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博览会（三）
1851年5月28日，夏洛蒂应她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和审稿人W.S.威廉斯之邀，从哈沃斯村来到正在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的伦敦，住在海德公园附近的格罗切斯特街，与海德公园里的伦敦博览会展馆“水晶宫”只有咫尺之遥。作为一个彰显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并以此激发英国人的爱国主义的“国家庆典”，“水晶宫”及其所在地海德公园以及与海德公园相邻的街道全都进行了彩灯装饰。博览会期间“水晶宫”和海德公园每天下午6点关闭——那时，“钟声将在水晶宫内响起”[53]——但暮色来临，华灯初上，四处的彩灯犹如繁星，海德公园外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夏洛蒂在格罗切斯特街的旅馆住了一个多月(中途换到同一条街的另一家旅馆)，白天活动很多，例如去听萨克雷的讲座——盖斯凯尔夫人发现《维莱特》中伊曼纽尔的讲课场景来源于萨克雷在伦敦博览会期间的系列讲座，说“夏洛蒂对我谈到的对萨克雷的讲座的评论与我随后从《维莱特》中读到的相关评论一致”(Brontës，II：217)——去参观“水晶宫”，去教堂听布道，等等；有些夜晚，她离开旅馆，在朋友陪伴下，沿着海德公园的栅栏散步，去参加W.S.威廉斯在家举行的宴会，去看法国女演员拉歇尔的演出，从海德公园栅栏的空隙能看见公园里的树上流光溢彩的灯饰，被照亮的空寂的小道以及屹立在林间空地的喷水池，雕像和那座富丽堂皇的玻璃建筑。
这些频繁的活动和应酬让她既兴奋又疲惫不堪，并因预感到返回孤寂的家乡后可能“欢乐不再”而伤心。她写信给纽西，说“许多夜晚，我在极端的悲伤中度过”，而她本来就弱的身体此时更弱了，“上午我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无精打采的状态中给你写信，从前天开始，一直到整个昨天晚上，我的头变得越来越痛，最终变得狂乱而剧烈，这番折腾过去之后，我更加虚弱了，今天早上我一点力气都没有，简直弱不禁风”(Brontës，II：217–218)。不知夏洛蒂在“整个昨天晚上”的“狂乱而剧烈”的头疼中是否独自离开过格罗切斯特街的旅馆，双脚飘忽地沿着海德公园栅栏外面的街道游走，不过，在一年后创作的《维莱特》中，我们读到，在维莱特的“庆典”之夜，因头痛欲裂而被迫服用了鸦片并感到神思恍惚的露西独自离开贝克夫人的寄宿学校，沿着充满庆典气氛的维莱特的街道游走，去寻找“维莱特公园”和坐落于公园里的那座“巨宫”。
并非巧合的是，“水晶宫”这座巨大的玻璃建筑本身也是按照给参观者带来“非现实”之感的原则来设计和装饰的，它就像瘾君子们在幻觉中看见的那种“非现实”景象的现实化，或者说现实本身变成了幻觉。“水晶宫”建在海德公园南边的一大块空地上，是一座东西走向，外观类似花房的庞大长形穹顶建筑，设计者为皇家园艺家约瑟夫•普莱斯顿，一个善于设计以“玻璃天顶之下的热带景物”[54]为特征的巨大花房的苏格兰人。“小冰期”的寒冷气候总让高纬度的英国人梦想着“东方”或者“南方”的阳光，而约瑟夫设计的玻璃天顶使得花房内部光线充足，温暖如春，奇花异草生长茂盛，呈现出热带的野趣，将遥远的热带安置在了高纬度的英国。普莱斯顿拒绝使用砖石这类灰暗的，阴郁的，容易落尘的，遮蔽光线而且不易拆卸的传统建筑材料，当他赶在截稿前九天为博览会庞大的展厅画出设计图时，他头脑里浮现的就是一个成倍放大的玻璃花房，而且，它的内部也的确像大玻璃花房一样摆满高大的热带植物。
