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冰茹丨身体、革命与女性的性别认同—以20世纪50年代女性的服饰和劳动为考察中心
[关键词] 女性身体；革命意识形态；性别认同；服饰；劳动
布莱恩·特纳讨论身体在自然和文化中的双重属性时说，“身体总是由社会形成并由社会定位的。如何做男人或女人是一种社会界定，因为生理学总是以文化为中介的。尽管从真正的现象学意义上说，我们拥有对我们身体的统治权，但是在人口的社会再生产屈从于制度的约束、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意义上而言，这绝不是真正社会性的”，特纳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身体问题不仅仅是认识论和现象学的问题，也是有关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的争论的理论定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特纳关于身体问题的讨论，因为从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蔡锷的“军国民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自主人格的倡导；从晚清法制改革中对个人权利和义务的首次凸现，到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这一系列旨在富国强民的社会运动最直接的目标便是将抽象的个人和具象的身体从传统的礼教中解放出来。随后，随着现代法权的产生，现代机关、工厂和学校的建立以及革命和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干预，解放出来的身体也越来越受到来自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规约，逐渐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身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清晰地呈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书写中，五四“新文学”直接将富含个人/身体解放的各种抽象意义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伤逝》中的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一句话道出了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新青年对自我/身体的认识。然而解放了的身体该向何处去？这同样也是新青年必须考虑的问题。丁玲早期“莎菲式的”苦闷以及她之后的“左”转，不仅是她个人回应“时代病”，进而摆脱写作困境的选择，同时也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末逐渐形成的身体国家化的趋势。“革命+恋爱”的写作模式就是将身体的发现、情欲的推动与阶级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建构同构起来，用以说明只有通过集体的奋斗（革命），个人（身体）的幸福才能得以实现。身体与国家的同构关系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日渐牢固和稳定，而革命的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对身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性别的意义上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女性的意义非比寻常，这是因为革命对日常生活的改写常常让主“内”的女性首当其冲，衣食住行、三餐一宿这些人人都要面对的日常让司家的女性在革命成功之后面临的调整和改变尤为突出。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曾经确立起来的价值标准、生活方式是否适用？对于那些刚刚走入新中国，尚未确立起自己人生观的年轻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革命进步的新女性？这些既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女性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文学写作重新确立性别认同与民族国家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日常生活中衣着服饰和生产劳动对女性身体的型塑，可以成为我们考察这一历史阶段女性获得新的性别认同的切入点。
一
衣冠服饰是社会身份和自我认同最直观的标识。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有两次详细地描述过张爱玲的衣装。一次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张爱玲对服饰和色彩的搭配有自己的品位，常常穿着自己设计的衣裙出席聚会，那天张爱玲被引荐给当时上海电影界的巨头周剑云，这种夸张的装扮着实表现出她那特有的不管不顾和“惊世骇俗的勇气”；另一次是上海解放后，张爱玲应邀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时间是1950年的7月，“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比起宽袍大袖和“葱绿配桃红”的率性，这样的装扮已然是由“绚烂归于平淡”了。然而即便如此，在一片蓝布灰布的中山装中间，这身“平淡”的旗袍也有些刺目。着装的变化传递出的信号不仅关乎时尚潮流，更关乎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
虽然旗袍不是一夜之间从城市女性的衣橱里消失，但在建国初年，一个革命的、进步的城市女性必备的装束是“列宁装”：西式的大开领、双排扣、两侧各有一个斜插的口袋、再在腰中系一条同色的布带。当时人们可选择的基本上是黑、蓝、灰三色，却也穿出了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自豪感。这种双排扣的西式上衣本来是苏联和东欧男性最日常的款式，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女装的新宠。流行女装的中性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新中国性别秩序的调整和性别认同的重建。
