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博览会（四）
七
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作家中，或许夏洛蒂是最不该描写鸦片的“神奇疗效”及其带来的“美轮美奂”的幻觉的一位，因为她深知鸦片之害，而且，就她的家庭经历来说，她也不得不把鸦片当做一种可怕的致命的“毒药”。她笔下的露西也并非主动服食鸦片，是贝克夫人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形下在她的饮料里“下了药”，而露西意识到自己喝下的竟是鸦片剂时，头一个感觉是恐惧。这种对鸦片的恐惧足以显示夏洛蒂或露西对鸦片的认识程度和拒斥心理：鸦片和毒药没有什么两样，而根据小说的暗示，妒火中烧的贝克夫人至少在潜意识里想用这种毒药去掉露西这个横亘在她与伊曼纽尔之间的障碍。这一点，在小说第41章《克鲁泰尔德郊区》中可以得到证实：将去西印度群岛的伊曼纽尔正在花园里与露西依依惜别，贝克夫人走过来，挡在他们中间，逼伊曼纽尔赶紧回房间。露西害怕他走，伤心欲绝地喊道：“我的心要碎了!”无动于衷的贝克夫人却冷冷地对伊曼纽尔说：“把她[露西]交给我。她这是发病了，我给她喝点露酒，她就会好的。”(Villette：577)露西对此的反应是一句绝望的心理旁白：“把我交给她和她的露酒，对我来说就像交给投毒者和她的毒药。”(Villette：577)随后，在同一章中，露西对保罗谈到贝克夫人那天夜里给她喝“下了药的饮料”(Villette：588)。这里，“下药”和“投毒”产生了一种意象重叠。
勃朗特三姐妹
家里一直病人不断且本人常年患有神经性头痛的夏洛蒂对药物学有一定知识，她对患了肺结核的弟弟勃兰威尔吸食鸦片一事向来讳莫如深，而当妹妹艾米莉和安妮接连患上肺结核乃至病入膏肓时，她也压根儿没有建议使用鸦片来试试运气。从1849年1月到4月夏洛蒂写给好友的几封信中可以读到，她让安妮服用的是“雪鱼肝油”和“碳酸脂”。在4月20日的一封信中，夏洛蒂还提到医生的看法：“几天前，我给福布斯医生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告诉我们不要对康复抱过于乐观的态度。他认为雪鱼肝油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药。”(Brontës，II：45)当然，温暖的气候更被普遍认为是肺结核病康复的关键，例如安妮在1849年4月5日给朋友写信说：“医生说，换换空气，或去一个气候较好的地方，肯定能治愈肺结核病，但这种疗法需要及时才行；至于为何最终会有许多病人没能恢复，原因在于耽搁了太久，以至有些晚了。”(Brontës，II：39)
如前所述，在《维莱特》中，“opiate”一词只出现过一次，在其他地方，鸦片被替换成“sedative”，“palliatives”，“narcotic”，“drug”，“medicine”，“cordial”，“draught”，“drops”或“poison”等等，仿佛露西或夏洛蒂刻意回避“鸦片”一词。不过，露西可能并非只服用过一次鸦片，小说其他几处有关露西患病及服药的描写，由于回避了鸦片之名，我们就只能从“药效”加以推测了；另外，作者在描写时所使用的比喻也并非没有来源，例如在第15章《漫长的假日》中，露西病倒了，躺在宿舍里，“那天深夜，12点至1点之间，一个杯子逼近我的嘴唇，里面盛着又黑又浓且味道奇特的水，绝不是从哪口井里打来的，它翻腾着，像是从浩淼大海的无底深渊汲来的。即便为垂死之人而熬煮和调制的苦药，也比不上它的苦味”(Villette：187)。“又黑又浓且味道奇特的水”(同样是贝克夫人调制的)暗指什么?露西只透露其味甚“苦”，不过，她在形容这种苦味时还进一步将其比喻为“从浩淼大海的无底深渊汲来的”海水。这是一个“以远喻近”的奇特比喻：她肯定未品尝过“从浩淼大海的无底深渊汲来的”海水，这只是一种文学说法，她可能是化用了她相当熟悉的柯勒律治的诗句，这就像在随后一个场景中，当她用“魔鬼的丹药”和“巫师的蒸馏水”来比喻约翰家的保姆给露西端来的那杯“染黑的水”时，可能同样是在化用柯勒律治的诗句：在第16章《过去的好时光》中，病中的露西虚弱不堪，在维莱特大街上昏迷过去，被一位天主教神父送到布莱顿夫人家，她家的保姆照看她：“我看见她在一个小架子前忙了一小会儿，往杯子里倒了点水，又数着从一只小药瓶里滴出几滴药液，然后拿着杯子，走到我面前。她递给我的这杯染黑的水(dark-tinged draught)是什么东西?难道是魔鬼的丹药(Genni-Elixir)或巫师的蒸馏水(Magi-distillation)?我还没来得及问明白，就被催着很快喝下去了。”(Villette：196)柯勒律治1798年发表长诗《古舟子咏》，其中以“女巫的膏油”(witch’s oils)来描绘海水：“海水，正像女巫的膏油⁄沸腾着，现出绿色，蓝色和白色。”[62]“女巫的膏油”来自“女巫的厨房”。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六章中，当浮士德在靡菲斯特劝诱下走进女巫的厨房并喝下女巫熬煮的“一大杯著名的汤药”[63]后，产生了幻觉，任何姿色平常的女人在他眼中都变成了古代特洛伊城的美貌绝伦的女子海伦。实际上，夏洛蒂早逝的母亲就留下了不少做姑娘时购买的浪漫主义时代的流行书，盖斯凯尔夫人探望勃朗特一家时，曾翻阅过这些书，说里面“尽是些奇迹，幽灵，超自然预感，不详之梦以及癫狂”(Life：127)。
