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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机会现场聆听哈维，就来读读这一篇吧！
近些年来，城市建设已经超过对外贸易，成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尤其是2008年以来，为美国中产阶级消费市场供应商品的地区，相继受到对美国中产阶级构成严重剥夺的金融海啸的波及，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随之陷入困境，引发了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据统计，在2008年至2009年间，中国的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
面对这场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将“生产性消费”作为解决方案，动用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展开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中国的就业市场因此新增了大量的工作岗位，高铁、房地产等领域也因此获得了极为惊人的资金投入，并且强有力地推动了又一轮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这不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是一股强劲的刺激，也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些为中国建设提供原材料或技术的国家，经济都得以迅速复苏。
然而，哈维提醒，虽然中国通过城市化来吸收过剩的资金和过度积累的资本，确实能够在短期内起到稳定资本积累的作用；但是，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如进一步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对农村土地和农民工劳动力的剥夺、投机资本的滋长、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都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隐患和障碍。“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哈维进而警示道，无论是19世纪中叶的巴黎改造，还是20世纪中叶的美国建设，最终都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而今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率其实是很低的，中国通过大量举债来融资，其债务和GDP的比率也已经位居全世界的最前列。现在，如何处理这些债务？这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目前的债务主要是采取人民币而非美元、欧元的形式，否则甚至有可能落入希腊那样的破产境地。
哈维以19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历史过程为例，阐述中国在今日全球格局中的角色：当时，英国贷款给阿根廷，供阿根廷修建铁路；而作为条件，阿根廷必须购买英国的钢铁和火车，以消化英国的过剩产能。而在今天发生的事情是，中国贷款给厄瓜多尔，供其建设大型发电厂；前提是，厄瓜多尔必须要使用中国出产的水泥，还要起用从中国迁移而来的劳工，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在哈维看来，今日中国所走的，不过是英国、美国、日本的老路，这是一条可以被称为“帝国主义”的道路。对哈维来说，“帝国主义”与殖民形式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其关键在于资本扩张的经济逻辑。
“空间修复”的动力学机制，将中国的过剩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到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能够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空间。哈维提醒听众思考：中国这几年的发展规模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种空间修复遭遇极限，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由发展主义逻辑导致的危机呢？
作为一位严肃的马克思研究者，哈维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批判，建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洞见。他首先将“资本”界定为“处于运动之中的价值”（value in motion），并精炼地勾勒了资本运动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过程”。财富会转化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会产生商品，而投入到商品创造之中的人类劳动，就凝结成商品的价值，这是《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价值的实现过程”。通过商品的流通与交换，价值转化成货币，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这种转变。在《资本论》的第二卷，马克思就考察了价值实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人们对商品并没有欲望和需求，或者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商品，那么，商品就没有办法实现价值。所以，价值既取决于生产，也取决于实现。
哈维强调，我们必须要理解生产与实现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因而，对价值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资本论》的第二卷。可问题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阅读第二卷，因为那是一部读起来比较乏味无趣的著作；但麻烦在于，如果你不认真地理解《资本论》的第二卷，那么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第三个阶段是“分配过程”，在市场上所实现的货币，会通过多种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分配，有些会转化成工人的工资，有些会转化成老板的利润，有些会转变成地主的地租，有些会转变成金融家的利息率。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讨论了这些问题，第三卷是很艰涩的，因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写得比较杂乱。
哈维指出，在马克思关于分配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个未获探讨的环节——税收。马克思并没有分析价值如何通过税收的形式，进入到国家的领域。哈维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资本分析中一个重大的缺失。
既然货币流入不同的人群，重要的问题便是：这些人如何使用这些货币？遭受压榨的拮据工人主要将工资用于那些可以维持生计的商品，利润丰厚的富裕商人则不仅购买必需品，而且还购买奢侈品；剩下的货币会持续不断地流动，进而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在这里，银行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把不同人群所持有的剩余货币集中起来，通过不同的渠道将其投放到再生产的领域。这就是资本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价值增殖”的过程。
