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爱国主义"运动：美国为何成敌，苏联为何是友？

现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萌发状态中的民族主义意识）有一些特点值得再次强调，比如“新爱国主义”一方面从政治制度、外交战略、民众心理上清算百年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带来的屈辱和挫折感，增强民族和国家的自信心、尊严感。另一方面，作为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教育运动，它也大大增强了新政权的认同感。

1950年代初期，刚刚建立新政权的中国经历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反、肃反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互相交叉进行，又相互促进，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物质基础等方面，为新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创造了基础。尽管运动频发，头绪繁多，但在思想教育或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存在一些贯穿整个50年代初期及其各种政治社会运动的线索，“新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便是其中之一，尤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抗美”与“爱国”互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整体。

实际上，从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的角度，“新爱国主义”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已成为新的国家宣传和教育的核心。1949年9月29日制定和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2条这样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个后来发展成“五爱教育”的规定实际上从宪法的意义上提出了新中国的“人民的新道德观”，用今天的表述，就是从宪法的意义上规定了国民的“核心价值观”。“五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50年代初期新政权较高认同度、国民主体感和社会生气的体现和保证。而显然，在这“五爱”中，“爱国”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轴。正是“爱国”中体现出来的新内容，才使得“爱人民”有所依傍，“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也得到具体落实。

“新爱国主义”运动包含了多重的含义，在话语的层面，它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形构其认同而形成的一种合法性认证；在政治实践的层面，它通过诉之于一系列诸如群众性集会、示威游行、签订“爱国公约”等具体的“行动”，动员和组织民众，激发其政治热情和觉悟。应该说，“抗美援朝”战争为上述两个层面的互相促进和融合提供了历史的机会。

“新爱国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政治和社会运动，内容上涉及了党和政府的法规、法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指示，社会运动层面的各种活动等等。本文并不打算对“新爱国主义”运动作全面的梳理，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考察“新爱国主义”运动论述中展现的内容特点，试图解答两个问题：（1）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的主体如何形塑和发展；（2）在新出现的“中国”主体下，一种新的“国际观”如何形构出来，进而，这种新的“国际观”与一般性的民族主义论述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基于以上目的，本文将主要围绕195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杂志中有关“新爱国主义”运动的论述，以管窥其中包含的内容和问题。

作为国民教育的“新爱国主义”教育

总体上，“新爱国主义”运动以“抗美援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在论述的策略和重点上有所差别。虽然“新爱国主义”运动是与“抗美援朝”运动相伴随的，但从《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的情况看，“新爱国主义”的表述和教育运动在建国之初即已开始。1950年第一期杂志中，《中国青年》就以“新爱国主义”为中心主题，组织了专题文章，编者希望“这些文章对于大家在共同纲领的学习中有些帮助，对于解决青年有关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一些思想问题中，有些帮助”。显然，这组专题文章中，“新爱国主义”是为了配合“共同纲领”的学习和宣传，即为了配合对新政权认识、新国民意识的树立而提出来的。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其一，突出这是一种“新”的爱国主义，它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说的‘民族复兴’‘国家至上’”，有其崭新的内容。如因阶级视角的进入而产生的与“新人民观”的关系；“新爱国主义”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群众路线的引入所带来的“新”的内容等等。

其二，“新爱国主义”被作为一种“新的道德观”，“全体国民的公德”来提倡，并写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这为之后进行的全社会性的宣传和教育运动创造了前提。尤其是在青年团员和青年学生的教育中，其重要性更为突出。

其三，“新爱国主义”的提倡，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是全社会性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切入点和核心。以“全体国民”而言，首先树立和养成一种新的“人民观”，因为“新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要大家爱人民的国家主权，人民的历史传统，人民的文化，和人民的领土财富”，如果说这是一种“公德”意义上的论述，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新的“人民观”（建立了新的人民的政权，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爱国家”也进入了个人道德的“私德”的领域。这里对“公德”和“私德”领域的打破和贯通值得注意，它与下文中将会提及的西方思想史意义上的公私之分具有实质的不同。

