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博览会（五）
“家居理想”向来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核心价值之一。对英国状况一直十分关注的爱默生甚至将“家居性”视为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根本”[81]，而在使“家居理想”成为时代崇拜的建构过程中，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起了重大作用：在1851年5月1日伦敦博览会开幕式上，虽贵为世界最有权势的女王，她却像小女人一样把手搭在丈夫阿伯特手上，身体略略依着他，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这副家庭形象给臣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家居性”与这个正在重新向外拓展的帝国所要求的地理“流动性”恰好形成冲突，而解决这一冲突的方式是提倡一种“流动中的家居性”(姑且生造这么一个词)，即一方面保持在外的英国人与英国国内的各种联系(英国人每在“东方”建立一个殖民地，必定随即在当地办报出书，成立皇家学会的分会，而电报这种新技术使得英国与其遥远的殖民地或“条约港”之间的联系“共时化”了)，另一方面，出外的英国人总习惯带着家庭前往，并生活在当地英国人圈子里，免得在遥远的“东方”的单身英国男女受到“野蛮人”的诱惑。当《简•爱》中的圣约翰牧师决定去印度传教时，他要求简•爱以他的“妻子”的身份随往。由于简•爱拒绝以妻子的身份随行，圣约翰只得独自去了印度，最后以单身汉的身份死在了印度。
马丁•休伊特将维多利亚早期的这种“流动性”归结为经济状况：“这些年月的经济艰难在爱尔兰爆发灾难性的大饥荒时达到顶峰，并由此产生英国19世纪第一波移民潮，把英国变成了一个‘移出国家’，一直持续到这个世纪的末期。”[82]不过，休伊特所描绘的这种“流动性”具有被迫性，不能解释那些家庭经济状况尚好的成千上万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中产阶级男女何以也渴望去海外，并且不像那些成群结队去美国的贫穷爱尔兰移民那样是为了“成为美国人”，而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传教士，殖民者，探险家，商人，前往大英帝国已然征服或试图征服的那些遥远的“东方”国家，哪怕死在那里也在所不惜。
这种“东方想象”在不那么“浪漫主义”或者说工业化的维多利亚时期成了一种艺术时髦，以致这个时期作为“国家庆典”的伦敦博览会展馆“水晶宫”的设计和装饰理念也采用了它，并以其辉煌的展示进一步刺激英国人对“东方”的兴趣。帝国扩张时代的英国需要成千上万的传教士、殖民者、商人、军人、官员从“家居性”中摆脱出来，去遥远的“东方”为增加英帝国的财富和荣耀而“工作”。夏洛蒂的妹妹艾米莉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的小希斯克利夫的黝黑肤色让小洛克伍德浮想联翩，认为他“适合当一个乔装的王子，谁知道你的爸爸不是中国皇帝，你的妈妈不是印度女王，他们任何一个只需花一个礼拜的收入，就可以把呼啸山庄连同画眉山庄一起买下?你被邪恶的水手绑架，弄到了英国”[83]。《维莱特》开篇不久，当小露西还寄住在布莱顿夫人家时，她发现小波丽正在看小格莱翰(后来的约翰医生)爱不释手的一本儿童图画册。见小露西走过来，小波丽就说：
这本图画书可精彩呢……里面全都是有关外国的，那些非常、非常遥远的国家，要在海上航行几千英里，才能到达。斯诺小姐，野人生活在那些国家，他们穿的衣服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一丝不挂，因为要图凉快，他们那里的天气真是够热的。你瞧，这张画上，在一片荒凉的沙地上，成千上万的人聚拢在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四周——那是一个好心的英国人，一个传教士，正在一棵棕榈树下向他们传道……还有一些画，比它“更更奇妙”。这是中国的万里长城，美极了；这是一个中国淑女，有一双比我的还要小的脚；这是鞑靼人的马；最奇妙的是这一幅，是一片冰雪世界，那里看不到绿色的大地，树木或者花园。在这里发现了猛犸象的骨头，猛犸象现在已灭绝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格莱翰告诉过我，我可以讲给你听。它是一个巨大的像妖怪一样的动物，像房子这么高，像厅这么长，但格莱翰相信它不是一种凶悍的食肉动物。他说，如果在森林里碰到它，它不会杀死我，除非我正好出现在它的脚前面，它会把我踩死在灌木丛里，就像我们走过草田时不小心踩到了蚂蚱。(Villette：30–31)
