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异域之梦 ——读《博尔赫斯的面孔》
每当谈起文学，格非总是喜欢讲述博尔赫斯根据《一千零一夜》改编的短篇小说《两个做梦人的故事》：一个开罗人在睡梦中得到启示——他命中注定的财富就藏在伊斯法罕的某个地方。然而当他历尽磨难赶到那座遥远的波斯城市后，除了被当成强盗暴打一顿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审问他的巡逻队长还嘲讽道，我一连三次梦到自己的财富在开罗的一个花园里，那里有一座日晷，一颗无花果树，还有一座喷泉。我的财宝就藏在喷泉下面。可是我根本不会像你那么傻，去相信这种荒唐的梦兆。开罗人听了巡逻队长的这番话，立刻离开伊斯法罕，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在自家的花园里，他真的从喷泉底下挖出了大批宝藏。
在格非看来，这个短小精巧的寓言故事可以看作是文学写作自身的某种隐喻。每个写作者身边都有足够丰富的阅历、经验支撑其创作。但这些资源本身却是晦暗不明，无法利用的。犹如那些沉睡在开罗人花园中的宝藏。写作者只有通过大量阅读来自异域的作品，从别人的梦境/作品中获得启示，才有可能照亮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可以滋养其创作的宝贵财富。用格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当你了解了什么是英国文学、法国文学、非洲文学、阿拉伯文学时，你才有可能去思考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特质”（《文学的他者》）。在某种程度上，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格非自己的经验之谈。他的写作正是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知性特征。在《迷舟》、《褐色鸟群》等作品中，读者可以很容易看到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外国作家的影子。很多人都说格非是当代中国最有学问的作家，诚非虚言。
翻开格非今年出版的散文加文学评论集《博尔赫斯的面孔》，除了前面几篇是游记、忆旧性质的文字外，主体部分是作者对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梅尔维尔、托尔斯泰、福楼拜、乔伊斯、卡佛、布努艾尔以及伯格曼等外国作家、导演的精彩评论。这份长长的名单仿佛轻轻地推开了格非私家书房的大门，让我们可以往里面瞥上一眼，并揣测那些曾经指引格非去发现宝藏的异域之梦。
与大多数身处学院的文学研究者不同，格非的文学批评从来不是为参加学术会议赶制出来的流水线产品，也不是应付各类约稿而大量生产的应付之作。他总是用小说家对于叙事手法的敏感，去体认和读解外国作家的经典作品，并与读者分享他在阅读过程中的心得。例如在分析博尔赫斯的名作《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的叙事停顿时，格非认为这篇小说可以分为“故事”和“哲学”两部分。在“故事”的部分中，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间谍小说，情节紧凑，扣人心弦。然而当德国间谍余准暂时摆脱英国情报部门的追捕，来到汉学家阿伯特的住宅后，小说则开始进入到“哲学”的部分。在谈及上述两个部分之间的结合时，格非显示出一位小说家的职业素养。他认为当间谍开始与阿伯特交谈时，“小说的故事在这里突然陷入了停顿。这个停顿显示出作者良好的文体意识以及叙述上的分寸感”，因为“马登虽然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这个间谍，但他要立刻找到后者，需要一段时间，因此这个停顿在情节安排上是合理的；其次，从阅读效果上来看，读者由于被紧张的故事所牵挂，他们在没有彻底弄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之前，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因此，这个停顿为博尔赫斯正面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提供了保证”。于是在这篇小说中，“‘故事’为‘哲学’提供了实例，而‘哲学’表述则赋予了‘故事’以更普泛的意义”（《博尔赫斯的面孔》）。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对小说形式特征的分析与对作家创作心理的揣摩、作品整体风格的呈现得到了有机的融合，堪称文学批评的经典。如果不是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批评家，对小说叙事的体察恐怕很难有这么敏锐。
而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格非在分析文学作品时营造的精彩意象。今天研究界流行的批评模式，往往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出发，通过借用某一理论话语，去思考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等宏观问题。使得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研究者表达自己立场的工具。在这样的文学批评中，我们看到只是研究者对于理论的熟练操演和对作品的解构，却很难发现他们对文学本身的体悟与情感。而在《博尔赫斯的面孔》中，格非则充分尊重自己的阅读体验，并努力将自己的感受赋予生动形象的感性外观。相比于枯燥的理论阐述，格非那富有画面感的文字往往能够把作品的艺术特征转化为直击人心的意象，让人掩卷之后久久不能忘怀。例如在分析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时，格非认为阅读这部作品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暗房”，而主人公K的“行为线索本身的清晰程度使背景的映像更加模糊，反过来，背景的模糊又使得线索具有随意性，就像是一只颤栗的手画出的不规则的纹线。假如我们将K的活动看作是一道照亮暗房的光线，那么，由于它过于微弱，飘忽不定，不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与其说它照亮了暗房的格局，不如说它使黑暗更加显著”（《〈城堡〉的叙事分析》）。在这段描述中，格非使用“暗房”、“不规则的纹线”以及“照亮暗房的光线”等意象，寥寥数笔就生动的概括了卡夫卡作品中人物形象让人过目难忘、整体氛围却诡异神秘的特色，从而把卡夫卡小说的审美特征准确呈现了出来。
虽然说像格非这样既能搞创作又能从事批评工作的人在中国很稀缺，但在世界范围内，这类身兼二职的作家并不少见——车尔尼雪夫斯基、亨利•詹姆斯、萧伯纳以及乔治•奥威尔等都在其列。只是这类作家往往在批评中夹带“私货”，借机宣传自己的创作理念，对那些与自己风格迥异的作家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肆批判。而格非的批评则没有这类毛病。众所周知，格非本人的创作以叙事结构机巧、语言精致著称，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托尔斯泰予以极高评价。他甚至表示：“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中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考虑到格非的早期作品大多充斥着各种各样“叙事上的小花招”、“情节的悬念”，这段文字简直就像是批评家对自己创作风格的“反讽”，让人读来不免会心一笑。
值得提及的是，《博尔赫斯的面孔》中收录的这些讨论外国文学的文章，大多依托于格非在大学授课时所使用的讲稿。与集中《乡村电影》、《师大忆旧》这类语言生动，富有幽默感的散文相比，这类文字显得少了几分灵动，而多了一些醇厚中正的书卷气。读着格非的文学批评，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中文系的课堂上，听着老师的讲解，做着我们的文学梦，并感慨原来文学是那么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