露西在上面两个场景中喝下的“黑色”的水都暗指没有加红色糖浆的鸦片剂(诸如拜伦喜用的“Black Drop”即“黑滴剂”一类)，但正如其他类似场景中的情形，她很快就以服用之后产生的美轮美奂的幻觉消除了这种“黑色”的水带给她的最初恐惧：“一丝平静的思绪之波温柔地淌入我的脑海，给它带来抚慰，它轻柔地起伏，比凝脂还要润滑。病弱的痛苦随即离开我的肢体，我的肌肉睡着了，我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Villette：196–197)，然后“我‘睡着了’”，但不能算真睡着了，因为她的想象力开始变得活跃，随后的一两页就是她半睡半醒时的幻觉，诸如绚丽的色彩和光线、飘忽的声音、若隐若现的物体等等，此外还有“这些家具看上去不可能是真的、坚固的圈椅、镜子、盥洗架——它们一定是这些家具的幽灵”(Villette：197)之类。
问题是，夏洛蒂明知鸦片是“毒药”，自己碰都不碰，却让被迫服用它的梅森先生立刻从病床上站起来，证明它是一种灵丹妙药，继而又让被迫喝了它的露西不断出现美轮美奂的幻觉，证明它是一种可以提升感知力和想象力的“魔药”、“神药”，即以鸦片的“药效”来否认它是一种“毒药”。假如说德•昆西在《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中先神化鸦片，然后再谈到鸦片的致命危害，那么，在夏洛蒂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反转：她先让鸦片以“毒药”的名称出现，引起不经意间或被迫服用了鸦片的露西的恐惧，然后通过描绘露西在服用鸦片后出现的身体和精神的反应，消解露西对鸦片的恐惧，以致露西后来似乎迷上了这种致幻剂。在谈到她与自己暗恋的伊曼纽尔分别之际她期望“从伊曼纽尔嘴里听到哪怕一句亲切的话，或者从他眼睛里看到哪怕一个温情的眼神”，可以作为她“孤独的困境中的慰藉”时，她立即借用了“elixir”——原指巫师炼制的丹药，后来一些鸦片制剂也被冠以“elixir”之名[64]——来隐喻“一句亲切的话”、“一个温柔的眼神”：“我要品尝那丹药(elixir)，即便是自尊也不会让我倒掉杯中的它。”(Villette：576)此时，她就变成了她当初用以讥讽贝克夫人的“耽于感官快乐的人”。在1849年6月写给W.S.威廉斯的信中，夏洛蒂也将友情隐喻为鸦片：“与恬静而欢愉的友伴——诸如纽西——的交往，是舒缓痛苦的鸦片剂(opiate)。”(Brontës，II：54)以下是还未相爱之时的露西与伊曼纽尔的一段对话，如果不知其中“带甜味的毒药”指什么，就会对它感到莫名其妙：
“您看起来，”他说，“像是一个宁可把带甜味的毒药一饮而尽也不愿碰一下苦口良药的人。”
“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喜欢苦药，也不相信它对人有什么益处。而任何带甜味的东西，不论毒药，还是食物，你起码不否认它有可口的滋味——是甜的。也许，在快乐中很快地死去要比无趣地熬过漫长的一生强得多。”
“但是，”他说，“如果我有权来为你调制药剂，我会让您每天按量服下那种苦口的良药；至于那令人爱不释手的毒药，我或许会把盛它的杯子摔个粉碎。”(Villette：275)
就“鸦片有害论”而言，夏洛蒂证明自己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实验医学、临床观察医学的结论的认可者以及她同时代反鸦片同盟的盟友，且有她的弟弟勃兰威尔的悲惨遭遇作为铁证，但在“鸦片无害论”上，她又证明自己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30年英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嫡传——正是因为英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起，使得对鸦片的解释权由专业医生旁落到一帮文人和“江湖医生”之手，从而扭转了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实验医学和临床观察医学将鸦片视作一种“毒药”的普遍观点，使鸦片从医学领域移入美学领域，并被“去道德化”，从而卸去了鸦片生产者，销售者和服用者的道德压力，造成浪漫主义文学时代英国社会普遍吸食鸦片的危机状况。