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现代化的先驱——20世纪思潮里的群英谱》（威廉•R.埃弗德尔著，张龙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方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班牙，有志于科学探索者是在多么艰难地展开研究工作。这个曾经“发现”了美洲的古老帝国，早已失去了发现新事物的热情。欧洲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创制出的新技法，往往要等上几十年才会被他们的西班牙同行采纳。为了发表研究成果，杰出的西班牙病理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 1852-1934）必须编辑并印制他自己的杂志，因为“世纪之交的西班牙并不是一个发布新科学的地方”。外国专家读不懂他提交给德国解剖学会大会的论文，因为文章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他在大会上不得不用生硬的法语发表演讲，成效也不大。幸而他带来了自己的一组素描作品，是借助显微镜精确画出的小鸟胚胎的大脑，这才让国际同行们对他在神经系统方面做出的新发现提起极大的兴趣。
作者在书中不无揶揄地叹道：“西班牙似乎根本不属于欧洲。”这种想法不单为那个年代的西方诸“列强”所持有，也是那个年代的西班牙知识分子所认识到并且为之焦虑的。当东边和北边的邻国都在你追我赶地发展大工业、创造现代文明的成果并向殖民地的“野蛮”世界大举进军时，西班牙显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贫困，为一大堆问题缠身。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他的《无脊椎骨的西班牙》一书中把这个国家自菲利普二世时代开始的衰落解释为一个分崩离析的过程：从帝国的边缘到中央，先是低地国家和米兰公国脱离帝国的统治，接着是那不勒斯，然后在19世纪初，美洲诸殖民地纷纷独立，至该世纪末，危机似乎达到了顶峰——经由1898年的美西战争，西班牙失去了美洲和远东的最后几小块殖民地：波多黎各、古巴、菲律宾和关岛。“1900年，西班牙的肉身回到了它初生时的仅为一个半岛的裸体状态。”在奥尔特加看来，1898年的灾难并不是危机的结束，而更像是新一轮危机的开始，因为在此世纪之交，西班牙半岛内部也传出了分裂之声，各个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纷纷抬头，甚至连西班牙是否存在都成了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对于一个失去了所有、陷入孤独境地的人来说，没有比失去自信更糟糕的事了。怀疑自我存在价值的悲观论调，很容易将个人导向自杀。无疑，这样的人需要精神的支持，需要被灌输一些“正能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
正是在被称为“九八代”的一批西班牙作家那里，西班牙成为一个问题。1898年祖国在与美洲的那个新兴强国交战中的惨败，促使年纪尚轻的他们积极思考西班牙的命运，在承认欧洲先进国家文明成果的同时反思本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很容易因之而联想到我们的“五四”——也是在那个帝国主义列强横行的时代，也是在一个“先前也阔过”的落后国家，也是一批年轻人，为科学民主和传统价值的矛盾而纠结，为祖国的前途而担忧。然而在对待传统价值方面，与五四青年的激进相比，西班牙的九八代作家表现出更为宽容的态度。他们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来自外侮的压力，不似在五四青年那里，如李泽厚所指出的，“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主题，从而使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曲折而不安的道路。九八代所反思的传统价值，也并非如五四青年所认定的那样是与西方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应当全盘砸烂的，西班牙的精神遗产终究还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只是更多地与中世纪精神、与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价值体系相联系，在遭遇现代性时呈现出多重矛盾。总观五四青年和九八青年的人生轨迹，同是因内忧外患而激愤发声，前者多是越来越激进，以至走上翻天覆地的革命之路，后者则多是渐趋保守，终而退回自己的内心。将两国的现代思想史作一比较，或许会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而他们和他们在地理上相隔如此遥远，也不通对方的语言，是否知道彼此呢？撇开异同不谈，西班牙九八代文学可曾影响过中国现代文学呢？尽管规模不大，民国时期中国作家对西班牙同行的译介也还是有的。