对小波丽有关“外国”的这番描绘，小露西的反应是：“波丽，你想去旅行吗?”夏洛蒂小时候就喜欢阅读《一千零一夜》以及博物学家比威克的《禽鸟志》(在《简•爱》第一章，小简•爱躲在窗帘后面出神地读着的就是这本书)等书。这些供儿童阅读的有关“东方”或“海外”的图画书籍，是当时大量有关“东方”或“海外”的“知识”的通俗版，意在激发出英国人对遥远的海外的强烈兴趣和“走出去”的野心，是庞大的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对小露西的提问，小波丽回答道：“现在还不行，但或许20年后，当我长成一个女人时，和布莱顿夫人一般高，我就要和格莱翰一起去旅行。我们打算去瑞典，登布朗山，或许一起坐海船去南美……”(Villette：31)这一细节颇有意味，那个时期连英国儿童之间的谈话也反复出现这种对于海外的渴望。在1851年9月写给W.S.威廉斯先生的信中，夏洛蒂谈到英国人满为患而导致竞争的加剧和社会的贫困：“对这种过度竞争导致的困难，向海外移民也许是个好方法，在一个新国家的新生活一定会产生新希望；那些人口稀少的旷野应该为这种奋斗打开新道路，但我想要走到这一步，就必须要有不辞劳累、坚韧不拔的身体力量。”(Brontës，II：234–235)想象一个到处是金银财宝却被“野蛮人”占据的“东方”，这既能激发英国人的贪欲，又能激发他们的征服欲，并且，一旦从社会进化论和人种学的角度将“东方人”排斥在“文明世界”之外，就能为英国人的贪欲和征服欲事先提供道德合法性，似乎英国人不辞辛苦，跨洋过海地对遥远的东方所做的和将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野蛮”的东方和东方人带入“文明世界”。为此，一种综合了传教士、冒险家、跨国商人、远征军人、博物学家、地理学家等等角色的集刚毅、果敢、智慧而又不畏艰险的品质于一体的男子汉形象被建构起来，让英国人在从事对华鸦片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时没有任何犯罪感，而且对其中那些道德敏感性稍弱的人来说，简直还会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
“东方”曾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英国浪漫派文人笔下的时髦，以致不描写一下“东方”就似乎愧为浪漫主义者了。作为一个迟来的浪漫主义者，夏洛蒂自然也不会放过“东方”。奈杰尔•利斯克将浪漫派的“东方”情结视为“帝国的焦虑”的表露：“实际上，对跨种族通婚和文化沉沦的恐惧，贯穿于浪漫主义文学中，它往往表现为感染东方疾病之后的结果。”[84]但他同时指出：“将这种焦虑理解为文化主权的悬置或者错位，还没有穷尽浪漫派对东方的态度的有效范围，因为它同样产生决心，因而既推进又妨碍帝国的意志。”[85]不过，当帝国的意志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强力推进并为英国带来滚滚财源的时候，当去东方的传教士、探险家、殖民者、商人和军人带着他们的“东方行记”和在东方获得的金银财宝纷纷返回英国的时候，关于“东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叙事反倒不那么常见了——通常仅作为一条隐隐约约的次要线索贯穿于文本——取而代之而成为文学时髦的文学现实主义将目光从遥远的“东方”收回到近在咫尺的国内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的收缩，而是国内的冲突——阶级和性别不平等，失业问题，财富分配不均，共同体认同等等——吸引了作家的大部分注意力，使得帝国问题在作家的视野中退为遥远的背景，而帝国则试图以不断向外扩张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国内矛盾。夏洛蒂的小说恰好处在这么一个内外分界线上：她笔下的人物总是事实上或在想象中来来回回穿越着这条分界线。
就英国人对发生在遥远东方的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这件事的普遍冷漠态度，麦克劳德•怀利1858年评论道：“出现这种普遍的冷淡的真正原因，是没有人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足够的信息。他们看出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看出印度的税收面临大问题。另外，最热衷于印度传教事业的朋友们反对废除英印政府对鸦片生产的垄断。”[86]然而，事实上，为英国人提供这方面详细信息的人不少，似乎每一个从东方回国的英国人都要就“东方”写上几笔，以显示自己是一个有着令人羡慕的海外经历的人。但也有不少严肃的著作家向英国国内揭示这些令英国国内同胞羡慕的海外经历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例如时任英国驻华外交官的R.