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最终也没有能够完成《中国长城修建时》，像小棕色笔记本里留下的其他札记、信稿、散记、对话等等一样，这部用“铅笔草草写成”[42]的残稿看起来模糊、混乱，勾勾画画之处比比皆是。小说的内容大致如下：（１）长城在帝国最北方已经宣告建成。但叙述者此时却对它的分段修建方式感到十分困惑：来自东南和西南的两支建设大军分别被划为一个个20人的小组，两组人马相向施工，各自用五年时间完成划定的500米任务，待两段城墙合拢之后，这些人又被派往很远的地方继续修建。这种“分段修建”方式的后果是，长城并未连为一体，一段段墙之间留下了缺口，有些缺口甚至在整个工程完工之后也未能补上，而且恐怕再也无缘补上；（２）当时一位学者指明长城的修建可以为巴别塔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３）叙述者不断地猜测和分析“最高领导”之所以采取分段修建的意图，却发现没有人知道“最高领导”的身份和居所；（４）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蛮族，可是作为千里之外的南方人，叙述者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蛮族的凶恶面目；（５）垂死的皇帝试图通过自己的信使向帝国偏僻角落的一位臣民传达一道口谕，但这位孔武有力的信使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拥挤不堪的京城，而那位臣民也只能在夕阳西下的窗边枯坐空等；（６）长城始建30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的水手突然驾船来到小村庄，告诉他父亲长城开建的消息，当后者摇头一再表示不信时，水手跳上帆船匆匆离去(see NSFⅠ:337-357)。让我们从小说的叙述者说起。通过了“最低等学校的最高等考试”(NSFⅠ，343)的叙述者“我”，一个20岁的年轻人，有幸作为拥有基本建筑知识的工程师投人到了建设大军当中。这位底层“领导者”(NSFⅠ:340)把自己与以挣取工钱为目的的底层劳工区分开来：由于不理解工程“最高领导”的意图，劳动之余的“我”便孜孜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只有借助于这个手段，才能触动某些特定问题的神经”，“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对一些民族和国家层面的制度特别清楚，而对另一些制度则特别地糊涂”。“最清楚”的制度莫过于帝制，而尤其让人感到“糊涂”的事情则是分段修建长城的方式(see NSFⅠ:340)。以叙述者的这一“自白”为分水岭，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故事可以被看做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述者对分段修建方式的理性冥思(nachdenken)，从中牵出了“最高领导”(das oberste Führung)的组织意图或者“无意图”；后一部分则围绕帝国的主权者——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疏离关系而展开。长城是一项浩大的“民族工程”(das Volkswerk)，它是“数十万民众的辛劳和生命投入换来的果实”，它用伟大的“蓝图”将全民族力量(Volkskraft)凝聚在未来的新工程之上(NSFⅠ:344)。在此，“民族”并非德意志传统意义上单一的“文化民族”(Kulturvolk)，而是与卡夫卡同时代的乔治•耶利内克眼中的“政治民族”，即所谓“国族”(Staatvolk)。这位出身维也纳犹太家庭的实证法学家认为，只有那些“通过组织行为而形成的民众”才能够称得上“民族”的共同体，而“这种组织也只有借助于受到认可的法律条文才成为可能，后者关乎民众在法律意义上的意志形成，只有这样才能将它们组织成一体”[43]。依照人为原则把来自东西部的劳动大军划分为一个个20人的小组，这种“分段”或曰“分治”方式正是耶利内克所说的政治组织方式。另一方面，由于能够看到自己部分的劳动果实，修建者便克服掉了漫长的劳动容易引起的“厌烦”和“失望”情绪。因此，修建长城绝非强制性的劳役(see NSFⅠ:342)，而是集体意志的体现，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建国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两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重新加以表述：帝国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什么？故事的核心是皇帝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政治。独自坐在皇城内一张“大小应当合适、实则相对逼仄和狭窄”的龙床之上，皇帝看起来“非常疲惫”，“张开柔弱的嘴巴，不断地打着哈欠”（NSFⅠ:350）。传说中，在弥留之际僵卧病榻之上的皇帝，试图向帝国一隅的一介布衣下达一道重要的口谕。在《古史一页》中，面对从千里之外奔袭京城的游牧民族，他只有紧闭门窗，困守宫室，于一片黑暗之中无奈地看着广场上骚动的敌人（see NSFⅠ:360）。前述海尔曼的德译汉诗集中选译了杜甫的一首诗，诗中一位头戴耀眼金冠的君王，出入于嫔妃们中间，沉湎于声色而无暇参与大臣们议政（see Chinesische: 57-58）[44]；同一诗集中还出现了李白的《口号吴王美人半醉》，诗中那位纸醉金迷的末代君主——吴王夫差以及醉卧“白玉床”的美人西施(see Chinesische: 49)[45]，还有《金陵三首》中的第三首对六朝往事的兴叹(see Chinesische: 34)[46]，—定给布拉格的这位“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皇帝正是一位身处王权兴替之际、肉体衰弱不堪、精神萎靡不振、完全失却掌控帝国之能力的君主。如此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更多来自于尤利乌斯•迪特马的游记《在新中国》[47]。