事实上，女性是否应该选择中性化的服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指引，甚至也没有被刻意的提倡。相反，为了缓解20世纪50年代初期棉花供应的短缺，政府一方面施行棉花配给制，另一方面则鼓励回收旧衣物，这个倡议至少说明人们，尤其是女性，可以穿过往款式的衣服。然而公共空间中千篇一律的“列宁装”显示出人们的某种心理取向，郁风在《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中详细分析了当时女性选择衣装时的心理：“一个人也许会担心别人认为她喜欢打扮而说她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会担心她不符合革命干部所提倡简朴的风格；会担心人们议论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是因为她正在找对象；会担心她的穿着并不适于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没人想因为穿了漂亮的衣服而让自己暴露在批评声中。”所有这些“担心”都指向了特纳所说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对身体的制约，具体到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语境中，便是作为背景、手段和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身体的规约。
然而，对于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亟待展开社会主义美好画卷的新中国而言，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造与建设也同样重要。这两方面的需求鲜明地体现在1955年官方倡导的服装改进运动中。棉花供应的短缺客观上要求新式服装要能充分利用过往的元素，经济、方便、朴实的实用原则也直接指向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审美追求。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55年4月《新观察》牵头举办了一个讨论服装改进的论坛，主持人是主编戈杨，负责具体设计工作的是副主编郁风。不过，这场讨论如同20世纪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一样，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虽然大家都认为“妇女应该穿裙子”，但应该穿什么样的裙子却很难达成共识。张仃认为晚装可以采用明清风格，而日常穿着则应以布拉吉为主；江丰倾向于用长裤和中国式的短袄来代替干部服，认为这样方便工作，也能将男装和女装区别开来；而以杨之华为代表党内元老则对民国时期最寻常的女装——旗袍给予了最坚决的否定。
不过，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郁风、丘堤、萧淑芳、常沙娜、顾群这些女艺术家们则是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尝试将她们对社会主义新女性的认知，对女性性别认同的理解融入具体的设计方案中。郁风的设计稿就充分利用了旗袍元素，因为在她看来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装改进的目标。首先，旗袍在实用性上穿着方便，出得厅堂也入得厨房，能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而且裁剪容易和缝制简单，大部分女性在家里就能手工完成；其次，旗袍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是与现代、都市、进步、新女性这些概念紧密相连的；第三，旗袍在外观美感上很适合国人的体格体态，中式领含蓄且优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最重要的是，虽然干部服②通行天下，但旗袍仍占据着家家户户的衣橱，在布料短缺的年代，这是极大的浪费。当然，旗袍的缺点也很明显，中式领太高，会影响活动；裙边的开衩太高、剪裁过于贴身，会不方便工作。郁风在仔细评估了旗袍的优缺点之后，对其进行了大胆改造，设计出服装改革中女装的主流款式。
1955年4月号的《美术》杂志集中刊载了这些设计师们的女装设计图，展现出她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在这些设计图中，无论是连衣裙的上半部还是配有半身裙的上装，都基本采用旗袍的中式领和盘花扣，只是立领较低，方便活动。裙子的下摆也多采用A字形，有的加了简单的倒褶，有的仅在裙边开个小衩放宽下摆，这样方便实用，可以看出布拉吉带来的灵感。至于领边、裙边、腰部的装饰性刺绣则得益于设计师们平素采风时对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关注。女设计师们新设计的女装几乎全都采纳了旗袍的连身设计，只是改变了传统旗袍的直线条剪裁，以长裙的形式回应了西方同一时期流行女装中的柔性线条。20世纪50年代时装设计的这些特点一方面说明服装界对“民族形式”的追求、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仍然是建立在民间和传统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设计师们希望用这种融合了现代时尚和中国风的裙装代替中性化的干部服，让服装能够重现性别之间的视觉差异。
不过，这场由官方倡议、由艺术家推动的服装改进运动并没有对人们的穿着习惯产生影响。时装是由大众来消费的，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并不全由艺术家决定。在推进服装改进的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干部服和列宁装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据着“舍我其谁”的主导地位，这显然是由干部服所携带的意识形态信息所决定的。当时，不光赞同和致力于推行服装多样化的人不敢对干部服进行贸然批评，更有舆论说不应强迫学生放弃干部服，因为干部服表达了女性要求进步和在学习工作中与男性平等的渴望。换言之，在干部服被赋予了革命、进步、平等和社会主义自豪感的革命意义后，另一种服装伦理几乎不可能与其共分天下。20世纪50年代女性对衣装的选择至少说明，虽然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经济水平、文化认同等元素共同制约和规范着我们的身体，但它们各自占有的权重并不相同，在革命话语的统辖下，个体总会选择最安全和经济的方式，使身体与社会秩序相统一。