蒙哥马利•马丁于1847年在伦敦出版两卷本《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给女王政府的报告》，详细谈到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如何对中国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损害，瓦解了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以及给中国财政和国家安全带来全面危机。他在首卷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献词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女王陛下的子民正在中国从事一种可怕的犯罪，他们活跃地从事鸦片贸易，正在摧毁成千上万的生灵的生命，并使他们道德堕落”[87]。这当然不是女王政府及其大部分臣民乐于读到的。
英国的鸦片几乎全部来自土耳其，质量上乘，而输往中国的鸦片则来自印度，比土耳其鸦片毒性更大。一度相信鸦片对医治疾病有益的朱利安•杰弗里1840年代末去印度参观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工厂，看到连片的鸦片生产车间堆满了鸦片球，他似乎看见了世界的药柜，兴奋地说：“这可以满足全球好几年的医用之需了。”但陪他参观的朋友(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英国科学家)把他带进鸦片实验室，尴尬地说：“我看你太天真了，这些鸦片没有你说所的那些有益的医用价值，它们是用来败坏中国人的，而我的职责是尽量保持它们的味道吸引人。”[88]
针对英国人祭出的“英国不干，别的国家也会干”的说辞，马丁感叹道：“这些人的道德感要多么低下才能说出这些话，一个国家的责任感要多么冥顽不灵才会做出这样的辩解……但恰恰是那些宣称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们——在一个至少名义上是基督教国家的国家里——而且是在19世纪中期，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这么做是正当的。”[89]马丁还指出，“自创世以来，所有恶行的记录都比不过英国在中国曾经和正在犯下的每时每刻的谋杀。他们并不是无意间犯下了这些摧毁人类的大罪”(China，2：259)，因为女王政府和国会议员们都深知鸦片之害，“与‘鸦片贸易’比起来，‘黑奴贸易’还算是仁慈的了。我们并不去损害非洲人的身体，因为让他们活着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并不戕害他们的天性，腐化他们的心灵，也不去摧残他们的灵魂。但鸦片商人在腐化，降低和消灭这些可怜的罪人的道德感后，还要摧毁他们的身体”(China，2：261)。马丁不仅指斥作为个人的英国鸦片商人，还直指给这些鸦片商人提供许可证和武力支持的英国政府，说这是一种“国家犯罪”(China，2：261)。
在1840到1842年英国议会围绕对华鸦片战争展开的激烈辩论中，年轻的下议院议员威廉•格莱斯顿尖锐批评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的对华战争政策，但巴麦尊获得了包括麦考利在内的众多名流的大力支持——麦考利这位在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出任英国陆军大臣的著名历史学家“为履行公职甚至推迟了《英国史》的写作”[90]，当他在议会发言中提到义律在广东工厂的阳台上展开一面英国国旗并以他极为擅长的富于煽动力的崇高文体赞美说“这个举动，复活了那些向他寻求保护的英国人的正在低落的希望，他们自信地望着这面在他们头顶飘扬的胜利的国旗，不由得想起他们属于一个还没有习惯被击败，被屈服，被侮辱的国家”[91]时，格莱斯顿立即意识到麦考利在转换话题，讥讽道：“在人类历史上，我还从未见过如此一场起因就不公正而且刻意要让国家蒙受永久道德羞耻的战争……高高飘扬的英国国旗被用来保护一桩邪恶贸易。”[92]其实，在1834到1838年间出任英印政府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就职次年就推出了以培养印度上流社会子弟充当殖民政府职员的“东方教育计划”)并在这个职位上享受着每年一万英镑年薪而返回英国后继续享用东印度公司支付的每年一千五百英镑年金[93]的麦考利，他的个人利益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格莱斯顿无法阻止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它们不仅获得了所有与“东方贸易”有着利益关系的个人或团体的支持，也获得了英国大多数普通国民的支持，而战争带给英国的巨大利益，向英国人证明了巴麦尊的政策的成功。