校里安排的体育课让学生爬绳、跳箱、扔铅球……做一系列不符合淑女规范的运动，所以这个家长就把那个体育老师告上了法庭。后来我在非常巧合的一次，去深挖这个案子背后的故事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两江女校有一个22岁就出来做校长的陆女士。这个学校一开始也没什么人来，校舍也是非常破旧的，是通过各种办法化缘来的。再之后她们又成立了两江女校的篮球队、足球队，全部都是石破天惊的举动，肯定是非常惹人非议的。这可能是注定肯定要失败，或者被当时主流价值观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这样一所学校，居然在后面被人记住了。就是因为1930年的时候他们去日本打了这样一场比赛，当时没有一个人看好她们。她们其实比戏里面描写的还要再苦一些，当时她们一共只有两颗球，练习的时候就只用一颗，另外一颗完全不动，留着比赛用。到比赛那天的时候，她们练习用的那颗球因为练得太多了，已经磨出毛了。她们想要去日本参加比赛，也没有钱承担整个差旅的费用，于是校长就四处去募捐、化缘。所以这几个女孩是承受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的。事情的转机就发生在她们去比赛以后，她们赢了。从她们赢的那一刻开始，舆论就开始转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读到这个故事。我读到了很多的报道都是同样一个标题，说“两江女校大胜归来”，虽然你找不到这个球队里面任何一个女孩的资料记录，你只能看到只言片语，说她们校长是什么时候建立的这支球队，但是其中每一个人你是找不到更多的资料的。她们只有一张大胜归来那张照片，被非常多的报纸记载，叫“扬我国威”。从那一刻开始，很有可能就被历史忘记的这一群人，她们就被记住了。我当时看到这个就特别受到触动，我最触动的不是她们赢的那一刻，因为这个赢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它是一个特别巧合的事件、是一个你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不知道自己会赢，也不知道舆论和口碑会逆转，在那样的压力下，她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这就是我当时特别想要去探究，我想去写这个故事：她们为什么会聚在一起，为什么会成为一支队伍？产生这个灵感之后，我其实会有一点自我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九人一向擅长的是文人戏，我从来没有排过运动题材，经常会有观众吐槽我说我的剧里面大家只会说台词（笑）。或者说放眼整个戏剧圈，大家可能找不出几部戏是让演员真的在台上真刀实枪打球的。何况我们这个除了打球还有一些舞棍、舞旗等等，有非常多的动作上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压力对我们来讲有点太大了，它会不会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团队对这件事情特别的有热情，我刚说出这个想法的那一刻，我的那几个女演员就全部跳了起来说：“我可以练，我要演，我可以从头开始练。”包括我们的幕后同事也是，大家都对这个故事有非常强的热情。所以我觉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去试一把吧，因为两江女篮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能赢，但是她们还是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能赢，但是我们还是想做这样一个戏，哪怕就像剧里第五青说的那样“一起去经历失败”。康堤：这次从文本的写作到戏剧的创排，有什么是跟您想象当中特别不一样的？朱虹璇：首先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受伤。整个排练体能训练是从去年冬天开始，所以准备了半年以上的时间。大家知道北京夏天的小操场有多少蚊子吗？骰骨骨折和韧带断裂是什么样的痛感吗？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的演出，相安琪（饰演谢宝花）是打着石膏上的场。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北京首演一直没有出现的演员叫陆香竹，大家可以记住她的名字，她在马上就要首演的时候，因为练球意外骰骨骨折了，韧带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她前两天蹦着过来看了一下戏，在后台等着每一个演员跟她们拥抱。