受《莱比锡报》的委托，迪特马自1910年1月从德国出发开始作环球旅行。1910年深秋，他从鸭绿江朝鲜一侧进入中国，先后游历了中国北方的盛京（沈阳）、天津、北京、青岛和南方的上海、香港和广州。旅途中对晚清中国社会的了解使这位欧洲人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大变革的边缘，皇室及其官员的乱政已经达到了不可忍受的顶点”(Neuen: 4)。在游历北方时，与迪特马同行的有一位德国小姐法尔克、一位俄国间谍Ｚ先生、一位英国人摩尔女士，还有一位美国人利维斯。他们当中既有帝国主义者，也有和平主义者；既有对中国充满好奇、急于想了解这个东方国家的人，也有对中国十分熟知并且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在旅途中，这些持不同立场的西方人不断就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展开时而平和时而热烈乃至针锋相对的讨论，从他们的言谈和思想中，我们可以一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方流行的种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定型看法。显然，迪特马游记中记录的山海关长城及其照片(see Neuen: 29)给了卡夫卡直接的创作灵感。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迪特马笔下的长城只是为卡夫卡的长城故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叙述框架，其本身不足以解释作品，也就是说，不能够构成作品阐释工作的基础；反之，执着于这种“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ät)就会重蹈实证主义研究的覆辙，即以对作品生成原因的精确研究来代替对作品“复杂语义体系”的分析。[48]然而，如果深入细致地阅读迪特马的旅行记，就会得出不同的意见：《在新中国》不只为《中国长城修建时》提供了一个创作诱因，更重要的是，它也为卡夫卡的中国故事奠定了基调(Grundstimmung)。迪特马重复了同时代在西方人中间普遍流行的“东方主义”话语，宗主国的殖民主义优越感在书中也随时可见[49]，但他与热心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尔曼(see Chinesische: v-x)—样对中国古文明的覆亡抱以同情，对中国新变革的到来寄予希望。1905-1911年间，大清帝国和奥匈帝国——其实何止这两个帝国，还有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四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民族帝国(multinational empire)几乎同时面临着多重危机，即宪政危机、边疆危机等等，这些帝国因无力应对上述危机，遂在1911－1923年间相继走向解体，在这些崩溃和濒临崩溃的帝国边疆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50]不要忘了在长城故事里，卡夫卡已经转身变成了一位研究“比较民族史”的中国学者。两个古老的帝国分别在1910－1911年和1916－1917年走到了革旧鼎新的时刻，这自然会激发起这位布拉格作家无限的政治想象力。在迪特马的眼中，盛京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凌乱、“嘈杂”、“肪：脏”和“丑陋”，而埋葬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则干净、整饬，松柏和石像分立两侧，共同守护着这位已逝的君王，它们“让宁静的陵园充满了生机，让死者的沉默越过自身传向远方”(see Neuen: 26)。皇家陵园的极尽奢华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德国旅行者想起了陵园外面一座百姓坟茔（“小土堆”）的破败：前者是闻名于世的帝王陵园，后者是一个无名“苦力”的坟头(see Neuen: 27)，迪特马禁不住问道：“难道丧葬习俗不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高低的尺度吗？”(Neuen: 23)在天津租界里，西方人以主人姿态来往穿梭，而华人却为挣取一块面包而甘为人下，迪特马评论道：“再也没有比在中国的城门口纷纷建立的繁荣的欧洲殖民地更能显出一个庞大帝国的无能和一个伟大民族的无助了……一边是最丰富的艺术和最有魅力的奢华，一边是最让人痛苦的贫穷和最肮脏的破败，在民众和他们的皇室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 (Neuen: 34)在紫禁城里：“天子生活在神圣的闭塞当中，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他是最受尊重的人。他就像一个被关进金笼子的囚犯一样，我想起了一个修饰语‘孤独的男人’，实际上这只是他的诸多名头之一。正在强有力地叩击中国大门的新时代，难道不会连这种光荣的苦难一同扫尽吗？” (Neuen: 44)那位俄国间谍这样解释道：“他们把他们的皇帝命名为天子，普通的中国人不敢奢望见他一面，甚至不能抬眼看他。当皇帝出行时，街道必然被封闭起来，全部门窗都必须关上，以至于普通民众中没有人看到过他。” (Neuen: 26)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中，叙述者将帝国君臣的隔绝状态表述为，“我们民族”除了祭拜当地的“农神”之外，“所有的心思都指向了皇帝，不是指向当朝的皇帝，或者不如这样说，假如我们了解他，或者假如我们能够得到其确切消息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指向当朝的皇帝”(NSFⅠ:349)。所有的人都没有体会到皇帝的存在，朝圣者也好，水手也好，中国的疆域太大，北京和皇帝都只是一个点而已，然而，“活着的皇帝和我们一样”(NSFⅠ:350)。