“水晶宫”最初被称为“玻璃宫”(Palace of Glass)，取自“英诗之父”乔叟的诗句“我睡着了，梦见自己身处一座玻璃殿(a temple ymade of glas)”。约翰•廷布斯说这首500年前“用英国民族语写就的诗与我们的博览会的开幕仪式如此贴合，似乎证明了这位诗人和预言家昔日的想象有先见之明”(Year-Book：97)，而乔叟那句诗行被印在了博览会皇家委员会编订的展品目录的扉页。按博览会皇家委员会主席、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伯特亲王的要求，“水晶宫”的设计要“展现英国的伟大”(Year-Book：16)，“并展示英国在世界的地位”(Year-Book：26)，但它明显缺乏“英国性”就有些奇特了，不过它恰恰通过展现远离英国的“热带”或者“东方”的景象，证明大英帝国的力量遍及全球，能够将地球各个角落的财富汇聚于伦敦，而这正好展示了“大英帝国的辉煌”及其“世界帝国”的雄心壮志。在这个意义上，“水晶宫”就是“帝国性”的象征。
普莱斯顿的“水晶宫”设计方案受到英国在南美的殖民地圭亚那的一种水生植物的启发，即1837年——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时——“发现”并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为“维多利亚睡莲”的圭亚那巨型睡莲。以英国的人名或地名来命名殖民地的事物，以替换其原有之名，是英帝国的文化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意识替换”的策略之一，同时让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国人产生一种“四海如家”的主人意识。1849年，普莱斯顿成功地在他的玻璃花房里培养出了这种南美睡莲。他观察睡莲叶子纵横交错的叶脉，灵机一动：既然这些纤细的叶脉能够支撑睡莲巨大的叶面，那么，以纤细的钢条作为支撑结构，然后在钢筋方框中嵌入巨大的玻璃，就能建造一座巨大的玻璃宫。[55]这座被认为体现了当时英国最新工业技术以及“艺术时尚”(所谓“艺术时尚”被证明乃是“东方情调”)的巨大玻璃建筑，不徒其外观设计的灵感来自英国在南美的殖民地的一种植物，它内部的装饰以及展品摆放方式也复制了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的“巴扎”(Bazaar)风格。在伦敦博览会于1851年5月1日开展后不久，廷布斯就评论道：
或许法语中可被称为“展会”的那种产品展示，最早可追溯到零售商的橱窗里的货架，但我们必须在东方才能找到真正的产品博览的起源，此即东方集市(Oriental Bazaars)，它的展品分类体系为伦敦博览会所部分采用。“Bazaar”这个词来自波斯语，其原初意义为“集市”(market)，“市场”(forum)。在土耳其、埃及、波斯和印度，这个词被用来指称城镇的商业区域，但“bazaar”的真正原则是将不同类别的商业场所连成一片，正如博览会的英国馆所采用的原则。(Year-Book：3)
与英国室内零售商店不同，“东方集市”(巴扎)是一个街巷相连，室内室外连为一体的功能齐全的商业区域，就像“小城”(villette)。“水晶宫”里分布着纵横交错的“街巷”(avenues)，各国展厅以及分类展厅沿着这些“街巷”左右排列。“水晶宫”正门是一道铁制门廊，上方是一个缀满灯光的巨大玻璃穹顶，从门廊沿南北方向的玻璃天顶的“主道”往里走，“西边是英国，印度及英国殖民地的产品展厅，东边则是外国产品的展厅”(Year-Book：99)。廷布斯说，这种布局“公然违反地理原则，[位于中部的]主道被说成是。海德公园世界的赤道。，一边是印度和英国殖民地；另一边，中国、突尼斯、巴西、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挤在一处，均属热带区域”(Year-Book：100)。