他众望所归，成了英国的首相，急切地等待着下一次对华开战的借口。1857年“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英国议会立即就对华再度开战事宜展开辩论。格莱斯顿联合一些议员在下议院对巴麦尊展开攻击，并且一时取得了成功。虽然巴麦尊派的势力暂时落败，巴麦尊却非常有信心地对他的对手们说：“是的，你们的确赢得了下议院的多数，但你们并没有赢得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多数。”[94]他的这份自信很快就获得了证实：“巴麦尊勋爵带着多数重返下议院，因为他与人民的希望息息相通。”[95]
夏洛蒂就属于巴麦尊所说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多数”。尽管自小就热衷于政治消息以及议会里的辩论的夏洛蒂回避公开谈论时政，但她以历史隐喻的方式将英国对中国的“远征”赞美为又一次“十字军东征”：1842年7月，也就是英国取得对华鸦片战争的胜利之际，时在布鲁塞尔学习法语的夏洛蒂写了一篇题为《隐修士皮埃尔小像》的法语仿作，歌颂11世纪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民众情绪煽动者和早期领袖人物隐修士皮埃尔，赞美他“以先知和军人的双重身份显身于十字军中”(Life：237)，“将欧洲人移民到亚洲”(Life：237)，并要求“整个欧洲和整个亚洲跟从他的信仰，信仰十字架”(Life：239)，“他看到了圣城耶路撒冷获得解救，看到了圣墓获得自由，看到了银色的新月从圣殿之上升起，方形王旗和红色十字军旗竖立在那里”(Life：240)，“战斗明天打响，但胜利今夜就已确定”(Life：240)。考虑到11世纪的皮埃尔的眼光只盯住耶路撒冷，不曾要求征服“整个亚洲”(那时的欧洲人尚不知“整个亚洲”为何物)，也无意“将欧洲人移民到亚洲”(夏洛蒂的法语老师埃热先生在这句话旁边批了一句：“此句不适合皮埃尔。”)，那么，夏洛蒂其实是通过赞美11世纪的十字军领袖皮埃尔来赞美正在“征服亚洲”并正在“将欧洲人移民到亚洲”的英国当代“基督教英雄”，他们既包括巴麦尊和威灵顿公爵，也包括作家德•昆西及其作为英国远征军军官的儿子霍拉斯•德•昆西。
巴麦尊是老勃朗特在剑桥读书时参加的那些以法国入侵为假想场景的军训的队友，老勃朗特对他一直极为钦佩，经常自豪地谈起他，而他的女儿夏洛蒂则更加崇拜威灵顿公爵，将他的画像挂在房间里，以致毕莱尔说“威灵顿公爵一直是夏洛蒂顶礼膜拜的神……她从来就没有收回她对这位伟大公爵的崇敬之情”[96]。1843年，夏洛蒂又写了一篇题为《拿破仑之死》的法语作文，将这位“老英雄”置于被他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之上，并说“英国也许要花上一个世纪才能认识它的这位英雄的价值”[97]。成名后的夏洛蒂终于在1850年的伦敦之行中见到了她的偶像，在写给纽西的信中称他“果然是一个伟大的老人”(Brontës，II：143)。次年，威灵顿去世，夏洛蒂读到《泰晤士报》上连篇累牍刊登的公爵事迹，对公爵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辉煌战功尤其赞不绝口，说它“给英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光”；她在给纽西的信中也谈到了公爵的死，说“如今整个国家似乎在用一种公正的眼光来看待这位伟大人物了”。[98]
与夏洛蒂一样，威灵顿对天主教向来持有强烈敌意。作为英国“老英雄”，他支持英国对中国开战，以扩大帝国的疆域和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与巴麦尊和德•昆西一致。但与赤裸裸地“言利”的巴麦尊不同，威灵顿主张英国应该为开战找到更站得住脚的“道义”理由，而不是置英国于不利地位的对华鸦片走私——毕竟，他认为鸦片是毒药，且违反中国法律。因此，正如1840年5月17日有关议会辩论的一篇报道所说，“威灵顿公爵宣称这场战争不是鸦片战争，战争另有理由”[99]。他采取的是和麦考利一样的策略，避开中英冲突的核心问题，大谈中国地方官员冒犯了赴华做生意的大英子民及英国商务代表义律的尊严，说“他们被迫不得不诉诸战争”[100]，以激起英国人的民族受辱感来建构英国对华战争的正义性。在1839年5月的议会辩论中威灵顿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国的代表像义律上校被中国广东地方官员那样对待。我已为我的国家荣幸服务了50年，作为英国人，我不能忍受看到英国政府的一个官员在他服务的岗位上被如此对待，被用如此的语言对付，这种语言在世界任何国家甚至都不会用在最卑微的罪犯身上。”[101]他寻找的是一个让英国看起来像受辱者，让中国看起来像施辱者的堂皇开战借口，就像夏洛蒂以“十字军东征”来隐喻英国在东方的战争行为。夏洛蒂在《简•爱》末尾这样描述只身去了印度并死在那里的圣约翰牧师，算是对那些在海外为英国利益服务的英国“基督教英雄”的礼赞：
