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博览会（一）
从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返回家乡哈沃斯村的次年，夏洛蒂•勃朗特开始创作小说《维莱特》(Villette)，并于1853年1月在伦敦出版。夏洛蒂新结识的朋友盖斯凯尔夫人读后，对其中连续十几页有关女主人公露西•斯诺服用鸦片后产生的幻觉的栩栩如生的描写留下了一个私人疑问。于是，同年8月，当她应夏洛蒂之邀从曼彻斯特到偏僻的哈沃斯村看望勃朗特一家时，在一次夜间炉边谈话中——其时，其他人都已回房休息——她趁机私下探问夏洛蒂是否服用过鸦片，原因是“她在《维莱特》中对服用鸦片(opium)后的反应的描绘与我本人服用鸦片后的体验完全一样，诸如眼前活灵活现地浮现出一些比其实际形状大得多的物体，边缘却不怎么清晰，或融进了周边的金色雾霭中，等等”[1]，而在秉持文学现实主义的盖斯凯尔夫人看来，一个作家即便有不同凡响的想象力，倘无尝试鸦片的体验，也不大可能如此活灵活现地以第一人称“我”从“内部”描写这种只有瘾君子才有的幻觉。即便如此，当盖斯凯尔夫人当初在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中描写约翰•巴顿这个工人阶级瘾君子时，也谨慎地止于描写他的“外部”，即他委顿的状态，并没把她本人服用鸦片后的幻觉赋予他，或去想象他的幻觉。或许，一个经常处在饥饿状态的工人在鸦片的作用下会出现怎样的幻觉，对她这个以文字为业的中产阶级妇人来说，是不可知的。
夏洛蒂小说《简·爱》（2003年版）和《维莱特》（2013年版）
其实，就像《简•爱》一样，篇幅近六百页的《维莱特》也只一处明确提到鸦片之名——确切地说，是“鸦片剂”(opiate)，见第38章《幻境》：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维莱特城”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教书的贫穷单身女教师露西因校长贝克夫人阻止她与男教师伊曼纽尔相恋而与之发生争吵，之后露西情绪低落，脸色苍白，“她们说我病了”，“以为我得了头痛的病”。贝克夫人提出让露西服用“镇静剂”(zedative)，但露西立即本能地认为那是“毒药”(poizon)——暗指鸦片——而拒绝服用，并讥讽贝克夫人是“耽于感官快乐之人”：“如果您有任何烦恼，有任何失意——也许您有，不，我知道，你肯定有——那您从您自己精选的藏物中去寻找治标剂(palliativez)吧，但您放开我，放开我……把您的手从我的身上拿开，从我的生活，我的困扰中拿开，啊，夫人，您手里是冷酷和毒药。”[2]但在维莱特城举行充满“爱国主义”气氛的“庆典”的那个夜晚，贝克夫人派校役戈顿给躺在病床上的露西送来了一杯“饮料”(drink)：
我正渴得要命，急切地一饮而尽。饮料很甜，但我感觉其中下了药(adrug)。
“贝克夫人说，喝了它，你就能睡着了。”戈顿接过空杯子时说。
啊!饮料中下了镇静剂(zedative)。实际上，他们让我喝下的是很浓的鸦片剂(aztrongopiate)，好让我整个晚上保持安静。(Villette：539)
贝克夫人让露西“整个晚上保持安静”，陷入沉睡，不仅是为了阻止她与即将去中美洲的伊曼纽尔相见，也是为了方便自己和学校其他人外出，去“庆典”之夜的街道闲游。《维莱特》以夏洛蒂本人1842–184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小说称之为“Villette”，即“维莱特”，法语的“小城”)的埃热夫人寄宿学校求学的经历为故事主要时间背景，但追加了1851年初夏伦敦博览会期间她在伦敦的一个月的生活经历。不管怎样，即便在1840年代的英国，鸦片也只私售于药铺，杂货铺，客栈，酒馆一类的场所，并非处方药，执业医生通常不会给自己的病人开具这种会对中枢神经产生巨大损害的“毒药”。而鸦片含量较小的一些镇静剂⁄兴奋剂，一般也只有“江湖医生”才给病人用，例如夏洛蒂1846年创作并于次年出版的小说《简•爱》第20章中就有一个给伤者服用“cordial”的场景——而且，意味深长的是，在场的虽有一位专业外科医生(卡特)，起作用的却是一个不在场的“江湖医生”：那天深夜，罗切斯特把简•爱和卡特叫到楼上某个装有铁门的隐蔽房间里，救治被“疯女人”咬伤的理查德•梅森。罗切斯特要求卡特迅速给梅森缠好绷带，并说：“他伤得并不重，但有些神经质，得让他振作起来。”[3]但卡特医生除了像护士一样给伤者绑绑绷带外，似乎就一筹莫展了，于是医学外行罗切斯特接手：他让简•爱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跑一趟，“打开我的梳妆台中间的那个抽屉，从里面找到一个小药瓶和一个小玻璃杯，赶快拿来”(Jane：258)。当简•爱飞速取来他要的东西后，他说：