“主道”是一条宽敞的长廊，两侧墙上挂满各种颜色和形状的英国毛毯和印度披巾，长廊中间沿线摆满了“异域雕刻和雕像”，还有巨大的喷泉。许多装饰性艺术品都是用塑料和纸板仿制的。“印度和英国殖民地”及“东方”国家的展品和建筑充满了异国情调，如“印度馆”里有一个房间设计成富丽堂皇的印度宫殿的样子，“外面摆放着一溜巨大的泥俑”，“里面则挂满了印度披巾、地毯、地垫和混合织品”(Year-Book：109)。尽管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耻辱以及外交礼节问题使中国政府无意去伦敦为博览会增添光荣，但博览会皇家委员会还是在“主道”尽头一个角落设了一个小小的“中国馆”，里面的展品几乎全来自英国人的私人收藏，其中不少是1840到1842年对华鸦片战争中英国军人掠来的战利品。“让人感兴趣的”还有一只中国走私船模型，它似乎在说明是中国人自己在走私鸦片：“中国馆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展示着鸦片走私船的一个模型，我们几乎没有必要提醒我们的读者那些从事这项非法运输的人不断面临的危险。”[56]“非法”一词颇为扎眼，因为无论是这座“展现英国的伟大”的“水晶宫”，还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政府屈从“自由贸易”原则的英国政府，都与这桩“非法”贸易有着莫大干系。“水晶宫”里还有不少主题展厅，分别摆放火车机车，印刷机，织布机，马车，马具等等，当然也少不了钻石、珠宝、帽子。
“水晶宫”的内部装饰委托给了装潢设计师欧文•琼斯，“他对色彩的研究，他对埃及和广义的东方以及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用色的系统知识，使他足以适合这一趣味工作”(Year-Book：74)。为避免色彩单一，琼斯从东方古代建筑的内部装饰颜色受到启发，建议展厅内部也使用“蓝色、红色和黄色，其对应的比例可以中和或者抵消对方，这样没有一种颜色占据上风，或使眼睛疲劳，而展厅里的全部展品却与各种颜色相得益彰”(Year-Book：93)。来自玻璃天顶的光线反射在“水晶宫”里红色，蓝色，黄色的背景颜色以及琳琅满目的各式展品上，再加上高高隆起的巨大内部空间产生的回声效果，给参观者的感官带来了一种新体验，有一种如梦如幻的非现实感觉。或者毋宁说“水晶宫”设计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幻觉，一个自己可以制造，激发幻觉的幻觉，而这些幻觉的特征是“东方情调”。顺便一提的是，1853年夏盖斯凯尔夫人去哈沃斯村看望夏洛蒂时，发现后者显然把那座乡村风格的牧师住宅的客厅进行了装修，“主色调是深红色”(Brontës，II：337)，把《简•爱》中以浪漫主义之笔涂抹的凄冷荒凉却诗意盎然的高沼地关在了外面。夏洛蒂以“深红色”来装饰客厅，显然受到两年前她在“水晶宫”里见到的那种足以产生“非现实的效果”的用色方式的影响，而她正是在这个“深红色”空间里创作了《维莱特》。
“水晶宫”所在的海德公园也做了相应布置，树木的边缘装饰了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彩灯，林中空地建起了雕像，方尖碑，喷水池等等装饰性艺术品，其中当然也少不了“东方”，例如一座20英寸高的金字塔，它的石头来自“康沃尔的靠近盆林地区的采石场”[57]，还有“埃及神庙”和“狮身人面像”等等，让人仿佛置身于“东方”。“东方情调”成了时髦的装饰和艺术趣味。博览会5月1日开展，维多利亚女王与阿伯特亲王主持了开幕式。“水晶宫”天天游人如织，参观“水晶宫”成了1851年英国人的盛事。
伦敦博览会全称是“万国工业品博览会”，但突出的是英国的辉煌成就。这个博览会同样也是“万国人种博览会”，突出的是白种人的优越。特尔•埃林森谈到伦敦博览会期间伦敦的人种巡回展时说：
人种学不再只是小圈子的专业学问，它同样变成了一个大众娱乐工业。美国的演出经纪人P.T.巴伦策划将一些美洲印第安人运到伦敦进行巡回展出，他常常与艺术家兼人种志学者乔治•卡特林合作，而后者在伦敦博览会期间资助了在“水晶宫”展出一个中国家庭。卡特林梦想能够“将经由陆地和海洋可以到达的所有国家的人种代表汇聚一起，组成一个万国大会，进行巡回展览”。他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从每一个国家，无论文明之国，还是野蛮之国，各选一男一女……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没有比这样的博览会更有趣的了。”[58]
