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罕见自述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

        在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里，我躲避和抵抗了数不清的，随岁月推移拉扯得更加厉害的，要我去创作一个关于我的社会学历程的整全而自洽的故事，澄清其目的并昭示其逻辑——若在其曲折蜿蜒的背后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的话——的拉力和推力。抵抗这样的压力的原因有很多；幸运的是，传记的特性使之更加容易了。

        首先，我曾怀疑（现在也依然怀疑）大多数这样的“自传”演练会落入自我推销或自我辩护的窠臼，二者都得不到多少同情。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坚持这样写作以及为什么一些这样写作的人会得到人们废寝忘食的阅读——但理解一个习惯不必然就意味着宽恕它，更不用说沉湎于它了。

       不过我倒也不曾被迫爬过街垒去保卫这一信念。和我的大多数同行不一样，我，幸运地，不曾被学术事业的残酷现实逼迫去背叛这一信念。事实上，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只有一次，我不得不写一个求职申请：1953年，为担任华沙大学一位哲学教授的助教。如此，我也不曾被迫学着去“推销自己”和用按需求创作的，关于我真实的或者公认的成就和高贵意图的故事，来讨好潜在的买家。我未能习得发明/写作这样的故事的技能——但不知道怎样写这样的故事，反倒有助于我避免去做我一开始就不乐意去做的事了。

        学术生涯，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的话，如今，已安然地在我身后了，如此，今日今时，写作它也就不会有自我推销的目的，和那样的预期了。至于自我辩护嘛——做了的、没做的事情一直是那样，现在要说忏悔已经晚了，更不用说救赎了。因此，也就没有理由继续抵抗了。但不知道怎样写的问题还在。与和谐而优雅的体系——我年轻、博学且才华横溢的朋友迈克尔·赫维德·雅各布森(Michael Hviid Jacobsen)和保罗·波德(Poul Poder)当然希望我这么写——相反，我能提供的只是一些破碎的、彼此无关联的或者说关联得勉强的反思；且依据的更多的是我记得我相信什么（我的信条），而不是我事实上做了什么、或未能完成什么。

        不过这朵乌云后也有一线光明：至少在这一连串被拼凑在一起组成一个人的生活的偶然里，不会有回溯的逻辑潜入。如此，我们——迈克尔·赫维德·雅各布森、保罗·波德、我自己和我们的读者——也就能够从很久以前休谟就警告过我们要避免的谬误（尽管他的警告往往是徒劳的）中脱身了：那就是，在此之后(post hoc)总是、到处且必然意味着因此之故(propter hoc)。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我读了加缪的《反抗者》。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读过那本书了，尽管我回头看过其他许多其他促使我思考或使我的思想保持在自己的方向上的书好几次，并且经常为引用和检查引用是否准确，查证原文而回到那些文本。《反抗者》不同于其他我读过的书。不是说它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如其他书深刻；也不是说，它在我心智上镌刻的痕迹不比其他书更深刻，或不格外地抵抗抛光和抹除；也不是说，它给我留下的影响在量或强度上不如其他的书。我猜，使加缪的书不同于其他书的，是我们相遇的时刻。母乳能哺乳婴儿到他把握手足之间的差异、直立起来开始行走的时候，而一旦到了那个时候，婴儿就不会再回头去吃奶了，他不会忘记母乳的味道，但也不需要去重新品尝，刷新自己的记忆——因为从此之后它的任务是往前走，留意它走出的每一步路了，而在他往后走出的每一步中，都有母乳的踪迹、遗产和礼赠，尽管那个婴儿和从那个婴儿长出来的那个大人不再记得它的味道了。

        加缪的反抗者是一个说“不”的人。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一个以这样的方式——为他人留出空间——说出那两个词中的每一个的人。反抗者拒绝接受现状(what is)，但他也不去拒斥它。他不会谴责人类的境况——这一境况是未完成的、不可完成的和被非人穿透的，它被它的莫里亚蒂教授，它的敌基督，它的第二自我，它内心的恶魔，它成真的噩梦所纠缠——他不会因为现状比不上可能的境况，比不上人类应得的境况和人类能够推测的境况就去谴责它。但他也不会轻蔑或鄙视这一境况；甚至也不会蔑视铸成这一境况的人。他的座右铭是hic Rhodos, hc salta（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他总是“就位，就绪，准备好出发”——但对向人性的飞跃来说，除以其非人性来完成的“现存的”人类境况外，没有其他跳台了。