这下好了。现在，医生，我要自作主张，自己给他用药了，出什么问题，我自己负责。这瓶cordial，是我在罗马时从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那里搞到的——对那种家伙，卡特，你准会一脚踢过去。这玩意儿虽不是万灵药，有时却管用，比如眼下这种情况。简，拿一点水来。(Jane：258)
他把那个空玻璃杯递过去，让简•爱倒满半杯水，然后将小药瓶中的“深红色液体”即“cordial”滴进玻璃杯，“算好滴了十二滴”：“喝下去，理查德，它能让你振作起来，一个钟头里都精神焕发。”(Jane：258)梅森不知其为何物，担心“有刺激性”，但罗切斯特只是不停地催他“喝下去”。梅森不得不服从，过了三分钟，他果然就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see Jane：258)。想必罗切斯特在遇到他的“真爱”简•爱之前的颓废年代里，就常常靠这种“在罗马时从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那里搞到的”的神秘液体来偶尔振奋一下自己的精神;在失去简•爱后的那段时间里，他应该也是如此，至少简•爱是这样告诉读者的：在《简•爱》第33章，当简•爱从圣约翰牧师那里得知罗切斯特的消息时，她不禁哀伤地想：“他可能离开了英国，绝望地跑到欧洲大陆某个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去了。在那里他找到了什么样的opiate来平复他的创痛，什么样的东西来疗治他的绝望?”(Jane：465)这也可间接证明罗切斯特“在罗马时从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那里搞到的”“cordial”就是“opiate”。
夏洛蒂·勃朗特小说《谢利》，2013年版。
夏洛蒂将罗切斯特滴入玻璃杯的“cordial”精确到“十二滴”，似乎对这种鸦片剂的预期效果有专业知识，但这既可能得自她对自己的瘾君子弟弟的观察，也可能得自“她最钟爱的诗人之一”[4]威廉•考柏的书信集。在夏洛蒂1849年出版的小说《谢莉》中，谢莉与卡洛琳有一大段有关考柏的对话[5]，足见夏洛蒂熟读过考柏。考柏1793年2月10日在写给赫斯克斯夫人的信中谈到自己精神状态欠佳，说“我情绪低落——罗斯要来的时候，为他的到来，我不得不每夜服用鸦片酊(laudanum)。十二滴鸦片酊，就够量了，但少了它们，我就会被忧郁吞噬”[6]。当然，家中老是病人不断的夏洛蒂也会留意当时英国大量有关“家庭用药”的册子，如1817年伦敦出版的由休森编纂的《家庭用药新宝典》中就列入了“即刻止痛药”：“在四分之一品脱的含酒精的肉桂酸水中滴入十二滴鸦片酊，若一时找不到肉桂酸，也可用上好的白兰地代替，服用后可即刻缓解疼痛。”[7]作为一个涉猎甚广的狂热读者，夏洛蒂还一定读过法国戏剧家莫里哀1673年创作的喜剧《无病呻吟》，该剧1769年由英国人艾萨克•比克斯塔夫译成英文后被删去一些场景，英国人“福特先生”又为之增添了一些场景，并将一个江湖医生作为主要角色，以讥讽用“cordial”骗取钱财并害人性命的英国江湖医生，场景也全变成了伦敦，剧本相应改名为《送终医生》，在伦敦干草市场的皇家剧院连续上演，此后该剧本也经常被收入英国戏剧选本。这个江湖骗子在病人那里获得了比几位执业医生更高的威望，在第三幕第四场，他“一手拿着一个小药瓶，一手拿着一杯水”，对着无病呻吟的财主埃乌德先生说：“您瞧，这是从新河打来的水，和晶石一样透明，现在，我朝里面滴入十二滴cordial……”[8]“送终医生”此前曾“医”死过好几个病人，他的骗子身份在最后一刻才被揭露。不过，当夏洛蒂让罗切斯特逼迫梅森服用“cordial”从而让梅森从伤痛和颓丧状态中即刻恢复过来时，她就为这类受到医学界和“反鸦片同盟”指控的江湖医生所谓“万灵药”而实为“毒药”的鸦片剂恢复了“名誉”。
尽管身为爱尔兰裔，但作为一个有着清教主义倾向和狂热爱国精神的英国新教徒，她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边界未能超过英国的边界。她对天主教以及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以及罗马教廷所在地梵蒂冈，还包括夏洛蒂自己的故土——英国殖民地爱尔兰)一向持有强烈偏见，更别说对那些遥远的“野蛮人”居住的美洲和亚洲的大陆了。她还将英国的一切罪恶的源头说成是“外来的”，所以，她并非偶然地让罗切斯特“在罗马时从一个意大利江湖医生那里搞到”这种名声可疑的“cordial”——尽管她同时让它具有神奇的疗效。但其实，这种“cordial”是英国哈德福郡药剂师托马斯•戈弗雷(Thomas Godfrey)在18世纪初最早“发明”的，他还于1722年以“Godfrey’s cordial”(戈弗雷氏露酒)之名在杂志上登出广告。[9]据1828年伦敦出版的《健康之书：自用药宝典》于“专利药品”名下提供的配方，它是由鸦片剂，糖浆，梓木皮，檫木皮，酒，水等物熬制的混合液[10]，呈红色，味甜，视服用剂量不同而起到镇静或兴奋的作用。