直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实验医学的观点和反鸦片同盟的大张旗鼓的舆论攻势才使得吸食鸦片这一行为在英国社会承受着越来越大的道德压力。年轻健康的维多利亚女王为重振在乔治三世和乔治四世治下衰颓的英国国势，斥责“颓废”的“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大力提倡“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并刻意以自己的家庭作为示范。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之后，英国资深的性格分析家、议员托马斯•鲍威尔•奥康诺就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以“责任”(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为其核心的道德观念写道：“一种诚挚的家庭生活理想——女王自己就一直是这种理想的执着的辉煌的范例——就是一种高贵的、健康的、对全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理想，围绕它，向上的力量与颓废的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较量。”[65]
但“维多利亚人”之所以被一些评论家评价为“道德伪善”[66]，正在于其道德标准的双重性：他们已充分认识到鸦片的危害，在英国国内对鸦片展开了道德讨伐，并最终于1857年将鸦片列入《毒品管理法》严加禁止，但《毒品管理法》只是英国国内法，它无意向国际法延伸，或尊重中国政府早已而且屡次颁布的对等法律，甚至在1857年当年第二次派遣远征军迫使中国进一步对英国鸦片“开放市场”。1858年英国与中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补充条款第二款出现了“Foreign Medicines”(洋药)这个内容模糊的词，就像夏洛蒂在《维莱特》中用诸多词汇(“medicine”，“drug”等等)替代“鸦片”一样，条约中所谓“Foreign Medicines”也是鸦片的“婉称”，而由英国传教士负责翻译的条约中文版相应地将其译为“外国自用药料”[67]，仿佛名称一换，鸦片就从一种“毒品”变成了一种“普通药物”了。尽管夏洛蒂一再表示对当代题材不感兴趣，说“没有能力写作处理当代主题的小说……因为要适当处理这些重大主题，就必须对这些题材进行长久的现实的研究”(Brontës，II：283)，但她通过在小说中把鸦片美化为“万灵药”和“魔药”，以文学方式为作为英国“当代重大主题”并遭到一些道德人士严词谴责的对华鸦片贸易卸去了道德负担，仿佛那不是在向中国输送致命的“毒药”，而是输送“良药”和“梦幻”。
苏珊•迈耶在谈到《简•爱》中的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时说：“勃朗特提出的那种替代性选择直接来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意识形态：在英国保持房子的干净。这部小说在结尾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将污染看作外来的。”[68]1842年夏洛蒂从布鲁塞尔给纽西写信，先是谈到天主教国家比利时的“民族性格”，然后谈到英国当时不少新教徒皈依天主教——时值约翰•亨利•纽曼博士领导的天主教色彩甚浓的“牛津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之际，包括纽曼博士在内的许多英国人改宗天主教，纽曼博士最后还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红衣主教，并受命在爱尔兰都柏林创办了一所天主教大学——她向纽西保证自己和妹妹艾米莉虽身陷布鲁塞尔的天主教徒中间，但她们意志坚定：
如果比利时的民族性格可通过这所学校的多数姑娘的性格进行测量，那么，这是一种罕见的冷漠、自私、充满肉欲、卑下的性格。她们桀骜不驯，教师们对她们无可奈何；她们的处世原则腐败到了根子里。我和艾米莉总避开她们，这并不难做到，因为我们身上贴着新教徒和英国特征的标签。国内的人谈到移居到天主教国家的新教徒面临的危险，说会改变信仰。我对所有蠢到试图改宗天主教的新教徒提出的建议是，跨过英吉利海峡到欧洲大陆这边来看看吧，在一段时间里连续参加弥撒，好好留意一下那里的仪式，留意一下那些教士的愚蠢、贪婪的一面，然后，如果他们依然还认为天主教不是一种最虚弱、幼稚的宗教，那就让他们赶紧做天主教徒好了——没什么好说。我认为循道公会、贵格会、高教会和低教会都很愚蠢，但罗马天主教则愚蠢到使之相形见绌。(Brontës，II：239–240)
