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非虚构作家的史学野心越来越膨胀了：对于被媒体称为“有小说家灵魂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作家埃里克·拉森来说，这种野心首先体现在叙述手法上：继《白城恶魔》（2002年）之后，双线叙述又一次出现在这部《无线追凶》里。本书对1910年的克里平案——英国现代犯罪史上第二有名的凶杀案的详尽回顾，穿插伴随着轰动全球的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并实现无线电应用的全过程，后者的比重在全书中甚至更大一些。事实上，这部作品至少可以读上三次，顺序任君选择：克里平，马可尼，克里平+马可尼。克里平是医生，马可尼是发明家。他们各自生活中的主要人马从未有过交集，然而若无海上无线电通讯，克里平案或许永远无法告破。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对于嫌疑犯来说，海洋即是自由的天堂，只要化名、变装、登船、抵岸，便如飞鸟投林，难觅其踪。彼时方才投入船舶业的无线电却迅速让海洋成了无形的密室，而乘坐邮轮准备逃往加拿大的克里平医生和他的情妇，便是被这密室捕捉到的第一对亡命鸳鸯。批评者或许会说，尽管马可尼的发明导致了克里平案的终局，但这一因果联系是单向而单薄的，不足以支撑本书令人眼花缭乱的交替叙述。或许另一重因果会说服您，那就是：在两线当中均具有重要作用的新闻业，实际上同时是侦探推理小说与纪实文学的母亲。给了现代早期侦探推理小说家群体以灵感的，正是在新闻业的加持下才得以广泛传播的那些著名案件。而糅合了纪实性视角和侦探推理元素的本书也正以此向它的起源时代致敬：选择无线电通讯和因之破获的谋杀案作为总引擎去开启后来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能带来巨大的关联性和延伸感。前者让我们想到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正是无线电爱好者频繁的信号干扰在此悲剧中的影响，成为政府决定实行无线电收发管制的最后一根稻草）、两次世界大战与后冷战时代精彩残酷的谍战和谍战文学，后者则使彼时的侦探小说家们对克里平医生与其被害妻子的性格问题津津乐道，从而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西方“黄金时期”的侦探推理文学带入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学的场域中，并由此引发了希区柯克电影对好莱坞风格的致命影响，一直到今天哲学家齐泽克用希区柯克的悬疑和精神分析解读政治哲学的风潮席卷文化研究界。而将这一切贯穿起来的文学文本就更多了：从弗莱明超级英雄主义的“〇〇七邦德系列”到格雷厄姆·格林和约翰·勒卡雷的现实主义沉浸式谍战文学，从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的反特电影如《羊城暗哨》等到二十一世纪新谍战文学中的代表麦家的《解密》、小白的《租界》，整个现代世界，人类新增的道路与墙壁，都肇始于在无形的空气中捕捉信息的欲望，风姿花传——一个古老的东方美学理念，在冰冷的技术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呈现。恰如温庭筠的名句：“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典型的拉森式史学意图，就在于切出1900-1910年这个“新现代世界”的横截面，锚定一个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刻的历史奇点——科学与玄学冤孽纠缠，侦探文学与新闻业相伴相生，形塑了整个现代媒介技术和文化史的因缘。温和孱弱、很难相信会实施谋杀的医生和未受过公共教育、执拗内向的少年天才发明家，正是走到了《桃花源记》中仿佛若有光的那一处——一个一旦穿越过去、就进入另一维度的奇妙缝隙。可以说，《无线追凶》的深层维度，是对媒介进化史的一种文学呈现。拉森有意让他的细节描写成为童话里闪着微光的引路石子，从克里平夫妻的几次搬家的地理位置到马可尼不断变动的住宿地点，他一直在采用一种磁场式描述，试图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以接渡过去、钩召未来。这种方式时刻明示着读者和评论者，要以一种“见证者”的临场感来领纳故事的主题:“那是个从来不缺大事件的年代。”在英国爱德华时代的松弛感和山雨欲来、将发未发的世界大战之间，引吭高歌的新闻业缔造了充满戏剧性的社会氛围。大众传媒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突飞猛进导致了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社会伦理发生激变，因为人们能看到别人是怎么活的。——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关心呢？而如果你知道了，又怎能不受其影响呢？本书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大概就在这一由知与不知的信息差打造出的舞台剧一般的场景：携带着克里平及其情妇在邮轮上的即时信息的无线电蓝火花已经烧遍了全世界，追捕疑犯的船只在“蒙特罗斯号”身后争分夺秒，海洋——这个地球上最广阔的开放空间成了张着口的捕鼠器，全世界的吃瓜群众都已从新闻上知晓这对情人即将在劫难逃，记者如鲨鱼般聚拢在加拿大港口边，当事人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俩享受着害怕打草惊蛇的船长刻意营造的轻松安适的氛围，甚至在路过繁忙不堪的电报室时天真地感叹着：多么奇妙的发明啊！