圣约翰离开英国去了印度：他走上了自己选择的荆棘小道，并持之以恒地追寻它。光是岩石和险境还锻造不出像他那样有毅力，不知疲惫的先驱；他坚定、虔诚、投入、精力饱满，充满热情，真理在握；他为同胞而劳作，为他们的进步之路披荆斩棘，像巨人一样斫去缠绕在这条路上的教条和等级的偏见。他或许有些严厉，或许太过执着，或许野心勃勃，但他的严厉是保护自己的朝圣队伍免遭蝗王阿坡庸的袭扰的武士伟心的那种严厉，他的执着是听到基督说“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便惟基督是从的使徒的那种执着，他的勃勃野心也是圣人的那种野心，只为了在那些从尘世获救的人中获得第一排的一个位子，纯洁无瑕地站在主的宝座前，分享基督最后的大胜；他是被召唤之人，被选之人，忠贞不贰。(Jane：554)
简•爱最终留在了英国，但她的一部分已随圣约翰牧师去了印度。夏洛蒂对传教士圣约翰的赞语也可用在其他“去印度”、“去中国”的英国“基督教英雄”身上。在《简•爱》创作的1846年，“去印度”，“去中国”是那些具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激情的英国人的冲动：对他们中一些人来说，“去印度”、“去中国”意味着为英国在遥远的东方扩张疆域并获得财富(对殖民官员、商人而言)；对另一些来说，是用基督教来教化“东方野蛮人”(对传教士而言)；对第三部分人来说，是对神秘而性感的“东方情调”的猎奇(包括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地理测量家在内的探险家们)；而对第四部分人来说，则是用“煤炭和钢铁”时代的火器去教训那些胆敢冒犯英国威严和利益的拿着刀剑的东方蛮子(对英国远征军士兵而言)。但这四类人往往集于同一人之身，就像后来转籍英国的普鲁士人郭士腊(Karl Guzlaff)那样既是传教士，又是鸦片贩子、东方语言学家和翻译，还充当英军间谍，刺探中国东南沿海的水文情况。他从中国回到英国后，在各地演讲，大受欢迎。就像其他许多英国来华传教士一样，郭士腊受到鸦片贩子渣甸和马地臣的怡和洋行的直接资助，他们以“印制祈祷术和让他们卖药”来资助传教事业，而“一手分发着教义册子，一手出售着鸦片药”的郭士腊“对自己出售鸦片的行为似乎并无良心不安，因为鸦片是传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2]。弗伦奇也谈到英国来华传教士与鸦片贩子之间的关系：“基于既追求统治世界又从中牟利的维多利亚理想，这两大团体似乎达成了长久而广泛的和解……他们均视英国文化，贸易与帝国主义为能够给世界带来利益的所谓英国先进文化，它为这些民族带来精神的新生和由贸易促动的发展……他们用魔鬼的钱来从事上帝的事业。”[103]他还引曾在印度殖民地任过职的莫里斯•科利斯所著《洋土》一书中的话说：“传教士的观念与渣甸式鸦片商人的观念并无深刻差别……贸易和圣经结成了同盟，而紧随其后的是帝国的旗帜。”[104]
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弟弟约翰也去了印度，马特拉克说，“鸦片的高利润使得包括约翰•华兹华斯在内的所有英国人都垂涎三尺”(Deep：9)。积极鼓动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开战的德•昆西将自己的孩子们分配到了英国各个殖民地和准殖民地：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加入了远征军，紧随着“帝国的旗帜”远渡重洋去了“东方”，其中长子霍拉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跟随英国远征军第26卡梅隆步枪团一直打到广州，最后升任陆军中尉，但1842年8月，当他的连队驻扎广东南部沿海的赤柱村(今香港赤柱)时，他感染热病，死在了那里；幼子保罗•弗雷德里克则以第70女王团的军官身份去了印度，参加镇压1857年印度“大骚乱”的军事行动，后移民新西兰；次子弗兰西斯是一位医生，虽未加入帝国军队，却也移民去了巴西。三个女儿中的两个也去了殖民地：长女玛格丽特1853年与新婚丈夫移民去了爱尔兰，次女弗洛伦斯1855年去了印度，成了殖民地英国军官、工程师贝尔德•史密斯的妻子。[105]