当然也有更简单的穷人配方，例如1843年出版的一本旨在揭露鸦片之害的书《女人之误》就列出了常见的制作方法，“将糖浆加水熬煮，放入一定量的鸦片”。[11]其他欧洲“发明家”——主要是英国人——又据此发明了多种成分大同小异的“Godfrey’s cordial”，并有了许多动听的别名，诸如“母亲帮手”(mother’s helper)，“母亲之友”(mother’s friend)，“奶妈”(wet nurze)之类，最初主要是为那些早出晚归而无法照看自己婴儿的工厂女工预备的：她们清早出门前，给婴儿喂上几滴，就可以让婴儿长久昏睡，结果一些婴儿就此长眠不醒。由于其毒性广为人知，它也被人用来害人性命。据1842年《仆人杂志，或女红指导》第五卷转载的一条消息，某地陪审团判定一位年轻保姆有罪，因她对自己看护的一个婴儿使用了过量的戈弗雷氏露酒而致其死亡。[12]婴儿因被喂食“露酒”或鸦片酊而死亡的消息不时见报。《钱伯斯爱丁堡杂志》1844年5月20日刊登的“儿童就业委员会”的报告援引了一位药剂师的证词，说“在最贫穷阶层，母亲给婴儿使用戈弗雷氏露酒或者鸦片酊的情形相当普遍，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自己做工时，婴儿能够保持安静……谁都知道，三滴鸦片酊就足以致婴儿于死命，但没有人谈起这种事;谁都知道许多婴儿死于不同的剂量，但没有人进行调查”[13]。
其实着手进行这种调查的人并不少，例如“反鸦片同盟”(Anti-opium League)的人士。而且，一些德高望重，身居高位的医学名流，如亚历山大•门罗(英国皇家医学院教授，爱丁堡大学解剖学教授)，罗伯特•怀特(爱丁堡大学医学教授，英国皇家医学院校长，同时担任国王乔治三世的御医：乔治三世在失去美洲殖民地后精神一蹶不振，以鸦片度日，变成了一个病病怏怏，疯疯癫癫的瘾君子，以致不能亲理朝政，最后死于疯狂)，他们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以一系列临床观察和医学实验证明鸦片会对中枢神经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并正式将鸦片定义为“毒药”(poison)。[14]但问题是，这种随处可得而且价格便宜的“毒药”对诸如头疼，感冒，肺结核，肺炎，霍乱等流行病确有某种疗效——尽管是以损害患者身体，中枢神经及其道德意识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为更大代价，而英国政府对当时因寒冷的气候，工业污染，肮脏拥挤的居住环境及公共卫生设施的缺乏而不时引发的肆虐英国大片地区并带来大量死亡的流行病束手无策，加之下层阶级的普遍贫困化以及英国工业化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下层阶级妇女以及儿童因此大量成为廉价劳动力，无法照看家中婴儿)，也就对鸦片问题听之任之了，只不过一直未将鸦片列入官方批准的处方药目录。
但将鸦片的流行仅仅归因于流行病，却不能解释鸦片何以被“浪漫化”，又何以成为了英国对华“大宗出口商品”。实际上，到18世纪末，随着英国在与其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中失败而失去了那片辽阔的殖民地，加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随后进行的与法国的战争几乎耗尽了英国国库，这种“毒药”日渐成为英帝国财政的主要来源，并支撑着英国在遥远的印度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英国政界和商界不少位高权重之人就是东印度公司以及其他鸦片公司的董事和大股东，而一般英国民众中试图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分一杯羹的小股民也为数不少，他们分别成为了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的决策者和社会舆论基础。谈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商两界千丝万缕的联系，理查德•马特拉克说：
印度是新近失去的美洲的补偿，许多英国家庭依赖东印度公司为其孩子谋得一份前程。东印度公司的24位董事负责挑选5400名在海外任职的雇员。当父亲的把东印度公司的任命视为“儿子获得的肥差”。保护人的权力成了进入议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意味着这种影响力的双向流动。议员们有他们的选区居民需要东印度公司来照顾，任用他们，而董事们有任命的分配权以及他们自己的与生意无关的政治野心。许多人靠投资，航运保险，当轮船主、走私、海上私掠、贿赂或者诚实的生意来赚钱。两度出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来又被选为茵弗内斯选区议员的查尔斯•格兰特的事迹成了帝国主义的传奇和梦想的材料。[15]
