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既远且近的大陆和时代：从卡洛斯•富恩特斯说起

过早被遗忘的富恩特斯与拉美“文学爆炸”

其实，半个世纪以来拉美文学汉译的核心基本围绕的是同一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除了稍早一些的博尔赫斯与胡安·鲁尔福，其余诸如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人均为拉美六十年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后两者正是所谓“文学爆炸”四大天王中的最富盛名的两位，另外两位就是卡洛斯·富恩特斯与胡利奥·科塔萨尔。1979年林一安发表在《外国文学动态》第8期的文章《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盖斯及其新作〈家长的没落〉》当中就已经提及富恩特斯的名字。近三十年来，我们已经翻译出版了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最明净的地区》、《奥拉·盲人之歌》《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等五部小说以及《墨西哥的五个太阳》、《我相信》等两部随笔集。但他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显然还是不能与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龄人相提并论。尽管富恩特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拿齐西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比如1967年获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1977年获委内瑞拉“加列戈斯文学奖”，1979年获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奖”，1984年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87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1994年获“阿斯图里亚斯文学奖”；但一直等到年过八十，富恩特斯也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他逝世之后，很多人都为此惋惜乃至鸣不平。

的确，作为拉美六十年代小说家最早出道、最早获得国际声誉与影响力的作家，富恩特斯好像过早被遗忘了。这位具有八分之一德国血统、出生于外交官家庭的小说家，同大多数苦出身的拉美作家不同，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曾经随父亲在世界很多城市（蒙得维的亚、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华盛顿等）生活过，这使得他一度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直到有一天在华盛顿读英文学校的他因为墨西哥政府宣布石油国有化导致被美国同学排斥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墨西哥人。这一国族认同一旦确认，便至死不渝。他的小说似乎只有一个主人公，就是墨西哥。所以当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在奥克塔维奥·帕斯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质疑富恩特斯墨西哥身份的文章时，富恩特斯便与帕斯彻底决裂，至死没有和解。富恩特斯的国际化背景与他一成不变的“墨西哥主题”使他的文学创作具有了博尔赫斯式的意义。同样受英语教育长大的博尔赫斯对于阿根廷文学而言，乍一看是欧洲风格，细一品还是本土调调，博尔赫斯就是以这种似是而非、潜移默化的方式将阿根廷文学带入现代化进程。富恩特斯也一样。所以，尽管分道扬镳，但作为同胞帕斯也高度评价前者对于墨西哥民族文学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作品中，并存着不同的声音，每一种声音，每一种方言，都同样是他的语言：在这一混合体中如何区分哪个是墨西哥的，哪个是外国的?墨西哥文学正是由这些声音撞击或融合而成……”

1958年，富恩特斯发表《最明净的地区》，一些学者甚至将此作为“文学爆炸”的开端。对于“文学爆炸”而言，富恩特斯是当之无愧的领路人、核心和“催化因素”（何赛·多诺索语）。这一点可以从两个层面得到体现。从文学生产与传播层面来看，他是第一个通过自己在全球的文学代理人来控制自己作品的翻译与出版、第一个被美国评论家视为一流小说家、第一个与欧美大作家建立牢固的私人友谊的拉美作家。当他看到多诺索的《加冕礼》之后，给后者写信说，“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这本小说，而且没有翻译成其他文字，我觉得这很荒谬，请你把书寄给我在纽约的文学代理人”。几个月之后，他告诉多诺索，“祝贺你，兄弟，艾尔弗雷德·诺夫（Alfred A.Knopf）——美国最大的出版社，接受你的书”。在富恩特斯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科塔萨尔、多诺索等拉美小说家才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国际文学出版市场，比如寻找文学代理人，参选各式各样的国际文学奖，选择外语译本的出版社，同文学代理人讨价还价，开始频繁的国际旅行（演说、出席首发式）……这就难怪卡彭铁尔将“文学爆炸”定义为“特定时期内欧洲和美洲一些出版机构对一小部分作家的一窝蜂式翻译介绍”。而他们的国际声誉传回拉美，又引发拉美本土出版社的跟风，变成拉美本土的一种文学现象。如果没有富恩特斯在拉美与欧美文化圈之间的穿针引线、带动引领，拉美文学“融入主流”（借用了1967年出版的对拉美十位当红作家的一本访谈录的名字）的步伐恐怕不会如此迅捷。当然，也仅仅是“融入”而不是“成为”主流自身。尽管萨特、格雷厄姆·格林、卡尔维诺等欧洲著名作家都曾经盛赞拉美当代小说，但是对西方主流文学来说，拉美当代小说不过是文学T型台走秀的明星，仅是昙花一现式的瞬间辉煌，因此才称之为“爆炸”。而在这场“焰火表演”中，获益最大的既非拉美文学，也非拉美小说家，而是跨国出版集团及文学代理人。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戏言，“所有的出版商都有钱，所有的作家都没钱”。

