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博览会（二）
鸦片是“家庭自用药”，其剂量由使用者自己控制。但自己调制，却可能掌握不好剂量。露西喝下贝克夫人为她调制的那杯“镇静剂”，非但没能很快入睡，反倒处于一种兴奋莫名，幻觉不断的状态： 药力开始发作。我不知道贝克夫人用的剂量太大，还是太小，反正，结果未如她所愿。我不仅没有昏昏入睡，反倒更加兴奋，脑海里新的思绪纷呈，尤其是不断出现颜色瑰丽的幻觉。各种官能像听到集合号一样同时活跃起来，号角在吹，喇叭在响，在一个不对的时间发出召唤。想象力被从休眠中唤醒，肆无忌惮地乱窜。(Villette：539) 1786年英国人约翰•雷曾做过一系列鸦片实验，其中之一是将4格令的黏稠鸦片溶于一杯水，让一位此前没有尝试过鸦片的年轻健康男子喝下，结果发现，这种剂量的鸦片剂非但没有起到镇静和催眠的作用，“整个一夜，他都被接连不断的噩梦所搅扰，无法入睡”[38]。这与露西那天晚上喝下那杯“镇静剂”后一夜无法入眠的情形非常相似。据1817年负责孟买一家当地医院的英国陆军助理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科宾在以鸦片治疗当地霍乱病人时的观察，“鸦片酊的剂量超过六十滴，就不再是兴奋剂，而是镇静剂，而剂量在十五到二十或三十滴的鸦片酊则是兴奋剂，前者带来沉睡，减去疼痛和烦恼，后者则产生不适，惊厥”[39]。但与雷和科宾的观察对象不同，露西的梦不是噩梦，而是接连不断的奇异瑰丽的“东方”之梦。作为医学观察者，雷和科宾无法透入他们的观察对象的身体“内部”、“看见”其“接连不断的噩梦”的内容，只能根据他们的脸部表情来判断他们在做噩梦，夏洛蒂则使用第一人称“我”来呈现露西“内部”的幻觉之流。 接下来十几页，夏洛蒂大量调动色彩，声音和光影，以意识流方式呈现“我”的纷至沓来的奇妙幻觉，而且幻觉和现实之间不再存在边界。正是在这些亦真亦幻的描写中，夏洛蒂从现实主义进入了“心理现实主义”，幻觉在这里不仅是被描绘的对象，它本身还成了叙述方式：如果幻觉仅仅是被描绘的对象，那至少意味着存在一个冷静的“外部”观察者和描写者，即叙述者知道自己是在描述一些幻觉而将其对象化，因此对于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这种描述依然是“现实主义”的，读者依然拥有正常的时空感和现实感;而当幻觉本身成为一种叙述方式时，就变成了“心理现实主义”，读者被置于“内部”，似乎也服用了鸦片，正与露西一起经历幻觉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的奇幻时刻。 也正是从这些以第一人称“我”呈现的接连不断的幻觉中，盖斯凯尔夫人合理地推断夏洛蒂有服用鸦片的经历。不过，当她在那个夏夜向夏洛蒂提出这一私人疑问时，可能并不带有道德非难方面的暗示。尽管自1840年代以来影响越来越大的公共卫生运动和反鸦片同盟将出售和吸食鸦片的行为指控为“不道德”，因此向一个标准“好女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无疑是在颠覆其“好女人”形象，但盖斯凯尔夫人至少曾经对吸食鸦片的行为持一种宽容态度，甚至，正如她在《玛丽•巴顿》中所做的那样，为反驳一些社会评论家将吸食鸦片的行为与下层阶级的道德状况挂钩的阶级偏见，她还为下层阶级吸食鸦片的行为做了“去道德化”辩护，将其从一个道德问题转化为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贫穷问题。她承认约翰•巴顿日渐委顿的身体和“病态的”、“阴郁的”、“失去均衡”的思想“或许可归咎于他服用鸦片”，不过： 在你严厉指责服用或者说滥用鸦片的行为之前，想象一种无望的生活，你的身体每天因饥饿而渴望食物，想象一下不仅是你一个人，而且你的四周也同样弥漫着因同一境况而产生的同样的绝望情绪，想象你周围的人用眼神和虚弱的动作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尽管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在贫困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和沉沦，难道你不会为暂时忘掉生活及其重重负担而高兴吗?鸦片会带给你片刻的遗忘。[40] 不过，当盖斯凯尔夫人在1853年8月的那个夜晚向夏洛蒂提出这一疑问时，离她出版《玛丽•巴顿》已有七年，而在这七年当中，英国社会舆论对出售和吸食鸦片的行为的越来越大的道德责难以及报刊对吸食鸦片行为造成的社会灾难的揭发，使得鸦片不仅具有了坏名声，而且还与吸食者的道德状况联系在了一起。也正因如此，盖斯凯尔夫人才在众人皆已离开时才私下向夏洛蒂提出她是否有服用鸦片的体验的疑问，但夏洛蒂当面断然加以否认。