这样的活人展品只可能是“野蛮人”。早在1842年8月，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一位叫内森•邓恩的美国人就在伦敦海德公园阿伯特门附近建起了一座“唐人馆”，到1851年伦敦博览会开幕后，“唐人馆”又增添了一组活人展品。“唐人馆”登在《伦敦展会指南》上的整版广告云(着重号部分原文为黑体字)：
绝世诱惑——中国淑女邱婉叶(Pwan-Ye-Koo)，芳龄17，金莲不足2寸半！随其展出的还有她的贴身女仆、中国乐师、两个有趣的中国幼童，其中男孩五岁，女孩七岁，及其保姆，每日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下午2点至5点、下午6点至晚上10点在海德公园阿伯特门唐人馆展出。辜婉叶女士将咏唱中国歌曲，由中国乐师以中国乐器伴奏，时间为每天中午12点、1点，下午2点半、3点、4点、5点，晚上7点、8点、9点。两场展览的门票只一先令。[59]
这年8月，博览会开幕式已过去三个月，由在华英国传教士、商人和驻华领事资助，一艘装着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以及一个中国家庭的船在经历从广州到英国海岸的漫长海上航行之后，终于驶入泰晤士河。这个中国家庭——“中国士绅钟阿泰(Chung Atai)及其两个小脚妻妾、一个小姨子”，还有一位婢女——立即受到伦敦报刊的格外关注，维多利亚女王一家还在怀特岛上的行宫接见了这个中国家庭，“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参观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周六他们已经达成了心愿。由于女眷们都缠小脚(她们的鞋底只有1.5平方英寸大)这一令人无奈的特点，她们显然不适合去挤世博会的人群。一个更为妥善的办法就是让她们趁上午为残疾人安排专场的时间去参观。所以她们便穿上了本国生产的漂亮刺绣绸缎衣服，坐在巴斯的轿椅里，被人抬着去水晶宫里转了一圈”[60]。在博览会期间，夏洛蒂想必看到了这些“活人展览”或者报道，她在《维莱特》中借小波丽之口谈到“一个中国淑女”，说她“有一双比我的还要小的脚”(Villette：30)；当布莱顿夫人为准备参加音乐会的露西定制一件“粉红色裙装”(apinKdrezz)时，露西的拒斥心理颇可玩味：她“感到自己立即就要被穿上这件中国淑女的衣服，急忙说：‘它不适合我’。……我绝不会穿它，我想任何人都无法强迫我穿上它。一件粉红色衣服!”(Villette：244)不过，她最后还是被迫穿上了它，并在布莱顿夫人要求下走到镜子前：“我带着恐惧和战栗站到镜子前，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更感到了恐惧和战栗，于是便扭头走开了……这件衣服让我感到羞耻和滑稽。”(Villette：245)夏洛蒂向来坚持穿自己的英格兰传统女装，作为自己的“英国标签和英国特征”，她在1849年11月那次去伦敦前，还特意在哈沃斯村的裁缝店做了几身“务求朴素”的衣服(Brontës，II：90)。就像夏洛蒂一样，她笔下衣着朴素的女主人公露西也恐惧自己穿上“粉红色裙装”之后看起来像一个“中国淑女”，这会让她感到羞耻和滑稽。
