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倒骑毛驴的阿凡提与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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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骑毛驴的阿凡提与信息时代
文 | 索飒
（原载《读书》1999年1期）
当看到人们随便从路边的小摊上买一份《参考消息》，然后一边吃着汉堡包一边在地铁里读报时，我们有时会暗自感慨，时代真是变了。版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当年象征着级别、权力的读物今天已经成了平民百姓手中的消遣。当然还有仍未完全公开发行的《参考资料》，即“大参考”；但是，当互联网向我们敞开了大门后，“大参考”又有多少秘密可言呢？信息、传媒、网络是今天的时髦词；随着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日益被技术化的语言所替代，一种中性的国际文化正在形成吗？信息的民主化时代已经到来了吗？
两耳听腻了“解构”“后学”“文化流动处所”之类艰涩的概念之后，一直盼望着读到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朴素文字，或者能使概念具体化的“操作”。最近看到一份乌拉圭第三世界中心出版的《世界指南》，它的“编者按”很有特色，我不由产生了将它译出的兴趣：
从一九七九年我们第一次出版《世界指南》以来，这本《指南》就一直以一种不合习惯的方式观望着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似乎日益朝着同一化的方向走着，而我们的文章则一一强调着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自的独特性。当今的参考书竞相比赛着囊括尽可能多的信息，本版的编辑们则力争删减铺天盖地的细枝末节，以求获得一种更精确的概括。今天，人们每天听到的声音主要是对“全球化”的赞誉，“全球化”的飞船似乎正载着为数不多的亿万富翁、超级企业朝着新的千年飞去；我们的《指南》则向人们展示数以亿万计的普通人每天面临的困难，他们的希望只是获得起码的医疗条件，或者只是一碗充饥的饭。
没有一本参考书不说自己“客观”，我们则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性：我们同情那些寻求公正的妇女，那些坚持民族特性的土著人，那些为保卫种子而战的农民，那些为世世代代争取来的权利而斗争的劳动者。
但是，我们像霍加一样，知道驴在朝着另一个方向走；我们骑在驴背上，不得不随着时代的节拍颠簸。
前几版《指南》的主要功绩，在于向人们提供了鲜为人知的、难以获得的资料。今天，人们要查找一个人名或一个问题，互联网上的信息之庞杂使人如坠烟海。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今天人们就更容易了解发生了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如今，我们的任务恰恰是在漫无边际的资料中进行选择和分辨。
为了帮助人们寻找真实，也考虑到研究工作并不只是利用现有的结论，同时也意味着探察的乐趣，本版《指南》再次收入了各种图表和系统的参考数据。
总之，作为《指南》的作者，我们可以朝着一个方向，任随驴朝着它自己喜欢的方向；至于这本书，它提供的是关于道路的情况，读者可以据此决定自己的路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界指南》（原名《第三世界指南》，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Uruguay）
话说得很朴实，但其实他们在干着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这是一部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编写的、每两年更新一次的世界概况、各国要览手册；在有了互联网的今天，则每周都要补充新鲜材料。装帧虽不豪华，但很精致、工整。封面上有一个小标题：“从南部看到的世界”。《指南》选择联合国机构等几个比较严谨的世界性统计机构的资料，并尽量采用对象国本国各种渠道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对比，作出详略有致的描述。描述中坚决剔除带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倾向和偏见的内容。比如在描述一国历史、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时，避免了西方出版物常以欧洲人抵达为历史开端的写法，充分介绍该国真正的文化、历史源流，并加入了常规手册所不常收入的宗教、妇女、种族等社会、文化问题介绍。
《世界指南》内页
在分国介绍之前，《指南》列出当今世界二十几个重大专题，如儿童的贫困和对儿童的性剥削，债务问题中的疑点，作为二十世纪世界性帝国的跨国公司，潜在的水资源冲突，联合国危机，悬而未决的土著民族问题，等等。每一个专题都附有注明来源的各类统计数字，问题综述，典型现象描述等内容，使人们对当今世界大多数人面临的紧迫问题及其真实状况一目了然。在分国部分，《指南》还加入了一些地区性、国别性专题，如：进入第三世界之前的非洲文化、被边境囚禁的吉卜赛人、走在建国之路上的巴勒斯坦、敌对的兄弟民族“胡图族”与“图西族”等等。这些专题介绍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鲜明的正义感。
只要你善于观察，就会发现，这样的出版物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它们往往都在版权页上注明：资料可供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刊物、个人引用，条件是注明出处，并寄回一两份复印件。相对于那些对版权要求苛刻的商业性出版物来说，这类刊物是很慷慨的；相对于那些财力雄厚的大国免费宣传品来说，它们仍然非常慷慨——不知是谁说过，穷人在教堂里放下的一文小钱比富人的大把施舍更珍贵。
中国正在一天天对外开放着，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真实了解，仍然必须注意资料的来源。僵化的意识形态时代曾使我们把一大批信息资料打入“资产阶级”的冷宫，但在今天，“钱”的力量同样是一种看不见的权力，它能把自己打扮成“权威”“流行”，并利用人们的媚俗心理，在本质上不公平的竞争中，得以占据统治地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现在大量消费的影碟，几乎90%是来自香港的、带有中文字幕的美国电影，通过这样的影视渠道，我们能合理地在“世界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中选择出上乘之作吗？
