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批判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名义下，中国国家话剧院于今年再度推出了英国作家迈克·弗雷恩的作品《哥本哈根》，且再度赢得了一致的喝彩和掌声。而这篇文章则是专门要大唱反调，揭示这些喝彩和掌声背后掩藏着的某种可疑的东西，揭露所谓“人性”胜利背后真正的获胜者及其意识形态表达。
弗雷恩的《哥本哈根》在欧美各国大受欢迎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样一部话剧得以问世并大获成功的政治文化前提仍需予以说明：即欧洲和解——进而是整个西方内部的和解。尽管这远不足以弥合欧洲和美国之间深刻的裂痕，但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原则仍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叙事支撑来加以维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属于这样一种叙事。近几年来，尤其是从去年诺曼底登陆到今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对二战历史的叙事正在发生一个关键的转变，形成这一书写的历史契机是冷战结束十余年后，同盟也是牺牲的逻辑已需要加以重新调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德国已经赎完了它的罪，它在欧洲事务以至西方团结的进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施罗德受邀参加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纪念，已经象征性地实现了德国向欧洲/西方大家庭的回归。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则更显尴尬：不管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具体位置如何（其本身当然是一个复杂而矛盾重重的国际政治问题），日本都将发现自己被排除在西方主导的人类叙事之外。
基于这样一个大的国际政治的前提，弗雷恩的剧本同样参与了重新书写二战历史的叙事。最重要的是，《哥本哈根》以“人性”的名义输入了前面提到的那种和解，进而以人类的名义重新呼唤着西方文明——及其利益的统一。在剧中，这种和解是通过海森堡和波尔两人灵魂的重聚象征性地呈现出来的；当然，要实现这一和解并非易事，他们一次再次的失败，又一次再次地重来。作者一边试图引领观众谅解为纳粹研制核武器的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至少是重新思考他到哥本哈根去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一边塑造出一个似乎多少应受谴责的尼尔斯·波尔的形象——无论作为物理学家还是父亲。听上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反思的主题：胜利者往往对战争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不仅因为胜利证明他们对于杀人更在行，而且因为他们握有讲述这段历史的权利。
然而，我们要是真的以为该剧是在反思波尔、奥本海默、爱因斯坦以至他们为之效劳的美国，是否应对原子弹这一“更有效的杀人机器”的研制生产直到实际应用负有道义责任的话，我们就仍不免要落入那个意识形态陷阱——以往总是以部分代替总体的修辞方式这一次被颠倒了过来，即用总体来指代部分：在《哥本哈根》以及与之相类似的诸多叙事的表述中，“人类”指的就是西方；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恐怕是这部貌似叩问人类良心的剧本最令人震惊的一点：除了作为无可回避的史实而不得已才稍带提及以外，广岛、长崎及其总数超过十万人的死难者竟被如此地忽略不计、如此地弃置不顾，被彻底遗忘在原爆和历史的尘埃中。而那毕竟是一场屠杀——跟奥斯维辛和南京一样的一场屠杀。如果我们记住前述的政治文化动力学关系，就不会对剧作者的这种“漠视”或“健忘”感到特别的意外。如果我们明了这部剧作始终是在言说欧洲乃者西方内部之间的相互谅解的话，即能够理解它的谴责或反思原本就不是指向美国在广岛、长崎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是针对奥本海默的遗憾的——用剧中海森堡的台词来说：“广岛的那个夜晚，奥本海默说他的一大遗憾便是未能及时研制出原子弹来轰炸德国。”（第一幕，胡开奇的译本，载《剧本》2004年10期）
德国，还是美国——这才是问题。在所谓“人类良心”之上，海森堡首先被塑造成了一个爱国者：民族国家的优先地位，使得“人类”不过沦为了一个漂亮而便宜的修辞。因而在另一个地方，剧作家同样是借海森堡之口，隐蔽却又非常明确地回避了广岛和长崎，而刻意突显出德国应该且更值得幸存的那种焦虑：“你们也没有把它投向希特勒。你们把它投向了能投到的任何人，街上的老人与妇女、母亲与孩子。如果你们来得及的话，受难的会是我的同胞、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那是目标，对吗？”（第一幕）“任何人”这个字眼儿彻底抹去了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次原爆的死难者，仿佛他们不曾生活过，也不曾死灭——因为他们从来就不存在。比抽象的屠杀更恐怖的，正是抽象的“人”的概念和抽象的历史记忆。
而这就是迈克·弗雷恩的记忆，贯穿《哥本哈根》始终的叙事。它所考虑的绝不是某种本真的叫作“人类”的物种，而是在这个世界注定走上不归路的无可更改的命数里，谁能活得更长久些。无论波尔的妻子玛格瑞特怎样声称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海森堡，但她在这部剧作（而不是剧中人物）的立场上却与被丈夫视同己出的这个教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第一幕结束时，作为现身于新千年之际欧美各国戏剧舞台上的幽灵，而非1941年9月哥本哈根家中的女主人，玛格瑞特向观众宣告：“在这两个头脑中，未来在显现。哪些城市将毁灭，哪些城市将留存。谁将死去，谁将活着。哪个世界将绝迹，哪个世界将凯旋。”（第一幕）
2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晓鹰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出比原作更加“经典”。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演出本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删节（第二幕几乎被删去三分之二），其客观效果却是使该剧显得条理更加谨严、节奏更加紧凑，因而也更接近结构完美的一部典型的话剧。