         那句座右铭定义了加缪的反抗者。它也使他和“形而上学的”及“历史的”反抗者分开，后者是他的近亲却不是他武装的同伙；后者甚至可能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和最奸诈的对手。

        形而上学的反抗者拒斥人类的境况，指控它不义、欺诈、卑鄙和荒谬。他否认其存在的权利和被承认的权利。他认为必须把那个境况从它污染的心智中，从它阻挡的路上扫除。形而上学的反抗者是不宽容的。他不会宽恕，更不用说赦免不抵抗的罪了。他仇恨罪，但他甚至更加仇恨罪人。他仇恨世界的非人；但他更仇恨——因为他也鄙视和唾弃——这个世界的奴隶、受害者和附带的受害者。形而上学的反抗者会说，“现存”的人类境况的最恶之罪，是它针对反抗的合谋。但对他来说，任何罪行都不如不抵抗的人更令他讨厌。

        历史的反抗者的错误甚至更加可怕，或者说，看起来更加可怕——因为加缪的反抗者恰恰不得不在历史的反抗者的对立面上宣告替他自己反抗。在加缪写作的时代，形而上学的反抗者看起来已经被他的“历史的”表亲给推翻、废黜了——这个改朝换代看起来是不可逆转、最终的。在那个时候，这点也变得明显了：尽管历史的反抗者反抗各种形而上学的奴役——但他却是以新的、改进版的奴役的名义来为之。他反抗的是面对人类孤独的事实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他不能容忍神的监护或自然的冷静启示还是默示的人的无能与无意义之荒谬，也同样不能容忍道德主体的境况。加缪说，农奴制是二十世纪真正的激情。被自己的选择和行为鼓励、因被孤立者的无力而感到恐惧的历史的反抗者匆忙地寻找庇护——他绝望地寻找一个新的权威（这个权威将接受他的投降）和一种新的成规（他将墨守这一新的成规）。他在历史的规律中找到了它们。历史的规律舒缓了要负责任的选择的重任给肩膀带来的痛苦。历史的规律也免除了最恐怖的那种义务——历史性的义务：也即，对他者的关爱（自我，独立但不孤独，自导而不被放弃的主题便诞生与此）。最后，历史的规律还提供了一种最有效的，逃避残忍之罪的方法：他通过在善恶之间的区分上打下进步的历史必然性的烙印。

        在这么多年后，我不确定，加缪是不是说过上面所有的话或用相同或类似的词表达过他的思想，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在阅读《反抗者》的时候学到的东西。我猜，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根深蒂固的：它要求回忆或重述——却不要求明确地表达。它就沉在那里——在那里，这些思想被用来思想其他思想的同时本身很少被思及……好吧，现在，在半个世纪后，它们终于被思考了，而迈克尔·赫维德·雅各布森和保罗·波德则是它们复生的助产士……

阿尔贝·加缪随笔集《反抗者》

        可以说，我的社会学的非社会学的来源（框架、基础）就在这里。而当我从我现在所在的路的尽头回头看起点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正在他的监狱岁月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艰难地尝试“从芜菁中取血”，与他不曾谋面的加缪对话，把我推向他不曾选择为自己的家的社会学。我想，正是从我在消化了加缪的cogito“我反抗故我在”一两年后阅读的，葛兰西的《狱中笔记》中，我学会了如何以社会学的工具为武装来进行反抗，以及，如何把社会学的志业纳入反抗的一生。葛兰西帮我把加缪关于人类境况的哲学翻译为一种人类实践的哲学；尽管我猜，加缪就不曾离开过葛兰西的书房（我去参观过的那个书房）并警觉地监视着他翻译的每一步，在文本危险地转向种种“历史的”反抗（葛兰西，在他的监狱隔间中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种“历史的”反抗的病态的后果，当然这是他的福气，而比他活得更久的加缪却有足够的时间来见证的研究它）的时候大喊“错啦！”