抵达伦敦的次日(1851年5月29日)，夏洛蒂就在朋友陪同下参观了“水晶宫”。她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描述这座集现代工业技术和时髦的装饰艺术于一身的庞大建筑：“它的外表有一种奇妙的、精致的但某种程度上非现实的效果，它的内部像一个巨大的浮华世界，到处充斥着明亮的颜色，在那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从珠宝、珍妮纺织机到印刷机，应有尽有。它精巧、美轮美奂、生机勃勃，却令人迷惑。”(Brontës，II：212)在给纽西的信中，她将水晶宫说成“魔鬼宫殿和大型巴扎的混合”(Brontës，II：214)。几天后，她在另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再次参观了“水晶宫”，并在给父亲的信中报告道：
我们在里面待了大约三个钟头，我得说，这次参观比上次更令我震动。它是一个奇幻之宫——巨大、奇特、崭新，难以描绘。它的辉煌不在于一物，而在于所有的物的奇特组合。从那些摆满铁路机车、锅炉、正在运转的磨面机器、各式各样的漂亮马车、形态各异的马具的大厅，到那些摆满金匠和银匠所制作的精妙工艺品的罩着玻璃罩、铺着天鹅绒的展架以及那些价值成千上万英镑的钻石珠宝的严加守卫的珠宝箱，您可以找到人类工业所创造的任何东西。它或许可被称作一个巴扎或者市场，但这是一个东方魔怪创造的巴扎或者市场，似乎只有魔术才能把地球各个角落的财富汇集在这里，似乎只有神灵之手才能将这一切安排成这样，而且展馆内部光线通亮炫目，色彩对比如此鲜明，具有惊人的效果。充斥于各条通道的人群似乎在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影响下变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我去的那天共有三万参观者，但在他们中间听不到一声喧哗，见不到一个蠢动——人潮只是平静地往前波动，发出连续的低沉的声音，就像听到远处的海的声音。(Brontës，II：215–216)
一个月内，夏洛蒂先后五次参观“水晶宫”，但她觉得这座庞大的现代玻璃建筑不太符合自己的性情，谈到它时总带着厌倦的口吻，并屡次表示自己更喜欢去听萨克雷的系列讲座——她对那里的室内环境更加满意(“四面墙壁都刷了金粉，座椅是包了填充物并有靠垫的沙发，外面裹着蓝色的锦缎”[Brontës，II：213]，这大概给她带来了家庭客厅的感觉)。实际上，身型矮小并穿着朴素英国乡下衣装的夏洛蒂在挤满大都市时髦人物的梦幻般的“水晶宫”里感到的是不自在。尽管她自小就通过《一千零一夜》以及其他有关东方的故事想象着遥远的东方，但一旦置身于“东方”景象，她却感到身份的困惑。在1851年7月14日返回哈沃斯村之后回复伍勒小姐的信中，她要求伍勒小姐“不要再逼迫我谈有关‘水晶宫’的话题了。我去过那里五次，的确也看到过一些有趣的东西，你只要上那里看上一眼，就足以感到震惊和困惑，但我无法在这个话题上产生任何狂热，后来四次参观均是友人强拉而去，而非出自我的意愿。那是一个纷扰的场所，更主要的，它的奇幻之处过于诉诸人的眼睛，而罕能触及人的头脑或者心灵”(Brontës，II：224)。夏洛蒂感到“水晶宫”与她的“头脑或者心灵”存在一种隔阂，是一个异质的他者，她因为对它感到困惑而下意识地排斥它，因此，尽管她一次次使用“巴扎”、“东方魔怪”等词来描绘它，却几乎没有谈及“印度以及英国殖民地”、“中国馆”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展馆及其展品与分布在海德公园里的那些“东方”建筑，但所有这些与“东方”有关的物品，连同“水晶宫”及其所在地海德公园，却奇特地出现在一年后她创作的《维莱特》中，出现在女主人公露西服用鸦片后的美轮美奂的幻觉中。
在服用贝克夫人调制的那杯“饮料”后，露西的眼前浮现出子夜的维莱特街道的幻觉，她“看见”一座公园，“一座夏日公园，里面长长的小径显得安静，空落，安全。那里，在树荫深处，有一个巨大的喷水池——我记得它，我曾在它的旁边站立过——清凉洁净的水从池边溢出来，它的底座缀满了茂盛的绿色灯芯草”(Villette：539–540)。这显然是海德公园里那个大喷水池。但“公园的门关了，上了锁，外面还有卫兵巡逻”，不过，“以前，当我从旁走过时，我曾看见过栅栏有一处缺口——那片栅栏垮塌了。