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 ——在暨南大学“文学批评与20世纪文学史的生成”研讨会上的发言

黄子平教授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叫做《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一个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所以必须诚恳，要尽量作诚恳状。
还是从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说起，可能在座各位都会经常遇到。如果人家知道你是中文系的，而且是做当代文学的，就会问你一个问题：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呀？如果是三十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因为我那时候一年365天都在读当代文学、当代小说。我有这个资格。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倒过来，经常问人家：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呀？结果反应是什么呢，这些老朋友都颇有一点自豪地说：“我早就不读什么小说了！”所以现在通常都是靠学生给我推荐。这是一个很值得反省的问题。这些做当代文学的坏人变老了以后，居然都不读当代小说了。

余 华
             莫 言

苏 童

跟这相关的另外一件事情，若干年前，我跟上海的一个70后作家聊天——我很讨厌70后这样一种分类的标签，但是我们策略性地先用着——这个作家很困惑也很直率地说：“你们这些批评家为什么不再评论当代小说了？”他所说的“当代小说”，就是他们70后作家们正在不断生产出来的那些小说。我反省一下，我好像也就只读到莫言、余华、苏童为止，后来的就不太读了，也不是完全不读。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就是这个题目来作为回答这位作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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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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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教授

同时代人啊，你们70后的作品，应该由70后的批评家来批评。当年茅盾写《鲁迅论》、《冰心论》、《丁玲论》，就是他的同时代人。我们严家炎老师批评柳青《创业史》——同时代人。回顾我自己写评论、做批评，也是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叫做“早晨社”。早晨社里面有几位小说家，写出来的小说——我当时还忝为早晨社油印杂志的主编——看了后很兴奋——诶，这个小说真好，“有划时代的意义”，激动起来开始写评论。这个就是批评的产生、批评的生成。这里很重要的因素是文学社团，文学批评产生于社团“内部”和社团“之间”。社团就是说，这些人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有话要说，对于他们这个社团里边的同伴们的作品，有一种推崇的欲望和冲动。——文学批评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我们看一看当下文学现状的话，就会发现，诗人们、诗歌界的批评比较活跃。因为，诗人们一直在成立诗社，发表诗歌宣言，他们真的有主张——什么样的诗才是诗，什么样的诗是好诗，什么样的诗是纯诗，他们有很强烈的主张的地方。别的诗都是烂诗，或者根本就不是诗，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理论一套套的，很多概念日新月异地发明出来。所以，在别的文体的批评相对衰落的时候，诗歌批评是比较发达的。如果别人不批评，诗人很主动干脆自己来。批评的产生跟它有这样一种主张是有关系的。小说家就比较可怜，也没有人成立什么“小说社”，发表小说宣言，提出什么样的当代小说才是“真小说”。小说家茫然四顾——这些同伴们都干嘛去了？我的观察是考研究生去了，对吧？研究生面临的最重要的困境，老师不让你做这个同时代人的批评。以前更惨，以前都是要做逝世多年的像鲁郭茅巴老曹那样的作家。如果你不小心做到一个还健在的作家的题目的话，很懊恼，天天做梦，梦见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把匕首插在研究对象的胸口。从此这个作家的作品畅销，我这个题目也合法了。所以这些人到了学院里头，跟着导师，当然不能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只能做“研究”。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读博士后，读完博士后读博士后后，基本上这个人就傻掉了。所谓“傻掉了”，就是失去了对他的同时代人的作品的那种敏感，失去了对同时代人的文学主张的这样一种坚持和冲动。小说家怎么办？非常孤独地茫然四顾，写出了很好的作品，没有人拍手，没有人叫好，也没有人指出来哪些地方还可以写得更好。那么，他靠什么呢，靠两样指标来参照自己的作品。第一样，文学评奖。文学评奖多如牛毛，学者是以长江大河高山峻岭为标签，评奖则是以各地大大小小的已故乡贤来命名（耐庵松龄敬梓冰心萧红路遥），奖出来大家都有意见。这是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畅销书排行榜，看谁卖得多，网上呢，叫点击率。小说家写出小说之后，就靠这两个非常不靠谱的指标来判断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好，是不是跟这个时代、跟这个同时代人之间有一种心灵相通的可能性。怪谁呢，就怪你的同时代人批评家的缺席。
我自己觉得我这个回答非常圆满，能自圆其说，所以有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就说了：“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一通发挥。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们，他们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叫“同代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我的蛊惑，诸位可以去找这个公众号来看一看。