盖斯凯尔夫人后来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记录了夏洛蒂当时的回答： 她回答道，就她记忆所及，她绝对从来就没有服用过哪怕一小点鸦片，无论何种形态的鸦片。不过，她随后谈到，当她要描写一种她本人经历中所缺乏的事情时，她总是采取以下这种方式：入睡前，心里有意想着这个事情，想象它会是怎么一回事，如此接连一些夜晚，终于某天早晨，往往是在她的小说写作进展在这一点上受阻几个星期后，她一觉醒来，发现一切都无比清晰，似乎她实际经历过，然后能原样地形之于笔墨，就像实际发生过那样。(Life：634) 这听起来倒像是夏洛蒂最为崇拜的浪漫派诗人之一柯勒律治当初为自己的长诗《忽必烈汗：或，梦中幻境》的创作过程给出的神秘解释。在为那首长诗所添的小序《关于(忽必烈汗)残篇的说明》中，柯勒律治说，这首诗是在他服用鸦片剂之后的睡梦中获得的： 1797年夏，鄙人身患小恙，在桑姆塞特与德文郡接壤的埃克斯穆尔地区、波诺克与林顿之间的一处农舍静养。一日略感不适，于是服用安乐酊[anodyne，一种鸦片剂]，继续在椅子里读《珀切斯游记》，读至“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宫殿御园，十里膏腴之地尽被圈入高墙”这句时，药性发作，竟在椅子里沉沉睡去，一睡便是三个时辰，至少按外在的时间算是如此，自信梦中作诗不下二三百行，如果这可以称作创作的话，梦中意象纷呈，竟如实在之物，而文思如涌，不劳知觉或意识之力，诗句汩汩而出，醒来后，记忆依然甚为清晰和完整，于是急取纸、墨、笔，将诗句一一记下……[41] 不巧，此时有人登门，请他去波洛克一趟，他只得丢下纸笔，一个小时返回后，虽然梦境还依稀记得，余下的诗句却大多记不起来了，竟使一首完整的诗遗憾地变成了残篇。不过，虽然夏洛蒂已断然否认自己有吸食鸦片的任何体验，盖斯凯尔夫人对她的此番解释却依然抱着一种怀疑态度，觉得缺乏充足的说服力。于是，在照录夏洛蒂的那番自辩后，她以一个客观传记家的冷静口吻加了一句议论以示存疑：“我不能从心理上解释这种现象。我只能说事情就是如此，因为她是这样说的。”(Life：634) 盖斯凯尔夫人的存疑是有道理的。夏洛蒂显然夸张了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即便她“从来就没有服用过哪怕一小点鸦片，无论何种形态的鸦片”，她也完全可以经验他人的经验;更何况，她家里就有一个可就近观察的瘾君子——勃兰威尔。就像国王乔治三世一样，勃兰威尔最后也死于鸦片幻觉带来的疯狂，死时才28岁，如愿地实现了“死在韶华之年”(die young)的浪漫主义死法——罗素说：“那些不能幸运地死在韶华之年的浪漫主义者，最后只得让自己的个性消磨在天主教的规矩里面。”[42]但作为一个英国爱国者，夏洛蒂将她的个性消磨在反天主教的清教主义的规矩里面——勃朗特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将这件事当做一个不能示人的家庭丑闻，并将勃兰威尔染上毒瘾归咎于与他有染的罗宾逊夫人的引诱。以下是盖斯凯尔夫人对勃兰威尔生命最后三年情形的记述： 在勃兰威尔生命最后三年，为麻醉意识，他常吸食鸦片……他吸食鸦片，因为它比喝酒更能有效地让他一时忘怀，此外，鸦片也更容易携带。为弄到鸦片，他使出了一个瘾君子的全部招数。当全家去教堂时，他会借口身体不好而不去，但当他们去了教堂之后，他就会偷偷溜出家门，死乞白赖从村里药剂师那里弄到一块，或者从大老远地方来的贩子用盒子偷偷给他带来一些。在死前一段时间，他处在极为恐怖的谵妄状态；他睡在父亲房间，他有时会宣布，天亮前他们两人中会有一个死去，要么是他，要么是父亲。战战兢兢的姐妹们被这番话吓坏了，恳请父亲不要住在那间房间里，以免出现危险。但老勃朗特先生不是怯弱之辈，或许，他感到，若自己显示出信任，而不是恐惧，就能影响儿子，使他多少恢复一点自制。姐妹们在死寂的夜里常常等着听到一声枪响，直到她们观察的眼睛和细听的耳朵因神经长期保持紧张而变得滞涩不灵。早上，小勃朗特会漫不经心地走出房间，带着一个醉鬼的毫无节制的口吻说：“老头子和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他尽力了，可怜的老头!但我一切都完了!”(他哭诉着)“是她的错，她的错!”有关勃兰威尔•勃朗特的一切，本该由夏洛蒂本人来讲述，而不是我。[43] 最后一句因冒犯了约克郡人对已故本乡文学名人夏洛蒂的敬意而在再版中被盖斯凯尔夫人删去。夏洛蒂活着时，在频繁写给闺蜜的信中，从来就避提勃兰威尔吸食鸦片，只说他“饮酒浇愁”。她可能只对盖斯凯尔夫人私下谈起过这起家丑，但那时她不可能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部著名传记的传主，更不可能想到自己私下对盖斯凯尔夫人谈到的家丑会被盖斯凯尔夫人用做传记材料。