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长征表述
油画：《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蔡亮、张自薿 1977年作
红军不怕远征难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长征表述
李玥阳/文
一直以来，“长征”是主旋律影视剧的热门题材。耳熟能详的包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万水千山》（1959）、《羌笛颂》（1960）、《突破乌江》（1961）、《金沙江畔》（1963），70年代的大型音乐史诗电影版《长征组歌》（1976）、电影《赣水苍茫》（1979），80年代的《大渡河》（1980）、《四渡赤水》（1983），9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电影《长征》（1996）和电视剧《长征》（2001），以及新世纪初以来的电影《我的长征》（2006）和同名纪录片（2006），等等。这些同题材作品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表述方式，透过这些转变可以看出当代历史的行进轨迹，以及当代史讲述过程中的吊诡之处。
一“宣言书”、人道主义与冷战时期的“长征”
最为人熟知的长征历史题材影片依然是十七年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长征表述最初的、也是此后不断遭遇对话的版本。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长征成为新中国历史叙述的一部分。曾经参加长征的陈其通根据长征历史编写的剧本《万水千山》在50到70年代历经数次修改，被编为话剧、电影、戏曲多个版本，并不断上演。从1959年根据舞台剧指导的电影《万水千山》来看，此时的长征表述更多是毛泽东思想的呈现，这与80年代以后“毛泽东的故事”有很大不同。首先，电影以毛泽东思想来结构长征故事，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矛盾论》和《实践论》，及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于长征的论述，构成表述的支撑力量。在这种表述中，毛泽东作为整套价值观的视点提供者从不出场，而是以权威和隐秘的姿态置身于幕后。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以及一个充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员李有国。李有国不断向战士们阐述毛泽东军事理念和长征的重要意义，并推动其走向胜利。其次，这种视角内在于某种尖锐的二元对立，即反帝和冷战。与此后的长征表述十分不同，《万水千山》中与敌人的对抗是结构性的，这使得敌人们必须以先在的否定性的形象出现。对此，毛泽东有清晰的论述：“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于是，此时作品中的国民党阵营始终以腐败愚蠢示人，毫无长处。
▲ 电影《万水千山》（1959）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长征表述发生了不经意的转变。最大的变化在于，毛泽东形象开始在长征故事中登场，并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在通常的意义上，这种转变被理解为毛时代结束后人们对于毛泽东的纪念，而这种方式同时也开启了长征书写的另一面向，使长征表述从“指导员李有国”上升到决策层的呈现。但不容忽视的是，从《大渡河》（1980）、《四渡赤水》（1983）等一系列作品看，毛泽东形象从隐于幕后到进入画面，也预示着更重要的历史转换。这一现象说明，长征表述已经从毛泽东思想转换为“毛泽东的故事”，某种全新的视点替代了往日毛泽东思想的内部视点，伴随这种替代的发生，毛泽东的形象不再成为不可看的神圣之物，而转化为80年代写实主义视觉呈现中的“伟人”。问题在于，这种全新的视角到底是什么呢？参照80年代的思想论争不难看出，当时重新纳入讨论的人道主义构成了引发转型的变量X，人道主义在批判“文革”的基础上为观众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反思空间，使毛泽东的“被看”成为可能。与之相应，80年代长征电影试图将长征描述为一个更具人道主义色彩，也更现实主义的故事。例如，《四渡赤水》呈现了迥然不同于以往的开头。毛泽东和朱德并肩站在风雪中讨论境况的艰难。朱德似乎很灰心，多次提到“难哪！”“困难多喽！”毛泽东不停在一旁鼓励，却也承认：“现在连给部队过年的东西都拿不出来啊。”显然，这不再是前三十年蔑视困难的长征了，但这种表述依然是有效的，因为这些困境反倒为朱、毛增添了诸多温情之处——历史伟人也对困难感同身受，我们甚至可以从中看出90年代主旋律苦情戏化（如《焦裕禄》）的雏形。在影片的其他段落中，人道主义也被充分体现出来：毛泽东平易近人，关心士兵（半夜盖被子）。红军和人民鱼水情深。主题曲也从宏大旋律转变为动人的民间小调《草鞋歌》。应当说，这种温情的、平易近人的毛泽东形象贯穿毛泽东从神到人的转变，直到90年代初期，这一过程仍在持续，毛泽东热闹的家庭生活，丧子之痛，不断作为“人性”的新元素而纳入其中。但与此同时，此时的长征表述也携带着50到70年代的很多印记。例如，尽管毛泽东变成银幕形象之一，但绝非普通的艺术形象，而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卡里斯马式的。演员在外貌、口音和动作造型上都追求形似，特型演员由此而生。再例如，冷战依然是此时不可跨越的界限，敌人依然以丑陋的面目出现，愚蠢而涣散。红军则机智勇敢，集众多优点于一身。
▲ 电影《四渡赤水》（1983）剧照
二“路线斗争史”与西方视点下的长征
