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迪·迪恩 | 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终结？

作者：乔迪·迪恩(Jodi Dean)，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学系长聘教授

来源：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翻译：赵丁琪

在《资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一书中，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问道：如果我们所处的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更糟糕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具有挑衅性、亵渎性和令人不安性，因为它迫使反资本主义者正视对资本主义未被承认的依恋。共产主义本应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后，但现在却没有出现，这不就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之中吗？如果不加质疑，这一假设就会阻碍政治分析。如果我们摒弃了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我们就应该能够考虑资本主义已经变异为某种质的不同的东西的可能性。瓦克的问题引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当前的哪些趋势表明资本主义正在向某种更糟糕的东西转变？在过去十年中，“新封建主义”的出现是为了命名与极端不平等、普遍不稳定、垄断权力和国家层面的变化相关的趋势。保守派地理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借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对全球自动化经济中极端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的强调，将美国的未来设想为大规模农奴制。没有财产的下层阶级将以私人助理、培训师、儿童保育员、厨师、清洁工等身份满足高收入者的需求，从而得以生存。要避免这种新封建主义的噩梦，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松对高就业行业的管制并对其进行补贴，这些行业使美国人在郊区拥有住房和开阔道路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这些行业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石油、天然气和汽车业以及农业综合企业。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抨击社会主义时所萦绕的农奴制幽灵不同，科特金将对手定位在资本主义内部。高科技、金融和全球化正在创造 “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在某些方面比工业资本主义出现时的混乱局面更接近封建结构——其流动性障碍往往是不可逾越的”。在这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想象中，封建主义取代了以前共产主义的敌人地位。中央集权的威胁和对私有财产的威胁是不变的意识形态要素。一些技术评论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者一样，对技术在当代封建化中的作用持批判态度。早在2010年，技术大师贾龙·拉尼尔（Jaron Lanier）就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你不是小玩意》（You Are Not a Gadget）中观察到了互联网上农民和领主的重新出现。随着少数几家科技公司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具有榨取性，其所有者依靠工人的廉价劳动力、用户的免费劳动力以及急于吸引就业的城市给予的税收减免成为亿万富翁，这一主题变得更加突出。苹果、Facebook、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谷歌母公司名称）的市值加在一起，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除外）。这些科技超级巨头（或称霸主）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超过了大多数所谓的主权国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将它们的统治地位形容为 “超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在分析复杂网络结构（即以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网络）时解释了支撑这种新封建主义的过程。在这些网络中，人们自愿进行链接或选择。每个网站的链接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人们喜欢某些东西是因为其他人也喜欢它们（例如，Netflix 推荐系统就是基于这一假设）。复杂网络中的链接分布遵循一个幂律，即最受欢迎的项目的点击或链接数通常是第二受欢迎项目的两倍，而第二受欢迎项目的点击或链接数又是第三受欢迎项目的两倍，以此类推，直到分布曲线的长尾部分出现微不足道的差异。这种 “赢家通吃”或 “赢家最多”的效应就是分布的幂律形状。顶部的人比底部的人多得多。分布的形状不是钟形曲线，而是一个长尾——几个亿万富翁，十几亿不稳定的工人。复杂网络的结构鼓励包容：网络中的项目越多，处于顶端的人获得的回报就越大。同时，它也会引发竞争——争夺注意力、资源、金钱、工作，任何被赋予网络形式的东西。它还会导致集中。因此，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的结果就是等级制度、幂律分布，即顶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拥有更多。幂律分布并非不可避免。它们是可以被阻止的。但这需要政治意愿和制度力量来实现。然而，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努力创造条件，促进而不是阻碍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奎恩·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的《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与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记录了新自由主义为促进全球贸易而削弱民族国家经济权威的战略。新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试图 “规避国家政府的权威”，他们受到了全球南方后殖民国家有关赔偿、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稳定商品价格和监管跨国公司等有组织要求的威胁。他们主张采用多层次的监管方式，即通过一种竞争性联邦制让资本约束政府，但资本则不受民主控制。用新自由主义者汉斯·威尔格罗特（Hans Willgerodt）的话来说，新的竞争性联邦制要求国家 “向下与联邦结构分享主权，向上在国际法律共同体中约束自己”。阿尔贝娜·阿兹曼诺娃（Albena Azmanova）的《边缘资本主义》一书没有关注新自由主义的起源，而是展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导致新的不稳定资本主义的方式。推动放松管制和全球自由贸易的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全球市场从一个“通过贸易协定实现国家经济一体化”的体系转变为一个“跨国生产网络”的体系。由于这些网络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不明确、不确定，保持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成为 “政策的首要关注点”。竞争力已取代竞争和增长成为国家的目标，导致国家优先考虑的不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打破垄断，而是 “帮助特定的经济行为体——那些最有能力在全球利润竞争中表现出色的经济行为体”。阿兹曼诺娃承认私营部门一直以来都从公共资金中获益，但她强调，“公共权力可以‘钦点’哪些公司可以享受这种特权”，这是一种新颖的资本主义形式。国家不进行干预来打破垄断。它们创造并授予垄断特权。垄断的集中、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国家对市场的服从改变了积累方式，使其现在既通过商品生产，也通过租金、债务和武力进行。阿兹曼诺娃指出，相对免于竞争的经济部门（如能源、铁路、宽带）的私有化使其所有者获得了 “食租者的特权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在知识和技术产业中，知识产权带来的租金收入超过了商品生产收入。在美国，金融服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了制成品的贡献。资本没有再投资于生产，而是作为租金被吞噬和再分配。价值形成的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变成了一种复杂、投机和不稳定的循环过程，并越来越依赖于监控、胁迫和暴力。资本主义正在变成新封建主义。