从夏洛蒂的私下讲述，可知风气保守的约克郡山区哈沃斯人对吸食鸦片的一般态度是将其与道德堕落联系在一起，以致勃兰威尔要死乞白赖才能从本村药剂师那里弄到一点鸦片，而老远给勃兰威尔送鸦片来的外地贩子为不引起哈沃斯人的注意，不得不将鸦片仔细包裹好；工业发达的曼彻斯特也是如此，连十几年前在《玛丽•巴顿》中为吸食鸦片的行为进行“去道德化”辩护的曼彻斯特人盖斯凯尔夫人此时也将这种行为“再度道德化”，由此可见鸦片在此时的英国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认的“罪恶”。1857年，即《夏洛蒂•勃朗特传》出版的同年，英国议会正式将鸦片列入《毒品管理法》(修正版)所禁售的“毒品”名录，规定“自1857年之后，除合法医用外，所有毒品一律禁售”[44]。不过，尽管家中有一个瘾君子可抵近观察——这种观察带来的痛苦和绝望使夏洛蒂几乎放弃了他——但无论如何，勃兰威尔吸食鸦片后的幻觉，对夏洛蒂来说依然是不可知的：她能观察到鸦片给他带来的怪异言行，却不可能知道流淌在他的“内部”的幻觉之流。甚至，关于鸦片是否真的能够带来瘾君子们所声称的那些美轮美奂的奇妙幻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存在争议。 当阿莱西娅•海特1967年准备撰写《鸦片与浪漫主义想象力》一书前，她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争议：“鸦片是否会对吸食鸦片的作家的创造性过程产生影响？”她考察之前的研究，发现两部结论完全不同的著作。M.H.亚伯拉罕1934年出版的小册子《天堂之乳》认为鸦片能大大提高作家的感知力和想象力，使其越出美学常规的边界。该书“创造性地在四位瘾君子作家格拉布，柯勒律治、德•昆西和弗兰西斯•汤普森的作品中追寻那种想象模式——光的意象、声音、动作、时空意识的改变、盯着的眼睛、倾斜的建筑等等，并由此推断说，鸦片能创造一个属于自身的‘就像火星一样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梦幻世界，而当关于这个世界的记忆被复制在吸食鸦片的作家的作品中时，它们可以被辨识出来”[45]。或许，当盖斯凯尔夫人从《维莱特》的《幻境》一章中读出其作者一定有服用鸦片的体验这一印象时，她依据的就是瘾君子作家的“那种想象模式”。 亚伯拉罕无疑是在重复英国浪漫派瘾君子们的夫子自道，但这在关注当代社会道德状况的学者例如伊丽莎白•施莱德那里引起了深深的焦虑，认为该书会为当代青年吸食毒品的行为提供美学合法性。海特说，“《天堂之乳》的观点占据这一研究领域达20年之久”，直到施莱德对其提出挑战。施莱德在1953年出版的《柯勒律治，鸦片与(忽必烈汗)》一书中非常不满于“对柯勒律治诗歌的象征主义阐释以及认为《忽必烈汗》非得在鸦片引起的梦幻中方可创作出来的观点”，并基于自己对当代美国吸毒者的观察，认为“《忽必烈汗》写成于1799年10月或1800年5月或6月，是受了兰德的《盖比尔》、骚塞的《撒拉巴》、弥尔顿和当时东方主题的文学时髦以及柯勒律治在哈茨山和威斯特摩兰所见到的景致的启发，这些都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而不是什么隐匿的象征在起作用”[46]，否定鸦片本身具有提高感知力和想象力并产生“幻觉”的神秘作用。 海特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在她看来，要驳斥这两种观点的极端性，只需稍稍考察一下非文学圈的普通鸦片吸食者的想象类型即可，而她从20世纪美国吸毒者那里根本就没有发现19世纪英国浪漫派瘾君子常有的那类幻觉，有些吸毒者甚至根本就没产生任何幻觉，因此，她认为“鸦片只能对吸食者心中已有的那些东西起作用，它在当今具有自我意识的，焦虑的吸食者心中产生的效果与在19世纪早期的那些吸食者心中产生的效果不同”，因为“不同的罪感和焦虑产生不同的想象模式”，“诸如柯勒律治和德•昆西这样有学问并且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他们在鸦片的作用下看到了那类幻觉，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普通的吸食者也看到了这类幻觉，同时，当今没有受过教育的，缺乏想象力的少年瘾君子在吸食鸦片后没有产生幻觉，也并不意味着当柯勒律治或德•昆西说他们产生了此类幻觉时是在撒谎，或者他们之所以出现这类幻觉，是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47] 鸦片能够扭曲感觉，产生幻觉，但它本身并不一定带来“东方”幻觉，除非它被置于一种有关“东方”的想象性建构中。