不过要是仔细琢磨一下这种改编，就会发现演出损失了原剧的一层最主要的意思：测不准原理。迈克·弗雷恩当然是在拿“人性”说事儿，不过《哥本哈根》并没有重复旧有的那种陈腔滥调——因为显而易见，空洞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无论多么煽情，都是毫无新意且破绽百出的；剧作家为这套“嗑儿”找到了新的落脚点，那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他把波尔和海森堡那次历史性会面的草率收场，归结为因误解导致的纯属偶然的失之交臂。当海森堡于1947年重返哥本哈根以及他与波尔的灵魂在戏剧舞台上重逢时，两位物理学家关于那次历史性会面的回忆也是那样的含混不清、各执一辞。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原剧本中充斥着大量关于二战前后欧美物理学家圈子的各种琐碎的人际关系和交往细节——大到学术会议，小到同桌用餐。这些琐碎细节的确使弗雷恩的原作显得支离破碎，但却是有关人性之不确定性及事后回忆的测不准原理的集中表现。而在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出本中，这些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都被最大程度地删节和压缩了。当“测不准原理”这一重要支点被拿掉以后，它原先遮遮掩掩的那套意识形态表述就被空前地放大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颇为吊诡的情形：仿佛王晓鹰比弗雷恩更加认可和接受西方最适合作为人类代表的人种志结论。
且不说演员表演上假洋鬼子式的装腔做势（“青艺”一贯以在话剧舞台上提供西方想象见长），我们只要看看作为舞台呈现重要手段的多媒体运用，就可以明白笔者的批评绝非无的放矢。一组原爆实况的记录片镜头不断地插入到该剧的进行当中，在白色的背景墙上展现着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象已有网上评论指出的那样，这种一再再三的感官刺激实在过滥，最后难免使观众反感——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煽情嘛，过之总比不及强吧）。关键在于，这是一组原爆实验的场景，历史同样被抽空了。在眩目的光照下，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在冲击波从银幕向观众席辐射开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顶多是核讹诈，而绝不会有原子弹屠杀的死难者。当然，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可能会被看作是合理的：作为中国人，那种仇日的民族情绪象身体烙印一样不可能真的简单地以公理和正义之名祓除；因此当我们对广岛和长崎的人间地狱完全漠然的时候，有情可缘的是，依据同样巨大的情感创痛，我们想到了南京。但这里也还可能出现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我们想到的不是南京，自然也不会是奥斯维辛，而是珍珠港。
该剧结尾处又一次用到了原爆的画面，但这回稍有不同：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一架（美国）轰炸机上驾驶员按下按钮，弹舱打开，炸弹坠落；（那一瞬间，笔者有些天真地以为，我们总算要回到真实的历史中了，然而）下面组接的仍然是原爆的实验场景，对于原剧作者的选择性记忆，这一剪接再准确到位不过了；接下来，在光亮和尘埃后面，一个叠印的画面逐渐清晰起来，那是迎着朝阳走来的人群，和谐、宁静、有序——人类仍在美好的阳光下前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被感动的泪水模糊了视线，如果我们稍稍警醒地留意一下这幅画面，我们会发现迎着观众走来的，是一群金发碧眼的西方人：那是上班时间欧洲或美国某座大都市的繁华街道，那些上了发条、节奏一致的匆匆步履正例行着资本主义的秩序，他们是更值得活下去的幸存者。
这样一幅未来图景，我们也是可以相信的：有那么一天，世界会变得纯粹，人类终将以这样的面貌幸存……不过真要到了那一天，我们或者我们的子孙，恐怕已不能象今天坐在剧场里这样为之鼓掌、为之喝彩了。因为这一美好时刻的到来需要有个前提：我们所居住的这半个地球已经再一次地被一千个太阳照亮。
3二战历史和人性叙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无论轴心国还是同盟国、德意日还是英美苏，都毫无正义可言。二战是当时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的总爆发，二战历史的叙述却把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重新缝合了起来。一部历史剧从一开始就被写成了道德剧：对希特勒的妖魔化掩盖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起源。而今天，如德国电影“Der Untergang”所做的那样，把希特勒重新还原为一个人，也并没有还原那个历史的景深；用地堡替换集中营，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实质性的转变，因为资本主义的世界图景仍被屏除在观众的视线以外。胜利的并不是人性，而是人性叙事——与“恐怖主义”的命名相反相成，它可以吸收任何异质性的存在。
必要的补充是，二战的确为后来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历史契机（尽管它也迅速被归置到了冷战格局中去）。真正的问题在于，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这一部分胜利，是否总要依托于那个总体的道德剧，才能合法地据有正义？我们是否能够超越人性和正义叙事之外，获得新的讲述历史、讲述现实的可能？人类的可通约性，始终是那个马克思批判主题的印证：我们从民族解放斗争的叙述困境（叙述陷阱），能够直接读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现实。
一场“狗咬狗，两嘴毛”的战争，今天吠得更欢。原因是，羊也跟着“汪、汪”了起来——它们忘了当初趁那些狗相互撕咬之机，自己曾用犄角冲破了圈栏。可架不住，狂犬病能传播“真理”……一个通俗的葛兰西式训诫：是羊，就不要学狗叫！
本文选自《寻找多数：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戏剧批评》，孙柏教授授权海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