二

新封建主义并不意味着当代的网络资本主义完全复制了欧洲封建主义的所有特征。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正如历史学家成功证明的那样，单一的欧洲封建主义设想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整个欧洲大陆在不同的压力下发展出了不同的封建主义。从封建化倾向的角度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可以发现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它具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特征：分封主权、新领主和农民、腹地化和灾难主义。

主权分割

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将主权分割作为欧洲封建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封建社会是随着罗马人的帝国管理“让位于国家职能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分散管辖”而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地方安排，包括领主与国王、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契约关系，成为地区行政管理的补充。仲裁取代了法治。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被削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融合在一起，封建领主通过法律胁迫从农民那里榨取盈余，这种胁迫之所以合法，部分原因在于领主决定了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的农民的法律。伍德写道：“其效果是将对劳动力的私人剥削与行政、司法和执法的公共作用结合在一起”。在新封建主义下，社会的直接政治特征重新显现。全球金融机构和数字技术平台利用债务将财富从世界上最贫穷的人那里重新分配给最富有的人。民族国家促进和保护特定的私营企业。政治权力通过经济权力行使，不仅是税收，还有罚款、留置权、资产扣押、许可证、专利、管辖权和边界。与此同时，经济权力使那些掌握经济权力的人免受国家法律的制裁。全球 10%的财富被囤积在离岸账户中，以逃避税收。城市和州与苹果、亚马逊、微软、Facebook 和谷歌/Alphabet的关系，就好像这些公司本身就是主权国家一样——与它们谈判，试图吸引它们，并按照它们的条件与之合作。资金短缺的市政当局利用精心设计的罚款系统直接从民众手中征收钱财——对穷人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Alexandra Natapoff）在《没有犯罪的惩罚》（Punishment Without Crime）一书中记录了轻罪法在已经十分庞大的美国监禁系统中的巨大作用。穷人，尤其是有色人种，因虚假指控被捕，并被说服认罪，以避免因抗辩指控而入狱。认罪不仅会被记录在案，还会被处以罚款，一旦逾期不缴，还会被处以更多的费用和罚款。在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谋杀后，密苏里州弗格森市发生了骚乱，我们对这种司法不公的制度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该市的市政法院和警务机构公开从低收入的非洲裔美国人手中榨取了数百万美元”。警察奉命“实施逮捕和发出传票以增加收入”。就像封建领主的爪牙一样，他们使用武力从人民身上榨取价值。