但是她没有机会见到观众，挺对不起她的，这些都是开始排练之前没想到的事。康堤：九人过去塑造了非常多的女性形象，比如顾静薇、瞿健雄、尤胜男、陈慧茹、古娴，还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双枰记》里面唱大鼓的那位女士邵玉筝。所以也很想问问虹璇导演，这次你想创作的女性形象，有什么是你想突出的，或者你之前没有写过的新的面向？朱虹璇：比较明显的可能有三个。第一，我们之前写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一些靠着知识、才华，更多是脑力上的东西去为自己争得一定的话语权、争得一定的可以和男性对话的权利的角色。但是这一次是我们首次去塑造能在自己的身体上寻求突破的女性，这一点是和之前所有的角色不一样的。第二，之前我们写的女性和女性之间互相帮助的东西会比较多，《翻山海》当然也有，但是我们第一次会提到女性对女性的恶意。有些伤害不是来自于敌人，是来自于共同体，但是这个东西恰恰是我们现在每个人能够感受到的四面八方的声音里面会存在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也是我们并不想规避掉的一种描写，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也放了进来。第三，之前会有人说九人写的女性都特别的美好。当然我们《翻山海》也很美好，但剧里也会有偷金条的人，我们会去想要在戏里面描述一些她有她自私的部分，她想要竞争，她想要碾压其他的人，她可能也会用一些看起来不是很光明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作品里面有一些有缺点，但是又很有魅力的男性，为什么不能有一些有缺点但是很有魅力的女性？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是希望在一些角色里，放入她并不完全成长的、或者看似是缺陷的那一部分，因为这是很合理的存在。康堤：各位嘉宾对《翻山海》中哪个角色或者哪段情节是最有自己贴身经历或感触的？戴锦华：如果不是你提醒，我已经忘记了这段痛心的经验。我运动神经极差，所以如果是我“不幸”地也成为了九人的成员，我肯定就伤得极惨、没有任何进步。这就是我从小跟体育的悲剧关系。但是因为我的身高——报一下，我身高1米75——在我的同代人当中太高了。所以我一次一次进入北京青年队、北京队、篮球队、足球队，我不想说是遭受男性教练的侮辱和折磨，因为他们未必是特别针对一个性别的，但是（我）确实是遭受了教练的侮辱和折磨。幸好不是很长，最多三天我就被退回来了。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运动员，我的身高就成了绝对的劣势，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大人们大声地窃窃私语，说将来怎么嫁、将来嫁给谁？其实在我还完全不懂得“嫁”或者“嫁给谁”这件事的时候，这种忧心忡忡就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我。我就一直想把自己缩小，然后就遭到另外一种指责：“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像一个虾米一样，一个女孩子难道不应该走得亭亭玉立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一个特别不能放置自我的状态。刚才鲁豫夸虹璇说话快，我也从小就语速快。这也是不像一个女孩的一个原因。所以直到我开始读第一本女性主义的书，我才知道“身高与权利”“话语权和性别”，我才知道我没做错什么，这不是我的错。那是成为我起步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陈鲁豫：《翻山海》里面有一个一闪而过的细节特别打动我，陆校长对洪师傅讲，第五青很倔，说她12岁就在学校里面要求女孩不要裹脚、男生把辫子剪掉。这个细节特别触动我。因为我奶奶是裹脚的，我见过我奶奶那个小脚，我不知道她是全部都裹掉的、还是曾经放过的，我小时候看到那个脚，我会觉得好笑、很丑，但是我不会去感受她的疼。很多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一旦想起来我会控制不住我的情绪。因为你会明白，你无法想象曾经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女性到了一个年纪，你需要把你的脚活生生地折断。我记得我奶奶的脚，她所有的脚趾是在脚面之下的，可是无论是中文的“小脚”，还是英文叫'bound