哈维总结道，资本的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生产-实现-分配-价值增殖-生产-实现……这当中的驱动力在于追逐“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劳动者生产的价值中，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被资产者无偿占有的部分）：资本力图将剩余价值占为己有，并将其投入到再生产的循环当中，以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这种循环运动与其说是“圆周”过程，不如说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哈维谈到，螺旋上升的形态是一种不易处理的形态，在英语里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这样的短语。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区分了“善的无限性”（the good infinity）和“恶的无限性”（the bad infinity）：“善的无限性”是某种像圆周一样的无限性，可以无限循环下去而不会发生失控；“恶的无限性”则是那种会导致“螺旋失控”的无限性。
哈维指出，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但在扩大再生产和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说，追逐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循环，要求无限度地扩大商品的积累；然而，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却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所生产的总产品难以获得完全的价值实现。这必然导致一种“恶的无限性”。
那是一种没有极限的积累，为了积累的积累。但是，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可生产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而资本采取的一种没有限度的形式就是货币。当前所谓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就是不断增加货币供应，但这会导致一个难题：在这样的货币供应条件下，如何完成价值增殖？
在哈维看来，这种积累过程供奉于复式增长（compound growth，指的是持续不断地将收回的本金和新增的利润循环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的系统，这造就了指数级增长的经济曲线。在18世纪、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商品生产的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复式增长还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但从1970年代开始，复式增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在时间上，利润驱动的竞争性的资本追求持续不断的加速运动，而生产的加速迫使价值实现也随之加速，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在消费市场创造出对于商品的需求和欲望，驱使消费者疲于奔命地更新换代自己所使用的商品；而在空间上，资本主义经济体则持续不断地通过对内的破坏性重建和对外的资本扩张，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代价与阶级矛盾予以转嫁。
这个螺旋式上升的系统是充满内在矛盾的，矛盾激化的时候就会爆发经济危机。新近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当美国发生区域性的危机，全世界就都会陷入危机。当金融链条断裂、住房市场崩溃的时候，美国政府选择营救金融机构，而不为失去房子的普通人提供住房；而当中产阶级沦为无家可归者，他们也就丧失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品市场一旦崩溃，全世界给美国供货的地区也就随之陷入危机。多数国家试图通过紧缩政策来走出危机，但在哈维看来，这不过是加剧了贫富分化。
鉴于当前的经济危机形势，哈维重申他的基本立场：资本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已经失控了，
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这样的立场，哈维在美国饱受攻击，被斥责为“疯狂”。但他坚持这一立场，并幽默地解释道：反资本主义既不是他的DNA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的奶奶是一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直到35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是因为纵观当前的世界形势，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这是他认定真正理智的立场。
哈维以城市空间为例予以说明。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当前的城市化进程是为了那些投资者而建设城市，而非为了民众宜居；人们进行不动产投资，是为了增值，而不是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库存住房难以消化的问题，少数人占有大量的房产，却又有数不胜数的流浪者无家可归。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数以百万的中产阶级流离失所，金融机构却仍在牟利，而政府的干预也是服务于资方，导致大量财富从多数的贫困平民流向极少数的富裕精英。哈维强调，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才是非理性的，我们必须设法控制住资本主义的螺旋，否则就将被过剩的水泥淹没。
哈维表示，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分析让大家认识到：问题不在于民众是愚蠢而懒惰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但我们又不被容许批判资本主义。美国当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对上述问题的体现。过去三十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完全没有让无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从中获益，社会新增财富完全由资产阶级攫取。哈维以此解释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类非传统政治家的崛起——资本的动力（dynamics）转化成了政治压力。
哈维表示，他并不属于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的反资本主义者，他并不否认资本主义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资本的疯狂的螺旋，是我们必须直面并努力解决的问题。
哈维认为，人们寄予厚望的“数码经济”也没能带来民主的力量，而只是让极少数人变得极端富有。数码经济颠倒了以前的劳资关系，马克思曾认为，劳动过程会越发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但数码经济却犹如一种外包体系，数码劳工可以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但与此同时，资本则是将其看作免费或廉价的自由劳动力。
编程者或普通科技创新者的劳动过程并不是由资本支配的，但其创新成果会迅速地遭到那些垄断性大公司的收购，其价值实现的过程实际上依然是由资本支配的；用户的自主使用让Google这样的平台公司价值倍增，但用户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报偿，而是任由平台公司攫取惊人的财富。这是新时代的剥削结构。
同样，所谓的“知识经济”也未能提供出路，而只是让知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发生商品化，从而更加深刻地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结构当中。