长征表述的另一次重大转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1996年的电影《长征》和2001年的同名电视剧以其巨大的成功标识着转变的出现（二者的创作班底有很多重合之处）。这种转变至少发生在几个层面上，第一，毛泽东似乎真的“走下神坛”，转变为银幕中可以进行再创造的“艺术形象”。毛泽东的饰演者唐国强在访谈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觉得影视作品在塑造领袖的时候，一开始就进入了艺术创作的误区。要是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去演绎，那就应该说普通话，不是说家乡话。于是，我从第一次扮演毛主席开始，就说普通话。另外，我干脆撇开这个角度像，那个角度不像的问题，更多地去接近人物，追求‘神似’。”这种认识不同既往之处，撇开“形似”的毛泽东将不再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而是可以依据历史进行不同面貌的呈现。按照这种思路，毛泽东可以说普通话，演员可以“长得不像”，可以将毛泽东呈现为英雄、神机妙算甚至功夫高手，2004年被纳入“青春类电视剧”的《恰同学少年》中（2004年开拍），文武双全的毛泽东便是一种可能的呈现方式。第二重转变在于，长征不再仅仅是毛泽东的，也是整个中共领导集团的。集团内部的斗争不再作为悬置的“史前史”，而是构成影片内容的重要部分。外来的“马列主义”和“山沟沟”里的毛泽东思想的差异几乎成为最重要的看点。第三重转变则清晰显露出后冷战时代的到来。长征叙述不再内在于冷战的二元对立，敌人的形象也不再是完全否定的。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由唐国强扮演的同时，蒋介石由陈道明扮演，演员势均力敌的“飚戏”预示着“一视同仁”的呈现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没有谁是先在被否定的，哪一方都存在着合理性。到了新世纪，这种方式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斗争双方你来我往彼此敬重，甚至惺惺相惜引为知己，斗争的智慧和权谋似乎远重要于政治立场的分野。
▲ 电视剧《长征》中的毛泽东形象（唐国强 饰）
应当说，这些转变是清晰而巨大的，而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种转变是如何为大众所接受的？换言之，这些文本获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功（尤其是电视剧《长征》，取得高收视率，并获22届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那么究竟是何种社会语境使长征叙述的成功转换成为可能？应当说，叙事的转变的确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发生。首先是学者们不断分析和讨论的冷战终结和全球化的兴起。冷战终结意味着，世界的焦点不再局限于旧有的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以及它们作为总体性的概念均遭到持续性消解。旧有的宏大对立消失了，世界被划分为若干小对立，斗争的矛头也因此而多元化了（或者说模糊了）。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境遇描述为“没有敌人的世界”。在这种世界中，新的思维方式似乎应是这样的：“一个政党不是越左越好，也不是越激进越好。一个政党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还是以右的面目出现，不是主观上随意定的，而是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定的。”这也就是说，当总体性被解构之后，政党政治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有明确的、作为基本纲领的政治立场，而当人们将视线从那些宏大的二元对立移开，首先进行的是对20世纪政党政治理念的实用主义改造。政党可以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不同以往的拼装和修正，以达到实用主义的目的。90年代英美大力倡导“第三条道路”即是如此，这种理念试图在旧有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引进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某些学者认为，其结果是社会民主主义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目标为何，社会民主主义所赖以存在的理念正在消失，这意味着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无论失败与否，这种世界潮流确乎影响了中国。9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的分划重组似乎也正是焦点转移和多元化的结果。人们已经不再以旧有的冷战方式看世界，论争的焦点也不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对立，论争阵营突然多样起来，所谓新左派、老左派、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老右派，等等，不一而足。就此而言，虽然国内外的表现各有不同，但所面对的境况却有相似性。吉登斯在论述“第三条道路”时提出，当敌人消失的时候，整个社会将把视线从外部转移到内部建设，此时，执政能力将是对执政党的最重要考验。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执政能力的建设，也正是在全新语境中的适时的尝试。
