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当非洲遇见社会主义（三）

结语：历史和今天

日裔美籍学者 弗朗西斯·福山

当福山在1989年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做出历史终结的论断时，他同时表达了西方保守主义者乐观与悲观的双重态度。是的，福山相信，他在1989年就清晰看到了，从这个时刻起，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不再有挑战者。「还有什么矛盾和冲突不能在自由民主宪政的框架下解决的？」这是福山颇为自信的反问。自由民主这个西方十九世纪伟大的设计，经过二十世纪的曲折，饱受法西斯和社会主义的挑战，现在终于赢得了自己的伟大的胜利。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自由民主理念的复归和再次重新开始。这个时候的福山是多么的尼采和多么的黑格尔啊！然而，在这乐观的言辞背后作者还是透露出一丝不安。他担心，自由民主理念的复归有可能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复归而非实质性的复归，因为随着世界贸易障碍的清除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市场原教旨主义跟着大行其道，它是一套关于将人的幸福和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混同的价值论述，这明显歪曲了「自由」的古典含义。所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保守主义者的福山发出了「历史的终结将是一个悲哀的时刻」的感叹。

福山本质上或许更应该说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而不是黑格尔主义者，尽管他不断为后者辩护出一个和马克思理解不同的唯物主义维度，但他最终放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矛盾律。福山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反题，或看成是其内部发展出来的自我矛盾的表现，相反，在这篇文章里，他引入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简单地将社会主义历史处理为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设计的意识形态的疯狂，这样，便一笔勾销社会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其实，如果有资本主义，就一定有种反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叫它社会主义也行，叫其福利社会还是什么其它名字也行。不管叫什么，这种资本主义世界自我克服的矛盾体一定存在于资本主义自我建构之中。福山在这篇文章透露出的困境预示着后来他的逐渐转变：他的思维方式是非历史主义的，这也难怪他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提出「历史终结」的说法。他总是习惯从一种理想型出发去思考历史和现实，而将不符合理想型的都视为理想型的对立面。因为理想型消除了内部的矛盾，是完美的观念实体，所以，理想型内部不能包括自己的对立面，于是，一切不符合理想型的现实都是理想型的对立物，它们不是处于统一体中的对立，而是完全的对立，是对立的一种极度贫困的状态，是没有任何可以向积极方面转化的对立。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永恒的制度设计，它的全部稳定性在于它是首先作为理念存在的，它只有在转化为一种制度的时候，才会有缺陷，才会有物质的历史，才会被福山所期待通过的民主运动来完善之。但历史已经终结于自由民主理念了，这种由西方构造的一套关于人类幸福价值的言说是永恒的真理。在福山看来，它不接受历史的挑战，它只不断发布取缔历史的禁令。 

不能从矛盾里分析社会和观念的运动的历史，必然导致福山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极度简单的看法：他将之看成是一套意识形态设计，而缺乏任何真正意义上规划的蓝图。非洲社会主义是否是有规划的，是否是有蓝图的？我希望通过文章的前面部分已经做出了响应。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福山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其实他最应该回答的问题：历史为什么终结？他之所以不想去回答，第一在于他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完全的错误观念的产物，第二，除了理想型和现实对抗的模式外，他没有其他的分析方法。他明显地相信，所有当代社会的矛盾的解决之道都是被西方给出来的。所以他一再说，其实阶级分化的问题也被西方福利社会解决掉了。换言之，福山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罗斯托的发展观点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前者的自由主义政治版。

 
福山历史分析框架的最根本问题是他没有处理市场、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的关系。这三样东西是西方现代性的最重要组成元素，但却各有各的历史和起源。资本主义历史和民族国家历史并不完全重叠。西方也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将这些异质元素调配好，整合入西方现代文明的大框架里。因此福山最后的悲哀感叹令人多少感到莫名其妙。「资本对自由挑战」？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这不正是西方右翼和左翼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批判吗？资本挑战自由，资本挑战公正，资本挑战人文精神。从海德格尔到科耶夫再到福柯、杰姆逊，在这点上，西方左、右翼思想家没有区别。假如福山停止发出最后的感叹，而研究一下资本对于「自由」、「公正」和「伦理」的挑战，他或许会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历史发生的原因。对于发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三世界国家，对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保卫主权、以创建民族经济体系、以发展公正合理的社会、以保护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由于第三世界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这使得它不可能照搬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因为对于非洲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全球资本主义所威胁的不只是自由，还有生存。

本文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梳理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本文意图解释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就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边缘地带的人们求生存的抗争的故事。这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如何内化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运动中；国家如何利用民族主义的政治遗产和畸形的西方留下的政府管理体系重建基层社会；如何企图利用国际资本服务于社会并同时管控它的危害。一言以蔽之，本文解释的一小段人类历史是资本主义逻辑内部的产物，是非洲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以对抗的方式自我生成的历史。这个历史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而终止。为说明此点，我们可以观察三个历史和今天的相似瞬间。 