其四，强调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以区别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在50年代的论述中几乎是一种“套语”，几乎所有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中都会在最后强调这点。但在不同的时间段，国际主义具体指涉的内容却互有不同。在1950年初的表述中，“国际主义”具体所指的更多应是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紧密的同盟关系，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际主义则有了更为具体的指涉内容。比如，刘少奇撰写于1948年11月，但在50年代初被印成小册子广泛发行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中，有两段话可以作为把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国际主义的基本路径：“共产党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后，又堕落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又去施行民族的利己主义，又去为了一个民族上层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全世界各民族劳动人民与无产阶级群众共同的国际利益，甚至不单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去侵略与压迫其它民族，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去拒绝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援助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并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阵营内的一个小卒。”另一段话：“真正的爱国主义乃是对于数千年来世代相传的自己祖国、自己人民、自己语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之热爱，……纯正的爱国主义尊重其它民族的平等，同时希望世界人类优秀的理想在自己国内实现，主张各国人民的亲爱团结。”

抗美援朝背景下的“新爱国主义”运动

《中国青年》杂志中，“新爱国主义”被再次密集论述是建国一周年前后，此时中国的高层已开始认真讨论全面出兵援朝的问题。《中国青年》的这一变化，与全国的情况并无大的差别。斯图尔特·施拉姆对朝鲜战争前后的《人民日报》曾做过考察，他观察到，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几个月之中也没有认真做舆论动员工作。报刊只用比较少的篇幅来报道这次冲突，反美的文章并不多，内容也并不比平常来得恶毒。到了9月下旬，才看出点改变，一直到中国部队已经在朝鲜打仗，反美才达到了高潮。”实际上，直到1950年10月26日，即志愿军入朝投入战斗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才发出了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

1950年9月2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48期中，编者再次以“新爱国主义”为主题组织专题文章，相比于上一次，此次的文章不仅篇幅增加，作者阵容也有所加强。在这一期的“编辑室”中，编者指出，“新爱国主义是需要在青年中长期地宣传及进行教育的，我们以后将继续组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并希望读者多就这方面内容投稿。一个月以后出版的第50期继续以“新爱国主义”为主题，组织专题文章，并且在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期几乎都会有相关话题以专题论文、社论、传记或时事解说的形式出现。

检阅各期相关文章，此一时期关于“新爱国主义”的论述在趋势和重点上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

1.爱国主义与对现政权的态度得到再次强调，这也是对“新爱国主义”中的“新”内容进行充分的合理化论证，也是每篇相关文章要处理的首要问题。于光远在《谈谈爱国主义》中指出，“对现在政权应抱何种态度是一切爱国主义者必须明确认识的问题。”过去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反动政府，现在的爱国主义者则拥护和保护现在的人民政府，其关键的原因是政权性质发生了变化。为了加深这一问题的认识，李达专门写了《新旧中国的国家机构》一文，其中着重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机构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制度要优越于表面上实行普选的三权分立制度。

2.历史和民族知识的重构。在对“新爱国主义”具体内容进行展开论述的过程中，历史和民族知识的重构成为重要的相关工作。不仅历史按“人民史观”进行了重新叙述，构成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因素，如从屈原、杜甫到鲁迅等作家也都以爱国主义的标准进行了重新阐释。而且，中国的历史、国土山河，甚至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人民群众的创造（如四大发明）等，也进行了重述，主要是将阶级的视角引入历史叙述。

3.爱国主义与个人日常行为的结合。如何将“爱国主义”的意识与个人的日常行为结合起来，成为这个阶段“新爱国主义”运动的重点，也就是说，“新爱国主义”的精神不仅表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并且还表现在一切生产部门，一切工作岗位上的人民的忘我劳动中。于光远在其刊于《中国青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真正热爱我们祖国的青年，他就可以并且应该就他的工作岗位或者学习岗位，把这种爱祖国的热情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在“爱国公约”运动中，爱国主义与个人日常行为的结合成为全民性的运动。

4.“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仍然是这一阶段的常见论述，但是，由于美国作为敌人的进一步显现，以及冷战结构的明确固化，论述的内容更清晰了。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还出现了另一个论述重点，即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作为国际主义论述的对立面进行批驳。这一论战对象的出现，应与苏联的背景有关。韦君宜在一篇访苏札记中提到，“苏联强调苏维埃爱国主义，有一个具体的斗争对象，就是美国的世界主义”。她解释说，“这种世界主义，骨子里当然就是要把世界各国都变成没有独立的工业，没有自己的领土和主权，没有自己独立文化的美国殖民地。我们要和这种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侵略作斗争，在思想上主要的武器就得是人民的爱国主义”。对于这种看法，《中国青年》中另一位作者许邦仪的表达更加直接和激进，他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两种绝对对立的世界观，其中毫无共同之点”。“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主张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工人阶级及一切劳动人民的团结，积极地赞助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进而达到消灭剥削，消灭民族压迫，全世界各民族完全处于民族平等地位，进而消除民族界限，走上共产主义社会。”相反，“世界主义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它的实际内容是实现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全世界其它一切民族，是民族压迫政策、掠夺和战争，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世界称霸全世界的思想武器”。