由此可见，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转型给旧有的长征叙述带来困境与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后冷战的世界焦点已经从那种宏大的整体性对抗中跳脱出来，转变为多元而微小的对抗，主旋律影视剧中的冷战表述便失去了有效性。神勇机智的红军对付愚蠢笨拙的国民党，这种呈现已经在彼时的民国史研究中被颠覆。另一方面，伴随整个八九十年代关于毛泽东的“造人”过程，人们似乎可以接受对毛泽东形象进行更多元的呈现。当然，当“造人”和冷战终结相耦合，当毛泽东所表征的整体性对抗已经成为历史，说普通话的、不追求形似的“艺术形象”毛泽东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接受空间。出于上述原因，新的表述似乎势在必行。当1996年主旋律导演翟俊杰试图拍摄电影《长征》时，也曾陷入类似的焦虑。旧有的表述已经失效，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全新的表述方式，使长征（也包括主旋律）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获得有效性，就像导演所表达的:“我一直想在《长征》这部电影中做一些新的表述。我觉得，中国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目前正面临一个严峻的关口，亟待向前推进一步。”导演最终找出的“新的表述”究竟是什么呢？是一种历史的或者纪实的视角——“创作者要做的首先是要忠于历史，要竭尽全力去表现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种“历史”或“纪实”与旧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长征历史”迥然不同。翟俊杰继续阐述自己的思路：“我首先确定了影片的视点……那就是以错综复杂的内部路线斗争为主线，再就是艺术处理定位在史与诗上。”这就意味着，长征历史已经从旧有的革命历史转变为“内部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与旧有表述方式的差异清晰可辨，它不再讳言红军领导集体内部的尖锐矛盾，并且直接呈现领导集团内部的路线斗争，与此同时，从根本上告别了愚蠢的国民党形象，蒋介石不再手足无措，而是与毛泽东展开胶着的智慧博弈。从电影《长征》和与之思路相似的同名电视剧来看，长征的确被“历史化”了，当观众看到“毛泽东（字润之）”、“朱德（字玉阶）”的字幕，甚至可能认为这是历史中的诸葛亮或曹操。由此而言，《长征》的确不同以往，另辟蹊径了，并且被导演评价为“接近历史”的一次。但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因为我们仍然需要知道，影视剧制作者是从何处获得这种视角的，而这也构成新长征表述最为吊诡之处。因为这种“历史”或“纪实”的长征表述并非中国自己的创造，而是借用了美国人的叙述方式。1985年，《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发表了长征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年中译本在中国出版，轰动一时。而翟俊杰显然也是索尔兹伯里的粉丝——“影片《长征》在创作构思时曾研读此书，他本人非常尊敬索尔兹伯里。”在索尔兹伯里提供的视角下，中共领导层的路线斗争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样在这一视角下，红军和国民党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一视同仁”，他们只是对手，各有优势，不再被先在地肯定或否定。但这就显得颇为有趣了，如果说索尔兹伯里明确将长征描述为一部中共领导层路线斗争史，那么这本身便是冷战思维下西方对于中国政治的典型表述，是构成冷战思维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在冷战结束后，这种表述却成为破解后冷战时代中国主旋律谜题的钥匙，并被作为更“接近历史”的成功实践，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荒诞误会。尽管存在着荒诞之处，但“西方的视点”却恰到好处地吻合于彼时主旋律电影的潮流，90年代中后期的《红河谷》（1996）、《黄河绝恋》（1999）、《红色恋人》（1999）都出现了金发碧眼的旁观者和叙事人，这与《长征》不谋而合。后冷战的中国革命史失去了自我表达的合法性，不得不在西方视点的关照之下才能自我表述，《长征》也是如此。但《长征》也的确在上述种种历史的诡计中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因为路线斗争也好，纪实表述也好，都无法抹杀毛泽东是长征胜利者的事实，因此，这种“纪实”反倒更为有效地呈现出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中的关键作用。除此之外，“路线斗争”的表述在另一个有趣的面向中也同样具有启示性。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这种表述与新世纪登场的“腹黑”间的隐秘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腹黑构成了“路线斗争”这种西方冷战表述的延伸，只不过在腹黑中，政党政治的有效性已经被消解，政治立场庸俗化为办公室政治，于是，原本适用于冷战对立面的路线斗争变成了一种普适性的表述，大家都在明争暗斗，只不过不再为了政治立场，而是为了更赤裸的利益。
三小时代中的“我的长征”
电影《我的长征》海报
在90年代末期的巨变之后，长征影视剧在新世纪迎来了另一次转折，2006年的长征题材电影《我的长征》和同时期的大型电视行动《我的长征》是颇为醒目的代表。以90年代的“长征”和新世纪“我的长征”相比较，已经可以感受到变化的存在。为什么新世纪如此偏爱“我的长征”？崔永元被问及类似的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接受的都是大历史的叙述，‘全民抗战’四个字概括了全部。但是当我们做个人口述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历史都非常鲜活……” 这意味着，90年代对于总体性对抗的消解促使新世纪的主旋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问题不仅在于后冷战的中国主体失去了讲述革命史的合法性，而且在于讲述大历史可能性的缺失，主旋律似乎只能通过个人化的历史来呈现，例如《云水谣》中的爱情故事，《我的长征》中的小兵追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步入了“小时代”。在这个“小时代”中，长征表述可以不再关注宏大的革命历史或者领导集团的路线斗争，长征的焦点转移到个人的体验。在电影《我的长征》中，一个曾经给毛泽东送面条的小鬼，跟毛泽东有过接触，并且经历了长征，影片讲述的是小鬼晚年海外归来，在飞机上的一段回忆。而大型电视节目《我的长征》则干脆建立在现代人重走长征路的体验之上，让志愿者在“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的过关斩将中体验长征。这种“小时代”的叙述也给人们带来一些惊喜，即当宏大历史被解构，人们开始关注普通人在“长征”中的体验，开始致力于另一种“普通人的长征”，通过这种新视角，人们可能会开启“长征”的更丰富面向。