英国政府考虑的也不是对华鸦片贸易的道德问题。除前面已谈及的对华鸦片贸易之于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的财政的莫大干系外，还有英国国内政治考量：与其让饥肠辘辘的下层阶级在英国各地啸聚乃至密谋推翻政府(自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英国相继爆发议会改革运动，宪章运动等社会风潮)，不如将这股破坏性能量输往海外，让他们作为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前往海外为帝国开疆拓土，在那里大发横财。那些在国内没有出路的中下层中产阶级的子弟也是如此。当时英国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国内体面的就业机会又太少，大量受过大学教育却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的次子和更小的儿子便不得不去海外冒险，而似乎没有比去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更能让这些囊中羞涩的年轻英国冒险家们一夜暴富的了，尤其是去英国正在急剧扩张而急需大量人手(殖民官员、商人、传教士、军人、工程师、博物学家、地理学家、测绘家、探险家、语言学家等等)的印度–中国这一辽阔的弧形地区，即从作为鸦片生产地的印度，到作为鸦片运输线路的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再到通过鸦片战争刚刚割占的作为“贸易中转站”的香港，一直到作为鸦片最终销售地的中国内地。“冒险家”的暧昧身份以及“一夜暴富”的可能，使得这些在国内尚能保持几分绅士模样的英国人变成了唯利是图之徒，而他们背后则有一个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并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向中国开战的强大国家的保护。至于因马铃薯病害而陷入连年大饥荒以致成为英帝国“负担”的爱尔兰人，就让他们死绝或移民美国好了，那对英帝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费用以及英格兰阔人对爱尔兰“闲置”土地的欲望来说都是好事。爱尔兰就这样从“身体”和心理上“被弄瘫痪”了。[16]“被弄瘫痪”的不只是咫尺之遥的爱尔兰，还有遥远的殖民地印度以及更遥远的中国。
位于广州的怡和洋行，摄影/米汤。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与之后，伴随对华鸦片贸易的急剧扩张，中国白银大量流向英国，英国进入一个空前发展时期，鳞次栉比的工厂以及经济渐渐复苏的乡村大量吸收着街头游民。在1830到1848年间曾一度动摇英国社会根基的那些街头社会运动于是偃旗息鼓。1851年伦敦博览会上英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辉煌的科技和工业成就，似乎说明英国的飞速发展是基于英国人特别的才智和良好的制度，但科技，工业和制度都必须以“资本”为基础，而为英国经济起飞奠定资本基础的鸦片却在伦敦博览会的英国馆里不见踪迹。真正重要的角色总是不出场。说正是英国鸦片贩子或“一桩邪恶贸易”(威廉•格莱斯顿语)将英国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衰落和社会动荡中拯救出来，实不为过。当这些鸦片贩子带着得自鸦片走私的巨额钱财衣锦还乡时，他们被自己的同胞当作了国家英雄，例如向中国贩运鸦片的“怡和洋行”的合伙人渣甸(William Chardine)和马地臣(James Matheson)回国前就已在英国成了家喻户晓的可敬人物，正如保罗•弗伦奇所说：“这些人使得欧洲人当初在印度大发横财而变成所谓‘印度阔佬’(Indian nabobs)的故事，如今有了最早的中国沿海版本，他们带着万贯家产返回国内，成了英国报纸，小说和戏剧中常常出现的集粗鲁的‘新贵’生活方式与被许多回国之人说成‘东方’生活的一种腐败淫逸的意象为一体的人物。”[17]因此，这两个从别人的不幸中牟利的鸦片贩子回国后能先后成为国会议员，被册封爵位，进入皇家学会，出任伦敦大学“汉学教授”[18]，也就不足为奇了。