在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发的统治危机中，弗朗茨•约瑟夫接替身体虚弱的费迪南(Ferdinand Ⅰ:1793-1875)当上了奥地利帝国的皇帝。为了扭转费迪南治下极端薄弱的统治力，他仿效特雷莎女皇(Maria Theresa, 1717-1780)，采取了一套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策，这被称为“新专制主义”。[51]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在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和撒丁王国的战争中接连失利，并于1866年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联盟霸主地位的战争中遭受挫败，这些失败严重地削弱了弗朗茨•约瑟夫的权力，使他不得不谋求与匈牙利统治精英的联合。一番艰难的谈判过后，1867年6月，他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成为奥地利－匈牙利帝国(Osterreich-Ungan/Kaiser und König)皇帝。然而自其建立之初，这个二元制帝国就一直面临着日趋激烈的民族冲突：一方面是匈牙利贵族的独立要求，一方面是奥地利境内德意志人与波希米亚少数族裔为争夺统治主导权而产生的冲突。尽管如此，约瑟夫皇帝仍然坚守1867年宪法的原则，不愿在帝国的旧制度上做出任何改变，拒绝了后来被刺杀的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提出的联邦制计划。1897年，巴德尼(Kasimir Badeni，1846－1909)内阁在波希米亚推行的民族妥协(Ausgleich)政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波希米亚王国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1908年10月，奥匈帝国又不顾周边国家的反对，使用武力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1914年6月，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巡视时，遭到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包括波黑地区在内的“大塞尔维亚国”的“黑手党”(Schwarze Hand)暗杀。一个月之后，约瑟夫皇帝签署文件向塞尔维亚宣战。[52]１９１４年８月，糟糕的作战计划致使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遭到惨重的失败，80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因此阵亡。[53]到了1916－1917年，内外交困的哈布斯堡帝国显出了分崩离析的迹象，战争初期涌起的爱国主义情绪明显减退，帝国内部也开始出现批评帝制的声音。自约瑟夫于1849年登基以来，帝国的政治领袖、各个党派和统治精英们都在持续不断地制造“帝王崇拜”。皇帝的生日庆典、结婚纪念日庆典、外出巡视活动甚至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符号和礼仪形式，均被用来表现这个二元制帝国的主权者：约瑟夫皇帝成了象征多民族帝国统一的唯一人格。每逢皇家庆典来临之际，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站立在大街小巷的两旁，争相向皇帝表达忠心。人们聚集在天主教堂、清真寺和犹太堂里，聆听神职人员对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家族的颂扬。人们用德语、捷克语、波兰语、乌克兰语放声高唱《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Gott erhalte Franz den Kaiser")，频频向皇帝送去健康的祝福。公共建筑、市民家庭、咖啡馆、农舍，到处张贴着皇帝的画像，在帝国子民的心目当中，约瑟夫就是“奥匈帝国的父亲”[54]。战争伊始，奥匈帝国与这位皇帝更被看做一个命运共同体，《告我的各民族书》("An meine Völker")用那种真诚而恳切的语气一下子点燃了民众心头的爱国热情，渴望以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民族纷争、换取国内和平的思想，不仅使统治精英、政治党派，也使普通民众对帝国及其主权者——约瑟夫皇帝表达出一种空前的忠诚：战争成了检验和衡量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甚至是和平年代就已经遭受怀疑的犹太人对帝国和皇帝是否忠诚的手段。[55]但是，晚年的约瑟夫却因接连失去亲人、突发的政治暗杀和对战局的悲观情绪而陷人了一种老年人的孤独之中。1907年染上的支气管炎一度使他中断了工作，1911年，一场严重的咳嗽又向他的健康发出了警告。尽管这没有使约瑟夫皇帝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或放慢工作节奏，却使他的出行从此往后受到了限制：在大部时间里，他只能留在美泉宫(Schönbrunn)听取官员们的汇报，埋头处理文件，维也纳的百姓更是难以见到他。“他和外部世界之间隔着某种雾霭，某种极大的疲惫”(Erste: 647)，公主玛丽亚•瓦莱里(Marie Valerie)在1916年10月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于是，围绕皇帝周围形成了一个神话，有关他已经驾崩的消息不胫而走。[56]卡夫卡的好友穆齐尔和弗朗茨•沃伏尔(Franz Werfel)分别带着反讽和哀伤的语调怀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是否还在世，或者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另一位作家理査德•封•肖克尔(Richard von Schaukal)则声称，皇帝被“装进了自己尊严的盔甲里”，如同一个“遥远的星辰”；雷欧•萨菲亚(Leon Sapieha)也评论道，“有时人们可以听到一些谣言，悄悄地说弗朗茨•约瑟夫已去世好久了，只是消息被封锁了起来，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在前线见到他”。