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尼斯·瓦鲁法克斯：在川普可怕的胜利之后，左派必须更有野心
瑟琳娜·卡钦斯基/采访
王立秋/译
希腊前财政部长说，美国大选的结果和英国退出欧盟表明，政治革命是可能的。
“我毫不怀疑川普会获胜，就像我毫不怀疑英国会退出欧盟那样，所以也许我不像你那样吓昏了头”，雅尼斯·瓦鲁法克斯说。在共和党候选人获得历史的胜利几天后，这位希腊前财政部长对我说了这一番话。他听起来并没有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感到沾沾自喜，而更多地是一幅听天由命、挫败、沮丧的态度。左派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一个小时的谈话里，瓦鲁法克斯用这样一种想法，抚慰了我被咖啡因刺激得烦躁不安的神经，那就是，还有一幅可供选择的，左派的世界图景。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的可行性，知道有人在某个地方有个计划，至少也是一种鼓励。他的观点是，左派已变得太过于碎片化，太过于专注于单一问题的斗争了（无论是LGBT权利还是黑人生活重要的斗争），在联合以形成一个广泛的选举共识之前，它会一直输掉选举。同时，目前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希望川普制造分裂的竞选修辞只是修辞而已。
新政治家：显然，英国退出欧盟与川普获胜有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前者已经预示了后者的可能性。
英国退出欧盟首先解释了政治经济建制下情况的变化。之前从来没有投过票的人出来了，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给民意调查人带来了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美国看到的情况——仇外的右派在原来像英格兰北部那样社民党重镇和像宾州那样从1988年就没有选过共和党总统的州大行其事。
眼下的叙事已经变成：川普成功地利用了白人劳动阶级的怨恨感，来为他的胜利加油。这种“白人抵抗”可以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英国脱离欧盟投票的反移民情绪相提并论吗？
这是何以左派倾向于过度合理化它的失败的一个主要的例子。川普确实动员了蓝领投票者，但那本身是不够的。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给川普投票的拉丁裔选民的数量，以及政治宗教从2012年信仰奥巴马转变为2016年信仰川普的选民的数量。但凡上一次给奥巴马投过票的人，你都不能轻易地说他是种族主义者。眼下的事件正以世界自三十年代以来就不曾经历过的方式，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政治场景。
人们拿川普来和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领导人，如希特勒比较。他是一名新法西斯主义者么？
希特勒才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呢，他是纳粹。对我来说，最好的比较，是拿川普，来和在1922年至1943年间统治意大利的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作比较。在其修辞的意象和选择上，墨索里尼和川普在风格上是类似的，但他们之间的关联更加深刻。墨索里尼也是最早在意大利引入社会安全的人。他贯彻了福利改革——劳动阶级直接受益于此——以利用劳动阶级的支持来开展制造分裂的超民族主义运动。（与面对一个新的希特勒相比，）生活在一个新墨索里尼的统治之下也不是什么令人安慰的想法，但我们需要使我们的历史比较尽可能地真实。
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以失败告终？
克林顿的失败，是由她在面对经济现状的崩溃上的失败引起的。全球时代结束了。那个时代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次会议是为管理二战后的货币秩序而召开的]开始，随2008年的金融危机结束。在此期间，美国的霸权一直在扩张，但这也是第一次，一个超级大国因为负债而变得更加强大。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把德国、荷兰、日本和后来中国的出口商品吸进去。这既扩大了美国对这些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同时，又以凯恩斯的方式，集合了对全球经济的要求。来自这些荷兰、日本和中国公司的利润的大多数，又被重新投注到华尔街。2008年，这一体系崩溃了，全球化的神话也随之而去。奥巴马许诺要应对这一崩溃但他输的很惨，这部分是因为，他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今天，百分之八十一的美国家庭比他们在2004年时的生活更糟——大多数美国劳动者的平均工资自1973年以来就一直没有上涨。川普说，这种局面不可能维持下去，而克林顿则说可以延续——这就是为什么她输了。
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奥巴马的错？
他应该为这次失败背负巨大的责任。奥巴马在2008年第一次当选时是有一个机会窗口的。他是一个民众支持率很高的总统，控制着参议院，并且是在华尔街崩溃、银行业瓦解时上台的。他是真有机会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三十年代做的那样建立一个新的新政计划。但与此相反，他雇佣了拉里·萨莫司和蒂姆·盖特纳做他的经济顾问——后者本身就是新政制度的掘墓人。他们都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那一届政府扰乱了华尔街的平衡，其作为包括1996年废除格拉斯-施蒂格尔法案。所以，那些本应为允许华尔街乱来负责的人，又被拉来解决他们造成的问题。可预期地，他们所做的不过是重新恢复金融阶级的特权罢了。
奥巴马在第一次掌权时，相对没有经验，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他在与巨大的全球危机斗争的那头几个月留下的遗产？
在美国几乎每个总统都没经验。这和英国体制不一样，在英国，比如说，丘吉尔在当选首相前就在议会干了几十年。我们该怎样评价奥巴马才好呢？基于他的智识能力——那是毋庸置疑的——以及，从他的政治来看。他绝非进步人士。奥巴马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左翼人士都把他们想要看到的景象投射在他身上，而他本人实际并不是那样。他是个一心向上爬、想要跻身于上流社会的人，他想要成为体制内的一员，而不是挑战它。他迎合自己（个人需求）的努力使他把总统拱手让给了川普。