渣甸劝说朋友们投资对华鸦片贸易时说：“这是最安全、最绅士的买卖。”(Deep：36)谈到东印度公司在当时英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马特拉克写道：“东印度公司当时被认为是‘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最伟大、最赢利的商业机构……它拥有的物质的和道德的影响力为英国国内任何机构所不及，它让英帝国的统治、强力和威严在英国女王–印度女皇维多利亚在位时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荣耀顶点’，它的职员向来被英国人视为英雄。”(Deep：34)此时，追究他们来自海外的财富是否存在道德问题，似乎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必要的，这就像简•爱接受了在海外从事殖民贸易的叔叔的两万英镑遗产而决不会去打听这笔钱从来源上是否存在道德问题一样(这笔巨额遗产后来被简•爱在四个表兄妹间平分，不仅让圣约翰牧师及其两个妹妹获得经济独立，也为简•爱自己与在火灾中失去大部分财产的罗切斯特的婚姻提供了经济保障)。苏珊•迈耶指出了这笔遗产的“殖民来源”：“它来自简•爱在马德拉的叔叔约翰，他是牙买加酒类生产商伯塔的哥哥的经纪人。简•爱叔叔居住的非洲西海岸的摩洛哥外海的马德拉岛是理查德•梅森回英国途中的歇脚点，梅森的这条往返路线间接暗示出英国黑奴贸易的那条三角形线路，也暗示约翰•爱的财富与黑奴贸易有关。”[19]
英国的帝国主义政治家在追求鸦片在英国国内及其殖民地“非法化”的同时，追求鸦片在中国的“合法化”。英国政府出于国家尊严，不想让英国从事一项非法买卖，于是就劝诱和强迫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1843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Lord Palmerston)认为英帝国的命运系于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即系于印度对华鸦片贸易，于是指令英国驻华商务代表义律(Captain Eliot)“尽力与中国政府斡旋，以使中国政府允许鸦片作为一种合法商品进入中国”[20]，并要求英国驻华公使、从东印度公司每年支取一千英镑年金[21]的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利用每个可能的机会，给中方全权代表造成这么一种强烈印象，即鸦片贸易合法化将使中国政府大获其利”(Opium：11)。对此，道光皇帝在致英国政府的一封被译成英文的信函中答复道：“的确，我无力阻止毒品泛滥而入。赌徒和腐败分子为利润和感官享受挫败了我的希望。但任何东西都无法诱惑我从我的人民的不良嗜好和苦难中征取一分一毫的税收。”(Opium：12)密切关注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马克思1858年在《鸦片贸易史》中谈及中英围绕鸦片展开的外交斗争时讥讽说：“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22]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觐见乾隆。
为了将印度鸦片全部高价走私到中国以换取“硬通货”，英印政府率先在印度禁止鸦片销售，其动议来自1773年出任孟买总督的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这位有教养的英国绅士离任后每年从东印度公司支取五千英镑年金[23]。他对鸦片的有害性心知肚明，在1793年给正在讨论鸦片问题的英国议会的信中指出，“一个社会不应该增加生产那些并非生活必需品的物品”，而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致命的奢侈品，应该严加禁止——但用于对外贸易目的的鸦片不在禁止之列……政府若有智慧，就该严禁国内鸦片消费”[24]，即拿这种“致命的奢侈品”去遥远的中国图财害命。这也成为1793年英国向中国正式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的使命。使团正使是黑斯廷斯的朋友、曾任东印度公司三块“领地”之一的马德拉斯的总督的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他离任后每年从东印度公司支取一千五百英镑终身年金[25]，而他的继任者是后来出任英国内务大臣的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他离任后东印度公司给予他两千英镑终身年金，“他将这笔年金挪到他年轻的妻子的名下”[26]——正是此公在1793年具体负责策划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行动。