此刻，我在回忆中又记起了这个缺口，我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她决定从这个窄窄的缺口溜进公园，“在这个时刻，这整个公园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了——这个月色清辉的子夜的公园”(zeeVillette：540)。她下了床，梦游般地朝房间外走去。“在燥热的六月之夜，密闭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但房间的门是打开的”，她蹑手蹑脚走出贝克夫人的学校，走上充满“庆典”气氛的街道，去寻找“那个公园”，却被“一种浪潮般的，流淌的声音”所引导，身不由己走了过去：
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座巨宫(a Grand Palace)，像魔术一样，突然我就置身于一大群活灵活现、快快乐乐的人群。维莱特是一个光线炫目之地，一个巨大的光线通透之所；整个世界似乎都汇聚在这儿；月光和夜空被隔在外面：这座小城(villette)，在它的那些巨大灯盏的照耀下，看见了它自己的辉煌——艳丽的服装、华丽的马车、漂亮的马匹、绅士般的骑手拥挤在它明亮的街道上。我甚至看见了许多面具。这真是奇妙的景象，比梦境还奇妙%但公园在哪里?——我应该离它很近%这里灯光四溢，那座公园肯定就显得昏暗、安静——那里，至少会没有火烛，灯光和人群吧。(Villette：542)
她在这座“水晶玻璃”的宫殿里游走着，“看到那些茂盛的盆栽植物映衬在肋架之间的巨大的玻璃上”。她从这座“巨宫”走出去，注意到“并列的石柱之间的铁制门廊上方覆盖着巨大的穹顶，上面缀满星星，使它光彩夺目”(see Villette：542)。她走进了“维莱特公园”，发现自己置身于
一片魔幻之地，一个美轮美奂的花园，一片闪耀着彩色流星的平原，一座因用紫色、宝红色和金色的灯光来为树叶缀边而流光溢彩的森林；在一个地方，没有树木和阴影，而是一些奇妙的建筑瑰宝——有祭坛和神庙，有金字塔，方尖碑和狮身人面像：真是不可思议，埃及的奇迹和象征布满了维莱特公园……这整个场景都带有一种如梦如幻的特征；每一种形状都轻轻波动，每一个动作都漂浮不定，每一种声音都像是回声。(Villette：543–544)
不过，几分钟后，她发现眼前这些辉煌的建筑是用“木头、颜料和纸板”(Villette：543)仿制的，尽管如此，“这些发现还是丝毫未削弱它们的魅力，或葬送这个夜晚的奇妙”(Villette：543)。她在这游人如织的充满东方情调的公园里走动着，四处的人声传来，就像“大海的涌浪化为了乐音”。露西在这东方情调的场景里突然发现了贝克夫人，同样也是一副“东方情调”：“那儿，站着一位女士，肩披印度披巾，头戴一顶浅绿皱丝女帽——看上去青春洋溢，体态丰满，漫不经心，讨人喜欢——她正是贝克夫人。”(Villette：550)
如果将夏洛蒂1851年5到6月居住在海德公园附近的旅馆的经历以及她五次参观“水晶宫”时所写的私人书信与《维莱特》中的鸦片幻觉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她基本上是将私人书信里的相关内容挪入了小说。博览会的展馆“水晶宫”及其所在地海德公园在小说中化为“维莱特”这座“小城”(它的“巨宫”和“公园”)。露西的充满“东方情调”的鸦片幻觉正是夏洛蒂的潜意识：这个处处以传统的“好女人”行为准则要求自己的女人——她一生的活动中心几乎都围绕着哈沃斯村和她的家庭——内心却焦虑自己的一生会葬送在哈沃斯村，渴望远走高飞，梦想着在别处的世界展开一场场奇遇，并通过她笔下的人物简•爱、圣约翰牧师、露西•斯诺想象性地实现了这个梦。克里斯汀娜•艾肯斯写道：