中国瘾君子的幻觉是断断不会出现“祭坛和神庙，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一类意象的，因为在中国，有关鸦片的想象和话语建构并没有与“异国情调”发生关系——阿拉伯世界当时并没有成为中华帝国的“焦虑”——而是与佛家和道家所描述的“仙境”相连，所谓“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例如向农民学习种植罂粟并对其致幻性颇为了解的苏辙在《种药苗》中称，用罂粟熬煮的“佛粥”(“研作半乳，烹为佛粥”，“柳槌石钵，煎以蜜水”)有“便口利喉，调养肺胃”的药效，不徒如此，还能让人神思飞扬：“饮之一杯，笑失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48]这全是中国本地风光，尽管鸦片最早的中译名“阿芙蓉”来自阿拉伯语读音(“O-fu-yung”或“U-fyung”)的音译，证明这种植物提取物最初来自域外，而后出的“鸦片”一词是对英语“opium”的音译，证明英国人取代了阿拉伯人成了中国的鸦片输入者。[49]英国人为了弱化对华鸦片贸易的犯罪感，经常提到中国人远在英国鸦片进入之前就有吸食鸦片的习惯，这混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作为一种广泛生长于世界各地的植物，罂粟很早就在各地被用做一种草药；其二，罂粟只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植物，而进入现代化大规模种植后，其提取物鸦片才成为一种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品，而且是西方现代工业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第一种“药物”，它足以摧毁一个民族的体质和心理。 海特实际上是将“历史主义”带进了鸦片与浪漫主义想象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而避开了亚伯拉罕的“鸦片决定论”和施莱德的“鸦片无关论”的非历史论断。毕竟，不管此前和此后的瘾君子的文学想象以怎样的模式出现，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的鸦片幻觉却群体地呈现出相近的想象模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东方”。考虑到英国浪漫派的才子佳人们的足迹几乎从未到过“东方”，那么“东方”在他们的鸦片幻觉中总是像一个自动装置那样及时弹出，就足以证明他们有着共同的“焦虑”，正是这种共同的“焦虑”产生了相同的想象模式。奈杰尔•利斯克从英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浪漫派文人笔下挥之不去的“东方”幻觉中，敏锐地发现他们内心存在一种“帝国的焦虑”[50]。当他们将“东方”描绘为一种美轮美奂的，奢侈肉感的形象时，他们表达的是一种对东方的欲望;当他们将“东方”描写为腐败、异教、野蛮人、道德堕落、瘾君子、“流行病”的形象时，又对来自“东方”的“污染”产生了一种焦虑，仿佛“东方”正在一点点剥蚀“我们身上贴着[的]新教徒和英国特征的标签”[51]。 夏洛蒂完全不必亲尝鸦片，也能栩栩如生地描写服用鸦片之后的身体反应和幻觉，因为她不仅是一位有想象力的作家，还是一位有想象力的贪婪读者，生活在其文学前辈们丰富的文学经验里，而此前和当世的一些有写作才能的瘾君子已提供了不少足资借鉴的文学范本，既有报刊文章，也有诗歌、小说、自传、随笔。换言之，当夏洛蒂在《维莱特》中描写露西吸食鸦片后的幻觉时，她面对的并非一个必须由她本人去探求的陌生经验领域，她不过是在经验他人的经验，因为此前和当世各类有关吸食鸦片的体验的描述早已形成一个被充分“符码化”的想象空间，以致对鸦片吸食者和并非吸食者却试图描写鸦片体验的那些文学家具有了一种心理暗示效果，左右着想象的方向——“东方”。夏洛蒂显然对这些作品中有关鸦片及其幻觉的内容非常熟悉，但问题是，《维莱特》的《幻境》一章里呈现出来的鸦片幻觉，虽然其中少数片段可以看出对“他人经验”的挪用和风格化处理，其主体部分(“我”在充满爱国主义“庆典”气氛的夜晚的维莱特街道，“巨宫”和“公园”的梦游)却明显是她本人的“想象”和“创造”，在浪漫派以及其他瘾君子笔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幻觉场景。夏洛蒂本人，正如前文所引，也强调这些幻觉是她自己的“梦的想象”。 果真如此，还是夏洛蒂有意将《幻境》的创作过程“神秘化”?考虑到此章长达二十多页，就像柯勒律治《忽必烈汗》长达数百行，它不太可能是“一朝醒来”后对一个连续的漫长的梦的记录，而更像是对一个连续的“白日梦”的重新组合。但《幻境》中的鸦片“幻觉”绝非“白日梦”或者“想象”。