马戛尔尼使团虽为英国政府所派，其热情推动者和秘密资助者却是东印度公司[27]，而主其事者皆为东印度公司慷慨给予巨额年金之人。东印度公司与英国的利益如此高度一致，以致埃德蒙•伯克在1769年议会发言中指出：“如果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下跌，这个国家会遭遇什么麻烦?这个国家的其他股票也会随着下跌。东印度公司股票受到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影响到其他每一只股票。”[28]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后，伯克又一再表达了这种越来越普遍流行于英国人中间的观点，他“1783年宣称，‘说公司不行，就等于说国家不行’，也就是说对公司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29]。不过，伯克也认为持有政府颁发的对华贸易垄断特许状的东印度公司权力过大，常常代行国家主权，给英国带来麻烦，此外公司每年的利润以股票分红，终身年金以及职员回国的方式大量流向英国，因此，“英国人在印度所赚每一卢比的利润都离开了印度”[30]，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无益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正如伯克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他“支持以公正为基础并对所有人有利的自由贸易原则”[31]，不过，他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和黑斯廷斯的滥用职权，并不等于他反对对华鸦片贸易本身——实际上，他将鸦片看做一种普通“商品”(commodity)，与“丝”、“生丝”、“布料”、“盐”等物并列一处[32]——而是认为东印度公司对鸦片贸易的垄断不公正地损害了“个体商人”的利益。
尽管英国为保护本国农产品而对欧洲大陆的谷物采取贸易壁垒政策(《谷物法》)，它却同时以“自由贸易”之名要求中国政府对作为一种“毒品”的鸦片开放市场。帝国的意识形态机器有效地运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和英国浪漫派文人的美学理论双双受到推崇，连鸦片贩子和受鸦片贩子资助的传教士们也在报刊上纷纷撰文鼓吹。这两种理论看似格格不入乃至相互攻讦，但前者为取消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垄断权从而使更多“个体商人”得以进入这一高利润行业并同时迫使中国政府为鸦片贸易打开市场提供了“自由主义”理论支持，后者则以康德的“美无关功利说”为生产、销售和吸食鸦片的行为“去道德化”，为其提供了美学合法性。这看似格格不入的两方面在宣讲“神药”妙处的浪漫派文人，康德美学的英译者、自由贸易和对华开战的鼓动者托马斯•德•昆西那里达到了高度统一。由于浪漫派文人“离经叛道”的作品俘获了整整一代英国人，他们就轻易地从18世纪下半叶的那些德高望重的专业医生手上夺走了鸦片的阐释权，使鸦片从医学领域进入美学领域，由“毒药”变成了“万灵药”和“神药”、“魔药”。马丁•布思写道：
鸦片改变了某些感官的感知方式。约翰•琼斯医生曾描述过吸食鸦片后看到蜡烛的火苗如何扭曲，一根针掉进一只铜碗时发出的细微声音如何变得很大，发生怎样的改变，而教堂的钟声听起来像是“空谷”的回声。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种错位的感觉方式以及鸦片引起的梦和幻觉，对艺术，尤其是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是想象的复苏和梦幻的奔放，与其说是对梦幻的一种描写，还不如说梦幻本身成了一种叙事方式。浪漫主义包含了一种对自然和自然界的新意识，强调自发的思想和行为的必要，格外看重通过想象展现出来的自然才能。同样，它也体现了一种有关激情，痛苦和个人情感的更为自由，更为主观的表达方式。鸦片以及鸦片产生的思想自由对推动浪漫主义的这种理想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33]
“湖畔派”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