尤瓦尔·赫拉利9月10日，中信出版集团特别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擎和许纪霖两位教授，结合尤瓦尔·赫拉利这本新书《智人之上》进行了精彩对话，并特邀首都师范大学讲师黄竞欧主持。因篇幅有限，此处仅做部分选摘。每个人使用AI时都肩负着重大责任黄竞欧：尤瓦尔·赫拉利在这本新书《智人之上》中，他谈到我们已然处于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比如我们使用聊天机器人，各种各样的翻译软件等。所以他提出一个观点：每个人在使用AI的过程中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那就是正确地引导AI向着一种积极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他认为每个人都负有这个责任，因为每个人都处在跟AI交流的信息节点上。两位老师认为无论是从伦理的层面，或者从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层面，我们应该如何跟AI打交道，或者说如何使用它、引导它？刘擎：这里面有好多层次可以谈。最直接的就是《智人之上》这本书是以信息网络作为主干来分析的。他认为印刷术和计算机发明的信息网络，看上去都是技术，但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印刷术是无法摆脱人独自存在的，印刷术印的任何书籍、纸张文件等等，哪怕文官系统总是要从文件到人、人到文件，人在整个的网络当中它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计算机新时代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可以独立做出决定（make

回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运行的逻辑规律，从而探寻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在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简史系列作品中，他融合了多学科的知识，打通时间线，在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里，审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智人之上》中，他讲述了信息网络如何重构我们的世界。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对信息网络的认知将决定我们能够走多远。9月10日，中信出版集团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擎和许纪霖两位教授，结合尤瓦尔•赫拉利这本新书《智人之上》进行精彩对话，并特邀首都师范大学讲师黄竞欧主持。因篇幅有限，此处仅做内容选摘。1

Hui录音；王璞、王钦整理并翻译）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本期编辑

美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南方文坛”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本期编辑

2024年9月21-22日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上海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2024年9月20日下午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乐乎新楼1号楼与会学者报到2024年9月21日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东区文学院（5号楼）

《“劳动”的诗学：解放区文艺生产与形式实践》作者：路杨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24.8作者简介路杨，1987年生，女，北京大学助理教授、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著有《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多篇论文。获评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文学评论类新锐奖）等。内容简介“劳动”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从民初的“劳工神圣”到1940年代的“劳动光荣”，经历了思想资源和逻辑层次上的迁变，也逐渐从观念层面发展出有效的实践形式与社会建制。本书将“劳动”作为一种观念与实践、政治与文艺之间的中介，考察解放区文艺的生产机制与形式的内景：既聚焦政治对文艺实践的主导与组织，也力图从具体的形式实践中发掘一种具有整合性的“文艺”概念与实践的诗学。本书在社会史、文学史与艺术史视野的交汇中展开对解放区文艺的综合考察，揭示文艺与政治、生活相互生产的文化政治图景，以及内在的复杂性、创造性与远景性。全书目录绪

作者：魏舒忆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导读】在数字时代，人们与虚拟对象建立联系的现象日益普遍，纸性恋或可视为其极端表现。韩炳哲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解读这一现象提供了独特视角。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商品交换关系物化人际关系，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消费主义逻辑进一步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算法文化所改变，引发出新的主体性危机。【关键词】消费主义

END以上内容首发于《妇女研究论丛》，感谢作者与刊物授权转载。本期编辑：丘芊推荐阅读郭玉洁

点击海报直达报名页面详细活动介绍请见后文话剧《翻山海》是九人2024年度的原创新作，9月20日-22日，即将于北京二七剧场迎来全国首演。它的故事取材于一段历史裂隙中的微光——1920年代，两江女子师范学校以“开天辟地”的精神，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女子篮球队，并在短短几年中迅速成长，还应邀走出国门，扬名海外。在话剧九人的“民国知识分子系列五部曲”中，已经创作过许多觉醒中的女性。而《翻山海》选择了突破过去的既有视野，将目光落在了一所平凡的女校、一支不被看好的女篮队伍。正如各个领域内敢于冲破藩篱、去摘第一枚果的女性，她们以血肉之躯与看不见的围墙相抗，在一次次的撞击之下开出一条路来。这一次，女性力量将在不屈的体魄、拼搏的赛场中，碰撞出截然不同的色彩。篮球也从一件工具变成一项运动，再变成一种信念、一份大胆的生命宣言。作为新戏首演的特别活动，9月22日（周日）北京站末场演出结束后，我们荣幸地邀请到戴锦华、陈鲁豫、麻赢心、康堤，四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深耕已久的女性，与《翻山海》的编剧、导演朱虹璇，共同就过去与当下的“女性之力”，展开一场创作对谈。怎样翻越波涛？凭何远征峰峦？舞台之上，听见她们的声音。《女性之力，比山更高》创作对谈活动细则与观众报名须知↑点击图片直达报名页面