第一个历史瞬间：196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访问中国期间遭遇国内政变，最后客死他乡。他也是领导非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驱，他的被驱逐标志着社会主义实践在非洲所受的第一个重创。加纳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政府腐败和无能。实际上，加纳政府因为历史的原因将可可种植作为国民支柱性农业，这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对国际可可市场的依靠。不幸的是，可可的市场价格从1954-1955年的每吨725塞地（加纳货币）降到1964-1965年的每吨338塞地，而光1965年就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这样，加纳政府无法偿还国际债务，而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条件是政府不许以照顾农民的补贴价收购农民的可可，让其市场化，其他还有一系列市场导向的改革要求。这种政策直接导致农民对政府的不满，也成为军人叛乱的社会支持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间接地导致了恩克鲁玛的下台。这个例子说明，真正对第三世界主权产生威胁的是资本而非西方的国家机器。

今天，在世界石油价格跌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尼日利亚这个国民经济收入百分之七十五都靠石油出口的国家同样面临加纳当时的难题。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已经向世界银行提出25亿美元贷款的要求，而他坚决不向国际货币组织贷款。在八十年代他执政尼日利亚时就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抗衡过一次。这是吸取了恩克鲁玛的教训吗？这个我们无法知道，我们能知道的是非洲国家在独立六十多年后依然没有建成完整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依然还处在和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殊死搏斗之后─而现在中国已是非洲国际资本主要的来源。

△  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第二个历史瞬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非洲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民主化运动大潮，许多一党国家迅速实行多党化，科学社会主义国家贝宁首当其冲，于1991年进行了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一跃从专制国家转向了民主国家。这似乎标志了西方的政治理念的最终胜利。这也见证了福山预言的准确性。然而，今天的情况是，这种潮流出现了逆转的迹象。2016年，非洲将有19个国家进行总统选举。于是非洲政坛热议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对于有能力的总统可以让他连任三期？理由是，一个有能力的总统在非洲凤毛麟角，既然他廉政、他可以维持政治稳定，可以发展经济并且深得民心，为什么还要按照西方教科书说的另换一个缺乏能力的替代者呢？卢旺达大屠杀之后近年经济发展非常快，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有广泛的民众支持率，他有望通过修宪使自己得以连任。产生修改总统任期限制的还有苏丹、刚果金、布隆迪、科特迪瓦等国家。对于人才短缺、社会缺乏稳定、识字率低下的非洲，简单照搬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并不一定能带来非洲国家的繁荣。这是非洲在政治领域与西方模式的较量。

第三个历史瞬间：1991年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制度终结，当时政府采取了和现在南非一样的经济政策，搞利伯维尔场经济，数年下来对民生几无改善。于是1998年政府开始实施采取前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做法，把重点放在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引导下的私有企业改革，从2003年起，埃塞俄比亚进入经济高增长期，2003到2013年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平均为11%，脱贫成就显著，寿命从1992年平均48岁到2012年平均63岁。政府前州长、资深顾问欧秋贝（Oqubay2015）最近出版新书《非洲制造》（Made in Africa: Industrial policy in Ethiopia），具有很大影响，他在此书充分介绍了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状况并说明在这样的国家不能实行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原因。

《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阿尔卡贝·奥克贝著，潘良、蔡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这三个例子让我们看到，非洲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失败了，但它对非洲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也许德里达愿意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幽灵」，但我们不想简单地套用这个颇有自我安慰意味的修辞。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了，仅仅是指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教训是：第一，非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国际资本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搞社会主义不可能拒绝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文明，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没有找到可以与之对抗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第二，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产生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成为克服资本主义的工具，非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通过创造一套政治行为来对抗经济，最终证明这种凌驾于资本和市场力量之上的政治会迅速滋生更可怕的政治腐败和权力滥用，而失去真正的社会主义内涵。这或许就是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两重含义。但是，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只是发生在国家层面，同时也发生在社会层面。在那些没有宣称搞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底层的民主运动是另一种社会主义运动。这种运动的实质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国家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反对国家为了追求增长而忽视发展、忽视社会福利系统（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的建设。民主运动在声称搞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和在不搞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一样受到压制。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强权政治是过去普遍的统治模式。西方的宣传特别强调了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权政治，但由西方支持的非洲国家同样进行的是强权统治。本文只是介绍了非洲国家社会主义的运动和意识形态。其实，以社会民主为要求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样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重要一面。正是这一面并没有失败。今天，要理解南非的现实问题，光理解南非共产党的政策是不够的，光理解国大党（ANC）的政策也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解工会运动、小区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工会比南非共产党更直接代表工人的利益─尽管现在工会腐败和科层化是工会的痼疾而无药可治。南非是非洲的缩影，它告诉我们，非洲在高速发展的今天，贫富差别的现象必然越来越突出，底层运动必然越来越频繁，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只有通过工会和以此发展起来的政党这类机构来传达自己的声音。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幽灵，而或许更是非洲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更为主要的模式。

END

全文原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03期。海螺转载自微信公众号“PKU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感谢作者和公众号授权。

本期编辑

聂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