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好文】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三）
1995年，严家炎在一篇总结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中写道：“最近十多年来，人们对这段文学历史开始形成新的观念——着重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和这段文学所特有的现代性质来考虑，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向现代化迈进的与世界文学相沟通的民族文学，是清末以来（也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段落”。[35]尽管作者遵循惯例，把“现代文学”理解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但现代文学作为清末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已不再能垄断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题，“五四”在整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再具有开端的意义。不难发现，除了在现代文学的起点上还沿袭旧说，严家炎的论述大体沿袭了80年代邢铁华、宋剑华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思路，“五四”的地位被进一步淡化了。
事实上，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转折以后，90年代前期思想界对激进主义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保守主义随之兴起，“五四”的地位和意义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质疑。[36]颇为吊诡的是，正是在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80年代现代化叙述刻意忽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面向，反而得以——尽管是作为反面——被再次呈现。针对保守主义思潮的冲击，王富仁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肯定和强调了“五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性意义，重申“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重新确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面向，确认了现代文学以“五四”为原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构成了对80年代现代化叙事的某种反省。王富仁表达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不满，认为它“把新文化和新文学起点迁移就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37]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者之一钱理群，也对这一概念中的现代化内涵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坦言在80年代的时代氛围中，对现代化的理解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90年代现代化神话的破产，使他不得不从前提上追问究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与此密切相关的正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端：它究竟应按我们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上一世纪末（晚清）开始，还是从五四开始？”[38]钱理群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显然80年代理解“现代文学”之“现代”的现代化叙事框架已经不再有效了。
钱理群在文中提到了“现代性”的概念，这是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现代性话语正是作为反思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和启蒙主义论述的思想资源而被引入的，在这个新的视野下，一些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了不同于80年代的评价。[39]然而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借用现代性概念对80年代的反思，却常常是在80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继续将“五四”相对化，消解其原点地位。如吴晓东就认为“五四”新文化传统是以“现代性”为基本价值及存在依据，这个“现代性”构成了一个“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反思现代性就意味着在“五四”之外，寻找另外的叙述空间。[40]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思路，现代性话语使得现代文学史图景更加趋于多元化，旧体诗词、通俗文学和晚清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组成部分的资格被进一步合法化。[41]在这样的视角下，“五四”作为“合法的、不容置疑的现代历史源头”[42]，已经显得非常可疑。正如李杨所总结的，以反思现代性面目出现的种种文化多元主义思潮，事实上为向前延伸现代文学起点的努力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43]
在80年代，现代化观念还支撑着关于中国文学变革的宏大叙事，90年代以后，现代性概念则更多地转向日常生活层面，成为一种常识化和弥散性的话语，被广泛地用来描述中国进入现代以后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变化，以及中国人经历这些变化时的日常式的经验，而不再具有某种方向感。王一川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性文学，即中国现代性体验在文学中的表现，而这种现代性体验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为此他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放置到了1840年。[44]如果我们在宽泛的层面上把文学现代性理解为文学对现代经验的表达，那么确实很容易在晚清文学中发现现代性。这方面影响更大的是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在王德威看来，较之沉溺于“感时忧国”的宏大叙事的“五四”新文学，晚清小说中包孕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现代性，却长期处在被“五四”正统压抑的状态。王德威把“现代”界定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的意识，表现在晚清小说中便是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试验乃至游戏，它们为大变革时代个人欲望和情感的倾泻提供了多重表达模式。[45]
王德威虽然大力表彰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但涉及现代文学之起点问题时却不免犹疑，他肯定晚清小说为现代文学之肇始和发端，但又声称无意“‘颠覆’已建立的传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这大概是因为他深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把起源话语本身就视为有待破除的神话[46]，但在他的论述中，晚清比“五四”更有资格“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47]“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句著名的“口号”已经将他的用意和盘托出。
王德威的论述在大陆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苏州大学的通俗文学研究群体，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发掘不遗余力，而且较之王德威，他们更为明确地把现代文学的起点置于晚清。范伯群在“市民大众文学”的范畴里，把1892年开始连载的《海上花列传》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48]栾梅健更是自觉地运用现代性的概念，确认《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他把这部作品对上海现代都市生活及由此引发的伦理观念的变化的表现，看作现代性的特征，肯定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开山之作”的地位。[49]汤哲声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特别强调了大众媒体作为“现代文学的生产基础”的意义，将其视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这显然是由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提供的。[50]在另一篇文章中，汤哲声进一步提出，现代通俗文学作家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作为是非的价值标准付诸于现代生活的文学实践者”，这是现代通俗文学独特的现代性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应该从晚清的通俗文学算起。[51]
对于王德威和苏州大学通俗文学研究群体挖掘晚清小说现代性并将现代文学起点前移的努力，学术界反响和评价不一。[52]不难看出，他们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理解，相当程度上侧重于晚清都市（特别是上海）繁复多样、混杂多变的生活经验，正是现代都市的日常体验和文化生产条件为晚清小说的新变和繁荣提供了温床，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来自于作家自身“自觉的求新求变”的意识，来自于作家对置身其中的现代世界的能动而富于创造性的反应，仍然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