夏洛蒂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爱尔兰裔身份，让她笔下半自传式的女主人公简•爱和露西•斯诺以“纯粹的英国女人”的身份出现，并让简•爱“征服”了性格和长相颇似“东方君主”或爱尔兰人的罗切斯特，又让露西•斯诺“征服”了既是外国人又是天主教徒的伊曼纽尔。萨拉•洛奇谈到《简•爱》创作和出版的历史语境时说：
爱尔兰是英国的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殖民地，在夏洛蒂生活的时代，爱尔兰经由1800年的《联合法案》而与英国合并，但这份法案的政治妥协条款让许多爱尔兰人感到不满。在《简•爱》创作和出版的时期，英爱关系尤为紧张：爱尔兰土豆饥荒(1845–49)至少造成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亡，并迫使一百万爱尔兰人背井离乡，移民他国；英格兰姗姗来迟的赈灾努力在1847年却又告停，并对爱尔兰恢复了征税，这在爱尔兰引发了广泛的骚乱。[69]
即便到了1851年，也就是写作《维莱特》之前，夏洛蒂虽然承认“罗马天主教徒中也不乏好人”，但仍坚持认为“天主教这种体系本身却难以让人同情”(Brontës，II：227)。她“身上贴着新教徒和英国特征的标签”强化了她的偏见——宗教的、种族的、阶层的偏见——其程度之深，往往不会因为出现对这种偏见构成颠覆效果的反例而改变，而只是将这些反例当成“例外”。迈耶指出夏洛蒂在“英国性”与“帝国性”之间进退失据，说：
勃朗特对帝国的焦虑在《简•爱》的结尾随处可见，而这部小说最终也未能稳妥扎根于其修辞策略及其英国中心主义的反帝国政治：它反感与殖民地的接触，将其描述为对英国人的污染和英国人的自我毁灭，同时它提倡英国中产阶级摆脱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家居性。因而，就对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反抗与对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反抗之间的关联——以及使这种关联分离——而言，《简•爱》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文学案例。[70]
一度在中美洲从事贸易并娶了“西班牙城”牙买加的伯塔•梅森为妻然后又在欧洲大陆上与各种各样的外国女人鬼混的罗切斯特最后以回归英格兰乡间和简•爱这个英格兰女人的怀抱作为自己的结局，似乎证明了迈耶关于夏洛蒂在《简•爱》中未能贯彻其“英国中心主义的反帝国政治”目标这一结论，但这至少也表明迈耶认为夏洛蒂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夏洛蒂的“英国中心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盎格鲁中心主义”)被她自己明确表达出来，这没什么疑问，但她对“英国性”的这种声张，并不等同于她对帝国主义的反感。就像德•昆西一样，夏洛蒂感到焦虑的是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担心“帝国性”或“外部”文化的入侵带来“英国性”(“我们身上贴着新教徒和英国特征的标签”)的模糊，因此她的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向外进行文化扩张的殖民主义，将“英国性”一直带向帝国遥远的边缘，使之英国化，而不是相反，像1851年伦敦博览会那样，将帝国边缘的“异国情调”带到帝国的中心，使它“东方化”。每当她谈到伦敦时，“巴比伦城”的意象就从她的意识中自动弹出(Brontës，II：96；Villette：49)，这不仅是指“奢华之城”、“腐化之城”，更指“异教之城”(《牛津英语大词典》对“巴比伦城”的释义是“巨城，曾是嘉勒底帝国的都城，也指《圣经•启示录》中神秘的巴比伦城；在现代，它颇生争议地指罗马或教皇的权力，也喻指任何巨大而奢侈的城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夏洛蒂为何成为了一个激烈的反天主教者，这不仅是因为英国殖民地爱尔兰以天主教的复兴来反叛英国的殖民统治，还因为具有罗马天主教色彩的1840年代的“牛津运动”——按马修•阿诺德后来的赞词——“震撼了牛津并一直波及其中心”[71]；而1851年伦敦博览会则更进一步，直接在帝国的中心伦敦建构了“一个东方魔怪创造的巴扎或者市场”作为英国人的新的“朝圣之地”。