        四十年前，在一篇关于葛兰西的短文中，我引用了《狱中笔记》：“当一个人断言即便人不存在某一现实也将存在的时候——人们要么把这样的假设当作比喻要么人们就会陷入某种神秘主义。我们只有在现实与人关联的时候才能认识、知道现实，而如果人是‘历史地生成的’的话，那么，认识和现实也是生成的，客观性也是生成的，以此类推”。我评论说“社会知识的客观性，动态地、历史地理解，不会是完善认识的工具的结果——据说，完善认识的工具，就是在认识行动中逐一排除社会实践的连续元素。毋宁说，它是人类实践的普世化的一个功能，而人类实践的普世化将消除与特定实践绑定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克服分裂人类社会的群体冲突，客观性才是可能的。认识的客观性只可能是其主观性的普世性，也只可能出自历史的实践”。我还指出，人改造自己——就他们能够改变其关系的总体而言；真正的个体性永远是这样的关系的组合，创造一种个性意味着意识到这个组合，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则意味着改变这个组合。我还引用了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的计划宣言，其中，他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这门“艰难艺术”的目标：“整体地理解纷乱状态的事件，按其内在关联和外在显现来编织这些事件；从表面事件深入内里，然而在回到表面，以把激情和热望分解为动机，从最近的开始，一直到最遥远的”——然后，探索引起、援助和支持这些动机的共同性(commonality)的社会安排。

        我猜，是有这么一条笔直的思想路线，把我从所有那些早期的洞见，引向后来的概念结晶，即，这样一个概念的结晶——社会学分析是一种“社会学的诠释学”：一种对“社会事实”（人类的行动以及人类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的诠释，把它们诠释为行动者对其生活经验的阐释及其对对此经验的合理性的、“有意义的”回应的探求的最终产物、副产品或废料。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狱中札记》

        我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狼吞虎咽地吞噬加缪和葛兰西的，在这个时代，安静地消化他们是不大可能的。为留住精华，我不得不在马克思主义的学院正统的“历史必然性的铁律”的锡拉巨岩(Scylla)和抽象经验主义，其公开的、自称的对手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涡(Charybdis)之间航行。双方都没有给维护自身的、坚持己见的人留下多少空间。尽管本身在打消耗战，但参战的双方又统一地憎恨着人类日常遭遇的偶然和模棱两可。如我所见，在它们之间没有多少选择。它们看起来不过是两种看似不同，实则相同的“不自由的科学”；两套试图做同一件事情——对异化社会的常识经验进行编码——的两套方案罢了。用时下流行的无思想的琐碎的“经验研究”的套路，来修补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愚蠢与空洞，在我看来，无异于建议用冻伤来治疗烧伤。

        我猜，事实证明，我的航行，尽管全程充满了危险，最终还是成功的。我想我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早先打的预防针：我在聆听奥索斯基的《社会科学的特性》和在通读C.怀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接种的疫苗。米尔斯大声且令人信服地警告我们要当心，把确定性与根据有利于其发现的精细程度，而不是对人类经验来说的重要性和适切性来选择的选择方法的真与罪（对忠于此道的社会学家来说这是致命的）的陷阱；而奥索斯基则告诉我们，他的学生，要当心，隐藏在数学确保的精确的迷醉背后的危险，他呼吁我们抵抗“容易”许诺的简单生活的诱惑——我们很“容易”通过计算数字之间“相关”这一简单的权宜之计来得出各种“结果”。他一再重复，社会学分析之准确，要求研究者具备广泛而深刻的人文文化和一种固执的批判态度——研究者必须有批判自己给出的诠释的胆量。“电子计算器不会取代智识的灵活性。”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他关于乔治·西美尔的论文中评论说，一个思想家越是“不成体系”，“他的成就也就不扎根于那些包容全部概念明晰性(tolerate the full light of conceptual clarity)的信念。”我猜，我的作品也证明了，我也属于那些最不成体系思想家的行列，因为在它们的描述中，“概念明晰性”的价值只有通过其缺席才得以显现。