[57]注释：[42]Qtd. in Franz Kafka, Œuvres complètes, vol.1, p. 1073.[43]See Georg Jellinek, Allgemeine Stααtslehre, 2 Aufl.,Berlin:O.Hăring, 1905, S.138.[44]遗憾的是我未能查到杜甫这首德译题为《君王》( "der Kaiser")的诗歌原文。[45]李白原诗为:“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46]德译题为《金陵挽歌》("Ode auf Nanking")，原诗为:“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47]Julius Dittmar, lm Neuen China.Reiseeindrücke, 3 Aufl. , KöIn: Hermann & Friedrich Schaffstein, 191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卡夫卡非常喜欢沙夫斯太因出版社的“绿皮小丛书”(Grüne Băndchen)，迪特马这本中国游记便是其中一种，虽然在卡夫卡的私藏中未见此书，但从《中国长城修建时》相关段落的某些语句，可以推测他读过这本书，这个看法几乎已成为卡夫卡研究界的一个基本共识(see Hartmut Binder, Kafka-Kommentar. Zu sǎmtlichen Erzǎhlungen, 3 Aufl.，München: Winkler Verlag, 1982, S.218)。另外，迪特马这本游记的内容曾经于1911年春天在《莱比锡报》( Kölnische Zeitung)连载，其影响不容小觑( see Julius Dittmar, Eine Fahrt um Welt, Berlin:Afred Schall, 1912, S.7)。[48]See Manfred Engel, "Entwürfe Symbolische Weltordnung. China and China Revisited. Zum China-Komplex in Kafkas Werk 1917-1920" , S. 223- 224.[49]“自此之后，我们便会承认殖民地的意义在这里被固定了下来:给亚洲人民带来一个直观的看法, 看看我们[德国人]在所有的地方为人类进步所做的贡献;然后他们就会思索，购买我们的商品以及在政治上跟随我们到底值得与否。” (Neuen：79)细节的分析详见Rolf J. Goebel, Constructing China: Kafka's Orientalist China, p.67。[50]关于这一历史过程的描述，详见Alfred J. Rieber,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o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24。[51] See Ernst Joseph Görlich, Grundzüge der Geseleichte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und Österreich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Gesellschaft, 1970, S. 21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52]See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Von den Anfängen i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3 Aufl., München: C.H. Beck, 2012, S.1163.[53]See Sönke Neitzel, Weltktrieg und Revolution, 1914-1918/1919, Berlin: be. bra Verlag, 2008, S.45.[54]See Daniel L. Unowaky, The Pomp and the Politics of Patriotism in Habsburg Austria, 1848- 1916, West 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55]See Mark Cornwall, "The Wartime Bohemia of Franz Kafka:The Social and National Crisis", S. 37.[56]See Jean Paul Bled, Franz Joseph, "Der Letzte Monarch der Alten Schule", übetragen von Marie-Therese Pitner und Daniela Homam, Köln: Böhlau Verlag, 1988, S.499.[57]See Adam Kožuchowski, The Afterlife of Austria-Hungary:The Image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in Interwar Europ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3, p. 150.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作者梁展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精彩未完，敬请各位读者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