《审美测绘：新时代文学批评实践研究（2014-2024）》，李静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版内容提要：学院体制与数字时代知识转型深刻影响了2014—2024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梳理这十年间的批评状况，首先需要对“批评”这一知识工作本身进行思考。“批评”作为文学教育与学院知识生产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始终面对着“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关系在这十年间伴随着当代文学学科化建设加速而被极大凸显。与此同时，置身数字时代，去中心化、集体合作、偏向主观经验、注重体验与消费的互联网知识生产模式业已生成，直接面向当下发言的“文学批评”深受这一转型趋势的影响。在学院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当代文学批评界试图联合媒体与跨学科的力量，寻求“破圈”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学院批评的位置、功能与工作方式必须不断结合实践状况来重新反思与再定位。关键词：当代文学批评

作为地域的“亚洲”在不同文明传统中存在不断被想象、构建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充满着各类交错的权力结构，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而亚洲内部不同历史经验的复杂性与多样化，使得亚洲始终并未被霸权性的想象方式所完全收编和规训。在《汪晖对话集》第一集《巨变中的世界》所录《“亚洲”作为新的世界历史问题》一文中，汪晖教授回顾了亚洲概念的历史沿革，从“主体形成”的角度阐释了竹内好“把亚洲作为方法”中所谓“方法”的含义，其实质指涉中国针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所展现出的抵抗。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中，包含着理解主体形成的真正条件，也是重构中国自我认识与世界图景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新讨论亚洲相关的话题，需要破除诸多既定解释框架下被简化的历史叙事。而面对亚洲内部的多样性与种种矛盾张力，我们又该如何想象亚洲？本次文研读书会，我们邀请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亚洲内部的差异性和不同历史脉络出发，尝试探索理解亚洲问题的新视野。活动信息世界历史中的亚洲想象《汪晖对话集》研读会时

自2023年12月，抖音博主“大刘”陆续在平台上推荐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的经典作品，2024年3月，又在三联书店钱理群著作精编再版之际，组织读书群的书友们重读经典。书友们在读书群互相分享当下遭遇的迷茫、困顿和阅读体悟。受书中钱理群给青年朋友们回信的启发，十余位书友给钱理群写信，并通过三联书店转交。钱理群收到信件后，在85岁高龄，连续一周撰写了12封回信约一万多字，解答青年人们的问题。信中，他依然保持着对时代的敏锐思考和对青年的关怀。我们在征得钱理群老师的同意后，略加编辑，并对写信人的姓名做了汉语拼音简写的处理。特此刊布，以飨读者。2024年和抖音平台上的年青人的通信钱理群2008年我编辑出版了《致年轻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一书，集中了我于2002年退休以后至2008上半年对青年（主要是“80后”青年）的“演讲词十六篇”，和在此期间及之前给青年写的“书信五十通”。2015年，我又对2008年版进行了认真修订，改名为《26篇：致青年朋友》。保留了初版本主要文章，删去了与青年关系不那么直接的几篇文章，以及与青年的通信，准备以后单独出版书信集，同时补充了2008年以后写的演讲词。重新编为三辑：辑一“漫说大学之大——致大学生、研究生”，辑二“为生命给出意义——致青年志愿者”，辑三“准备好了吗——致‘80后’‘90后’青年”。《26篇：致青年朋友》还以2014年的一篇讲话《我和青年》作为“代前言”，对我作为“30后”，与“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五代青年的密切交往做了认真回忆和总结。在《后记》里，我深情写到“和当代青年的交往对我自身的意义”。特别是2002年退休以后，与社会隔绝，我更加自觉地“通过和青年的接触，与现实保持或一程度的联系”；“青年们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来自生活第一线的信息，而且用他们所提出的问题，逼着我面对当下中国的迫切问题。青年们活跃的思想，更给我增添了思想的活力”。我特别提到“80后”“90后”的青年。在我看来，“这些具有思想力、行动力的青年，正是鲁迅所说的存在于‘地底下’的中国的‘筋骨与脊梁’。但他们又同时处于被忽视、‘被抹杀’的地位。我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和他们站在一起，尽我的力量给与支持；更从他们那里吸取思想、智慧与力量，在相濡以沫中寻求生命的意义与快乐”。我在《后记》里还强调：“青年不仅代表着未来，而且他们自身也在创造未来——青年一代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成长着，创造新的生命。正是青年使我在关心现实的同时，更多地思考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未来”把我与青年连接在一起。这样，我在2002年退休，离开了课堂以后，就通过在全国各地游学，与青年通信，最后汇集成《致青年朋友》一书的初版本与修订本，在2008年、2015年，与“80后”“90后”的青年相遇，继续保持我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密切联系。这自然是我晚年人生路上极为重要和光辉的一页。我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九年，2024年5月，我突然收到三联书店的朋友转来的十多位年青人（各年龄段的青年都有，相当部分是“90后”“00后”的青年）的来信。他们是“抖音的一个读书博主”（账号“大刘读书”）网站上的网民，一起读了我的书，特别是《26篇：致青年朋友》，有许多想法要和我交流，就通过三联的朋友转来了他们的“心声”。这又是一次历史的机遇：我这个年过八五的养老院里的“老头儿”，正处于历史“大变动”的时代困惑引发的大焦虑、大思考中，突然有了机会，与同样处于焦虑、思考、寻路状态的年轻一代讨论中国与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实在太难得，太可贵了。于是，就有了下面老、少两代人的通信。——且让我一一道来。钱理群教授近照