        和大多数刚入社会分析之门，还快乐地没有意识到其任务之复杂的青年一样，我也曾和体系——一个由一系列的点和下-点(sub-point)组成，以有明确开头和甚至更加明确的结尾的紧凑故事叙述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证明和无所不解释的知识体系——的概念眉来眼去，但就建造这样一个体系的梦并不持久，这样一个体系的价值将证明努力是值得的这一信念甚至干涸得更快，而对此计划的激情也让位给了全面的怨恨。我开始理解到，我的任务是与人类生活加经验的持续对话，在那经验中，我最不该预期的就是人们到哲学论证中寻找，有时也确实在那里找到的那种综合、聚合、整全、铁打一般的逻辑和优雅。我开始谨防在人类的境况中输入比它包含的、比它在想象上所能摄取和吸收的更多的逻辑——以免社会学对该境况的描述（因过分关注那些不该有的逻辑）而错过使之为人的那个最关键——哪怕它难以捉摸到令人气愤——的属性。

        我开始相信，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东西——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的臭名昭著的不合逻辑、模棱两可、矛盾、不兼容、不一致和纯粹偶然——视为在通往完美的路上还没有彻底灭绝或者说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临时性的缺陷——也不应该把它们视为哲学心智的流线化/系统化/秩序化激情的诱因。确切地说，这些东西恰恰是人在世存在之模态的至关重要的、构成性的特征，而为促成与维持这一模态与社会学反思之间的真实对话，社会学分析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其普遍的、永久性的存在。我们需要充分承认它们（给它们那些它们既不需要也不会要求的居留证）并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它们，而不是去贬低、嘲笑和谴责它们。

        我开始相信，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那些对社会学家与“外行”、“非职业”的说故事的人共享的日常生活的二手的、衍生性的诠释，注定是且永远是一直在进行的、不大可能停下来的沟通的一个阶段；是那一系列没有结束也不可结束的交换中的联系纽带(successive links)。每个故事都是一种回应和一个新的开始了每个故事也都，明确地或不言而喻地，以“未完待续”告终；每个故事都在邀请评论、论证、修订、反驳和反对。这个对话不知道也不承认糊涂者与知道的人、没有知识的人与专家，学习者与教师之间的分野。双方在进入对话的时候，都没有他们通过对话成就的那般富有，也正是在他们对彼此的尊重、他们对彼此声音的严肃态度的基础上，才有了他们最终收集和储藏的那些丰饶。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意识到，每一个连续继起的回应都是一个开场白，一个导言和一个序曲——而非终曲、总结和最终的裁定。莫里斯·布朗小曾经说过，答案是问题的厄运，我要说，共识是相互理解之旅的厄运……

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代表作

《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

         相互理解和它的主题，以及为理解而斗争的人/社会学家以及人/外行一样永远且不可救药地尚未完成(noch nicht geworden)，因为被理解和自我理解只能在那个斗争中、通过那个斗争来完成。认识到这个（幸运的、有福的）局限将给社会学的讲故事的人以他们为尊重他们对话中的伙伴和获得他们的尊重所必需的那种谦逊。这个认识也促使社会学家们当心不要装作绝对正确的样子发布武断的意见也不要去说教，特别还要注意教鱼去咬东西的残忍，和教铁去游泳的傲慢……

        然而，尊重不仅仅是礼貌地退后一两步让开路。路人不是因为处于尊重才站在一旁、留意他们的言词和行动的——他们是出于冷漠和不关心才这么做的。尊重绝不是不讲利益或者说中立；尊重及假设了介入和承诺——以及，关心。如果所有的诠释，正在被诠释的世界，和在被建入世界的同时也在建造世界男人女人都是noch nicht geworden（未定、欠定、未完、未成）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前方还有一系列漫长而艰难的任务，故而，认为做什么工作以及怎么做没什么关系不仅是愚蠢的，还是全然不负责的。在路上引起了选择——选择是身体，它的心智或灵魂（做出你的选择）是责任。