无论处于何种社会环境，身体的形成都必然经历集体的强制与个体的解放这两种压力，换言之，束缚和解放的双重动力一起赋予现代身体一个符合规格的轮廓。20世纪50年代的服装改进运动以及女设计师们为女性衣装多样化所做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政治生活、文化心理等诸多要素对身体的争夺。设计师们通过出版物、时装秀、女装成品所传达出来的设计理念和时尚信息与人们在公共空间的衣装选择判若云泥。列宁装和干部服作为革命、解放、进步、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的象征符码，型塑了女性身体的外在形象，而女性对这种中性化衣装的坚持，也将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倡导的“独立健全的人格”和男女平等的观念进一步具象化，并且最终在生产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践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性别认同。
二
20世纪50年代女性对衣装的选择与革命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密不可分，《中国妇女》杂志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共和国成立初期，这本于1939年在延安创刊并由毛泽东亲自题写刊名的杂志迅速代替了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各种女性杂志，成为当时通行全国的妇女生活指南。彼时的《中国妇女》将解放区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以及妇女工作的经验成果推行至全国，对如何才能让自己成为一名符合社会主义新标准的、革命的、进步的新女性，给出了清晰明确的答案。曾经，活跃在都市里的那些身材袅娜、浓妆淡抹、留着时髦卷发、身着各色各式时装旗袍的社交名媛、电影明星、封面女郎、月份牌美女全部变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身体健壮、面庞红润、留着齐耳短发、身着白衬衫配工装裤的劳动女性。除了衣着装扮的变化之外，女性杂志曾经为都市女性设计的日常交往，包括阅读、听戏、郊游以及家庭空间中诸多相夫教子的生活场景，也纷纷被播种、收割、架电线、操作机器等劳动场景所代替。移装易景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直接将女性贤妻良母的主“内”角色置换为广阔天地中与男性平等参与生产建设的“外”向型角色，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消费性角色置换为生产性角色，在这一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劳动”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事实上，“劳动”原本就是无产阶级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仅与人的“身体”相关，也与人的主体性的建设相勾连，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便为“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创造性地发展，他将农民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使“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概念的有效补充。建国后，新政权将“劳动”视为每个人获得解放，从而逐步获得“政治主体性”的主要方式，“劳动”因此也被赋予了充分的政治、情感、伦理和价值内涵，女性作为生产性角色的出现正是对这一理论的有效说明。《中国妇女》所展示出的价值取向表明，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新中国的“劳动妇女”而言，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劳动，争做各条生产建设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劳动能手才是正确的、进步的新女性，这也成为确立新中国女性价值体系的衡量指标和审美标准。当“劳动”成为想象女性解放的一种方式，它同时也成为女性获得新的性别认同的重要途径。
“劳动”对性别身份的确认包含了改造和建构的双重内容。《中国妇女》所提供的妇女生活指南就具有明确的性别改造的内容。如同旗袍需要降低中式领，放宽下摆、缩小开衩以适应劳动生产一样，那些从事文化生产、引领文化消费的知识女性作为“资产阶级小姐”，也成为需要教育和改造的对象。张爱玲在 20世纪50年曾随上海代表团去苏北农村参加土改，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通过深入农村、同工农兵结合的方式，实现对“资产阶级”和“小姐”的身份改造，使她们能够提高自己，修正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杨绛在《干校六记》中曾以幽默诙谐的笔法记述了挖井之于女性身体的锻炼/改造，“挖井劳累如何，我无由得知。我只知道同屋的女伴干完一天活儿，睡梦里翻身常‘哎呀’、‘喔唷’地哼哼……我也听得小伙子们感叹说：‘我们也老了’；嫌自己不复如二十多岁时筋力强健”。人工挖井是重体力劳动，在乡土中国一直都只能由青壮年男子来完成，有些地方还有“打井有女人就不出水”的说法，不过，当劳动被视为改造思想的途径时，决定什么人应该从事什么劳动的原则并非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或体能，而是阶级、思想路线上的身体。性别在此被悬置，原有的性别认同当然也需要做出相应地调整和改变。