对“外来”的东西——人种、宗教、文化、生活方式等——的入侵，夏洛蒂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将一切“坏的”、“堕落的”、“病态的”东西视为“外来”的，是英国建构自己的“好的”、“正义的”、“健康的”民族形象的修辞策略。1840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因其道德问题在英国议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但英国的爱国主义修辞策略很快就将许多英国人服用鸦片而且英国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的事实，先是表述为“中国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比其他民族都更嗜好鸦片”[72]，继而将鸦片问题看作一个纯粹的“中国问题”，不是英国的鸦片在污染中国人，而是中国的鸦片馆在污染英国人。英国报刊上登出的从鸦片战争返回英国的士兵的回忆录形形色色地谈到中国的鸦片馆，而英国的社会问题观察家则深入伦敦下等阶层集聚的东区，在那里发现了中国人开的鸦片馆：“正如英国工人阶级的鸦片问题渐渐变成一种社会问题，鸦片吸食者的东方身份使英国人面临污染的威胁。尤其是1870年代之后，这种威胁被表达为一种来自伦敦东区(工人阶级以及东方人)的中国鸦片馆的传染病和种族污染入侵的想象。”[73]
作为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夏洛蒂自然为英国辩护，她回避英国人发明和大量使用鸦片制剂并以“国家犯罪”的方式向遥远的中国大肆贩运鸦片的事实，一谈到鸦片，则罗切斯特藏在“梳妆台中间的那个抽屉”的“cordial”是来自天主教之国意大利的罗马的一个江湖医生，而给露西服用鸦片剂的天主教之城“维莱特城”的贝克夫人也是“说法语”的“外国人”；这种“污染”还体现于与外国人的婚姻：以性关系“污染”罗切斯特的“疯女人”——“三代有疯病”而且像笛福笔下的食人族一样嗜血(用牙齿咬开梅森的肌肤，吸他的血)的伯塔•梅森，罗切斯特的原配——来自中美洲的“西班牙城”牙买加，那里信奉的自然是天主教；将自己绝望地放逐到欧洲大陆的罗切斯特相继有过几个情妇(一个巴黎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德国人)，她们要么贪婪、淫荡，要么抑郁无趣，绝不是罗切斯特的佳配；“东方”还意味着“疾病”，体弱的简•爱一想到去炎热的印度，就担心自己会死在那里，而健壮的圣约翰牧师后来果然死在了印度，等等。佛朗哥•莫雷蒂认为19世纪英国小说通过“将一个敌意的他者作为集体认同的来源”[74]来实现英国人自身的民族认同。谈到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负面形象”的地理来源以及“祸难叙事”的地点与法国大革命之后流行于英国的反法情绪的关系，莫雷蒂画了一张地理分布图，发现它们主要集中于法国以及其他说法语的国家，这自然也包括夏洛蒂曾经留学的比利时：“显然，英国成长小说中所有的‘错乱’性爱的选择，一定会涉及一个法国女人，要么就是一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女人，而抵制巴黎的诱惑成了英国男子成人之路的一个重大仪式。”(Atlas：30)在《维莱特》中，“说法语”的半老徐娘外国人贝克夫人先是对年轻的英国人约翰医生，继而对年轻的伊曼纽尔的那种情欲，在英国人夏洛蒂或者露西看来，就是一种错乱的性爱。
在《维莱特》的《幻境》一章，夏洛蒂并不是随意地在贝克夫人肩上添了一条“印度披巾”，就像她在《简•爱》中让那个“有罗马人面部特征”的英格拉姆小姐也披着一条“印度披巾”一样，她是以她们的“异国情调”来剥夺或否定她们的“英国性”。伊莱恩•弗里德古德说：
印度披巾经由垄断海运的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运到英国，或由殖民官员从亚洲次大陆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母亲，妻子，姐妹或者女儿。印度披巾如此昂贵，以致列入了遗产继承目录……按苏珊娜•达理的说法，印度披巾对19世纪的英国来说，既是“异国情调的”，同时又是“地道英国性的标志”，因而，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维莱特》中，一个醉酒的爱尔兰洗衣妇凭着她的印度披巾就在比利时的一个体面人家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业，因为它像英国标签一样证明她是一个体面的英国女人。[75]