        我相信，社会学化的动力，用社会学的方式来讲故事——创作特别社会学的故事——的动力，出自于责任并且为责任所驱使；它发出的信号是对人类的选择及其给人性的形貌带来的后果的责任的假设。我相信，当一名社会学家，意味着以那种责任为业。摆脱了那个责任或者说否认那个责任与自己的劳动的关系的社会学当然不是不可设想的（我们周遭充满了这样的社会学，还没有任何消停的征兆）——但这样的社会学是矛盾的。在人类境况还在形成中（它总在形成中）的时候讲述的关于人类境况故事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的，而做社会学就意味着——无论是出于设计还是默认地——选边站。而一个人，只要作出了选择，就要为后果负责。唯一的问题是承担还是拒斥对那个责任的责任——然后作出相应的行动。

        和哲学——众所周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抱怨说，“它（哲学）把世界原封不动地留下”——不一样，社会学会在世界上造成影响——它会改变“外在那里”的世界，也会改变Lebenswelt, Erlebnisse的世界（生活世界和经验世界）。因此，在涉及与人类境况的关联的时候，社会学的角色和工程(engineering)很像。这种类同就是我们所知的Wahl-Verwandshaft（出于选择的亲缘关系），但这里所说的选择，在一个人就决定要当一名社会学家的时候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做出了（无论他知不知道）。从那个时刻起，那种亲缘关系就是无解的了；甚至死亡也不能使各方分离——它们只会一同死去，就像它们在一起生活一样。

        无论如何，社会学参与的“工程”（让我再重复一次：无论是蓄意还是无意地，以“主要目的”还是“副作用”的方式参与）可分为两种，具体选用哪种会带来很大的不同。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就造出了“通过操纵来进行的工程”和“通过理性化来进行的工程”这两个术语，用它们来区分这两种工程了——并用它们来向自己澄清，我应该避开哪种（前者）和选择哪种（后者）。

        首先，在我学生时代极其流行的（事实上也是“承认的战争”时代的“主要卖点”，当时的社会学正努力巴结着当权者）是一个给逐鹿回廊(corridors of power)的提议：我们将帮助你实现你决定在社会中或者在社会在你主权统治（我们不会质疑你的统治）下的那个部分里确立的任何秩序——通过给你提供你需要的，关于在哪些条件下（你统治的）男男女女会柔化他们通常的倔强和任性，在哪些条件见下他们不大可能反抗或自行其是……的信息。留给你，掌权者的事情，只是通过立法把这些条件变为现实罢了，这样你就取得、获得了你需要的规训和服从。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社会学著作是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帕森斯声称他这本书的目的是破解人类行为“模型”的秘密，并使之可预期——尽管事实是，人类的行动总是意愿的；换言之，他要寻找的是“消除”人类内在选择自由可能带来的扰乱性影响（从秩序建造者和秩序保卫者的角度来看是有害且可恶的）的可能性。那种社会学许诺成为一种服务于不自由的技术的不自由的科学……这和最近威廉·克里斯托支持美国统治者重塑社会秩序的意图的主张倒是一脉相承，不过这一次，是全球范围内的秩序：“那么，在合理的原则和崇高的理想的支持下，支配又有什么错呢？”这话我以前也听过许多次，过去我总觉得不寒而栗，现在也是。

         我猜我之所以被社会学吸引，原因恰恰与那些“通过操纵来进行的工程”的践行者和推销者们吹嘘、挥舞的理由相反……我怀疑，我是被通过给行动者提供深入理解社会环境的洞见（他们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执行他们的生活任务的，同时，这个环境又是他们[大多是无意地]共同生产出来的）来增进行动者之自由的范围和潜能的希望给吸引过来的。我从一开始就相信、并一直相信，如果社会学的志业对人类来说有任何用途的话，那便是：它提供或者说可以提供人为理解、“弄懂”其生活经验而进行的斗争。在“社会学启蒙”的地平线上还有帮助人类获得一点对其人生追求的控制整个高贵的任务。

