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必读：戴锦华论《简·爱》

T：简·爱之所以可以离开，是因为夏洛蒂所想象的理想女性，其实是一个职业女性，有个人的职业，或者说谋生方式，经济上可以自主，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超越或者短暂地超越爱情，或者婚姻。

D：这一表达并不确切。与其说是职业女性，不如说是经济独立。而且你应该意识到这在简·爱的时代是多么超前的观念，得自多么痛切的女性生命经验。要到半个世纪之后，弗吉尼亚·伍尔夫才写出了那篇著名的短文：自己的一间屋。人们经常忽略了伍尔夫女性独立清单上的第二项：500镑和属于自己的支票本。或鲁迅的表述：先要生存，爱才有所附丽。或者说，与其说，夏洛特的理想女性是职业女性；不如说，她的理想爱情是平等基础上的爱情。时至今日，经济独立仍是全球性别平等运动的前提和关键。你是否记得，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著名女性主义反面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1990年）中，法西斯政府执政的第一步就是封存所有女性的独立银行账户，将其所有权/使用权交割给其最近的男性亲属掌管。或者阿特伍德另一部更迷人的作品《盲刺客》（2000年）中，女人为生存而嫁/出卖所遭遇到梦魇般的现实。简·爱》因此才颇费苦心、伏线千里地设计了简·爱的叔父，这固然是一个令婚礼上的真相大白的合情入理的情节因素，而且令简·爱最终奇迹般地获得遗产/经济自主。即使今日，我们仍无法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超越这一事实。况且，在女性主义的实践层面上，女性的职业与家庭，始终是突出的现实困境。20世纪之初直到今日，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攻击仍是：妇女解放，其莫大之罪，便是“令男人无业，女人无家”。这与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是不同层面的讨论。

T：对。所以《简·爱》更像一个无法实现的白日梦。

D：……或者说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女性梦想。因为女性成长故事的整体结构，使得小说的罗曼史段落获得不同的意味。桑菲尔德段落成为简·爱生命的转折点和她获得成长关键。和11版《简·爱》不同，11版本中，简·爱流落沼泽居后，桑菲尔德和罗切斯特始终呈现为她小心掩藏着的、未愈的伤口，而在BBC06版的电视剧中，这一意义层面成了那个版本里异常果决的简·爱的大胆告白。当圣约翰求婚被拒，谴责简·爱不忘旧情之时，简·爱的回答是：“……我是在那里（桑菲尔德）开始了我的生命，在那里成为简·爱。”对圣约翰的狂怒：“上帝创造了简·爱！你不能把这归功于那个叫罗切斯特的男人！”简·爱的回应：“当然没有，我很自知。但是他第一个认可了我并爱上了这样的我。……如果我与你同去，那只能是出自我自己的决定。所以，感谢他吧！”一如男性，在简·爱中爱情成为女性生命与成长的重要经历和段落，却不是唯一的归宿。用安吉拉·卡特的说法，简·爱在小说中只是在“扮演”罗曼史或童话故事的女主人公，因为她更像是一个无根的城市知识分子（“随他去，大不了再登一次广告”）。你一定要说，简·爱最终重返桑菲尔德，做了罗切斯特的妻子？

T：对呀。

D：我们且不说大团圆是罗曼史文类的必须。它也是成长故事，或说19世纪叙述必须的收束。古典叙事的结局无外乎三种：婚礼、葬礼、登基大典。而且简·爱的大团圆结局也堪称僭越：简·爱重返桑菲尔德固然出自那神秘的隔空传音，但与罗切斯特重聚的前提却是经济自主、桑菲尔德遭焚、伯莎已死、而罗切斯特盲目断臂。此时彼地，这的确已是对男权的巨大冒犯。韩敏中的文章和太多的分析早已指出，到结局处，主体/客体、看/被看、主动/被动的关系以全然反转。精神的平等之爱获得了现实支撑，而且大幅向简·爱倾斜。我不喜欢“时代局限性”一类的陈词滥调，但我承认，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可逾越的疆界；具体到这里，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关于可写性的规约，男性主导的规约——这正是《阁楼上的疯女人》那部巨著的言说起点，也是斯皮瓦克质询的要点之一。

T：但是夏洛蒂的妹妹安妮·勃朗特的《怀尔德威尔庄园的房客》中，女主人公因为丈夫酗酒，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不受酗酒的影响，她就勇敢地离开了家。而且她选择的不是当家庭女教师而是画家来谋生。梅·辛克莱在1913年写过这样的话，“海伦·亨廷顿当着她丈夫的面砰地关上卧室门的声音响彻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堪称”娜拉“之先。

D：你的要点是……？——在那个时代可以有更超越性的作品和女性书写，对吗？

T：对。

D：（笑）但显而易见那部作品在当时和今天都不具有《简·爱》的社会影响力。

T：它就是太超前了嘛。

D：太超前？那是不是意味着今天安妮就会被我们理解地认同并阅读呢？

T：……也没有，当然还是《简·爱》的影响深远，安妮的作品似乎始终未离开在文学史家的书桌。

D：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关于广义的阅读：文本的阅读、历史的阅读和理论的阅读。也许，相对于《呼啸山庄》更具反叛性的情节与叙事语调，简·爱是一个更温婉的文本，但同样无可置疑，勃朗特姐妹的书写同样成为那个特定的时代的精神肖像。不同于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的书写充满了精神性、理想性，也许还有些许疯狂？饱含着passion。在此之所以用这个英文单词，是因为在汉语中我能还无法找到一个词来准确地对译：激情与受难。我们都知道，桑菲尔德（Thornfield）的英文字面义是“荆棘地”（已有中文译本直接意译了这个不无怪诞的庄园名称），在彼时及今日的英国文化语境中，其基督教意义上的直接联想便是蒙难/受难；而这又是罗曼史的发生地，所以，它清晰组合出关于passion的表述。这当然首先是关于情欲与禁恋的张力——罗曼史文类的主旨。一如今日，那部极度“清洁”、令所有母亲“放心”自己未成年女儿阅读的《暮光之城》，被美国影评人准确地称之为“荷尔蒙炸弹”。情欲因禁止而饱满、张扬，这事实上是性书写的最大悖论之一。也是《性史》所揭示的“肮脏的小秘密”。

T：没错（笑）。

D：张扬狂放的20世纪女性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则认为：《简·爱》写的是夏洛特·勃朗特的“未满足的欲望”；认为罗切斯特的命名“无可抗拒地诗人想起复辟时期那位放浪不羁的大诗人罗切斯特伯爵”，他就是“力比多的人格化”。而且满怀遗憾地指出，桑恩费尔德的大火制服了他，“他不再是无德之人，而变成了别的什么。丈夫。父亲。他失去了未得到满足的欲望所赋予他的那种粗野的高贵”。然而，因禁恋故事而张扬饱满的情欲想象或书写，显然不足以说明简·爱成为历久不衰的超级文本，进而衍生出如此丰富的理论叙述的缘由。在勃朗特姐妹的激情书写背后，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所谓“日不落国”的形成，对“大英帝国的属民们”、甚至根本不分享公民权的女性作家们说来，无疑是某种昂扬激情，世界景观与开敞的未来视野，令诸如简·爱这样的“弱女子”充满了如此强烈的激情，自信和刚强。可以说，正是历史的特定铭文为一部看似罗曼史主体的小说成了某种胜任的、时代的精神肖像。

（节选自戴锦华 滕威合著：《对话戴锦华：简爱的光影转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责编薛羽。点击“阅读原文”可以购买支持。最好的三八节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