“敌、我”之辩：美国与苏联

新中国建国前后，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中共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的头等大事。新中国对于美国的态度，有一个逐渐窄化和固化的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主要还是与美苏冷战的大格局有关。总的来说，新中国对西方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与之决裂的态度，而是在几次互动未果的情况下，才在对美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上，确立了将其“挤走”的方针。

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针对该白皮书以及时任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的信，分别于1949年8月14、18、28、30日和9月16日，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对美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作用以及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分析。这其实是为之后的对美政策，乃至新中国的美国观奠定了基调。毛的分析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与“白皮书”针锋相对，毛梳理了中国近现代备受西方欺凌的历史，并将美国当作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它不仅是第一个通过1844年的《望厦条约》在中国获得了治外法权的西方国家，而且更是在战后的国共内战中以巨大的物力和人力资助了国民党政权。毛还特别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其二，毛的分析中还特别强调，美国人寄希望于中国的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即是美国在华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这其实是50年代初“新爱国主义”运动中“三视运动”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毛还说：“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对此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这也是之后持续不断的反美宣传和运动的主要目标和动力所在。

与对待美国相反，在对待苏联上，1950年2月，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苏的同盟关系，明确了在美苏冷战结构下，中国站在苏联一方的立场。为配合中苏结盟，中国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这一宣传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在宣传内容上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中苏结盟并不是单单作为一件外交上的大事来对待，而且也作为一件与全国各行各业普通人民相关的事情来理解和认识，因为中苏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得中国有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有了进行国内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条件，苏联的大规模资金、技术和物质援助，也给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增加了强大的助力。其次，在宣传中苏结盟的意义时，一般都会提到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以凸显苏联作为一个革命政权，与其他国家和政权的不同，并提出其背后蕴含的国际主义意涵，为此，也将中苏的结盟作为一个国际主义的范例进行宣传，借宣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机会，促进对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22]其三，在宣传中苏条约的过程中，常常将其与之前旧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各种经济援助条约进行比较，突出新条约中，苏联对新中国的各种援助是“无条件的”，与旧中国的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以经济援助为名，行经济侵略之实的各种条约不同。[23]对于条约中个别日后引起争议的条款，比如“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第4条），经济合作的具体附加条件等，宣传中并没有涉及，但宣传中强调这是一个崭新的没有一切附件条件的条约，以及凸显的以我为主的姿态，已表明了中国人对国际条约的一种新的理解态度，当然，这也可能埋藏下了引起今后争议的因素。

中苏的全面结盟，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意义上也为苏联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创造了条件。在50年代初的中国，苏联的因素几乎无处不在。就“新爱国主义”运动而言，苏联不仅是一个现成的榜样，而且，在许多论述中，苏联式的爱国主义论述和教育，几乎成了新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理论来源。当时的报刊和出版机构中，出版了大量介绍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和书籍，主要包括介绍苏联各行各业、各种不同人群，从中小学生、青年团员，到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和方法，以及理论性的论述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关系的文章和书籍，如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伐西里耶夫、赫路斯托夫主编的《论新爱国主义》（作家书屋1951年初版）、马邱什金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动力》（作家书屋1953年版），《苏联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中华书局1952年版）等。此外，当时还有不少作家和文化官员也通过自身的访苏经历，通过现身说法，阐述对苏联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感受。

在对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介绍和论述中，重点是什么？突出了哪些可供中国学习的方面？是可以引起注意的。苏联作者在论述苏维埃爱国主义时，有一个基本的论述逻辑，即“苏维埃人是祖国的爱国主义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热爱本民族语言，先进的、人民的传统和习惯以及我国的自然景色。我们所以热爱苏维埃祖国，还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论本民族的语言、人民的传统、或者自然条件，对于我们来说，都具有前此任何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所未有过的这样一种意义。”因为“在这里，人们在人类全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下；在这里，劳动人民朝夕思慕的理想——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平等和真正自由的理想已经实现了。”这种论述逻辑基本在中国作者论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时，被基本搬用了过来，也构成了“新爱国主义”论述的立论起点。