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部编辑。📚本期节目提到的作品：刘禾《剑桥的陌生人》《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帝国的话语政治》《弗氏人偶》乔治·奥威尔《1984》韩少功《马桥词典》北岛《乡音》🧐话题①

编者按无论人工智能怎么流行，公共话题如何迭代，地球的生态问题都仍是我们今天这个星球上的核心议题。除了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进入，或从道德关心的立场，仿佛都没有更新颖的问题意识来推动讨论了。年轻学者王雨童这篇文章，是从“知识”的角度，给生态问题的讨论一次全新的认识：“盖亚假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流行，对日后太空探索、科技思维方式，乃至科幻文学及电影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篇带有“知识考古”趣味的文章，以及盖亚假说所提出的理念，值得重视。地球、生命与科技的新故事文

尊敬的学者同仁：西班牙语文学和葡萄牙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展示出文化对话的丰厚成就和极强的文学创新力。不仅经典之作在学院内外的理论烛照下新意迭出，新锐西葡语作家也倍受全球图书市场瞩目。数字时代西葡语文学的流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刊传播，线上书店、数字出版、语音书、影视改编等新媒介形态，彻底更新了全球读者获取和阅读西语文学的方式。由是，西葡语文学的译介、研究与教学，无疑须放置在全球眼光下加以观察和阐释。鉴于此，我们相信，西葡语文学之于中国，不仅是语言教学的载体，更是助力中华文明与伊比利亚及拉丁美洲、非洲、亚洲交流互鉴的平台；深研作为世界文学的西葡语文学，也能给充满危机的当代世界带来有益的启示。为深入探讨相关议题，我们诚邀各位同仁拨冗参加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研究分会首届学术研讨会。会议由西葡语文学研究分会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意语系联合主办。1一、

intelectual）的读者。·END·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转载自公众号“上海书评”，感谢作者和公众号授权海螺转载。本期编辑|吴辰煜推荐阅读张伟劼

novel）。韦斯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呼，就像他在小说行文中默许了人类世概念那样：“我们正处于地球历史的新纪元，未来保罗·克鲁岑将称之为人类世，亦即那个人类本身成为地质力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