露西严格遵从良好举止和朴素衣着的道德教条，这使她不太可能成为有关文学中的鸦片这一话题的讨论对象；实际上，许多读者忘记了露西在小说中服用过鸦片，而批评家尽管经常谈到露西•斯诺服用鸦片后在举行爱国主义庆典的街道上夜游，并将其评价为一个“著名”的文学事件，但他们几乎没有谈及鸦片本身在促使露西夜游方面的重要性……露西喝下的鸦片剂驱使她进行了梦幻之游，从而使想象力和幻想越出了婚姻指向的情节，并改变了她与权威的关系。一个“好女人”角色服用鸦片剂，也揭示了鸦片作为维多利亚社会的核心议题以及一个女性人物对试图节制和控制她的身体的强大医学权威的反抗。尽管鸦片激发出“波西米亚”的因素(想象力、流动性、药物幻觉)，但鸦片没有料到这个好女主人公的欲望给她提供了一个短暂的逃离家庭牢笼的机会，一个为她的离经叛道的行为提供合理性的借口，一次与离经叛道的作家和行为令人惊异的结盟。[61]
这种“女性主义”的批评强调鸦片之于露西对“医学权威”的反抗的作用，却忽视了她对“美学权威”的屈从：比之以医学实验证实鸦片的毒性并试图从法律上禁止鸦片的“医学权威”(如前文提到的那些名医)，这一时期的更为强大的“美学权威”(如浪漫派文人)与英帝国的海外拓殖事业有着更内在的关联，即为其提供了美学的和道德的合法性支持。经由鸦片的作用，在那个夜晚，露西短暂离开了夏洛蒂在白天参观“水晶宫”时基于“居家理想”而对它的常规看法，沉醉在对纷至沓来，目不暇接的“东方的”或“怪诞的”景象的美学体验中。实际上，英国浪漫主义不仅陶醉于英国本地风光以及英国中世纪，还陶醉于充满“东方”色彩的“异国情调”：前者事关“英国性”的建构，后者事关“帝国性”的表征。
注释：
[53]“Rules for Visitors to the Exhibition of 1851”，in The Royal Committe，Official Catalogu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l85l，London：W. Clowes & Sons，1851，p.1.
[54] John Timbs，The Year-Book of Facts in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l85l，London：David Bogue，1851，p.4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5] See Marcia Reiss，Lily，London：Reaktion，2013，p.31.
[56] A Guide to the Great Exhibition，London：George Routledge，1851，p.173.
[57]The Industry of Nations，as Examplified in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l85l，London：Samuel Bentley and Co.，1852，p.295.
[58] Ter Ellingson，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p.244–245.
[59] John Richardson，The Exhibition London Guide，and Visitors’ Pocket Companion，London：SimpKin，Marzhall&Co.，1851，p.199.
[60]沈泓编译《遗忘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93页。
[61]Kristina Aikens, A Pharmacy of Her Own: Victorian Women and the Figure of the Opiate, Ann Arbor: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2008, p.74.
本文原载于2015年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作者程巍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精彩未完，敬请读者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