那些“去印度”、“去中国”的英国“基督教英雄”自然是知道自己是为利而去的，他们沿途掠夺每一个城市和村庄，掠来的一些珍贵物品后来作为“展品”出现在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中国馆”里。但这种道德伪善造成了少数还有相当道德敏感性却被迫卷入战争的英国人的内心分裂。于1857年率英国远征军对华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额尔金公爵(Lord Elgin)在日记中自辩道：“人有时候会为自己身不由己卷入中国这摊烂事而感到遗憾。”[106]为减轻甚或消除自己的犯罪感，他们就将自己的牺牲品说成愚昧而邪恶的野蛮人，并让自己和他人相信那场“被人不适当地命名为‘鸦片战争’”(Opium：9)的战争实是“文明”对“野蛮”的圣战，经过这番自辩，于是乎，自己在道德上就成了圣人。
但在自己的牺牲品面前自我赋予的这种道德制高点有时并不稳固。额尔金在写给妻子的私信中说：“我们这些人以残暴的武力和野蛮的力量闯入这片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神秘大地的深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谁呢?我多想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啊!不过，同时，把这个古老的文明毁灭掉，肯定也没什么好遗憾的。”(Letters：250)这最后突如其来的一句，显示出他为不再搅扰自己的良心而拒绝继续思考下去。战争结束后，额尔金在返回英国的军舰上长舒一口气，说终于可以离开“可恶的东方”了，他随即补充道：“我说‘可恶的东方’，与其说是东方本身多么可恶，倒不如说因为东方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我们的暴力，欺诈和对公理的蔑视的记录。”(Letters：274)他途经印度时，读到胡塞尔有关1857年英国军队残酷镇压印度“大骚乱”的著作，想到自己所率的英国军队对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写道：“我能做点什么来阻止英国对另一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施暴而招来的上帝的诅咒?或许我全部的努力只不过是扩大了英国人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文明和他们的基督教何等空洞和浅薄的范围?”(Letters：325)这后一句话很快得到应验：还未抵达伦敦，他就收到伦敦发来的指令，让他与法国军队组成联军，去给中国一个更严厉的教训。说到底，无论他个人觉得如何不妥，觉得羞愧，都不会动摇他作为帝国的征服工具的职分，他把上面那些“勇敢的话”写进私人日记或给妻子的私信，把私人日记和额尔金太太当成秘密倾吐罪过的忏悔师，然后去严格执行伦敦的意图，以人格的分裂达到良心的安稳。
但夏洛蒂似乎从来没有为她的国家感到过一丝羞愧，正如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通常只有一个独断的视角——那就是自己的主观视角。从1847年的《简•爱》到1853年的《维莱特》，她几乎全部的作品都创作于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但其中见不到对这些重大现实事件的哪怕最微小的暗示。夏洛蒂崇拜的作家德•昆西在这期间一直充当着对华战争的鼓动家的角色，写下了大量煽动文章。卡农•施密特写道：“在这些文章中，那些曾经在《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中被内在化并用来再现某种生活的奇特比喻，被投射到了外部，用来作为开战的借口——又最终被用来再现英国性。”[107]考虑到夏洛蒂对时政的关心，那么她对发生在她的创作生涯盛期的这些重大事件的回避就显得非常奇特了。不仅如此，当她震惊于“水晶宫”里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展品时，她说“似乎只有魔术才能把地球各个角落的财富汇集到这里”，轻轻一笔，就把英国海外殖民史，战争掠夺史和贩运鸦片史的罪恶全部勾销了。但回避有时是一种迂回策略。夏洛蒂通过对鸦片作为“万灵药”和“魔药”的描写，通过对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和当代“基督教英雄”的赞美，参与到了当时英国社会围绕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展开的激烈争论中，以梦幻般的浪漫主义文学话语为受到“反鸦片同盟”和以格莱斯顿为代表的反战派的道德指控的对华鸦片贸易和对华鸦片战争提供了某种道德和美学上的合法性支持。
注释：
[81]See Martin Hewitt，“Introduction：Victorian Milestones”，in Martin Hewitt，ed.，The Victorian World，p.11.