        把这点牢记在心后，我才从“人类境况”的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被境况自身内部持续的、有时是深刻的，甚至还是隐秘的变化刺激的领域，也即，社会环境——人类不得不在其中追求他们的生活目标，在路上修订它们，试图填补空白并在地图上把还未探索过的或者说标错了的地方标记上去。通过做它的工作——即，把人类的境况再现为人类行动的产物——社会学，对我来说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一种对现存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社会学意在暴露现状的相对性，开启替代性的社会安排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与TINA（别无选择）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哲学作斗争。作为对人类经验的，展露其不可见的、隐藏的或被掩盖的关联的阐释，社会学的任务，如我一直理解的那样，是使其它选项保持开放。我猜，如果有人像克拉考尔说西美尔一样说我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站在西美尔的视野中心的永远是人——被思虑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一个成熟的精神的/智识的存在的人，他在完全掌控他的灵魂的力量并在集体的行动与感觉中与他的同胞关联的情况下行动和评价”。我希望我确实以我自己最谦逊的方式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并最好多少取得一些成功。

        我猜，迄今为止我已经指出的，我涉足社会学的半个世纪里的连续性和内聚性，已经多过批判的眼光所能看到的了。在这五十年里，（我从事社会学的）语汇、进路、写作风格、强调、落脚处的变化很多——也许多到无法全面列举它们的地步。要确定哪些转变符合一个一劳永逸地选定的目的的逻辑，哪些转变可以用社会现实的形貌的变化来解释（毕竟，人也是在社会现实中追求其目的的）将是一个吓人的任务。我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两个因素皆有吧。就好像，比如说，在我最近做的那个决定——迄今为止关于那个决定的记忆还栩栩如生——即，不再用“后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设定和呈报我的研究。

        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尽管我一直在努力，但我发现，要克服这样一个常见的语义混淆——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混为一谈——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徒劳地，像西西弗斯一样，在我的所有著作中区分这两个概念——但这一混淆依然不停在我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的反馈中出现……

         在我的语义中，“后现代性”代表这样一种社会（或者说一种人类境况更切题）；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指可能（但不必然）出自“后现代境况”的一种世界观兼认知策略（情况与另一组概念很像：“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我一直在处理的，是第一个对象：我们周遭出现的那个有趣且在许多层面上说神秘的社会，一个我试图把它当作这样一种境况来把握的社会，这一境况就其抱负和工作方法（modus operandi，也就是说，其持续现代化的强迫的、上瘾的、偏执的努力）而言依然是非常现代的，但它已经受益于现代性早先关于将在下一个拐角或下下一个拐角处遇见的道路尽头的幻想了。

        原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强调的是这个词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分裂：“后”和“现代性”。我试图通过这个创造出来的术语来传达的，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交错。它说的是一个依然完全现代——就它依然，和以前一样是一个不由自主地“越轨”、“超越”，又固执地“排序”的社会而言——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填补旧的盲点的时候又开启了新的盲点，在与不透明、偶然和模棱两可作斗争的同时又生产着（新的）不透明、偶然和模棱两可。但这个社会同时也是后-现代的——就它不在预期超越的目的，期望前方的终点线，指望不再要求改变的完美状态；也不要求一个扫除了一切偶然和模棱两可的，根本上透明的世界而言。

        在个体的、“生活政治”的层面上说，我们，和紧接着我们的前人一样依然是现代的：我们依然不得不建构我们的社会认同，后者对我们来说不再是“给定的”或“先赋的”。但我们也是后-现代的：我们在任何时候获得或承担的任何认同都不再是“最终的”，它不再可能持续到我们生命的终点；各种社会承认的认同，这些被提供给我们的认同的体量和内容也会随时间而变化；结果，在认同建构中，我们主要关注的与其说是如何“看待贯彻一个人一生的唯一的生活计划”，不如说是如何尽可能地保持多计划选项。灵活而非牢固才是“建构良好”的认同的标志。

        我希望，（我指出的）后现代境况特有的那一些列特征解释了为什么我要说“液态的现代性”是适合描述它的术语。这个术语表明，和所有液体一样，我们的境况不可能长期保持它的形状；要保持事物的形状、速度和轨道，就必须对它施加力的作用——如此，用力不是为了改变而是为了保持它们。因此，这个术语也就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我们社会的那些否则就是弥散而难以捉摸的特征上，而正是这些特征，使我们当前出现的社会与先前的社会，与现代性的狂飙突进阶段不再连续——那时，坚固的东西之所以融化不是为了使现实更加液态，而是为了用设计更好、“真正证明融化的”固体来取代它们。