追求新的性别认同意味着整个社会必须重新确立参照系以认识性别、理解女性。据《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显示，“到一九五二年为止，全国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约占农村劳动妇女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工作好的地区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在生产过程中担负主要劳动，并且学习了使用新式农具和浸种、植棉、防治病虫害等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涌现了不少的女劳动模范……为了响应国家‘以重工业为工业建设的重点’的号召，不少妇女参加了过去从来没有妇女参加过的生产部门，经过她们的努力学习，艰苦工作，出现了许多新人新事，最近出现的第一个女子地震组，第一个女子测量队──‘三八’测量队，第一个女炼铁炉长，以至建筑工程中出现的女瓦工等等，都是明显的例子。掌握重工业技术的女职工，是在逐年地增加着”。而据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统计数据，到1956年，已有1.2亿农户的妇女参加合作社，所得的劳动工分达到全社的25%，全国的女职工300余万人，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在1978年，这个关于女职工的统计数据已经增加到了3000多万。据1960年《劳动》杂志的一份报告显示，仅1958年就有5500万妇女走出家庭，被组织进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大军。女性劳动力的涌入使女工的工种范围不断扩大，她们进入冶炼、机械、化工、基建、交通运输等从前女性很少涉足的领域，而进一步的数据显示，这些进入工业领域的女性大量进入的是重工业和重体力行业。在整个生产领域，无论轻、重工业，当“用妇女劳动力顶替部分生产部门现有的年轻力壮的男劳动力”，“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都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成为一种用工指引之后，妇女解放所追求的“男女平等”被直接理解为身体/体能上的平等。
随着参加生产劳动的女性数量不断增多，相应的评价和奖励机制应运而生。1960年，全国妇联决定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表彰一万名在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女性和以女性为主体的劳动集体，授予她们“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奖状和奖旗。从此之后，“三八红旗手”不仅是一种荣誉，更代表了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期待。作为对女性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肯定，这个称号的政治有效性一直延续至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20世纪50年代对女性身体的改写、对女性形象的重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三八红旗手”相呼应的是流行于 20世纪60年代的“铁姑娘”。1963年大寨发洪水，由青年女子组成的突击队和男性一样奋战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像钢铁一般不怕苦、不怕死的坚韧精神为她们赢来了“铁姑娘”的称号。换言之，一个姑娘被赞为“铁姑娘”，表明她在参加工农业生产建设时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勇气。然而，“铁姑娘”的符号意义也需要身体的外在形式来强化，韩少功在《暗示》中就这样描述“铁姑娘”的特征：“短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常常扛着步枪或铁锹生气勃勃”，这显然是一种劳动的美，“短发便于干活，圆脸表现身体健康，宽肩和粗腰能挑重担，黑肤是长期活跃于户外的标记，大嗓门常常为犁田、赶车以及呼喊工地劳动号子所需，肥大的男装更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这种美可以注解那个时代的诸多重大事件：红旗渠、大寨田、南京大桥、大庆油田、卫星上天、核弹试爆、数百个中小型化肥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铁姑娘”的称谓高度形象化地表达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也重新阐释了男女“平等”的含义。
虽然“铁姑娘”这个原本就出自民间的称号并非由政府推行，在各个生产领域成立各种“铁姑娘”工作队也并非来自政府的号召，它却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性别符号。当“铁姑娘”成为一种被社会普遍认可的褒扬和荣誉，当整个社会在悬置性别差异的前提下追求“男女平等”，当女性的身体被型塑为健康、强壮、带着呼呼铁气的“劳动美”时，她们也找到了新的性别认同。李小江曾以她的个人经验来描述与新中国同龄的这一代女性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认知：“在‘性’的觉醒中，我开始自觉地学习男人。我读所有能找到的伟人的传记，学习像男人一样磨练意志，像拉赫美托夫那样折磨自己。狂风中，我偏偏去站风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三伏天曝晒，三九天游泳。下乡以后也是这样。尽管我过去没有干过任何活儿（甚至没干过家务活儿），却偏偏要和男社员一起干最重的体力活儿。担稻捆上垛，摇耧种麦，村子里沿袭了千年的所有那些‘女性的禁忌’，几乎都被我破了。冰天雪地里挑上150斤的水桶，无数次滑倒，无数次从山坡上连人带桶滚下来，衣服湿透了，肩膀早已磨烂了，可我几乎没有因此流过一滴泪。我在向命运挑战，向性别挑战。许多男同学也难得顶下来，我却顶住了。”李小江和无数个自强自立的女性自我磨炼的奋斗故事，重新诠释了自晚清以来妇女解放运动所追求的“平等”权利：一个女人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只要奋斗，她也可以取得和男人一样的成就。
不过，与“三八红旗手”不同，“铁姑娘”后来引申出了与男性竞争或挑战男性的意思，甚至成为一种揶揄，用来指认那些在与男性进行体能竞争时，表现得比男人还要男人的女性。1979年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诗歌与爱情》就曾这样戏谑过当年的“铁姑娘”：“俺队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握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你唱的这是大姑娘？这是二郎神……”20世纪60年代对“铁姑娘”的赞誉和拨乱反正潮流中对“铁姑娘”的调侃，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革命对女性身体的重塑，并不能长久地维护这种性别认同，政治环境的松动、社会秩序的调整会将革命对身体的制约权，部分让渡给文化心理和审美惯性。