露西猜测那个爱尔兰洗衣妇的印度披巾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但这条印度披巾给贝克夫人带来了微妙的心理影响，她艳羡地说：“那可真是货真价实的开司米披巾!”(Villette：79)恨不得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在露西服用鸦片之后的幻觉里，这条印度披巾转移到了贝克夫人的肩上。但弗里德古德没有区分作为“国家”的英国和作为“帝国”的英国，也就没有区分“英国性”与“帝国性”：印度披巾不是英国的标志，而是英帝国的标志，就像维多利亚女王不仅是英国女王，还是“印度女皇”，而夏洛蒂或其笔下的简•爱及露西的“bonnet”(有带子的圆女帽)才是“英国的”：简•爱就带着这种帽子，并为之感到骄傲；她的作者夏洛蒂也戴着这种“bonnet”，并在伦敦博览会期间以这幅朴素的或传统的英国女人形象出现在充满“异国情调”的“巴比伦城”以及“水晶宫”。露西在维莱特的“庆典”之夜走上街道前，换上了一顶女式“草帽”，她戴着这种英国风格的女帽，像隐形人一样走进了维莱特城的“巨宫”和“公园”。
夏洛蒂把伦敦看作“一篇冗长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Brontës，II：150)，而她神往的是北部湖区、司各特的苏格兰以及她自己的家乡哈沃斯村，即浪漫主义幽灵徘徊之地。但这些浪漫主义幽灵徘徊之地与“冗长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似的伦敦并不像夏洛蒂所声称的那样格格不入，实际上，浪漫主义的“东方想象”为伦敦的“冗长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注入了灵感和热情，使它从一个“小店主”的城市变成了19世纪的帝国大都市，它的充满工商业浪漫主义的新奇和神秘甚至让作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的嫡传的夏洛蒂为之感到迷惑。她笔下的露西从潜意识层面泄露了夏洛蒂对于这一经历的肯定：在鸦片给露西带来的幻觉中，这一切被陈列在“巨宫”和“公园”里的瑰丽的“异国情调”如此富有魅力，以致她后来承认“从这个庆典之夜获得的自由和活力”(Villette：574)改变了她：她在维莱特这个异教的外国城市不再感到一种孤寂、脆弱和危险，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教育机构“女子走读学校”，可以向维莱特的小姑娘们推行英国文化了，而资助她这项事业的情人伊曼纽尔则远渡重洋去了中美洲殖民地，去管理一家企业。
对有些批评家认为“夏洛蒂之所以选择印度作为约翰•里弗斯的目的地，是为了以‘东方’殖民地印度来平衡一下为伯塔•梅森和叔叔约翰•爱带来了财富的‘西方’殖民地”，玛丽安•索玛伦表示异议，认为“夏洛蒂如此选择，理由并不那么复杂”，因为“19世纪英国福音派传教士热衷于去印度传教，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理由：通常被认为是圣约翰原型的亨利•马廷就是去印度传教的传教士，而马廷与勃朗特一家关系密切”[78]。但夏洛蒂在《维莱特》中重新打破这一“东西”平衡，让伊曼纽尔“向西”——“去中美洲”。不过，圣约翰牧师是英国人，伊曼纽尔则是“说法语”的“外国人”(夏洛蒂模糊了布鲁塞尔，让读者联想到维莱特可能是一座法国城市)。自美国革命以来，英国和法国在全球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对付与法国争夺美洲的英国，法国支持了美国革命，使英国失去了美洲殖民地，而法国大革命造成法国在东方的势力的衰落，英国于是趁机向东方扩张。当法国人纷纷向西“去中美洲”时，英国人则纷纷向东“去印度”。因此，不如说夏洛蒂描绘的是欧洲两个强国向海外征服的两条主要线路。夏洛蒂的朋友圈里就有好几个去了“东方”：她的闺蜜玛丽•泰勒去了新西兰，而她一度心仪的詹姆斯•泰勒则去了印度。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去印度”几乎就意味着“去中国”，直接或间接加入到对华鸦片贸易这一庞大的帝国工程中。“去印度”只是“去中国”的中转，因为此时印度以及附属东印度公司的海峡殖民地已是英国向“远东”扩张的前进基地。1840年到1842年的对华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暂时告终，在英国人眼前展开了一个亟待征服的无限辽阔的东方市场，足以拯救英印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从而拯救英国在印度的岌岌可危的统治。当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话语以及报刊插图以不断重复和累加的方式将鸦片与“东方”意象牢牢铆合在一起之后，鸦片在英国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致幻剂，更是一套有关“东方”的想象。在1850年6月21日从伦敦写给纽西的信中，夏洛蒂谈到她与她的出版人乔治•史密斯之间的亲密关系，说“哪怕跟他去中国，我也无所畏惧”(Brontës，II：145–146)。