在革命中融合与分裂的拉美作家群

此外，就文学生产与语境层面而言，一个重要的忽略是，拉美文学能够在60年代崛起，亦是其历史与现实发生的重大变革所致。一如多诺索所说，“如果‘文学爆炸’在某一点上有着近乎完全的统一性的话，那就是对古巴革命事业的信念”。因此，多诺索在《“文学爆炸”亲历记》中将1962年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视作“文学爆炸”的开端。而那次大会恰恰是由聂鲁达和富恩特斯主导的，他们将大会完全变成一个文学家的政治集会。在古巴革命最初阶段，拉美知识分子对它的热情是普遍的，尽管他们并非左派统一战线，但他们几乎一致地拥护古巴的事业，并且第一次感觉到整个拉美大陆休戚与共，唇亡齿寒。自此次大会之后，拉美文学界逐渐打破各个国家的边疆界限，成为一个高度团结的整体。按照多诺索的描述，在60年代之前“西班牙语美洲每一个国家就形成一个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奥林匹斯”，根本没有什么拉丁美洲小说的概念。“各个国家的小说仅仅局限在它的国境之内，它享有多大名气，能持续多长时间，在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属于地方性的事情。”是古巴革命，把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甚至政治理想各异的知识分子统一起来。

但是这种泛拉丁美洲的实践和联盟持续了不到十年就全面解体。1971年古巴诗人帕迪亚（Heberto Padilla）事件给拉美知识界、文学界带来致命的打击。它似一声惊雷，把在那么多年间收容了具有多种政治色彩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广泛团结打破了，把他们从政治上、文学上、感情上分裂开来。巴尔加斯·略萨、多诺索转而批判卡斯特罗政权；而古巴作家因方特从担任革命政府驻比利时的外交官、无条件拥护革命转为批判革命，最后走向完全否定革命；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没有在拉美知识分子针对此次事件的抗议信上签名谴责卡斯特罗，反而一直保持着同卡斯特罗密切的私人友谊；科塔萨尔则从对革命的消极的同情变为积极支持革命，即使在帕迪亚事件发生之后他仍然支持古巴。从1971年开始，拉美“文学爆炸”辉煌近十年的火焰逐渐熄灭。1973年智利阿莫内达宫的枪声最终宣告了拉美左派的政治实践告一段落。此后近十年中，历史似乎轮回，独裁专制的亲美政权再度统治拉美众多国家，整个大陆再次被独裁者分隔为一个个孤立的王国，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拉美文学”亦不复存在。在六十年代作家群中，富恩特斯的立场是最为复杂的。他从古巴革命的支持者转为卡斯特罗的批评者，但又没有像巴尔加斯略萨那样彻底转向右翼，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他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声援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但反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一个充满并信奉二元对立的世界，富恩特斯非左非右的立场很难成为“意见领袖”，因此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他，也不完全是偶然。

从写作角度而言，巴尔加斯·略萨在移居欧美之后文学上也转向中产阶级美学，如果说早年的身体写作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如今却只剩下性。而富恩特斯直到晚年还试图完成他的墨西哥式的“人间喜剧”——“时间的年龄”，这个充满雄心的写作计划包括21部作品，14部已经完成，共分为创始时间如《我们的土地》，浪漫主义时间如《战役》，革命时间如《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最明净的地区》，现在时间如《狄安娜，孤独的女猎手》，还有乌托邦如《克里斯托瓦尔·诺纳托》。富恩特斯以一己之力为墨西哥书写了完整的编年史。但悲剧的是，在这种富恩特斯自己筚路蓝缕的“拉美新历史小说”鼎盛时期，出现了《百年孤独》，他只有慨叹“既生瑜何生亮”；在“拉美新历史小说”已然过气的时候，他既没有选择搁笔，也没有选择转向，仍然执著于此。因此尽管古稀之年推出大部头的《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试图将欧洲与美洲/殖民与被殖民/现代与前现代的历史连接起来，这部“不合时宜”之作未能获得广泛的关注与赞誉，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Fuentes，在西班牙语中是“泉”的意思，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一生恰恰应了那句诗，“泉眼无声惜细流”。

富恩特斯被恩里克·克劳泽称为“游击队员花花公子”，他似乎认为像富恩特斯这样出身的人谈论底层、公平、正义就不可能真诚。这种质疑尽管另富恩特斯愤怒，但并未影响他的意志，他在推特上的最后一条留言是，除了屠杀与野蛮，一定还有其他支撑人类生存的东西，我们必须全力寻找。

（原载于《南风窗》2012年第14期，本处为节选，作者授权海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