你觉得像伯尼·桑德斯那样更偏向左翼的候选人可能打败川普吗？
我相信伯尼·桑德斯是可以在这次选举中一路走过来的。克林顿需要想想，她和民主党大佬们是怎样合谋剥夺桑德斯平等竞争的机会的。如果他获得平等参选的机会的话，他本可以赢得初选并登上总统宝座的。如果你认为川普赢是因为美国有很多种族主义的白人共和党人的话，那你就错了。帮助川普上台的是独立人士、民主党人——他们中的许多都懒得起床去给希拉里投票——和其他一些并非天生的共和党人。
你认为伯尼会轻易取胜的依据是什么——伯尼的崛起也是把川普推上台的那同一种反-体制情绪的产物吗？
不。你要这么说，就跟说1936-38年在西班牙进行反天主教体制斗争的国际纵队，和希特勒的纳粹支持者共享同样的价值观了。1929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由资本主义因自身的过度扩张而造成的崩溃而引起的。因此，典型地，这一崩溃之后是大萧条，或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大通缩，结果，是政治的中心随经济的平衡一起陷入危机。在政治中心崩溃的时候，进步人士与仇外的民族主义这之间就会发生强烈的冲突——说这两边的起源相同是错误的历史判断。
我想说的是，桑德斯能够吸引的，是出来给川普投票的那样同一批幻灭的白人劳动阶级选民。
那倒是真的。但这也不是因为川普和桑德斯来源相同——在选举中每个人都在争同一群选民。不过在这点上你是对的：人民厌倦了现状，他们要求变革。民主可以给他们提供变革，但这种变革最终会像英国脱离欧盟或川普一样反咬他们一口，不过民主也可能提供进步的变革。
对脱离欧盟后的英国来说，川普获胜意味着什么？
川普当选总统将使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人彻底告别那种认为英国脱离欧盟将允许它与美国和中国形成新的贸易联系的信念。在贸易上，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很可能是对抗的[他的声称将采取的政策就包括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征收百分之四十五的关税以及拒绝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川普反对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也就断绝了梅伊在这方面以一个新的协定来补偿单一市场损失的希望。英国必须结束特殊关系这个恶心的笑话，所谓特殊关系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普金看起来为川普获胜而感到高兴，这两个强人真能达成什么协议吗？
我要澄清这点，我认为普金是个战犯，并且自从他在1999到2000年间为帮助自己当选总统而把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夷为平地时，他就已经是一个战犯了。但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立场在过去十五年一直很糟糕。北约和美国对诸如格鲁吉亚或乌克兰此类的友好政权许诺的军事支持，已经给了普金撕毁一切与西方的协定的借口了。通过对俄罗斯采取一种进攻性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奥巴马和克林顿实际上已经允许普金为他对自己人民的压制正名了。而川普，作为一个生意人，理解协议的重要性。他已经说过他不会打他不认为会赢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他反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他的反对并非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他不想和普金谈一场漫长的恋爱，他只想和他达成个协议。
左派应该怎样回应最近的这次打击？
我们必须停止把我们的政治失败当作体制与媒体合谋的结果解释过去。那不过是一连串的借口罢了。我们没赢是因为我们未能诉诸实质性的那部分选民，也即，我们没有争取到最重要的那部分选民。美国的整个体制都是反川普的，甚至福克斯新闻和科氏兄弟都一直在资助最糟糕的右翼候选人。川普和法拉奇知道，政治革命是可能的。英国脱离欧盟证明了这点，在我们这里，在希腊，短暂执政了五个月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在领导层崩溃前也证明了这点。川普可怕的胜利中的一线曙光是我们必须变得更有野心。
为什么自由主义、或进步、精英这样的概念变得如此遭人怨？
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允许进步的价值变的碎片化——我们有LGBT的斗争，有女性主义的斗争，也有民权的斗争。在女性主义者接受董事会里多几个女人就意味着女性移民要在家里为低于最低工资的报酬做更多的仆人的工作的时候，女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联就消失了。当同性恋运动举着诸如“买东西买到手软”此类的口号把消费主义接受为它的咒语，用它来取代与偏见和警察的斗争的时候，它就变成自由主义精英的一部分了。这一切的出路，必然是一场国际的、人道主义的进步运动。它有苛求的地方，但要反对自由主义体制和川普，我们就需要它。自由主义体制和川普假装是敌人，但实际上他们是彼此扶植的共犯。
世界该在多大程度上担心川普总统？
他会把他的手指放到核弹上去，这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安慰的想法，在夜里当然也不能帮助我入睡。我们可以实际地希望的是，我们面临的是另一个罗纳德·里根。在里根当选的时候，左派也深感挫败——他主张涓滴经济和恢复冷战的张力。他在我心里也是一个小丑——一个三流的演员，尽管我不知道和一个流氓房地产开放商相比，这是更糟还是更好。最终，尽管里根确实在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上做了他的贡献，但是事实证明，他却是一个凯恩斯式的总统，在核裁军上，他和俄国人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所以，还是有这样的可能的。
本文原载于《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2016年11月13日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查看原文网页。感谢译者王立秋授权海螺发表，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