三
“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这两句口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新中国妇女解放程度的标志。然而，从性别角度来看，“半边天”和“女同志也能做到”所蕴含的平等观，不唯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这种对女性性别重塑的政治动员之所以能够有效进行，作为个体的女人和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之所以能够接受、认可并身体力行，也在于这两句口号把女性放置进社会主义建设或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叙事中，成为广大女性获得性别认同，实现自身价值的合理途径。
20世纪50年代对女性身体的塑形和与之相关的性别认同重构，与当时国家具体的生产建设规划密不可分。将新中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是彼时政府的工作方向和目标，要大力发展工业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供给，需要不断地拓展劳动力资源，而计划经济的体制使女性特别是城市女性成为工业化劳动力补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一方面，仅凭城市男性并不能充分保障发展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许多地方都必须从农村抽调大批青壮年随时待命，以支援国家和地方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也并未松懈，为了提高产量，国家每年都有计划地调配农村劳动力专门进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如时任国家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所言：“如不从城市妇女中挖掘潜力，就势必要从农村大量招工。但是，既然农业生产也正用得着更多的劳动力，以及避免增加更多的城市人口和加重生活供应服务的负担，正确的方针只能是尽可能地少从农村招工，尽可能地使用城市妇女劳动力。”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这种有计划、大规模地对农村劳动力的调遣也势必将以前只从事辅助性农业生产的农村女性推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概言之，女性脱离传统的主“内”的性别角色，投身社会化的劳动生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现实需要。新政府对女性参加工农业建设提出要求，表明女性不再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被动参与者，而将成为这个新生国家的主体，这也意味着对女性的身体重塑和性别建构是国家意志介入的过程。
为了帮助妇女走出家门，使她们成为革命的进步的劳动者，政府有组织地将那些经过老解放区锻炼的党员干部、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妇联工作人员派往各个村镇做宣传工作。在建国初期反映农业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中，无不活跃着这些外来干部们的身影。比如《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她不仅在村里组织积极分子成立了宣传队，以广播、标语、黑板报的形式宣传合作化运动，还亲自走家串户，特别是对铁了心要单干的农户动以情、晓以理，最终说服这些“钉子户”入社。这种强大的宣传攻势具体到妇女工作时，则是极力说服那些心存顾虑的家长允许女儿或是年轻的媳妇参加互助组，毕竟在传统观念里，年轻女人出头露面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女性走出家门参加集体劳动体现的并不仅仅是妇女解放的程度，而是衡量一个女性、一个家庭是否革命、是否先进的标准之一。倘若不参加集体劳动，将被视为“封建”和“落后”，个人和家庭都会面临各种舆论压力。在强大的政治动员面前，女性纷纷走出家门，成为组员和社员。
在女性对“劳动妇女”这一新的社会角色的认同过程中，国家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当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服装改进运动的失败和女性对中性化干部服的坚持，已然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如果只有国家意志的强力介入，并不能充分实现身体的型塑，毕竟身体的物质形式属于个人，换言之，只有将集体的强制力与个人的主体性相结合，身体才能真正成为身份认同的载体。从这方面来看，村干部的政治动员只是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集体劳动，但女性在劳动中是否能真正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是否能获得自我价值和性别认同，则取决于集体劳动带给女性的精神满足感。
显然，当女性成为靠劳动挣取工分或工资的劳动力后，经济方面的部分独立不仅使她们对家庭的依赖相对减少，身体自主成为可能；也对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有帮助。20世纪50年代常常有这方面的官方报道，用以说明走出了家门的劳动妇女在家里能和丈夫一起当家作主。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即是对家庭妇女变身劳动妇女后，改变了家庭地位的实景呈现。小说里的李双双原本成天围着家里的锅台转，很少出工，喜旺在外人面前对她的称呼无外乎“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俺做饭的”，家里家外都是喜旺做主，她好像穿了隐身衣，没有态度、没有性格甚至也没有名字；然而当李双双参加集体劳动，开始管理公共食堂，并想方设法改善饭菜质量，把食堂办得红红火火之后，她不仅得到了社员们的赞扬和肯定，也为自己在家庭里挣得了话语权，树立起自己的个人形象。社员们纷纷改口叫她“李双双”“双双嫂子”，喜旺则变成了她身后的“李双双的爱人”，“觉得和自己结婚十多年的这个老婆，忽然比自己高大起来”。从“俺那个屋里人”到“李双双”的称谓变化，反映出的正是集体劳动带给女性精神上的获得感。
