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被称为“为中国新诗扛起了闸门的人”。本文是洪子诚老师为2022年北京大学召开谢冕学术国际研讨会而写的发言稿，谢冕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洪老师晚他一年入学。二人相识整整六十年，做了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因此，洪老师此文多从他个人的角度观察勾勒对谢冕的印象，但在回顾他们的共同经历中，却带出了难以简单叙述的历史和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在洪老师看来，谢冕在80年代能成为“举旗人”的关键，来源于他在60年代所经受的自我“拷问”、思想情感的冲突、对“今我”和“故我”之间的裂痕不回避的注视、在反思、剥离的基础上建立的个体与时代的连贯性。在“人”与“文”的关系问题上，洪老师认为，对有些作家、批评家来说，读其作品就够了，有些作者则相反，认识其人反而为使文字的启发减损。但就谢冕而言，仅读他的文字是不够的。培根语：“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可以作为谢冕的“人生哲学”。坚忍意味着自尊，不需要怜悯，意味着对厄运、灾变有能力独自承担，意味着沉默、不向他人倾诉。洪老师说，谢冕有伤痕，但没有伤痕文学。本文写出了谢冕的坚韧、沉默以及固执，也写出了他对美好和快乐的不倦寻找，他的光和热。祝谢冕老师和洪子诚老师都健康长寿，继续发光发热！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海外奚密、岩佐昌暲、柯雷、贺麦晓、佐藤普美子等先生因为疫情不能来参会，也都录制了发言视频。我因为和谢冕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的表扬和批评已经数不清，就想不讲了，将时间留给其他的先生，特别是外地来的学者。但是吴晓东、贺桂梅、高秀芹他们不同意，说你是他几十年的同事、朋友，还是要讲讲。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对谢冕的思想、学术的评价，许多是纯属个人的印象，也许有点离题。我讲四点。谢冕一、“不成熟”的举旗人第一点，1980年谢冕支持朦胧诗的文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而且这一支持为什么由谢冕来承担。了解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人都知道，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当代新诗革新中，发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随后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的《失去了平静之后》，1980年12月《诗刊》）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冲击力。说影响，冲击力，既指受到的热烈呼应、赞许，也指遭受的严厉批评以至攻击。这篇文章的酝酿和写作，相信与4月在南宁召开的当代诗歌讨论会有关。这是当代新诗历史的一次重要会议。1959年参加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六人中，谢冕、刘登翰、孙绍振和我也都参加了。会议议题包括多个方面，但实际是聚焦于对“新诗潮”（当时，“朦胧诗”的说法还没有出现）展开的激烈争议。谢冕会上的发言当然受到重视，但孙绍振的表现更博人眼球。解放区出身的诗人方冰（他当时来自东北）的发言，以“人民”的名义指责北岛、顾城他们的诗“老百姓”读不懂。孙绍振当时就跳上台回应说：“读不懂不是你的光荣，是你的耻辱；你看不懂，你儿子会懂，儿子不懂，孙子也会看懂的”。不过当年的好处是，会上吵归吵，会下还是朋友，没有就“翻脸不认人”。谢冕1980年5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刚过十多年的90年代，就常有学生为这篇既没有慷慨激昂言辞，也似乎缺乏理论深度的文章引起的震动不解。当时我的解释是，那是20世纪中国的通常现象：时势的急剧变化，让曾经需要倾力争取、捍卫的主张快速成为“常识”；而过不久“常识”又可能重新成为禁区。这个回答有道理，却相当粗糙。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谢冕文章的具体内容，一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和作者的身份。在4月的南宁会议上，对“新诗潮”表示赞同和支持的人并不少，如孙绍振、刘登翰、杨匡汉、杨匡满兄弟，我也算一个。但似乎没有人做出像谢冕那样的论述。他的看法引发强烈争议的症结是，将事情置于诗歌史的脉络中，在重新描述这个脉络的基础上，对青年诗歌做出高度评价。这显示了他的历史视野，他的敏锐。他对新诗史的描述，挑战五六十年代臧克家、邵荃麟等的权威，后者认为，新诗在不断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确立革命诗歌的主导地位。