新领主和农民

封建关系的特点是基本不平等，领主可以直接剥削农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描述了领主控制的水磨等剥削性垄断行业；农民必须在领主的磨坊碾磨谷物，并为此付费。因此，农民不仅占有和耕种他们并不拥有的土地，而且他们所居住的条件也是封建领主控制着。正如马克思所说，封建领主是 “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管理者和主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通过商品生产产生的剩余价值，而领主则不同，他通过垄断、胁迫和地租榨取价值。数字平台是新的水磨坊，亿万富翁是新的领主，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数十亿用户则是新的农民。科技公司雇用的员工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但它们的影响却非常巨大，围绕数据的获取、挖掘和部署重塑了整个行业。更小的劳动力规模表明了数字技术的新封建化趋势。资本积累与其说是通过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不如说是通过服务、租金、许可证、费用、免费工作（通常以参与为幌子）以及被视为自然资源的数据。平台将自己定位为中介，构成了用户活动的基础和互动发生的可能性条件。谷歌（Google）让我们有可能在密集且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中找到信息。亚马逊让我们可以轻松查找商品、比较价格，并从知名或不知名的供应商处购买商品。优步（Uber）让陌生人可以共享乘车服务。Airbnb 在房屋和公寓方面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大量数据的产生和流通。平台不仅依赖数据，还生产出更多的数据。使用平台的人越多，这些平台就越有效、越强大，并最终改变其所在的更大的环境。平台具有双重榨取性。与农民别无选择只能使用的水磨坊不同，平台不仅将自己定位为基本上必须使用的服务（如银行、信用卡、电话和道路），而且使用这些服务还能为其所有者产生数据。用户不仅要为服务付费，平台还要收集使用服务所产生的数据。云平台提取租金和数据。最极端的例子是Uber和Airbnb，它们依靠负责自身维护、培训和工作方式的外包劳动力，在没有资产的情况下提取租金。汽车不是个人交通工具，而是用来赚钱的。一个人的公寓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出租的。随着个人财产成为平台领主、Uber和Airbnb 积累资本和数据的工具，消费物品被重新配置为积累手段。这是一种朝向“成为农民”——即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趋势，但这些新“农民”的劳动增加了平台所有者的资本，形成了一种新封建主义。科技巨头具有极强的榨取性。就像许多辅助性需求一样，它们所享受的税收减免政策实际上是从社区中抽取了资金。它们的存在推高了房租和房地产价格，赶走了可负担起的住房、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对“监控资本主义”的研究揭示了技术封建主义的另一个层面——兵役。就像领主对国王一样，Facebook和谷歌与强大的国家合作，分享这些国家依法不得自行收集的信息。总之，网络技术的榨取性现在已无处不在、侵入性强、不可避免。现在并不是农民和领主的时代。然而，贫富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这得益于保护企业、所有者和地主的差异化法律架构，同时也对工人和下层阶级进行屠杀和监禁。

腹地化

新封建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与封建主义相关的空间性，即在受保护的、通常是热闹的中心周围，是农业和荒凉的腹地。我们也可以将其描述为城镇与乡村、城市与农村、城市公社与周边农村之间的分裂，或者更抽象地说，是内部与外部之间的隔离，是安全与风险、繁荣与绝望之间的分野。伍德说，中世纪的城市本质上是寡头政治，“统治阶级通过为国王、皇帝和教皇提供商业和金融服务而致富。他们共同统治着周围的乡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中攫取财富"。城市之外是游牧民族和移民，他们面临着难以忍受的条件，试图寻找新的生活和工作场所，但却常常碰壁。美国的内陆地区是失落和面临解体的场所，这些地方对繁荣的资本主义过去充满幻想，这让一些人一度希望自己和孩子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工业资本主义的残余将他们甩在身后，以换取更廉价的劳动力。腹地的人们不再制造东西，而是通过仓库、呼叫中心、一元店和快餐来维持生计。菲尔·尼尔（Phil A. Neel）最近出版的《腹地》一书指出了中国、埃及、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模式。这些地方都有荒凉的废弃荒地和濒临超载的城市。在政治上，腹地的绝望体现在城市外围人群的运动中，这些运动有时围绕环境问题，有时围绕土地（私有化和征用），有时围绕公共服务的削减（关闭医院和学校）。在美国，枪支政治将腹地与城市对立起来。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腹地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是如何在城市本身内部被重新刻画的。这既表现在贫困地区被遗弃，也表现其在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被铲除。一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无家可归——想想旧金山、西雅图、纽约、洛杉矶。对社会再生产的更多关注是对腹地化的回应，即对再生产宜居生活基本条件的普遍能力的丧失的回应。这表现在自杀率上升、焦虑症和毒瘾增加、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缩短，以及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所造成的精神错乱的社会自我毁灭。它出现在坍塌的基础设施、无法饮用的水和无法呼吸的空气中。腹地化的痕迹刻在人们的身体和土地上。随着医院和学校的关闭以及基本服务的减少，生活变得更加绝望和不确定。