哈维倡导，必须要开展社会运动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由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往往是异化的政治活动，正如我们所见证的，这样的活动会产生特朗普这样的政客，或者是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浪潮，因而，当下是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哈维指出，资本在“自称清白”方面可是有颇为悠久的历史了，我们需要注意资本主义动力和政治文化系统的交叉。如今甚嚣尘上的“反移民”政治，将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将民众积郁的不满情绪转嫁给移民，在哈维看来，这其实是资本主义矛盾转移的故技重施。
在反对极右翼势力的同时，哈维也对西方左派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判。他指责不少西方左派具有保守性，总是想要回到过去，乞灵于列宁或卢森堡的传统。哈维援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提出，左翼政治需要把自己从传统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与历史上的列宁主义政党相异的新型组织，将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结构中，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媒介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运动。
哈维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和“新福特制”，这也让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和反抗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然而不幸的是，很多左派人士对于组织新无产阶级却并不热心，因为，服务业、物流业、餐饮业和零售业员工的价值生产，似乎与经典左派理论关于“工人阶级”的认知并不相符。哈维则认为，如今时移世易，严格地死守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结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是理论思考的无能；虽然快餐业员工与产业工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特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当劳员工已经成为“21世纪的钢铁工人”。
哈维还指出，我们的时代涌现出很多关于消费主义的社会斗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只着眼于生产过程中的剥削关系与阶级斗争，事实上，价值实现过程中也存在着剥削关系和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场合提及这种可能性，但并没有详细阐述过，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而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要么忽视它，要么将其视为不那么重要的问题。
但哈维强调，现在的普遍趋势是，资方在生产过程中有所妥协，可以给劳工开出不低的工资，却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进行回收；劳工的消费能力变得日益强大，但他们作为消费者也正遭到层层的盘剥。因而，我们应该认真地考察生产和实现之间的对立统一，对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剥削与斗争予以比过去更多的关注。
哈维提出，不断上涨的房价、名目繁多的电信收费和信用卡收费，这些问题都关涉到阶级斗争。在价值实现领域，中产阶级、无产阶级、流浪汉是有可能构成同盟的。麻烦的是，这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并不相符，而当正统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很多人宁可选择相信正统，而不是直面现实。
哈维认为，在西方社会发生普遍危机的情况下，欧美左翼却没能取得什么胜利，这固然是多因决定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因素就是，很多欧美左翼人士没能注意到，今日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不尽相同了。从彼时到今日，阶级斗争的首要场域已经由工厂转向日常生活空间，而且大量的城市社会运动已经证明，一种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的反抗结构正在生成。
作为一位格外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维不仅要面对右翼论敌的攻讦，而且还会面临传统左派的质疑。哈维对此反问道：为什么日常生活就不是宏大问题了？在哈维看来，所谓的“宏大问题”并不仅限于那种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也越来越难以解决，围绕这些城市问题进行论辩，将备受压迫和剥削的城市底层、弱势、边缘人群组织起来，为更为良好的城市权利和更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而斗争，这就是宏大的历史问题。
困难之处在于，城市权利正日益落入强大的私人资本和财团的掌控之中。哈维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情形为例，说明了美国的城市街区和普通民众的社区生活是如何遭到金融机构的掠夺性贷款的破坏和困扰的。
因此，哈维倡议，应当建立类似于社区委员会那样的组织，来对新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进行有效的组织，对城市空间中的资本运动进行民主化的管理，从而反抗资本力量对于城市空间的“创造性破坏”。在哈维看来，那些来自无政府主义和自治主义传统的组织在近几年的社会运动中表现得有声有色，他们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深入地介入到日常生活的政治之中。
哈维也指出，在探寻网络化的组织方式的同时，为了与资产阶级与大资本争夺权力，反资本主义的抗争也绝不应该局限于某种去中心化、差异化的反抗策略，而是要形成一种关于斗争理论和斗争目标的共同筹划。
哈维提请听众回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于工人斗争所做的精彩分析，那些为了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工人阶级走向自由与解放的第一步。对于哈维而言，革命并不是某种突发性的断裂性的“事件”，而是一场漫长的民众斗争和社会运动，那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转变过程。因而，进步是要一点一点累积的，看似不大的要求也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可观的革命成果，甚至，在暂时的客观形势并不存在取得任何革命成果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左翼也得耐心地寻求带有妥协性的方案，而这种方案是有可能破除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陈词滥调，并且为新的组织形式开启可能性的空间。
哈维提醒，我们不能抱有幻想，觉得搭乘经济增长的列车，就可以坐等共产主义的来临——那是一种非辩证的经济决定论，也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哈维提出，我们当前的部分目标，就是以新的不同于既存秩序的原则来改造和重组日常生活，这是诸多政治行动都应该遵循的方向：为探寻一种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