这种“个人体验”的有效性来自于崔永元提及的“口述史”。“我的抗战”和“我的长征”都具有口述史的潜在结构。“口述史”构成了新世纪以来的热门词汇。2004年中华口述史研究会成立，各种口述史书籍出版热销，各种口述史也成为热播电视节目。口述史的火爆背后似乎隐藏着几个问题。首先，如学者们指出的，口述史的流行似乎并不是学术界的现象，学术界的口述史研究至今仍然相对薄弱。与之相比，传媒和出版业对于口述史的兴趣大大高于学术界。以至于有学者指出，此次口述史流行是由传媒出版业推动的表面的“火爆”。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传媒对基于个体的口述史如此热衷，这也要归因于叙述主体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崩解和重建。一如上述，支撑中国革命历史的是一种强调整体性的、强大的组织结构。而伴随90代单位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引入，旧有的结构被消解，以财富为基础的“个人”逐渐映入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成为历史讲述为数不多的合法性来源，以个人为基点的历史重构也成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景观。而此次传媒界个人口述史热潮，也是试图迎合这一趋向的推波助澜之举。问题在于，个人口述史提供了叙述历史的可能性，但也不难看出，这种叙述先在地确立了一个边缘的位置，一如电影《我的长征》中那个与毛泽东一起长征的“小鬼”，这种讲述固然可能触及到历史的核心，但也可能永远无法触及，更容易发生的，是在个人离散的、彼此冲突的叙事雾瘴中迷失。在第三个层面上，个人口述史还与新世纪热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1997年11月，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获得国际认可。从2001年开始，中国相继申报了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从2006年起，将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应当说，新世纪以来的非遗热潮与中国日益凸显自身“文明大国”的身份相关，诸多民间民俗文化，依靠口述史，作为“文明”被纪录下来，很多地区还要建立“非遗”的口述史档案，长征也在“非遗”的意义上被重新思考，这种思考也势必影响到对长征的表述。从长征历史“非遗化”可以看出，“非遗化”试图将历史语境悬置起来，并在单一的“全球化”标准下，将遗失或淹没的文化元素整齐划一地纳入数据库。例如，吴江在《关于非遗保护与产业发展的思考》中提到“赣南客家民歌《长歌》”，这一曲调被苏维埃时期军民再创造，又经作曲家朱正本的改编而成为《十送红军》。这种民间音乐正是“非遗”的热门项目。不仅如此，在80年代的《四渡赤水》中不断出现的“打草鞋”也成为“非遗”的项目之一。而在2011年11月的四川省社科院报告中，学者们干脆倡议将“长征路线”也申报为文化遗产。在此，“长征”不再被作为辩证的历史过程加以思考，而是被割裂为彼此孤立的元素。上述媒体炒作的、强调个人体验的口述史也是在这一诉求的基础上发生，它先在地缺乏将口述史辩证联系起来的动力。因此，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口述史学者充满了忧虑，他们认为当下被媒体所热炒的口述史存在着诸多隐患，一些不能被有效证明的口述史很难说是历史真实，口述史研究依然处在薄弱的状态中，一种更专业和扎实的理念亟待建立。这似乎也是革命历史书写应当反思的。与此同时，长征是否能以这种方式被征有效地“保留”，也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注释：
[1] 电影《万水千山》，成荫、华纯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1959年。
[2]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3] 《四渡赤水》对白。蔡继渭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1983年。
[4] 电影《长征》，翟俊杰导演，广西电影制片厂，1996年。电视剧《长征》，金涛、唐国强导演，2001年。
[5] 《唐国强曾遭毛泽东女儿质疑：演雍正的能演我爸么？》，中国青年网，2013年12月16日。
[6] 郑伟：《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7] 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8]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影片<长征>的创作历程——翟俊杰访谈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8年2期。
[10] 《影片<长征>的创作历程——翟俊杰访谈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8年2期。
[11] 同上。
[12] 钟仁：《<长征>用新视角透视长征》，《大众电影》，1996年第9期。
[13] 《崔永元和“我的抗战”》，《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0日。
[14] 《郑闯琦：口述史要对历史负责，要远离市场》，《北京晨报》，2013年4月14日。
[15] 《口述史火爆背后的隐患》，《新上海档案》，2006年9期。
[16] 吴江：《关于非遗保护与产业发展的思考》，《中国文化报》，2011年5月23日。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05期，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表。未经允许，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