就像施莱德认为《忽必烈汗》的创作受到“柯勒律治在哈茨山和威斯特摩兰所见到的景致的启发，这些都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一样，《幻境》也有其现实来源，是夏洛蒂对她1851年5月到6月间多次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展馆“水晶宫”的观感的直接挪用，和“鸦片”或者“想象”没有关系。 布思说“鸦片改变了某些感官的感知方式”，但改变感知方式的不只是鸦片，类似“水晶宫”这种刻意将光影和声音处理得足以产生“非现实”之感的庞大现代玻璃建筑对那些已习惯于约克郡西部荒原并偏爱废墟和古堡的人来说也可能造成感官的某种震动，就像服用鸦片造成的相似情形。关于感觉的扭曲，夏洛蒂在解释简•爱何以出现“幻听”(“简——简——简——”)时，对它有生动的描绘：“感觉的奇妙的震颤就像地震来临一样……启开了心灵密室的门，松开了它的羁绊——将它从沉睡中唤醒，它战栗地起来，惊骇地谛听，然后，我的警觉的耳畔回荡起三声呼唤，穿透了我战栗的心，穿透了我的灵魂。”(Jane：516)发烧，偏头痛，不安稳的睡眠以及置身于一个梦幻色彩的场景之中，对一个神经敏感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感官的某种程度的扭曲，而写作《维莱特》之时的夏洛蒂恰好处在这种精神和身体的境况中。在1852年2月写给盖斯凯尔夫人的一封信中，她详细谈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上次给你写信时，我还以为自己的精神萎靡已然过去了，但现在又回来了，而且反弹得更严重。身体内部肿胀，然后发热；我的右边身体痛得要命，胸口发烫发痛；我几乎夜不成寐，或者即便睡着了也噩梦不断；我的胃口不好，低烧一直伴着我。”(Brontës，II：247–248)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夏洛蒂开始构思并创作《维莱特》。这个时期她几乎一直待在荒凉的哈沃斯村，又病又孤独，并焦虑自己去年在博览会期间热闹非凡的伦敦停留一个月的丰富经历会使自己对陷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哈沃斯村的生活产生厌倦之情。实际上，1851年6月11日她从伦敦写给闺蜜纽西的信中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信中说自己在伦敦有“快乐的时刻，但这些是我应该排斥和节制的快乐，它们无益于我的将来，只徒增我将来的孤独”(Brontës，II：217)，但尽管她刻意“排斥和节制”这些快乐，潜意识里的某种“摆脱常规”的欲望却呼唤着她，使她一次次梦回那色彩缤纷的外部世界——此时，伦敦及其“水晶宫”就带着其“异国情调”不断浮现在她眼前。当她在为自己正着手创作的这部小说寻找一个作为枢纽的地点时，伦敦这座位于帝国中心的“巴比伦城”，“大巴扎”，这座到处充斥着“异国情调”的帝国大都市，就成了不二之选：它正是连接英国和海外的中转站，是从“英国性”过渡到“帝国性”的一个象征。 谈到“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归纳道，“现代概念”的国家有着一个边界明晰的“法定疆域”，国家主权在这个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所发生的效力，是完整的，平摊的，均匀的”，“但在较古老的想象里”，“王权将一切事物围绕一个至高的中心组织起来”，“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相互交错，并不明晰，主权也不无相互渗透，相互重叠之处。因而，这种前现代帝国和王国能轻易维系它们对彼此之间具有巨大异质性而且通常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人口的长期统治，实在是颇为吊诡的”。[52]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有着“日不落帝国”别称的英帝国的写照。 帝国区别于国家的标志，是它不得不容纳帝国急剧扩张过程中被纷纷纳入帝国疆域或势力范围但尚未来得及——或不具备充分能力——进行文化和社会“整合”的那些边缘地带的异质文化，族群和宗教，帝国以一种或可称之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来显示帝国达于全球的威望，同时，又将其用做一种殖民统治策略，既显示帝国的宽容，又节省殖民统治的成本。这种帝国性典型地体现于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就像夏洛蒂走进博览会展馆“水晶宫”时所感受到的那样：“地球各个角落的财富汇集到这里。”(Brontës，II：215)这一句话被夏洛蒂稍加改变，挪作了在鸦片幻觉中走进维莱特城的“巨宫”的露西的观感：“整个世界似乎都汇聚在这儿。”