灾难主义

最后，新封建主义带来了压倒性的灾难感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全。在地球严重不平等和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掠夺社会剩余的灾难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松散的、神秘的新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一种将世界末日式的不安全感编织在一起并加以放大的意识形态，似乎正在新的神秘主义、技术异教和反现代中形成。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神秘主义荣格主义、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和海伯利亚（Hyperborea）的神话地缘政治。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科技界新反动派的崛起，如PayPal的亿万富翁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他认为自由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蒂尔解释了封建主义与初创科技公司之间的联系：“没有一个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更像是古老的封建结构。人们赋予高层人员各种权力和能力，然后在事情出错时指责他们。”与其他硅谷资本家一样，蒂尔也担心自己的财富会受到民主的冲击，因此主张采取出走和孤立的策略，如海上生活和太空殖民，不惜一切代价使财富免于征税。极端资本主义已经演变成新封建主义的激进分权。对于那些处于新封建主义鸿沟另一端的人来说，焦虑和不安全感与其说是通过意识形态来解决，不如说是通过阿片类药物、酒精和食物来解决，这些东西可以减轻无望的、无意识的、无休止的苦役带来的痛苦。Emily Guendelsberger 描述了工作中持续的技术监控所带来的压力——迟到几秒钟、没有达到定额、上厕所次数过多都有可能被解雇。重复性、低控制性、高压力的工作，就像技术监控下的工作一样，与 “抑郁和焦虑”直接相关。不确定的时间安排，被赞誉为灵活、不可靠的薪酬，这些都让人感到压力和死气沉沉。新封建灾难主义可能是个人、家庭或地方性的。如果你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灾难生活，就很难再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