“去中国”成了检验男子气概的光荣冒险。因此，在英国瘾君子的意识流般的幻觉中屡屡自动呈现“东方”的影子，就不足为怪了，因为鸦片与“东方”的意象重叠早已在英国瘾君子的无意识深处指定了幻觉的方向，而这种“鸦片美学”的背后隐藏着英国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帝国的扩张野心。莫雷蒂将19世纪英国经济史和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殖民地分布作了一个区分，说尽管“我相信那些经济史专家的观点，即英国殖民地在英国经济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是不可或缺的作用”(Atlas：24)，但当他在世界地图上将19世纪英国小说中一些关键人物的财产来源标出后，却发现英国海外殖民地像一条隐蔽的却连续不断的线索贯穿于这些看起来完全是英国场景的小说中，是诸多书中人物的财产来源。没有比这些流行小说中的“去东方发家致富”的故事更能产生社会动员的效果了：“这不是经济史能够解释的，只有意识形态能够解释：这种意识形态以文学的方式投射出一种远离英国的令人不舒服的现实。”(Atlas：29)
夏洛蒂心仪的詹姆斯•泰勒也去了印度。他本是夏洛蒂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手下的审稿人，但史密斯却在1851年4月将他派往印度，管理乔治•史密斯在孟买的家族企业“史密斯–詹姆斯出版公司”。泰勒在与夏洛蒂见过最后一面后，就去了孟买，在孟买工作。当1851年秋夏洛蒂正构思《维莱特》时，他从孟买给夏洛蒂写了两封长信，夏洛蒂在11月15日给这两封长信回信，说它们对印度的描绘令她“兴趣盎然”：
看到孟买社会在智性吸引力上如此匮乏，真令人感到大大的遗憾。但也许，你们一直让你们的职业占据你们的思想，以免痛苦地面对这样的环境。或许有时你会饥渴地回想起伦敦和苏格兰，回想起留在那里的朋友，但我想你在孟买的生意也自有其兴味。这个新的国家，连同它的新场景，一定令人感到有趣。由于你并不缺少闲暇时的读物，你或许很快就会与你的变化相妥协，极像人们心中的放逐者。我担心那里的气候——根据你的描绘——对一个欧洲体质的人来说，那是够考验人的。在你头一封信中，你说10月是危险月份，现在10月结束了。至于你是否平安度过了这个危险月份，对你在英格兰的朋友来说，尚需几个星期才能得知——他们暂时只能为你祈福。(Brontës，II：288–289)。
夏洛蒂一度对泰勒一往情深，克莱门特•肖特甚至说：“如果詹姆斯•泰勒能即刻从孟买回来，他大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最杰出的女作家的丈夫。”(Brontës，II：253)泰勒成了《维莱特》中的伊曼纽尔的原型之一，尽管夏洛蒂没有让伊曼纽尔像《简•爱》中的圣约翰牧师一样“去印度”，而是让他去了中美洲的瓜德罗普岛。泰勒1856年回到伦敦，但1863年又去了孟买，在那里从事过多种职业：编过报纸和评论，担任过以鸦片贸易为主业的孟买商会的秘书，做过皇家亚洲学会分会的秘书等等。[79]他在孟买商会担任秘书期间，与鸦片贸易发生了直接关系。刊登于1869年《鸦片问题论丛》上的他的一封信综合了一些鸦片公司对华经营的情况，并说他“荣幸地就波斯鸦片在中国的供应以及售价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80]，以扩大波斯鸦片在中国的销量。在《维莱特》付梓前，乔治•史密斯在给夏洛蒂的信中对第三卷屡次表示不满，原因就在于其中贝克夫人为拆散露西与伊曼纽尔而将伊曼纽尔派到中美洲去管理一家公司，似乎是在暗示乔治•史密斯为拆散夏洛蒂与泰勒而派泰勒去孟买管理一家公司。
在1852年3月12日写给伍勒小姐的信中，夏洛蒂又谈到了在孟买的泰勒，说“他比预想的可能要混得好，异国的场景和面孔或许证明是一种有益的刺激；以我至今的观察，凡是缺乏自信，具有自我怀疑性格的人，在陌生人中间总能比在半熟的人中间感到自如”(Brontës，II：258–259)。在英国时的泰勒的确缺乏男子气，但一个在英国缺乏自信，具有自我怀疑性格的英国人，一旦置身于东方和东方面孔中间，就变得自信和自我肯定了——“东方”成了英国人体验，获得和强化自己的男子气概的理想场所，并因此很快发迹。
注释：
[62] Pelham Edgar，ed.，The Ancient Mariner and Other Poems by Samuel Taylor Coleridge，New York：D. Appleton，1900，p.75.
[63] See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Faust，trans. Walter Kaufmann，New York：Doubleday，1963，p.257.