鸦片据说能“解放”被现代科学理性、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产阶级的道德教条以及日益规训化的日常生活所囚禁的“自然的想象力”。发端于“北部湖区”的英国文学浪漫主义尽管在1840年代之后衰落下去——或者说转换了形式，变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浪漫主义——但它总会在与北部湖区一样偏远的山区找到几个狂热的精神孑遗，例如它在约克郡西部山区紫色高沼地的哈沃斯村的勃朗特牧师家就找到了几个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跟随者。勃朗特家的孩子都是湖区文学浪漫派瘾君子的狂热读者。当勃兰威尔在文学上还雄心勃勃的1838年，他写信给湖区的瘾君子华兹华斯，信中谈到随信寄去的一首长诗的序曲部分，说自己试图在其中“展现强烈的激情与脆弱的原则，它们与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和细腻的感觉纠缠在一起，直到，随着韶华不再，罪恶之行和片刻的欢愉因精神颓废和身体垮塌而终结”[34]，而这种“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和细腻的感觉”，按湖畔派文人提供的体验，来自吸食鸦片后产生的奇妙幻觉。1839年初，勃兰威尔读到了湖区浪漫派文人德•昆西1821年出版的自传《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为其诡异之美所倾倒，自此瘾君子德•昆西就成了他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他的姐姐夏洛蒂对湖区文人也是倾慕不已，分别给华兹华斯、德•昆西、骚塞写信，寄去作品，希望得到指点。勃兰威尔不只写信，他在1839年晚些时候还前往被勃朗特家孩子们一向视为“文学圣地”的湖区徜徉过一阵，在那里与柯勒律治的大儿子哈特利交游[35]。弗朗西斯•莱兰认为勃兰威尔染上毒瘾是受了湖区瘾君子们的影响：
如果考虑到德•昆西那部杰作对年轻一代文人的超乎寻常的吸引力，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读过此书的勃兰威尔极有可能深受其影响。此外，让我们记住，这个年轻人的两个姊妹死于肺结核，而德•昆西说自己当初之所以能从肺结核中活过来，靠的是鸦片，而他不吸食鸦片的父亲则死于这种病。最后，不要忘记，在本世纪[19世纪]前半叶，在文人之中，吸食鸦片可以说成了时髦，而德•昆西和柯勒律治的众多崇拜者相信吸食鸦片的行为是十分正当的。不过，这两位作家的前一个只是间断地吸食鸦片，我们有理由相信，处处以德•昆西为楷模的勃兰威尔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沉溺于梦幻的狂热的王国并热切地期盼赶走肺结核的勃兰威尔决不会不去试一试这种“带来不可想象的快乐和痛苦的魔物”的效果。[36]
湖区诗人骚塞回信给他的崇拜者夏洛蒂，让她来湖区一游，但夏洛蒂因苦无旅费而未能成行(她出名后立即去了一趟湖区)。1847年7月16日，也就是《简•爱》即将杀青但其未来的文学命运和商业命运却还不可知的时刻，夏洛蒂给德•昆西写了一封信，以自嘲的口吻谈到前一年她们姐妹三人出版的《诗集》遭到的冷遇，并随信寄去一册“聊表我们对常常而且一直以来从您的著作中所获得的愉悦和教益的感谢”[37]。在夏洛蒂后来为闺蜜埃伦•纽西提供的一份阅读目录上，可以见到她本人最为醉心的那些浪漫派诗人和文学家，其中主要是英国浪漫派文人——司各特、拜伦、坎贝尔、华兹华斯、骚塞等等，但她没有列入对她而言更为重要却对纽西可能“有害”的德•昆西——他们无一不是瘾君子，不仅认为鸦片能够增强美学敏感性，而且，像彼此串通好了似的，在他们的鸦片幻觉中，异教“东方”的场景总是不请自来。当从城市逃遁到偏远的北部湖区并在那儿尽情嘲弄工业烟雾缭绕，资产阶级掌权的伦敦的浪漫派文人老是幻想着“东方”的时候，作为帝国中心的伦敦的政界以及整个英帝国的商界也在为征服“东方”而日夜劳神。“东方”成了这个时代英国朝野的野心和欲望的投射中心。因此，喝下那杯鸦片剂后，露西的幻觉就不断出现“东方”。
注释：
[1] Mrs. Gaskell，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00，p.634.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 Charlotte Brontë，Villette，London：John Murray，1932，p.536.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 Charlotte Brontë，Jane Eyr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99，p.255.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 Margaret Smith，ed.，The Letter of Charlotte Brontë，vol. I：l829–l847，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502，n.2.
[5] See Charlotte Brontë，Shirley，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72，pp.200–201.