——这一封闭空间堪比后世阿加莎·克里斯蒂享誉世界的推理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它缔造了一种旁观狼人杀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也或许是收音机和电视发明之前世界上最早的实况转播。就此，拉森的写法是一种揭幕的手势，倾力展现了技术奇点的能量：技术进步的速度变得如此之快，以致人类生活正在发生肉眼可见的、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潜能流淌在彼时所有的热点话题里，那些敏锐的人在空气中就能嗅出它的味道。在克里平案里，最先注意到一位女扮男装的乘客，因而成为协案英雄的船长肯德尔就是这样的先觉者。拉森详细地描写了他为了服务乘客、活跃旅行气氛而搜集的话题谈资：飞机、X射线、辐射、疫苗、萧伯纳的戏剧、国王离世与哈雷彗星的出现、心灵研究学会的乡间鬼屋，以及近期刚刚登报的残忍谋杀。心灵研究会夹在这些科政新闻中间，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只可能是当代读者的观感。今天，科学与玄学的二元论壁垒分明，而对那时的欧洲人来说，离开心灵研究去谈物质现象，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科学与玄学从来是两头蛇：从炼金术到化学，从上帝之光到牛顿的光学，从东方佛学到西方量子力学。玄学，一直是通往科学的梦浮桥。或者通俗地说，科学话语诞生之初，其所有的问题意识都来自玄学。没有活跃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唯灵论者对电波能否在空气中传递信息的激烈研讨，没有摄影是否会摄取被摄者的灵魂并使之显形的争论，哪里有无线电、密码学和电影业在现代进程中的大活跃？拉森深谙此理。双线叙事只是表皮，科学与玄学的辩证法，才是本书的肌理。无论是意大利乡绅之子的历史性登场，还是家境富有却遇人不淑的精神科医生的“不可能犯罪”，处处萦绕着心灵学的迷雾，它甚至是一切的开端：当英国学院派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还在法国参加降灵会的时候，马可尼正在意大利父母的别墅中日以继夜地进行检波器实验，他马上就要成功了，并将令先一步发明了该仪器的洛奇懊悔终生。然而，拉森对马可尼所受教育、性格等背景要素的描写，清晰而有力地展示了他作为一名历史旁观者的观点：所有的创造，始终与提问方式相关。实践性的发明，始于天真的思想实验。爱因斯坦曾问，假如乘坐光去旅行会发生什么？马可尼则问：如果电能用于远距离传输呢？拉森引导我们认为，正是在唯灵论埋下的思考方向上破浪前进，无视科学话语将电磁传导视为鬼蜮之事的迷思，这颗幸运的金苹果才会准确地落到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马可尼头上。这或许也会使我们后退一步，思考天才论的构成。所谓先觉者，常常先而无觉，他们真正的能力在于专注——专注于自己的构想，无视所有场域中的陈规铁律，有单纯的偏执与狂热，嗅得到春风的气息，又无知得恰到好处——用佛家的话来说，幸而他们不知道一些事，也就没有了“所知障”。恰恰是科玄之争，使众多的潜在发明家裹足不前，同样，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本书中亦非偶然：这位爵爷继承了现代第一部侦探小说的作者爱伦·坡的思路，以玄学为谜面，以科学的确定论为答案，为整个英国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开辟了总体的叙事风格。福尔摩斯是一位有着科学洁癖的思考机器，摒除一切怪力乱神；正因此，今天的读者如得知他的缔造者晚年沉迷于降灵会，恐怕会大跌眼镜。为了给心灵研究筹集资金，道尔硬着头皮将已被他“写得”丧身于瀑布下的大侦探救了回来（尽管他恨透了这个吞噬了他人生的虚构人物），这就是科学与玄学的迷人悖论：它们互相喂食，从未定过输赢。对于拉森抛出的唯灵论与科学伴生的线索，读者可以在本书与英国学者汤姆·斯丹迪奇的《社交媒体简史》和美国学者斯尔詹·斯马伊奇的《鬼魂目击者、侦探与唯灵论者》之间进行梦幻联动阅读，相信自会获得一种冥冥之中的玄学感应：煞有介事与合理怀疑，果然是典型的科学精神。这些作者试图告诉我们，科学与玄学一直共用一个头脑和一种想象。最终，将无线电发明者的故事和凶杀案联系起来的，是技术进步的本质：你只有相信风马牛可相及，才可能封大海为密室，化地球为村庄。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科玄之争开始东渡亚洲，成为中国学界的主题之一。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非虚构写作越发关注个体命运的当下，读到这本旨在以罪案和技术发明撬动宏大叙事的书，实在别有风味。向前看：在被微信工作群折磨的时候，反观世界上最早的线上群体——无线电电报员的符号化交流，你可能会意识到，这是在空前紧密的互联时代回溯它的开端。原来，媒介本身始终是中性的，能决定它是双向抑或单向、是道路还是墙壁的，只有人本身。只要有人想要控制信息源，被电子世界包围的你的境遇，或许仍不离当年的“蒙特罗斯号”上那一双瓮中之鳖。向后看：星相学家说（对，玄学在持续发声），自2023年起，冥王星开始进入水瓶座，一直待上二十年。而这个神秘兮兮的视角，却预示着又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的到来：它由AI引领，将再一次深刻地、不无痛楚地改变全人类的生活。是的，继无线电、计算机之后，又一个“时代”到来了。我们已经在ChatGPT上看到了它的序幕。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1世纪中国悬疑推理文学研究》（L19BZW001）成果
本文原载于上海书评，作者卢冶。感谢授权海螺转载。
本期编辑 | 朱桐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