另外还有一点，正如翻译者在伐西里耶夫等著的《论新爱国主义》译者序中所说的：“有了苏联，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爱国情感才得到了真正的表现，表现为全世界劳动人民互爱、互助、互敬、互相结成血肉关系的建基于伟大的国际主义之上的新爱国主义——最高形式的爱国主义。”这其实是说，苏联作为新爱国主义运动的榜样，还是基于一种阶级论述的认同，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不仅是构成冷战结构中社会主义集团的认同的基础，也是新爱国主义之新的特点之一。

新“国际观”建立的“自我理解”

罗斯·普勒（Ross Poole）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区分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普勒指出，爱国主义在西方的共和传统中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上推到希腊城邦国家、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它在17~18世纪西欧、北美的政治生活中也有重要表现。这一传统的核心是政治上活跃的公民、有可能对共和产生危害的政治寡头和腐败保持警惕心，时刻反对之，并准备投入反对共和国外来侵略者的军事战斗中。爱国主义承诺的对象是“乡土”（homeland），即由其生活社区组成的共和国这样一个政治体。而民族主义则是在更晚近才出现的，是一个不同的政治进程，其承诺的对象是国家（nation），民族主义是民粹主义的政治教义，即使在民主体系中也是如此。

中国的经验与此差别较大。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是一种“帝国”体制，皇权下的臣民对帝国的效忠更多地是通过对“乡土”的忠诚和对于“天道”的认同达成，这类同于某种原初性的爱国主义，因此，在关于中国的爱国主义传统的论述中，往往会将其上推到古代。这种爱国主义的意识和情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时候也发生了转变，转变为现代式的爱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也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有一个大致同时性的关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现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或萌发状态中的民族主义意识）有一些特点值得再次强调，比如“新爱国主义”一方面从政治制度、外交战略、民众心理上清算百年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带来的屈辱和挫折感，增强民族和国家的自信心、尊严感。另一方面，作为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教育运动，它也大大增强了新政权的认同感。这两方面互相勾连，互相促进，过分强调其中一方面都是非历史的。而且无论在理论论述的层面，还是社会运动的层面，都极为强调实践性，强调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具体行为的关联性。比如50年代初在各地（主要是东北地区）广泛树立的生产标兵：赵国有小组车塔轮效率提高六倍，马恒昌小组不出废品，刘立富小组每月完成任务百分之二百八十，赵桂兰护厂等模范的宣传等。

此外，这一运动还有三个十分显著的因素与西方完全不同，值得注意：

1.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的危机中，所以，这种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或反弹性的意识，是在一种危机状态下的情绪反应。

2. 现代中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生，是处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全面跨国开展，全球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它一开始就有一种向外的趋势（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要融入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中国革命的长期经验，也赋予了它某种浓厚的“国际主义”的色彩。

3. 这种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生和传播，是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革命、战争和条件不可分的，这个过程不仅时间漫长，而且其涉及的社会面之广度和深度，也是世所罕见。革命和战争必然伴随社会的广泛流动和高度融合、互动，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打破社会阶层的区隔，重建社会秩序，对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以至国际秩序提出新的诉求的过程。

显然，考察50年代初的“新爱国主义”运动，应充分考虑其中的国际主义面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业已瓦解，“冷战”体系已经崩溃的时代，这也变得难以为今人理解。当我们读到“新爱国主义”运动中很多关于国际主义的表述时，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些空洞的表述。刘少奇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中说，“目前世界上的民族问题，应该同世界上整个革命问题联系起来看，应该从历史全局与世界全局来看，而不应该孤立地从局部的观点上去看，不应该从任何超现实的抽象的观点上去看。”这既是革命意识形态的选择，也是现实国际处境的自然结果。对于革命外交而言，新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是政府层面的一种政策，而更需要民众层面的认同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新的“国际观”的形成，也是共和国建国的内在需求之一。而50年代初期展开的“新爱国主义”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这种新“国际观”形成的“自我理解”的基础。

关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这些复杂的思潮在现代中国形成的复杂关系，我们还可以引用汪晖的一段论述，他说，“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具有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特点。”因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包含了一种自我否定的逻辑，它反对任何利用国族中心主义压迫弱小社会、弱小民族和人民权利的企图。”“与国家主义者相比，许多知识分子在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同时也是国际主义者，他们对于弱小社会（外部的和内部的）抱有深刻的同情，这与他们在社会内部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立场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当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于霸权和暴力的反抗的时刻，它不仅包含了对民族主义自身的否定，而且也包含了对于内部民主的诉求。”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将50年代初的“新爱国主义”运动称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养成的终结。

本文转载自《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何吉贤教授授权海螺发表，特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本期编辑刘紫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