就个体而言，集体劳动为女性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平台和机遇；就群体而言，集体劳动增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有助于确立自我认同。在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针对参加过 20世纪50年代互助组和合作化运动的农村女性所做的访谈中，唱歌是她们对那一段集体劳动最鲜明的共同记忆。她们白天在田间地头唱歌，晚上在识字班唱歌，她们唱的并非流行歌曲，而是经过改编的贴近她们日常生活的当地民谣。这些歌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朗朗上口的曲调解释党的政策和社会变革的伟大意义，从而把她们各自的“小日子”与整个国家的“大建设”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把她们各自的身体与民族国家的革命诉求联结在一起。她们不仅学唱歌，也自己编歌，唱歌和编歌对这些姑娘媳妇的日常生活影响至深，以至于当她们因为参加互助组或上识字班而招来家长的责备时，她们能自觉地使用政策语言来反驳，说她们的家长是“封建主义”，家长的思想是“封建残余”。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动员中，家庭这个曾经属于女性的活动空间，被劳动妇女描述成封建残余的藏身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绊脚石，成了一个需要改造的政治空间，而互助组、识字班这些公共场域则成为社会进步的聚焦点，代表着革命、解放和进步。有了这样的价值判断，参加集体劳动对女性而言，便不仅是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地位的需要，也是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城市的现代工厂，还是农村组建的互助组，其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改变了女性的日常生活、社会角色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这对于生活环境相对闭塞的农村女性而言，更是如此。集体劳动将女性从家人亲属中分离出来，与没有姻亲关系的同龄人一起纳入另一个社会系统中，进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社交圈。虽然集体劳动要求纪律和效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身体的规约，但是社交带来的精神愉悦往往抵消了限制和约束的不适，并让她们在群体中认同自我。而对于那些被树为榜样的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被赞为“铁姑娘”的女性来说，集体劳动更为她们带来了自豪感和荣誉感，进而成为她们实现个人价值、获得自我认同的有效途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总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的需要，在“家庭”与“社会”之间摆动。比如晚清维新需要“国民之母”，“戒缠足”和“兴女学”就被提上议事日程；五四时期倡导“个性解放”，短发、束胸、走出家门的“娜拉”遂成为新青年们纷纷效仿的对象；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女性回到家里做好贤妻良母是首要责任，无袖旗袍、西式长裙、为丈夫添茶加衣、与儿女厮守嬉戏的画面出现在各种女性杂志上。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了配合国家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再次走出家门参加集体劳动就成为革命的、进步的、新女性的标志，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和“铁姑娘”成为时代女性的楷模。女性不断变动的社会位置进一步说明，身体的形成是具体的时代语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多元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在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结构中，处于客体、被动位置的女性身体具有更加鲜明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20世纪50年代由革命的意识形态引导，体现在衣装和劳动方面对女性身体的型塑，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社会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也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建立新的性别认同的主要手段。正因如此，我们在草明、茹志鹃、刘真等女作家的文本中看到了劳动光荣、大公无私和集体荣誉，这便也不难理解，为何现代女性写作中经常处理的个体经验、情绪感受和婚姻爱情退出了读者的视野，而两性之间的差异也消隐在身体平等的革命队伍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对女性身体的型塑重新确立了这一历史阶段讨论性别问题的方法和角度，而由此确立起来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秩序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这一历史阶段性别与叙事的关系。
（为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
•
✦
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本文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海螺转载
本期编辑|雨晴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