九八代作家中，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的短篇小说作品就被鲁迅从日译本转译过。另一位颇受中国作家欢迎的便是阿索林（Azorín, 又译阿佐林或阿左林，原名José Martínez Ruiz, 1873-1967）。我手上的这本小书，便是戴望舒翻译的阿索林散文集。1930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戴望舒、徐霞村合译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周作人读后曾感叹道：“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唐弢也对此书颇为赞赏，并称傅雷也曾向他借过此书，后来就索性送给了傅雷。此书虽佳，却绝版多年，直到今人从偶然觅得的原书改头换面的重印本中选取了戴译的篇目，又添上数篇散见于三四十年代中文报刊的戴译阿索林小品，遂有了这本看上去颇为“小清新”的新编《塞万提斯的未婚妻》。[1]细读深思才能知道，“小清新”实在不能算是恰当的评价。虽是描绘日常生活和风景的小品文，这些作品隐含了作者的一种努力——他要深入到西班牙民族的灵魂中去。他不知疲倦地观察他身边的同胞，感受一个正在拉开序幕的深刻变革时代给单调重复的国民生活造成的危机，并试图从固有的传统中找到某些积极的因素。阿索林曾长期为报社工作，利用采访的机会游历西班牙各地，写下这一系列平实而深刻的随笔。这些随笔对西班牙文学的贡献，超越了他的小说、剧作和文学评论作品。沈石岩先生编著的《西班牙文学史》[2] 就给他这样的概括：“一位杰出的散文、随笔作家和文体学家”。戴望舒敏锐地从法文译本中发现并转译成中文的，正是阿索林的精品。最先吸引了译者的目光的，一定是那种简练脱俗的文体形式，深入文本后，其哲思也一定令译者和读者积极地反思自身。九八代作品的价值，在文风文体上，更在思想力度上。若是二者颠倒，那么九八代就不该叫九八代，而该唤作“现代主义”了。与今天西班牙国家旅游局广告中宣传的那个阳光沙滩、多元文化、成天过节的西班牙迥然不同，阿索林描绘的西班牙是凋敝而沉寂的。周作人称它是“伊伯利亚半岛的东西杂糅的破落户的古国”。阿索林笔下的那些平凡的国民，往往是孤独的，饱经沧桑的，然而安于现状的。比如在《一个农人的生活》中，那个两度经历过丧子之痛、像苦行僧一样过着简朴生活的老农夫，“这位可怜的人毫无对于将来的观念。将来是许多人的梦魇和痛苦。这位可怜的人是不关心明天的。《福音书》上说：‘每一个日子都带了苦难来。’我们今天的苦难是否还不够多吗？如果我们去关心明天，我们可不是会有两重的苦难吗？这位可怜的人既无希望又无欲求地生活着。”城里的人也过着浑噩的生活，时间的流逝是无关紧要的，比如生活在京城马德里的这位先生，“在十点钟的时候，他便回来睡觉。在那湮没着整个屋子的沉静中，响着滴答的钟摆声，接着是那洪大的、慢的、很慢的报时声，曳着颤动的尾声，慢慢地消歇。”西班牙就在这么孤寂地沉睡，远离那繁荣进步的世界。在九八代作家看来，国人是需要克服这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惰性的。走向现代化，就意味着必须打起精神，树立自我，珍惜时间，正视并且规划明天，抛弃中世纪式的盲从和悲观，不再安于“事物的不能改变的神秘的安排”——对于现代人来说，既定的命运轨道是不存在的，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发展、进步，通向美好光明的未来。然而未来必定是美好光明的吗？在阿索林描绘的另一些西班牙人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了个人对于离开既定的命运轨道的恐惧。“变方向和开始一种另外的生活是一种他的心所不能领悟的思想。他不会理解。在新的生活方法中，他会感到像一个陌路人。”正如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那个聪颖而孤独的钢琴家，当他就要离开他从未离开过的那条轮船时，面对意味着更多可能、更多不定的繁华都市，他不敢往前再迈出一步，最终还是扭头回到了船上，并决定终老于斯。是拥抱科学进步还是固守宗教传统？要理性还是要信仰？这是九八代作家们终其一生的苦思中念念不忘的问题。阿索林诗意地将这种矛盾表现了出来。“我们的整个灵魂，我们的民族的整个坚实的心灵，不就是在那些教堂中，在那些基督受难十字架中，在那些苦修庵中，在那些修道院中，在那干燥的天空中，在那平硕的平原中吗？”这样的文字，又像是在捍卫西班牙民族苦行僧式的闭关自守了。教堂和修道院不是应当被砸烂的落后事物，而是和天空、大地一起，构成了西班牙独具特色的风景。宗教信仰的虔诚不是应当被全盘抛弃的封建糟粕，而是已然成为西班牙民族灵魂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了。现代文明的世界固然美妙，然而美妙是恒久的吗？“一切东西都是固执地，不休止地向虚灭前进着的。在几世纪过去了之后，这浩大而可畏的西班牙帝国，将剩下些什么东西呢？而世界上的一切的国家，在几千几千年，几千几千世纪的时序中，它们的命运是什么呢？”未来之浩渺，思之令人茫然，不如且享受这眼前的充满诗意的瞬间吧。