[82]Martin Hewitt，“Introduction：Victorian Milestones”，p.11.
[83]Emily Brontë，Wuthering Heights，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73，pp.50–51.
[84]Nigel Leask，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Anxieties of Empire，p.6.
[85] Nigel Leask，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Anxieties of Empire，p.7.
[86] James Johnston and McLeod Wylie，eds.，The Opium Trade in China，by an Eyewitness，London：J. Heaton & Son，1858，p.20.
[87]R. Montgomery Martin，“Dedication”，in R. Montgomery 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s Government，vol.1，London：Brewster and West，1847.
[88]James Johnston and McLeod Wylie，eds.，The Opium Trade in China，by an Eyewitness，p.23.
[89]R. Montgomery 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in an Official Report to Her Majesty’s Government，vol.2，London：Brewster and West，1847，p.17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卷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90]George Otto Trevelyan，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ord Macaulay，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81，p.389.
[91]George Rose Emerson，William Erart Gladstone，Prime Minister of England：A Political and Literary Biography，London：Ward，Lock，Bowden and Co.，1893，p.43.
[92]George Rose Emerson，William Erart Gladstone，Prime Minister of England：A Political and Literary Biography，p.43.
[93]“Legal News”，in The Solicitors’ Joural and Reporter，vol. XI.VII，1903–1904，London：Alexander & Shepheard，Ltd.，1904，p.301.
[94]“Lords Were Right in 1857：The War with China”，in National Union Gleanings，vol.1：August-December，1893，London：George Berridge & Co.，1893，p.295.
[95]“Lords Were Right in 1857：The War with China”，p.295.
[96] Augustine Birrell，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London：Watler Scott，1887，p.48.
[97] Mrs. Gaskell，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vol. I，1857，p.295.
[98] See Margaret Smith，ed.，The Letters of Charlotte Brontë，Vol.Ⅲ：l852–l855，p.67.
[99] “The Duke of Wellington Extinguisher on the Opium Agitation”，in The Examiner，May17，1840，p.306.
[100]The Duke of Wellington，“War with China：The Opium Trade”(May12，1840)，in Colonel Gurwood，ed.，The Speeches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in Parliament，London：John Murray，1854，p.426.
[101] The Duke of Wellington，“War with China：The Opium Trade”，p.421.
[102] Martin Booth，Opium：A History，p.123.
[103] Paul French，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pp.21–22.
[104] Paul French，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p.22.
[105]See David Masson，De Quincey，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2，p.98，pp.121–122.
[106]Theodore Walrond，ed.，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London：John Murrey，1872，p.242.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07]Cannon Schmit，“Narrating National Addictions：De Quincey，Opium，and Tea”，in Janet Farrell Brondie and Marc Redfield，eds.，High Anxiety：Cultural Studies in Addic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79.
[作者简介] 程巍，男，196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史、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反浪漫主义：盖斯凯尔夫人如何描写哈沃斯村》(载《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等；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文学的政治底稿：英美文学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和《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漓江出版社，2013年)等。
本文原载于2015年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感谢作者程巍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