谢冕的文章则指出，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说三十年的大众化讨论，四十年代民族化讨论和五十年代向民歌学习的提倡，“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他把这称为“和世界诗歌隔绝”的“诗的暗夜”，将青年诗人的探索，看作是结束“暗夜”的起点。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谢冕年届50，却是“五四”式的年轻人浪漫声音：“我们已经跨出了地狱之门，我们听到了但丁的歌唱：‘我们并不休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直到我从一个圆洞口望见了天上美丽的东西；我们就从那里出去，再看到那灿烂的群星。’”（《失去了平静之后》）这些话，对当时诗歌界的“保守力量”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冒犯。1980年4月南宁诗会，张炯、白航、雁翼、杨匡汉、谢冕游南宁公园，在椰子树下的林荫路上散步谢冕文章影响力，还来自他的“身份”。80年代初，他已经是有影响的诗歌批评家。从60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跟踪、评论诗歌创作现状，举荐不少诗人、诗作。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他写的评论文章，几乎囊括当代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诗人，如石方禹、贺敬之、艾青、郭小川、李季、闻捷、张万舒、韩笑、李瑛、阮章竟、臧克家、张志民、张永枚、刘章、李冰、饶阶巴桑、刘镇、柯原、廖公弦、白桦、公刘、布林贝赫……他还评论《朗诵诗选》、《理想之歌》、《天安门诗抄》等诗集。他最早（1960）高度评价当代政治抒情诗代表人物贺敬之，并最早为这一重要诗体的特征做出描述（《阶级斗争的冲锋号——略谈政治抒情诗创作》，1964）。在1979年的长篇论文《和新中国一起歌唱》中，对当代前三十年的诗歌的历史性概括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提出了当代新诗的两种基本体式：政治抒情诗和生活诗。因为他的这一资历，他的发言，无论是对被支持者，还是新诗潮的反对者，都是难以忽视的声音。这正如艾青说的，“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反对它也没有用”，“奇就奇在有一些人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是诗的发展方向”（《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古怪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古怪评论家；崛起的不是年轻诗人，‘崛起’论者借‘崛起’崛起自己”（转引自柯岩《迎接“崛起论”的挑战》，《诗刊》1983年第12期）。这里还要说到谢冕与臧克家的关系。1959年谢冕和他的几位同学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是《诗刊》倡议和组织的，组织的具体工作虽说由徐迟、丁力、尹一之他们负责，但作为《诗刊》主编，臧克家显然认可这项工作。初稿完成后在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开了两次讨论会，他也都来参加，谈了对1930年代诗歌情况的看法。1960年开始，谢冕成为《诗刊》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革”结束后，谢冕也多次到他家拜访。臧克家可能认为他是谢冕的恩师、提携者。《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之后，他写了长信严厉批评谢冕，规劝他“回头是岸”。在一次和谢冕到城里参加会议搭乘公交车时，我看了这封信，可惜信已不存。除了观点的分歧之外，猜测这里存在有关“背叛”、忘恩负义的心理阴影，以至在朦胧诗纷争基本平息之后，臧克家仍怒气未消，在给古远清的信中，对古远清在《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中夸奖谢冕的才华、文采，而“对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以及他对青年指‘路’的文章所引起的不良影响”没有批评，表示不满。他说，“一般青年学写诗的，千奇百怪，把诗坛弄得乌烟瘴气，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这多少与谢的引导有关。”（1987年4月18日给古远清信，见《谢冕评说30年》）《诗刊》创刊号90年代，李书磊在文章中指出，“我不怀疑当时中国有比谢冕知识准备更充足的学者，但毕竟是谢冕举起了旗帜。”（《谢冕与朦胧诗案》，《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更早时间，黄子平80年代为谢冕的书写序（《谢冕文学评论选·序》：《通往“不成熟”的道路》，1985）就谈到这一点。他引用了舒婷的诗句“……熟苹果/无枝可栖”。是的，“举起旗帜”的不是刚脱离困境重新归来，被北岛们寄予很高期望的艾青，也不是同情“朦胧诗”，被年轻的探索者看作是先驱者的“九叶”们，而是知识准备并不“更充分”的批评家。我在《纪念他们的步履》一文中，曾经征引屠格涅夫的论述做过分析。他比较了1840年代的别林斯基和森科夫斯基，说后者的博学，同时代俄国人远远比不上他，“可是”，屠格涅夫问道，“他留下了什么痕迹？”