阿索林的小品文，展现的就是发生在当下的这一个个审美的瞬间。不空谈过去，也不奢谈未来，只关注此时此地此景。他的用词是朴素的，句式是简练的，读来颇觉平淡——这不正符合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审美理想吗？在西语作家中，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像阿索林这样喜欢用短句的。我在西班牙语专业念到大三时，就喜欢上了阿索林的散文，因为读他的文字，不用太频仍地查字典，也不用费心去解析长句。且看《安命》一文的开头：“多思加诺先生住在一条冷落的街上。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在那间屋顶楼里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洗脸台，两三把椅子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些书。在墙上，你可以看到四五幅古画。”用笔之简，简直就像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里的课文。九八代作家的文笔大多朴实无华，仿佛作家的词汇量贫乏，难道这是西班牙文学衰落的标志吗？
恰恰相反。他们正是要摆脱之前盛行的那种已经失去活力的繁复、冗长、浮华的文体，创造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他们希望自己的文章能被大多数同胞读到，从而起到拯救民族灵魂之效。撇开内容不谈，这种简明的美学形式本身就是革命的。阿索林也会为自己的行文方式作辩护。如在《风格》一文中，他写道：“在风格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明晰。凡是清晰地想着的人，也明晰地写着。”他确实是这么做的。在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的诸多典范作品中，他赞赏的并且意欲复兴的，就是那种“明晰、自然而朴素”的文风。而这种文风是与他所肯定的西班牙民族精神、传统价值相一致的。它对应着的是西班牙“清朗而高贵”的风景，以及“高贵而庄重”的西班牙人。沈石岩先生的《西班牙文学史》对阿索林有这样的评价：“他卓绝的散文有时因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文体上的和谐，从而失去清新活力，缺乏灵感上的勃勃生机。”这一点我倒未曾觉出。对于我来说，阿索林从未失去“清新活力”，他要传达的活力和生机，正隐藏在简约玄澹的叙述里。东坡有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难。”阿索林的平淡，寥寥数字而生气远出，恐怕是二三流作家模仿不来的。最后我想谈一谈戴望舒的翻译。中国现代作家中与西班牙文学有所结缘的人并不多，戴望舒倒是一个。《戴望舒译诗集》[3]曾是我在南京青岛路上一家旧书店的惊喜发现，其中收录了数十首与戴望舒同时代的西班牙诗人的作品——那可是西班牙诗歌的白银时代啊！如今那家旧书店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本老旧的诗集却一直陪伴着我，几历搬迁而愈显珍贵。我曾从中挑出戴译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的名作《吉他琴》(La guitarra)，与另几位西语界翻译名家的译本放在一起，带到自己的笔译课课堂上。相较之下，戴望舒的译本是朴素的，甚至似是为了忠于原文而显得有点拙，含玩再三之后，大家还是觉得戴译读着最舒服，也最可信。今读戴译阿索林，也是这种颇为素雅的感觉。有的地方读来是不符合今天的汉语表达习惯的，如“他们节约地去旅行欧洲了”，还有些名词的翻译，如“古寺”、“县署”，如人名“焕”（今译胡安）、“悲多汶”（今译贝多芬），今天读来颇有“民国范儿”。有的词句读来觉得显拙，如“群星带着一种神秘的闪烁在无际的长天上闪闪发光”，一查西语原文，发现作家就是这么写的。或许有的读者不喜欢这样译，嫌其生硬，我倒是觉得，信而拙的译文，总比那种通顺流畅得像北京市民日常说话却远离原文的译文要好。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读来易懂无障碍，也颇受“翻得好”的赞誉，拿原文来一对照，却是不堪入目的。大巧若拙，或是许多今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不知戴望舒先生可曾谈过自己的翻译美学观，若是有的话，我想阿索林假使能知晓，当是会点头赞同并引之为知己的。[1] 阿左林，《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戴望舒译，桑农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2] 沈石岩编，《西班牙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本文节选自张伟劼新作《吉他琴的呜咽：西语文学地图》，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作者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如欲购买本书，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