          谌 容

那么，最近我就反省了，发现这个回答的前提有问题。就是说，我把“同时代人”这个概念，狭窄到了“同龄人”，不自觉地沿用了现在不证自明的那些标签——70后、80后、90后、00后，越往后越有希望。我记得洪子诚老师有一次就显得很委屈地说：我的书为什么不能摆在一个“30后学者丛书”里去呢？那么，我和温儒敏老师也可以说：诶，咱们弄一个“40后学者丛书”，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书收进去呢？好像没有人敢做这样的策划。以出生年龄作为划分作家的这么一个标签，极不靠谱。当年我们如果要划分作家的“代”的话，是以“出道的时间”来划分的。比如说谌容，80年代以《人到中年》这个作品出道，她的儿子梁左跟我们同班同学，一个宿舍的。我们班同学陈建功，跟着梁左，应该叫谌容阿姨，但他是跟谌容同时出道的“八十年代北京作家”，所以他遇见谌容的时候，不知道叫她什么好。这是有道理的，以“出道时间”来划分作家。
现在呢，是看你出生纸。这些出生纸一样的作家，其实千差万别，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完全没有一个基准，除了他那个出生年月日是个标签之外。我知道有些作家就很抗拒把他归到什么“70后、80后”里头。所以说，把“同时代人”缩减到“同龄人”这个概念，是很狭窄的。当然后边根深蒂固的是进化论的与时俱进的“时间意识形态”在作怪。

吉奥乔·阿甘本

我最近读到意大利的一个学者阿甘本，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讨论——《什么叫同时代人》，有一个译法是《什么叫当代人》，探讨人和时代的关系，探讨我们作者或者文学批评家，怎么样进入到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时代里边怎么样去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文本对我的启发很大，造成了我的这个自我反省的可能。

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界定至少有三点可以参考。第一点，所谓同时代人，或者当代人，他是尼采的那个概念——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代人，一方面他是如此密切地镶嵌在时代之中，但是他又是不合时宜的人，所以他跟时代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他既属于这个时代，但是又不断地要背叛这个时代，批判这个时代，这种人才能叫做同时代人。如果你紧贴着时代，顺应着时代，不假思索地以出生纸证明自己的当代性，那就错了。他是不合时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不合时宜什么意思呢，他跟自己的时代有一种奇特的关系，这种关系依附于时代同时又跟它保持距离，这种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者时代的错误而依附于时代。所以，那些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都跟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当代人，因为他们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法审视时代——用我比较粗俗的话来讲——他们紧贴着时代的大屁股，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阿甘本指出来，当代人是什么呢？当代人是紧紧地凝视自己时代的人，是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时代的晦暗而不是光芒的人。所有那些经历过当代性的人，深知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都是黑暗的、暗淡的，所以当代人是那些知道如何凝视这种暗淡的人。他用很文学的话说：这些人用笔像蘸墨水一样蘸着时代的黑暗来书写。但同时，他又把这些黑暗看成跟光有关系的，他把它叫作黑暗的光束。他用了天文学的比喻，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星光，但是整个大背景是黑暗的，而这些黑暗之光是由那些不断地远离我们的那些星系发出来的。所以，感知这个时代的黑暗之光，也是只能感知，而这些暗淡的光永远不能抵达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凝视它。
第三点，他又指出来时代的一种断裂，就是说，当代人，他是有意地去关注这个时代的断裂，甚至有意地去制造这种时代的断裂，由于这种时代的断裂，使你可以把你的古代，或者你的晚近的古代，带到这个时代的断裂里头去。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认为不同的人都是选择从不同的“自己的古代”进入当代的。你可能是由李白的盛唐来进入当代，也可能由苏轼的北宋来进入当代。像洪子诚老师，可能是从契诃夫的19世纪的俄国进入他的当代。温儒敏、钱理群老师他们，可能是很执着的从鲁迅的五四进入当代。这就跟文学史的写作和教学有关系了。我们写文学史，不是为了去关注那些遥远的或者晚近的文学现象，而是要把这些文学现象带来当代，带来跟当代对话。
所以，什么叫当代人，批评家跟时代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给我一个非常严重的警惕——这些人不仅仅是不再读小说、不再关注当代作品了，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当代人，还想用出生纸来蒙混过关。
                                        201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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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陶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