齐格蒙特·鲍曼著作之一，

《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

        我用这个我现在已经弃而不用的术语发展出一种后现代性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ostmodernity)。根据我原来的意图，后现代性的社会学与后现代的社会学(postmodern sociology)截然不同，后者本身就是那种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复杂心态的一部分：它是一种通过拟态而非批判的分析和诠释来再现后现代社会的人类现实的社会学。“后现代的社会学”在我看来犯了把命题（而这正是有待解释的东西）错当成解释的大错。它还严重低估了我们自己持续的现代性。可以说，它信了新出现的现实的“一面之词”并认为（依照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自主的、有主见的个体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现实，而所有决定论的链条都被打破、解开了（也就是说，如果不承认一直以来它们的存在都是幻象的话）。这种世界观，恰恰迎合（或者说复制）了新兴的全球性的、流动的、领土外的权力精英的情态（意识形态）并与其新自由主义的幻想沆瀣一气。

        也正是这个赛博空间的精英，把真正或公认的必然变成了一种美德，把竞争市场的压力变成一个它有意识地拥抱的事业，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则正好相反，它要把这些东西批驳和暴露为一种特定的，并且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社会安排的生长物。在全球范围内思考和行动的管理者用“舞蹈”和“冲浪”的比喻来谈论他们自己的策略，他们赞美不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的境况，赞美流动性，以及——千真万确——“混乱”，他们重视改变的意愿和准备多于连贯一致的努力，珍视运动的自由高过介入和承诺，并且在整体上把为一个新的开始而快速完成无论手头在做的一切的能力作为一个终极美德来追求。而我倾向于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这样一种生活模式和这样的生活策略的注解。对一部分人来说，它可能是真实的反思。但对人类中的绝大多数来说，它是对真理的严重扭曲。要点在于，正因为是对多数其他人的严重扭曲，它才对一些人来说显得真实……

        在半个世纪的学习和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学会的技艺还有怎样完成一本书……带着后见之明，我可以看到，我所有的书都是在未完成的情况下就送到出版商那里去了。甚至在手稿变成铅字之前这点，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规则就已经变得明显了，那就是，片刻之前在我看来是“结尾”的东西，事实上又是一个开端，它总会带来一个眼下尚还未知，但却继续的续集。从一切回答背后来看，新的问题正在眨眼。与探索过、理解过的东西以及过去的看起来“成功完成”的探索揭示的部分相比，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探索和理解，最引起兴趣和争议的问题总在回答后出现。多年来，我已经学会充分欣赏阿多诺对线形文字不能传达逻辑思想的抱怨：它总在绕圈，并总是一成不变地，被它的进步迫入永恒的复归。

        我相信，人类经验比一切对它的诠释都要丰富。没有什么诠释——无论这诠释多么地真实而“整全”——会穷尽它；也没有什么诠释能够穷尽它，因为Wiederholung（海德格尔所说的重演）或iterattion（德里达所说的反复）的不停且不可停止的劳动，正是其丰富性的首要因素。那些开始与人类经验对话的生活的人最好放弃关于其旅途终点——他们可以在这个终点停下来休息——的所有梦想。这一旅途没有幸福终点——它全部的幸福，都在旅程中。

        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为回应编者的敦促而草草写下的这五则笔记，和我以前匆匆写下的所有文本是一样的；它们都在持续地说明那种通过其缺席来显现——或者说在其不可能性中显露的“完成工作的技艺”。

本文原文为丹麦语，原载于Michael Hviid Jacobsen和Poul Poder编辑，Hans Reitzels Forlag于2006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论鲍曼——批判论文集》(Om Bauman—kritiske essays)，英译文(Bauman on Bauman — Pro Domo Sua)发表在相同编者编辑的，Ashgate初版于2008年的《齐格蒙·鲍曼的社会学——挑战与批判》(The Sociology of Zygmunt Bauman—Challenges and Critique)。中译文依据英译本译出。作为很少进行“自传”写作的鲍曼为数不多的自我反思之作，本文既是对鲍曼一生学术生涯的总结，又是研究鲍曼的一份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谨以本译文纪念不久前离开我们的鲍曼。

本文中译版由译者王立秋老师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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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瑜