别林斯基的学识并不渊博，他不懂德文，读法文也很费力，有些知识（特别是当时俄国知识界崇拜的黑格尔），他“只好求助于同朋友谈话，求助于长时间的讨论、判断和询问”。但是，他渴望真理的心和全身心贴近时代问题的热切，使他成为当年俄国思想界的核心人物；而“一位博学之士正由于他的博学”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博学”为我们所向往，值得羡慕和崇敬，但博学之士可能的傲慢，他们的“过来人”心态，对“不成熟”探索的轻蔑，自觉不自觉成为屏障。正如屠格涅夫指出的，由于他的博学，“他不能完全适应他所要影响的环境；他跟它有着不同的需要；彼此间不会协调，大概也不会互相了解”。屠格涅夫甚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知识不足的现象正是一种有特征意义的标志，差不多是一种必要。”（《回忆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谢冕先生与夫人陈素琰（同为中文系55级学生）合影二、告别的决绝与依恋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谢冕如何能成为“举旗人”的？前面提到，艾青1981年不指名批评谢冕等人：“据说有这样的理论家，凡他所指的都是方向，而他所指的方向是经常变换的。”臧克家也指责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在他们看来，谢冕是见风使舵、趋时附势者。这并不是事实，这个指责至少是误解。当然，相比五六十年代，“新时期”谢冕的诗歌观点确实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界、知识界是普遍现象。观点、主张前后一致的一贯性，在传统的道德评价中，似乎是不需论证的美德；但是，人的思想，情感的摇摆，更易，是否可以不问情况地看作道德瑕疵？少年维特衣着“始终”是深蓝色外套，黄色马甲和靴子，顾城“一贯”地戴着牛仔裤做的帽子，就值得赞美吗？面对20世纪，特别是当代发生的历史巨变，面对个人遭遇的挫折，“一贯”不变的“自我”是否可能？人不正是通过正视因环境变迁引起的内在分裂，通过激化或协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龃龉，而取得情感上和认知上的深化吗？对于谢冕来说，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是他面对不可思议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突发的厄运，在思考中取得认知和情感深化的时期。这段时间在内心留下“难愈”创伤，他最近的自传体随笔中有这样的叙述：那一段历史，我们不堪回首，有人讳莫如深，也不愿重提。不提也罢，留下这一片长长的“空白”，供后人咨嗟和凭吊！有过这经历，我也是沉默。友朋聚会，我不愿谈论“苦难”，更不愿重听当日“时尚”的歌曲，我把俄文忘得彻底！在应当享受青春的岁月，我们被剥夺了青春！（《似水流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左起：徐敬亚、谢冕、孙绍振在当时写的诗，和后来谈论这个时期的文章中，谢冕引用杜甫“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死别已吞声，生别长恻恻”的诗句，寄托他对时局，对民族、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忧虑。1969到1971年间，他断断续续写了长达1200行的诗《告别》，来记录这个时期痛苦的思考和情感的挣扎。诗并非为发表而写，事实上，它2012年收入《谢冕编年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之前未曾公开发表过。“告别”，是两个时间的对话（“时间和时间,靠得这样近”），不同时间的“自我”的对峙，是“二十年前礼炮的硝烟飘散”之后的1969年，对20年前的告别。这个告别，是“决绝”的，“二十年前的殿堂，数千年的城堡/都如沙上的建筑/一场潮汐，几秒钟都崩塌”；然而，又是“深深的依恋”，40年代末投身革命，参加军队的对新生活向往的信念，并没有摧毁：“在屈辱与磨难中，信念却如泼油的火，升起冲天的烈焰”。在他那里，将决绝与依恋连结起来的纽带是爱情：“当惊涛骇浪迎头打来/小舟在颠簸,爱情伸出援救的温柔的手”——爱是特定个体的，也是延伸扩展的：我愿意拭你的枕边泪赠给你几片欢乐的云彩我愿你健康地笑着，活着永远有真的欢乐直到那一天蓝天里胜利的礼炮轰鸣祖国的天空日月争辉，礼花盛开旗浪，歌潮人民在前进，人民举起了花的海（《爱简》，1969）前面提到的黄子平为谢冕书写的序中，讲到张承志执拗地将他的小说集命名《老桥》。这也是关于告别的话题。张承志说，“我并非对这坍塌中的老桥迷恋不舍，我想我终将会把它常留身后。但是，我反对那种轻飘飘的割断或勾消。我甚至认为，这座桥或者就是我自己和大家走向明天的唯一道路。尽管它是老桥，坍塌了一块桥板，散乱着几堆兽粪。它毕竟是桥，是联系着山和水，过去和未来的桥……”谢冕的告别也同样不意味着斩断，不意味着“老桥”的拆毁。不同的是，张承志是在“新时期”降临时的回望，谢冕在处理这一告别时，“新时期”连模糊的影像也没出现，另外是，他们告别的时间也有性质的区别。相对而言，1969年的谢冕在重建当代人历史观和艺术观的过程中，显然经历了更难以确定的心灵、情感的折磨。《老桥》，张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