[64]John Redman Coxe，The American Dispensatory，Containing the Natural，Chemical，Pharmaceutical，and Medical History of the Different Substances Employed in Medicine，Philadelphia：H. C. Carey & L. Lea，1827，p.606.
[65]“Analysis of Queen Victoria’s Character”，in John Coulter and John A. Cooper，eds.，Queen Victoria：Her Gracious Life and Glorious Reign，Guelph：World Publishing Co. ，1901，p.337.
[66]Jerome Hamilton Buckley，The Victorian Temper：A Study in Literary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
[67]陈帼培主编《中外旧约章大全•第一分卷(1689–1902)》(上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第374页。
[68] Susan Meyer，“‘Indian Ink’：Colonialism and the Figurative Strategy of Jane Eyre”，p.61.
[69]Sarah Lodge，Charlotte Brontë：Jane Eyr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p.121–122.
[70]Susan Meyer，“‘Indian Ink’：Colonialism and the Figurative Strategy of Jane Eyre”，p.70.
[71]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82，p.33.
[72]沈泓编译《遗忘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第45页。
[73]Julian North，“The Opium-Eater as Criminal in Victorian Writing”，in J. B. Bullen，ed.，Writing and Victorianism，New York：Routledge，2013，p.125.
[74]Franco Moretti，Atlas of European Novels：l800–l900，London：Verso，1999，p.2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75]Elaine Freedgood，“Cultures of Commodities，Cultures of Things”，in Martin Hewitt，ed.，The Victorian World，New York：Routledge，2012，p.224.
[76]Clement Shorter，ed.，The Brontës：Life and Letters，vol. I，p.247.
[77]Ellis H. Chadwick，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rontës，New York：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1895，p.459.
[78]Marianne Thormählen，The Brontës and Relig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14.
[79]See Margaret Smith，ed.，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ë，Vol. Ⅲ：l852–l85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03.
[80]“Persian Imports in 1868–69”，in Papers Relating the Opium Question，Calcutta：Office of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1870，p.190.
本文原载于2015年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作者程巍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