三

把我们目前的不稳定资本主义视为后资本主义、新封建主义有什么好处？对于像科特金这样的保守派来说，新封建假说有助于他们确定要捍卫的东西——碳资本主义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需要与之斗争的对象——以中产阶级为代价致富的资本主义精英阶层，即绿色高科技企业家及其金融界盟友。新封建主义是一种诊断方法的一部分，旨在争取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中的某一部分（即化石燃料资本家、房地产资本家和大农业资本家）的支持。对于左翼人士来说，新封建主义让我们明白，主要的政治冲突源于新自由主义。当今社会的重大对抗不是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抗。虽然这种提法很受自由主义者的欢迎，但考虑到寡头（金融家、媒体和房地产大亨、碳和科技亿万富翁）的力量，这种提法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从民主政体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当下，会使得人们不再注意全球互联网下的交互式资本主义是如何加剧民众愤怒和不满的。政治右翼化的基础是经济学：复杂的网络产生了极端的不平等、赢家通吃的分配方式。右翼化正是对这种不平等加剧的回应。当左翼力量薄弱，或被主流媒体和资本主义政党阻挡在政治表达之外时，民众的愤怒就会被其他愿意攻击体制的人表达出来。在当下，这些人就是极右翼。因此，从新封建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迫使我们正视极端经济不平等对政治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影响——亿万富翁们囤积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把他们围在自己的飞地里，而数百万人成为了气候难民，数亿人的生活前景黯淡，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新封建主义的赌注也预示着劳动关系的变化。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是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妥协。在全球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有组织的劳工造就了一个以妥协合作换取美好生活的工人阶级形象。劳工的失败以及随后福利国家的解体，本应一劳永逸地证明要求与资本主义剥削妥协的战略已经破产。然而，一些社会主义者却继续希望资本主义变得更仁慈、更温和——好像资本家会屈服只是为了表示友好，好像他们也不会受制于使股票回购比生产投资更具吸引力的市场逻辑。新封建假说告诉我们，任何以资本主义延续为前提的劳工斗争都是死路一条。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更糟了。在全球北方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中，大多数人在服务部门工作。一些人发现，他们的手机、自行车、汽车和房屋已经失去了个人财产的性质，变成了生产资料或收取租金的手段。由于被拴在他人所有的平台上，消费品和生活资料现在成了平台所有者积累财富的手段。我们大多数人构成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底层社会，只能通过满足高收入者的需求来生存。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未来10年内，增加就业岗位最多的职业是个人护理助理，不是保健工作者，而是给人洗澡和打扫卫生的助理。统治阶级对清洁工、厨师、杂货商、收银员、送货员、仓管员等庞大的仆人阶层的依赖，暗示着新的斗争场所，即工人可以发挥力量的薄弱点。护士、亚马逊工人等群体的罢工针对的是富人的需求，阻止他们获得生存手段。如果说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斗争优先考虑生产场所，那么在新封建主义下，劳动斗争则发生在服务场所。最后，新封建主义的思想让我们发现了当代左翼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些最流行的左派思想是肯定而不是反对新封建主义的。地方主义鼓励了对用户和劳动者的捆绑、技术和平台方法强化了等级制度和不平、市政主义肯定了与腹地化相关的城乡差别。他们强调自给自足和生存主义，仿佛小农经济不仅对地球上一半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包括82%的北美人和74%的欧洲人）是可行的，而且对因气候变化、战争和商业性土地盗窃而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也是可行的。许多居住在内陆地区的人面临着政治、文化、经济和气候条件的影响，使他们无法通过农业劳动生存。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站不住脚的生存主义做法。它承诺的收入仅够维持内陆地区的人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租房者来说，这些钱只能勉强够交给房东的房租。灾变论变成了一种诋毁希望和努力的时髦观点，似乎未来一百多年并不重要。综合这些当前的左翼思想，未来可能会出现从事自给农业和手工奶酪生产的小团体，也许在城市边缘会出现生存主义者的飞地和操控着无人机的科技工作者设想的城市园林。这些群体以共同的方式再生产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这种共同体必然是小规模的、地方性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排他的和精英的，排他性是因为共同体中的人数必然是有限的，精英性是因为他们的愿望是属于特定文化的，而不是广泛的。左翼对新封建主义的通俗复述远非立足于从事各种有偿、低偿和无偿劳动的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相反，他们的视野中看不到工人阶级。当工作成为一种想象时——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我们应该采用一种 “后工作想象”——它看起来要么是浪漫的无风险农业，要么是技术工作，即 “非物质劳动”。现在，关于呼叫中心工作之苦的揭露，以及监控脸书（Facebook）等网站上令人不安的非法内容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已经让 “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的不足之处不攻自破。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后工作”想象同样抹杀了基础设施的生产和维护、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各种劳动以及基本的国家结构。因此，新封建假说让我们看到了流行的左翼思想的吸引力和弱点。它们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与一种主流意识产生了共鸣。它们之所以薄弱，是因为这种主导意识是新封建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资本主义下的封建关系一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剥削关系在新封建主义下仍然存在。但不同之处在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维度——征用、支配和武力——已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假设劳动者和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而自由地相遇（即使作为一种管理上的假设）已经不再有意义。这意味着租金和债务在财富积累上比利润更重要，工作本身越来越超过工资关系。当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后，它利用自我转化，通过数字网络和大量的个性化媒体生成，来封闭或挖掘人类生活的特征。这种自我蚕食带来了新的领主和农奴、为平台拥有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并通过迫使许多人在内陆滞留和挣扎，以确保这种不平等的分裂主权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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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周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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