在上述乌拉圭第三世界中心出版的另一种刊物《南方杂志》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将伊斯兰教魔鬼化的宣传：传媒如何操纵关于恐怖主义的报导》，文章的作者是英国考文垂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的教授。这篇文章以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即“愤怒的葡萄园”行动为例，详细剖析了西方主要传媒如何用种种手段、语言游戏粉饰以色列的恶性侵略行为，把作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刻意描绘成现代文明价值观的敌人。文章还以美国当代影星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等畅销影视制品为例，说明好莱坞起着绝不是无心的帮凶作用，在上述影片里，被好莱坞英雄干掉的八十个恐怖分子全是阿拉伯人。
这篇文章还指出，目前关于国际新闻的大部分电视报导都是通过西方新闻媒体传播的，其中包括路透电视台、全球电视新闻、APTV等媒体传送的“粗”新闻，以及CNN，Sky，BBC卫星和有线新闻网播放的完整消息。此外，美国之音和BBC国际台还通过它们的各种外语播音控制着全世界的电台广播。全世界每天转播的国际新闻中有80%来自四家国际通讯社，它们是美国的美联社、国际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不仅如此，其他国家的报刊杂志还纷纷引用来自上述渠道的消息，并以与这些主要国际媒体签有特殊协议而自豪。于是，以英美为主体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控制着全世界的新闻传播。更引人深思的，是文章作者在全文结束时写的如下一段文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记者，特别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不仅以西方新闻媒体作为他们自己文章的来源，还模仿西方媒体的价值观、语言和口气，全然不顾这些宣传是否不利于甚至有害于他们自己的、正在发展着的社会。”
《南方杂志》（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Uruguay）
正是由于这种强权文化的优势和弱小文化的劣势及其内部的自卑、媚俗心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才能传播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一位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在七十年代曾经写过一本划时代的书，叫《拉丁美洲被切割开的血管》，它以极其丰富的资料和文学式的描写文法写出了一部独特的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学历史，成为那个时代拉美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必读书，也成为关于拉丁美洲发展史的经典书。读它的时候，我曾受到过一种特殊的震动。在书中首次披露的资料处，作者有根有据地一一注明：“为了写这一段，我查阅了……”，或者直接叙述有时间、有地点的、可供“反调查”的大量亲历；此外，作者还引用了不少欧洲、美国学者的原文著作。这种“我有证据”的话外音使人不禁伤感。欧、美知识分子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国籍就是权威，而第三世界受害者的切肤感受从来令这个充满歧视的世界怀疑。引述上述关于丑化伊斯兰教的文章时，我不也下意识地注明了文章的作者是一个英国大学的教授吗？其实很早就有人指出过这种心理上的不平等关系。还以我所熟悉的拉丁美洲为例。一位拉美知识分子曾指出过这样一个现象：拉丁美洲人在自己的书里涉及欧美人名、地名时，很少犯拼写错误，反之，则是错误百出。如何解释呢？前者小心谨慎，后者有恃无恐。
国内的不少理论文章里频频出现“话语霸权”这个词，但很少有实实在在用理论的力量解剖一两个现象的尝试，也许是唯恐“举例子”的方法太迂腐、太不理性之故。而我却在《世界指南》编辑者的作为中看到了一种争夺“话语权”的努力。这样例子还很多，远一点的在六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当时正值拉美“解放神学”运动高潮，拉丁美洲的主教理事会在哥伦比亚一座高山上的神学院里召开正式会议，会议将决定天主教在民众运动中的主导方针。为了把主教们拉到穷人一边来，一群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下层神父在对着这座山的另一个山包上，和无地农民在一起进行绝食抗议，在临时搭起的穷人教堂里举行简朴的弥撒。于是，有权者和无权者遥遥相望，一场隔山的无声对话实现了。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为了抗议富裕国家对会议的左右以及大会对印第安民族意见的不尊重，世界印第安人组织在同一个巴西城市、于同一时间召开了世界印第安人大会，同时向新闻界发布了来自底层民众的“大地宪章”。近来。针对世界性传媒的日益“网”状化，拉丁美洲的各种民间教育电台纷纷“联网”，建立了“拉丁美洲电台教育协会”，加强自身的抗衡力量。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1940—2015）《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仔细分析起来，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对“话语霸权”的破坏吗？本来，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里的证明和普通民众在实际生活中的抗争应该形成一股异曲同工的力量；本来，理论和行动都具有强劲的穿透力。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互相鄙夷、日益生疏呢？
确实，舆论的民主化在不同的国度会遇到不同的障碍，但是，如果我们滥用手中宝贵的自由，用仅有的一点“话语权”去换个人的名利，去讨势力的欢心，去追随轻浮的潮流，那么我们自己首先就是舆论民主的障碍。
不论“第三世界”这个词的起源由来如何，不论对于它的使用是否科学，今天，它已经成为一大批贫穷、势弱的大小国家，古老、年轻国家的统称。对于“第三世界”的重视不仅仅是一个道义和感情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科学性”有关的问题。记得有人曾这样比喻说，一个医生了解病人的病情时，往往先要检查他的粪便；第三世界就是当今世界的粪便。世界，尤其是富裕国家，它们的许多病相显示在第三世界，它们把致病的毒素倾泻到第三世界——这不仅是一个比喻，这也是事实，难道发达国家没有把它们无法消化的垃圾粪便遗弃在第三世界穷人生活的土地上吗？当然，在这片受害地区的深处也潜藏着对于治疗的重要提示。问题在于，对这个贫穷世界的歧视不仅来自富裕国家，也来自穷国自身。对于患心理障碍的那部分穷国知识分子来说，连批判性的左翼思想也须从外部引进方能得到承认，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从富裕的外部国家引进。
信息时代的阿凡提非但不可笑，他的提示其实发人深省。即使我们不必学习极端的阿凡提，非要倒骑毛驴行路，我们起码也应该左右环顾那更广阔的视野，时时留心脚下真实的土地。如果两眼只盯着正前方海市蜃楼的幻相，毛驴也可能把我们带向一个凶吉叵测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