(Villette：542)问题是，既然夏洛蒂本人不必服用鸦片就能产生这种美轮美奂的“东方”幻觉，她又为何一定要让她笔下的露西服用鸦片然后产生同样的幻觉呢? 注释： [38] John Leigh，An Experimental Inquiry into the Properties of Opium and Its Effects on Living Subjects：with Observations on Its History，Preparations and Uses，Edinburgh：Printed for Charles Elliot，1787，p.109. [39] Frederick Korbyn，A Treatise on the Epidemic Cholera，as It Has Prevailed in India，Culcutta：The Baptist Mission，1832，p.314. [40] Mrs. Gaskell，Mary Barton：A Tale of Manchester Life，vol.1，London：Chapman and Hall，1878，pp.265–266. [41]S. T. Coleridge，Christable; Kubla Khan：A Vision in a Dream ;The Pains of Sleep，London：William Burmer and Co.，1816，pp.51–52. [42] Bertrand Russell，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Abingdon：Routledge，2009，p.546. [43] Mrs. Gaskell，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vol. I，London：Smith，Elder，and & Co.，1857，pp.322–323. [44]“An Act to Restrist and Regulate the Sale of Poisons”，in The Sessional Papers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House of Lords，or Presented by Royal Command，vol. VI，1857，p.3. [45]Qtd. In Alethea Hayter，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13. [46] Qtd. In Alethea Hayter，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pp.13–14. [47]See Alethea Hayter，Opium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pp.37–38. [48]详见苏辙《种药苗》，收入《栾城第三集》第五卷，明嘉靖二十年活字印本。 [49]See“China ; or the Middle Kingdom：Commerce of the Chinese”，in The Reformed Presbyterian Magazine，May1(1863)，p.D158. [50]Nigel Leask, 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 Anxieties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 –12. [51]Clement Shorter, ed., The Brontës: Life and Letters, vol. II,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8, p.23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 卷数和引文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52]See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91，p.19. 本文原载于2015年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作者程巍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精彩未完，敬请读者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