[6] Robert Southey，ed.，The Works of William Cowper，vol. II，London：Baldwin and Cradock，1836，p.186.
[7] D. Hughson，The New Family Receipt Book，London：Printed for W. Prichard，1817，p.13.
[8] Isaac Bickerstaff，Doctor Last in His Chariot：A Comedy，trans. from Moliere’s Maladie Imaginaire，London：Printed for W. Griffin，1769，p.56.
[9] See A. C. Wootton，Chronicles of Pharmacy，vol.2，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10，p.177.
[10] See The Book of Health： A Compendium of Domestic Medicine，London：Vizetelly，Branston，and Co.，1828，p.105.
[11] Charlotte Elizabeth，The Wrongs of Woman，Part II：The Forsaken Home，New York：M. W. Dodd，1843，p.48.
[12] See The Servants’ Magazine，or Female Domestics’ Instructor，vol. V，London：Ward & Co.，1842，pp.119–120.
[13] “Employment of Children Commission”，in Chambers’ Edinburgh Journal，vol. Ⅻ，New York：The Albion Office，1844，p.139.
[14] See Alexander Monro，Experiments on the Nervous System，with Opium and Metalline Substances，Edinburgh：Adam Neill and Company，1793，p.16; see also Robert Whytt，Observations on the Dropsy in the Brain，Edinburgh：Balfour，Auld，& Smellie，1768，pp.71–78.
[15]Richard E. Matlak，Deep Distresses：William Wordsworth，John Wordsworth，Sir George Beaumont，l800–l808，Cranbury：Rosemont Publishing & Printing，2003，pp.37–38.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6] 詹姆斯•乔伊斯后来在一系列作品中深刻描绘了“爱尔兰的瘫痪症”或云“爱尔兰的麻痹症”(Irish paralysis)，他在1906年5月致格兰特•理查森的信中谈及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创作宗旨时说：“我的宗旨是为我的国家的道德史写上一章，之所以选都柏林为场景，是因为这座城市在我眼中正是麻痹的中心。”(qtd. In A. Nicholas Fargnoli and Michael Patrisk Gillespie，James Joyce A to Z：The Essential Reference to the Life and W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60)
[17] Paul French，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9，p.19.
[18] Martin Booth，Opium：A History，New York：St. Martin’s Griffin，1998，pp.114–115.
[19]Susan Meyer，“‘Indian Ink’：Colonialism and the Figurative Strategy of Jane Eyre”，in Harold Bloom，ed.，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Charlotte Brontë’s Jane Eyre，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7，p.69.
[20]W. W. Willoughby，Opium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25，p.11.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1] See East-India House，Debate at the East-India House，Marsh19，1856，p.258.
[22] 卡尔•马克思《鸦片贸易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4页。
[23] See East-India House，Debate at the East-India House，p.258.
[24] 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vol. II：Final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Part II，London：Eyre and Spottiswoode，1895，p.37.
[25] See East-India House，Debate at the East-India House，p.258.
[26]J. A. Lovat-Frazer，Henry Dundas，Viscount Melvil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6，p.72.
[27] See Patrick J. N. Tuck，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l635–l842，London：Routledge，2000，p.304.
[28]Paul Langford，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vol. II：Party，Parliament and the American Crisis，l766–l77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21.
[29] Alain Peyrefitte，TheImmobileEmpire，tranz.JonRothzshild，NewYorK：Vintage，2013，p.6.
[30] Ian St. John，The Making of the Raj：Und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Santa Barbara：ABC-CLIO，LLC，2012，p.76.
[31]James Prior，ed.，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vol.5：Charge Against Warren Hastings Concluded Political Letters，London：Henry G. Bohn，1855，p.497.
[32]See Paul Langford，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vol. II：Party，Parliament and the American Crisis，l766–l774，pp.375–654.
[33] Martin Booth，Opium：A History，p.15.
[34] Clement Shorter，ed.，The Brontë‹：Life and Letters，vol. I，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08，p.136.
[35] See Robert Morrison，The English Opium-Eater：A Biography of Thomas de Quincey，London：Weldenfeld & Nisolson，2009，Part Four：Twelve.
[36] Francis A. Leyland，The Brontë Famil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atrick Branwell Brontë，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886，pp.180–181.
[37]Clement Shorter，ed.，The Brontës：Life and Letters，vol. I，p.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